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拥读鲁迅——一个“老三届”的心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5 次 更新时间:2009-05-06 09: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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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我是从6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开始接触鲁迅的。

  当时,10多岁的我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了解,语文教材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鲁迅文章的采选完全着眼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就是说,60年代我阅读的是经60年代意识形态允许并改造过的鲁迅,是经官方整容过的鲁迅。课本上的鲁迅是整容鲁迅的一个侧面。

   具体的说,初中阶段要学生通过鲁迅《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了解旧社会的黑暗,对劳动人民要有感情,热爱美丽的乡土,当然,也从鲁迅即那里感觉与乡土打成一片的童年的意趣;高中阶段,则通过鲁迅《一件小事》、《祝福》、《孔乙己》《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为了忘却的纪念》《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不但要继续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反衬新社会的光明与美好),而且文化人(知识分子)应仰视劳动人民,投身无产阶级革命阵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对敌人要恨要痛打落水决不宽恕。

  高中阶段读鲁迅(只那么几篇文章)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66年夏秋文化大革命开始,狠揭猛斗牛鬼蛇神(老师),学生除用毛主席语录外,就是从鲁迅文章里汲取可用于批斗的精神资源,这时,鲁迅完全工具化了,比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应当承认,用鲁迅方法批斗确实凶辣而深刻。

  其时,我所在的学校图书馆的角落,正尘封不动地安卧着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鲁迅全集》。似乎没人翻读过。大家都从当时语文课本中去认识和借助鲁迅,以鲁迅为榜样,当为无产阶级革命冲锋陷阵的英勇斗士。1965年我读高一时接触过《茅盾文集》、《沫若文集》,因为我正值青春骚动期,喜欢读青春骚动的文章,因而我较多地接触了茅盾郭沫若的前期作品,没去留意鲁迅的其它作品。

  似乎超脱不了补课这一关。1968年秋下放前夕,卷入两派斗争,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我们一群住在小县城的同伴,又在热烈地议论“奔向火热的农村”了。由于教书的父亲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家里受到冲击,我有沮丧之情落寞之意,家里弟妹多,而自己却要到一个陌生的乡村,这时,鲁迅《故乡》的惆怅旋律一下子涌上我心头。记得当时我对几个伙伴曾戏谑地说,我们的手会像闰土变成松树皮了。不过,当时我们都立刻缄默 ,因为都意识到这样说是“对现实不满”,属右派言论,会招致危险。

  鲁迅《故乡》惆怅的旋律再次盘缠我心,是两个月之后的事。坦率地说,在学校我是温和的左派,我是较迟才投入“造反”的;当那些根正苗红的红卫兵造反派冲上街头大肆造反时,我仍踯躅“潮外”却是一个紧张而急切的观望者,却正跃跃欲动。当红卫兵矛头对准学校 党支书(当权派)之后,我便“杀”了出来。我嘴上并不信誓旦旦,可心里异常坚定。我对那个公社书记出身的支书十分不满,我父亲在另一所学校就是被工农出身的支书揪斗的,因而我的下意识里对学校那些被揪斗的牛鬼蛇神非常同情,对那些没什么文化和本事,仅凭了出身却掌管别人命运的官僚心存不满。当时我写了不少文章(大字报),中学课本中鲁迅的文章成了我的精神资源,我还读了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从那本书里汲取了许多有利于战斗的鲁迅语言。

  我以为继承了鲁迅,却不知道继承的正是一个曲解、阉割、用意识形态整合起来的假的鲁迅。我的一些大字报比别人写的大字报更深刻——更有杀伤力。除了写文章(大字报),我基本没参加冲冲杀杀的造反行动,因为我始终明白自己家里“贱民”的灰暗背景。尽管这样,我还是成了我的们一派的中坚。以后“战斗团”内部分裂,以前是战友现在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派,他们一度成了掌权者,但他们不放过我,通过军宣队之手,不让我们几个随大伙下乡,排斥于“光荣下乡”的行列之外,参加学习班接受批斗甚至游街示众,然后下乡实行“监督劳动”。记得1968年国庆节那天,我想我可以参加庆祝国庆的集会活动,但遭到已是县红代会头目的对立派同学的斥责,说我没有资格。至此,我的处境悲凉。于是,在滞留县城的那段日子,我心头不由涌上《故乡》的惆怅旋律。随着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声令下,他们似乎对我“松了绑”,准许我像其他众多的知青一样下放农村。在“群专队”劳改的父亲请了假送我翻山越岭奔赴目的地。此时此刻,我默念着鲁迅的心声: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也许,在这种情境,我才开始感觉到真实的鲁迅,以前我心目中的鲁迅已退走远去,另一个悲凉而沉重的鲁迅正向我走来。鲁迅遭遇过的历史情境与精神氛围在以后漫长岁月里频频复现。我们感觉鲁迅,追寻鲁迅,说明鲁迅所处时代的鬼气仍活跃在当下的社会中。在中国,凡是念过书,对底层有过深切体察的人,是能够跟鲁迅心息相通的。当年,正是巨大的家庭变故,才使鲁迅从生活——人生的深处感觉和理解社会;今天,在经历巨大的家庭变故、人生变故,我借助鲁迅,才能在生活深处超拔出来开始重新感觉和理解所处的社会。许多时候,处在文化封闭思想封闭状态的人,其实并不了解他天天厮磨的社会,他只是抱着一团意识形态所刻意渲染的幻影,不无天真但黯淡地踽踽前行。

