题记

听乐先生讲话，与读她的文章感受是一致的：自由畅快，坦诚率直。

“人云亦云，我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即便跟老汤(汤一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争论，他有一些儒家的理想，而我更喜欢道家自由放达的精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听见不顺耳的话想驳他就驳他两下，也不管他是谁，要不是这样我就当不成‘右派’了。”

上午十点，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棂照进书房，洒在沙发后背上，逆光中，爱笑的乐黛云眼底闪着明亮，谈往事今朝，笑声抒怀，相当动人。

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向往，让她从17岁便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光。

在上世纪50年代风云变幻的时势中，她曾被无情地裹挟，戴上了各种莫须有的“帽子”。而她，却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也不阿世媚俗。“风暴”中与她同被打入另册的好友裴家麟曾经赞叹：“衰朽丛中有绝色”。

一道道人生关口，她的选择常常出人意表。“文革”结束后，已半百之年的她远赴哈佛求取新知，回国后另起炉灶，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为当时僵化板结的学术状态带来了活力，“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80年代爱听乐先生课的孔庆东说。

她坚定地“走向世界”并“勇于吸收”，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在她的执著推动下，从边缘到显学，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路程。

费孝通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引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乐黛云也将此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在世俗的风风雨雨中，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已像一叶轻舟走了过来。

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

硝烟弥漫的1948年，17岁的乐黛云不顾父亲反对，在众多名校抛来的“绣球”里，选择了她最为钟情的北大，毅然从贵阳北上，来到了烽烟滚滚的北方，从此，她亲历了北大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

“那是非常奔放的、迎接解放的时期，炮声隆隆。我是民主青年同盟的，分给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北京哪些建筑绝对不能炮击；还在月光下打着手电校对一本书，地下工作那时非常符合我的浪漫精神。”

20岁上下的乐黛云，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观，是前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毕业后她留在了北大中文系担任系秘书，意气风发、敢想敢干的她，决定为年轻教师的学术文章办一个刊物，取名就叫“当代英雄”。1957年5月她兴致勃勃地向教授们募捐。

可此时的政治风向已现变化，她的导师王瑶已敏锐感知到了，“王瑶先生把我狠批了一顿，说这都是反党的，简直胡闹！我们就立即停下了。”果然，6月“反右运动”开始，翌年2月，乐黛云在“反右深入化”中被挖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了“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每月16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多年后，季羡林曾这样评价乐黛云的性情与她的遭际：“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绝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秉性的人，在政治运动中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

恐怕很少有人能承受这份无妄之灾带来的苦痛和绝望，然而，乐黛云天性里达观的一面，却让她平静地渡过了劫波。戴着“极右派”帽子下乡改造，修水库、垒猪圈的她“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1962年底，她返回北大时不能教书，而被派到资料室注释古书，“真是因祸得福，正好补一补古文基础”，她暗自欢喜；1969年在江西鲤鱼洲建北大分校，前途渺茫难测，她想到了归隐田园，“不做知识分子了，我做农民还不行吗？有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有一点超脱逍遥，不会太执著，乐黛云说，这是自小打下的基础，“我父亲是学西方文学的，崇尚浪漫主义，家里的书都是西方的小说、诗歌，雪莱、拜伦的作品我很小就读，还有徐志摩办的《新月》杂志，我的性格受到了这些思想的感染。”

半个世纪后，她在《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这样写道：“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下乡改造时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机遇有时就在某个转角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抓得住，这时性格似乎成了关键要素。“文革”刚刚结束的北大中文系，第一批欧美留学生的课没人愿意讲，都怕讲出问题，于是推给她做，“我也没觉得这不公平，事情来了嘛我总是要去做。”

给欧美学生讲课，乐黛云想，不能只讲“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吧，于是讲了当时不应该讲的曹禺、徐志摩、艾青，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她不得不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从中她惊奇地发现，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人都曾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这个一直被视为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之源！

于是，她80年代的第一篇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在了1981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吸引了她班上的美国学生薇娜·舒衡哲——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在她引荐下，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专程到北大与乐黛云见面，邀她到哈佛访问一年。机缘巧合，乐黛云的生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1981年到了哈佛，从未接触过比较文学的乐黛云一头扎进这个领域，辛苦而又快乐地吸收新知：“一开始根本听不懂，白天上课用录音机录下来，晚上反复听直到弄懂。”结束哈佛访学，又一个运气到来，她又被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为客座研究员，接触了更多新的理论。

美国归来的乐黛云，好像积攒了很久的能量忽然爆发了，她不知疲倦地讲学，带来了大量的新理论、新方法，她没日没夜地写作，追求突破，乐黛云进入了她的学术生命繁荣旺盛的黄金时代。