  其实,我仍只是感觉鲁迅——片面的鲁迅,我只是借助鲁迅的幽愤和惆怅抒发自己心里类似的感情。

  在乡下我进入了70年代。除了有10来本我祖父遗下的线装本“陈修园医学书”,三卷本《邹韬奋文集》,毛主席著作,已无书可读。70年江西城乡搞“一打三反”运动,我所在的大队组织了妇女造反队,里面有几个知道我的下放女知青,趁我去上工,她们把这些药书也给抄走了。紧接着,由于一个大队民兵连长无中生有造谣说全县有个以下放知青为主体的反革命集团,我被怀疑,大队对我进行逼供和批斗。不久我又被告知,这反动组织是假的,但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药书也被大队支书的儿子和亲属据为已有,但他们对书不感兴趣,因而这些书最终失散了。

  这时,一个在部队当兵的同学写信给我,说他家里有套《鲁迅全集》,如我需要可到他家去拿。我自然喜出望外。我走了几十里山路进县城,从他家里取出精装本《鲁迅全集》(是他从学校图书馆搬回家里的)背回山里。这套《鲁迅全集》是1956年10月出版的。我不但细读了全集正文,还细读了占很大篇幅的注释。也许出于当时的心境,我特别喜欢读第一卷(包括《呐喊》《坟》和《热风》)、第二卷(包括《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诗歌卷。我以鲁迅《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无题》(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等自慰自解,读着这些诗作,心灵感到慰籍。我只是寻找精神的寄托罢了,我的遭际在生活的广度深度上,是无法跟鲁迅相比的。这也说明,鲁迅本身的复杂、丰富和深邃;此时我对鲁迅的体察已突破了语文教科书塞给我们的鲁迅形象,已转向心灵的某种沟通。于是,鲁迅的灵魂在我这个下放知青身上悄悄地复活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较能看懂《鲁迅全集》第一卷,也能看懂第二卷中的《彷徨》《朝花夕拾》,但对《野草》《故事新编》我似懂非懂,只能感觉其中热切而焦灼、浑茫而深邃、荒寒而悲凉的人生意味。比如读到《野草•过客》的末句:“过客向野地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我掩卷沉思,当下我不正是一个过客向野地——下放地跄踉地闯进来,夜色正在我周围呵!

  对《坟》中包括《摩罗诗力说》的头几篇,我则有所忽略,其文言文化的叙述拦阻了我;从深层次讲,是自己在当时渴望做一个集体的人、国家的人,依附于集体中,缺失个人意识,因而对那时的鲁迅产生不了真正的心灵感应,一句话,我还是部分地接受了鲁迅。

  我想,对一个在特定文化情境翻过跟头的文化人,当他置身夜茫茫的野地,除了物质(吃喝)的基本生存需求,还有一种精神的基本生存需求,仿佛是生命的琴弦,只有用真实而内在的生命的颤音才能将它拨动,他的满腔热血由此而奔迸,生命由此而呐喊而彷徨,但他的境界得到深化与升华。鲁迅成了我70年代灵魂的守护者锻造者。

  如今,这几卷《鲁迅全集》在我手里已相当陈旧,被摩蚀得相当厉害。我并没有买新版的《鲁迅全集》。但我坚持认为,1956年《鲁迅全集》版本,从封面到内页,天地头甚宽,样式和字型,都是最好的,无可挑剔的,超时代的。90年代出版的图书,有些书尽管在封面设计上有新颖之处,但内页都排得太实太满,而台湾出版的一些书(即使是五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似乎仍发扬着《鲁迅全集》——出版家的翰墨传统,给人一种厚重、朴实、雅致、大方、文气的感觉。一翻这样的书,心情十分舒贴。我为能拥有这样的“心灵”而欢欣。

  有热血温度情感烈度的鲁迅伴着我走过70年代,我从乡土的最低层——夜茫茫的野地沟通了鲁迅,从心灵上感知了鲁迅,此时鲁迅像棵大树,支撑起我心灵的和精神的天空。对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亡灵,在他往后的无尽岁月,虽然不可能去完全复原他,但总可以去接近甚至逼近他,最大真实地感悟他,因为产生过他整个灵魂的精神情境会在以后某个时候复现,必然会产生对精神资源的探寻,于是在新的历史情境,随着对他又一次探寻,他又一次悲壮地复活了。这种复活是历史的定律。

  只有建立在人的自觉文的自觉上的复活,才是整体性的人的精神——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复活,即真实的复活。

  80年代,我历经了农村——厂矿——文化机关的生活转移,但我确立了用心用笔写作的人生目标,自自然然,我更自觉借助鲁迅这一精神资源。此时,我跟好些人一样,偏重于借助鲁迅反省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批判。这个时候,我更注意到鲁迅对国外文论——人文思想这一精神养料的吸收,比如,当年鲁迅是受了英国人写的《中国人的性格》的启示,结合自己的观察与体验,写出了世纪绝作《阿Q正传》。自然,80年代的国人以更大的文化视野来考察鲁迅精神的衍变,可以说,鲁迅在更大的历史时空文化时空接受检验;也可以说,80年代的国人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考良继续把鲁迅当作精神资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鲁迅又一次站立住了。换句话说,产生伟大鲁迅的历史情境并未过时,20世纪初五四运动激发出来的改造心灵改造中国即人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的历史夙求依然是80年代首当其中的庄重课题。

  平心而论,即使借助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鲁迅仍有被当作某种工具之嫌。许多时候许多场合,鲁迅成了工具理性,这不是鲁迅的过错,而是国人长期“工具化”思维的必然结果。作为文学创作,把鲁迅“国民性批判”观念化,在文学文本中转为符号化,确也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作品取得了成功。80年代我的写作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在思想意义上,除了说明“启蒙”的必要与重要,并没有超出鲁迅。80年代未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社会运动的突然消寂,那种如滚滚洪流的国民性批判也随之委顿。对我而言,我尚未实现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我们正是在种种欠自觉状态一次次探寻鲁迅的。

  这时,人们又开始重新探寻鲁迅。心灵化探寻是90年初的显著特色。种种探寻似乎都追溯到鲁迅开始进入社会人生的起点。于是,又发现了鲁迅的人个性,做着鲁迅“个人化”的探寻。人的现代化并不是集体的人、国家的人的现代化,而是集体、国家借以立足之本的个人的现代化,文学的自觉文学的现代化也是一样,都必须回到个人,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人化写作。所以,个人有批判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创造的权利,幸福的权利,同时也有承受担当自由、责任和尊严的权利。即鲁迅以笔投入社会的初始对“精神界战士”的准确界定,健全的个人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人们终于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还那么孱弱,未老先衰,老天真,老侏儒。于是,就有对我们“耻辱化生存”的深刻揭示,有对鲁迅“食人”、“做梦”、“演戏”、“主与奴”等的当代性剖析,有对鲁迅“精神界战士”的确认与探寻。而这些正是当年年轻鲁迅所敏锐地感受与体察之所在。

  90年代初,人们追寻鲁迅存在过的“无法直面的人生”,这种“人生”很快由“耻辱化生存”的被揭示得到印语,进而有了“精神界战士”——健全的人个化生存的探寻。别尔嘉耶夫关于完全的集体必然导致完全的平庸性的说法(《自我认识》)是有道理的。平庸性生存必定导致耻辱性生存。处在世纪之末,我们的精神起点又绕回到鲁迅早年写《摩罗诗力说》的年代。

  当年,面对世界经济开始趋于一体化、国家开始进入现代化,鲁迅并不是表示“无法直面”,而是以一个带着血蒸气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亮出自己(个人)的雄健的心气胆魄。当今,“无法直面的人生”依然重复,但已被洞察与揭穿,因而,一个年轻刚健清新,个人的鲁迅向我们走来。

  因为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生存的两难处境,所以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哈姆雷特,这恰恰显示人类永远不会停息的精神追求。几乎一个世纪,鲁迅也是道不尽说不完,这既说明我们还远远没走出他所面对过的时代和社会,更说明当下国人的精神追求已进入新的境界。

  对于我,当然明白“个性化”即“恢复个人的独立性”的现实意义,我又一次补课地回到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时代进行探寻。不过,不能再走只关注、只采撷一时一地鲁迅的老路,而应洞悉鲁迅的整体人格整体精神。我发现,鲁迅一生历经诸多境况,思想诸多起伏甚至突进,但他始终个人化——个人性是他的精神内核。他晚年与内山完造交谈时说:“你的漫谈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那不行的。那么样,不但会滋长中国人的自负的根性,还要使革命后退,所以是不行的。”内山讲到中国民族富于悠久性一点,只要稍微说了一点乐观的话,鲁迅马上便要说:“我反对,是非常悲观的。”鲁迅又说:“中国的将来,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斗争。”([日]内山完造《鲁迅先生》)鲁迅始终显示“个人性”姿态。这里,鲁迅是“个人”,但已超越到个人之上,他把自己想像或感觉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中的一部分,并把自己置于一个历史的或超个人的高度,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这里我参照了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所借用的法国理论家戈德尔曼的一句话),一个大写的“个人”。

  哦,值世纪之交,值我的天命之年,我又一次回到鲁迅,拥读鲁迅……

  

  2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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