在文化反思热潮中，她与汤一介一道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筹建。在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诸先生的支持下，他们举办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首期报名学员达12000多人，一时蔚为大观。

而在当时学术界和文科大学里，已涌动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潮。1985年10月，由3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乐黛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她在大会致辞中兴奋地宣告：“在这里我们已能眺望到那无限辉煌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前景。”

自此之后，乐黛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担负起启蒙的任务，同时她奔波于欧美、非洲，在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她的同事和老友洪子诚先生说：“在乐黛云那里，走向世界、勇于吸收一直都是一个坚定、重要的命题。”

1990年，她获得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之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在世纪之交，她被英国传记学会授予20世纪2000名世界杰出学者银质奖章。

退休八年从未停下工作

“我好像很少想到自己多少岁，其实也不好，现在腿一不好了就非常泄气，很多会也不能去参加了。”乐先生在陈述自己的“烦恼”时依旧笑意盈盈的。

乐先生70岁才退休，用桃李天下、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想到不再是教师，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

这时候，90岁的季羡林先生安慰她说：“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退休这八年来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

近三年，乐黛云颇费心力的一件事，是培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招收的5个博士生,“过去我的学生都是中文系的，英语交谈、看原文书都不太行。这几个学生都是北外毕业生，英文好、看原文书很快，我要试试看怎样把他们培养好。”她把两个学生送到国外搜集资料，一个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福柯的“异托邦”，一个去了奥地利做布莱希特和东方文化研究，“我自己对福柯研究得也很不够，我就读很多福柯的书，跟着学生一起来做这个论文。”

除了带学生，乐先生还在主编已有十年刊龄的《跨文化对话》，以及《当代汉学家》等几套丛书，同时她也在帮汤一介先生的英文论文集做编辑，忙碌程度并不亚于退休之前。“不为其他目的，我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能做多少做多少，所以可以很平静地来做。”乐先生十分笃定地说。

问答录 产生新的火花，对话才有意义

“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才能跟人家会通”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您为国内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观念、学说和方法，对当时的文化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您为什么对这些新理论感兴趣？

乐黛云：当时为什么对新理论感兴趣，的确不是赶时髦，就是觉得对分析中国文学很有用，能从更多层面来分析，所以拼命想把这个教给学生。中文系要好，文学要发展，就一定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人家在做什么，而且我当时介绍的新理论还是比较平实的理论，不像现在有的太玄乎的理论，那时比如接受美学、诠释学、小说分析，对我们研究一个作品真的非常有用，此前研究作品多半都用前苏联的千篇一律的“思想意义”、“认识意义”、“主题结构”等模式来分析，这是不够的。

比较文学上世纪30年代最早出现在清华外文系，北大的胡适认为中文系的人也要学外国文学，他让朱光潜到北大中文系讲西方美学史，但后来没贯彻下去。解放后，中文系只搞中国文学，外文系只着重语言训练，很多学校的外文系都不重视文学课。中文系也开外国文学的课程，但一年很快就都讲完，所以还始终限制在中国文学的范围里，没有一个世界眼光。到底怎么走到前沿？要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然后才能跟人家会通，启发自己往前走。

记者：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比较文学领域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您比较关注哪些动向？

乐黛云：新世纪以来，我自己有两个担心，一个是知识分子好像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是认为必须引进西方新思想才能拯救中国，不断介绍西方新思想，“唯新是鹜”，而且越介绍就越玄乎，很多新的理论没有跟中国的实际结合，讲一套很玄空的理论，可有的学生就很愿意追随这些东西，“别人都不懂，我懂！”什么新就追什么，可他自己也没完全懂，学了有什么用，也没想，成天在那些新概念、新名词里面打滚。其实不一定新的就是好的，也有很多是错的、不需要的。知识分子里也有很多把西方跟中国隔开来的，中国的真正文化底蕴他不懂，到底中国传统文化好在哪，基因是什么，搞不清楚。

而另一种，一些搞国学的人，熟悉中国文化，觉得中国文化是唯一的，一点不能动的，一动就不是“原汁原味”了。我觉得文化是跟时代不断变化的，一点不能动就停滞了，而且我认为文化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不能动的，比如四书五经不能动其字句，编钟乐器不能增减一根弦，已固定成了“传统文化”；另一个层次是对这些东西的解释，就是怎么看，如果这方面也不能动，我们就不能发展了。正是在这些发展中，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文化传统”。

这两种人都有些片面。其实从王国维开始，就认为研究西方的东西应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他研究康德、叔本华就写了“论性”、“释理”、“原命”等文章，试图从西方找到一个研究中国这些传统问题的新角度。可是现在这个传统好像分裂了，所以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新招的博士生，开学第一年就是念中国古书，几种经典要读、西方主要经典理论也要读，别的新理论慢慢再来，如果基础理论没有，对新东西也不会懂得如何深入，因为新理论也是从那里发源的。

现在全球多元文化就是互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我来看你，从你来看我，如果老是“我说你听”、让你跟我的思想“统一”，就没有新思想产生了。应该是在互动碰撞中产生一些新的火花，生成一些新的东西，这样的对话才有意义。这就叫“生成性对话”。

“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理解和依从的话语，对话才能进行”

记者：您的另一个担忧是什么？

乐黛云：再有一个我比较忧虑的，也是现在比较成问题的，是“话语”问题，Discourse，不是指语言，而是用一个什么规则来对话，现在我们讲“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可是对话就有一个“话语”的问题，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理解和依从的话语，也就是一种游戏规则，对话才能进行。

话语现在始终是个很大的问题，100多年来西方是发达的，西方文化是强势的，殖民思想很严重，所以100多年来，不管写作、学术研究，我们都常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说事，比如“主题”、“结构”，前苏联的“认识意义”、“思想意义”等都不是中国的概念，而是外来的。可是，如果完全用西方话语，中国文化很有特点的部分进不到对话里去，说不清楚，比如中国文论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顿悟”、“妙悟”等，外国人没有这部分概念、没有这种话语，我们怎么用当代话语明确展示出来？让外国人和现代中国人都理解？我们现在也还做不到。

比较文学的精神就是会通，也就是钱钟书所说的“打通”，怎么才能会通？我的想法，只能是在长久的、不断的对话中，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话语才能解决。现在，有些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第三种诗学”，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希望从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文论、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文论、中国古代人讲的中国文论、现代人讲的中国文论，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第三种诗学”。

记者：所以您一直在从各层面来推动这种“对话”，《跨文化对话》这本杂志今年已经办到第十年了，您主编的其他几套丛书影响都挺大。

乐黛云：其中有一套丛书叫《当代汉学家》，我觉得过去汉学研究着重在研究古代的汉学家，可是当代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新看法也很值得总结。这套书第一辑包括费正清、李约瑟、本杰明·史华慈、弗朗索瓦·于连、宇文所安和安乐哲六位。另一套丛书《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首先是汇集孔、孟、老、庄在世界的传播，每种都包括一篇总结性的长导言和文章精选、目录索引三部分。这两套丛书都在做，很费时间。还有一套《中学西渐丛书》研究中国文化如何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庞德等人进入西方主流文化，第一辑5本已出，并获2008年出版“政府奖”提名。

我自己更偏爱的是我们与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合作，在法国和中国同时出版的《远近丛书》。这套书每本都由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各自执笔，用中文和法文各写3万字，互译后结成一本，同时出版。内容都是梦、夜、情、美、生命、自然等日常生活随笔。第一辑10本已经出版发行，在法国销量很好，意大利一个出版社还买了版权，已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我的一个观点是，精英文化必须和大众文化相结合，这套丛书定位在中学教师水平。最近第二辑要出的是汤一介和法国一位院士汪德迈教授合写的《天》，另外还有“童年”、“同情”和“树”等。

“回首我们这30年，哪些东西还值得留下来？”

记者：从您1948年考进北大至今，见证了她60多年的发展变化，今天的北大较之从前延续了什么？失落了什么？

乐黛云：北大继承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曾为《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写过一篇序，题目是：“自由的精魂和文化之关切”，我认为这两样东西就是北大最基本的东西，陈寅恪很早就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陈寅恪、冯友兰、马寅初、朱光潜等那么多大师，可以说我们这30年并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能够延续下去的学术大师。因为真正想研究的东西可能没法去研究，必须沿着轨道走。现在教授待遇也不见得不高，可是如果没申请到项目、没有科研经费，就招不成研究生，就不能培养人，或者也只能帮着做别人的“项目”，研究也就很难自由展开。

北大的传统一向提倡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研究，必须热爱你研究的题目，它触发了你的兴趣和深入思考，如果你根据别人的题目来研究，再努力顶多也就是那个水平了，不会有太多创意。我研究的课题都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挑选的，所以我从来不申请什么社会科学基金，即便我在当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时也不去申请，这影响了所里的一些其他同志，所以我们很吃亏，到今天为止比较文学研究所申请的基金很少，对这个所的发展也有很不好的影响。

我认为过去北大的这种精神非常重要，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关心整个文化发展，在讨论，在创新。但更多的是只考虑把自己这个系、教研室管好，发几篇论文，只要能登出来就行。总的趋势、培养年轻人的方向，都会偏向于一个模式，程式化、同质化、一体化，缺乏个性和创意，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一个问题。再过30年，回首我们这30年，哪些东西还值得留下来？这是很成问题的。（文汇报记者 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