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铺展田园魂

——我邑犹江诗社两位百岁老人的诗词创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8 次 更新时间:2019-02-27 21:19

李伯勇 (进入专栏)  


[出处:李伯勇散文集《九十九曲长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



诗词传统没有、也不会中断。


南迁的客家人以中原文化自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南方大自然中格律诗词的延续和不断创新,寺庙、祠堂、店铺等公共场所的对联和楹联,族谱、为本姓氏名人镌刻的诗集和县志,都有不少诗词佳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传统诗词平台一度萎缩,但坊间仍流布诗词的吟咏,比如,我二伯父是一介无职业的县城居民,平时拾野粪卖给农村生产队,有点文化,在家他就反复吟咏“唐诗三百首”和本家清朝翰林李临驯六卷木刻《散樗书屋诗存》,我经常听他自个儿抑扬顿挫地吟唱。他全然没考量任何功利(包括现在流行的“强化阅读防止老年痴呆”的时风)的自娱自乐。他朗读不是操“普通话”而是操一种既非官语亦非土话,据考证与那时中原的主流话语相当接近的软性话语(如“下雨”念“落有”),这也昭示传统诗词经由姓氏宗祠和坊间演唱而流传的一种方式。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词复兴,县乡诗社涌现,坊间兴起诗词热,田园诗作者队伍最为庞大,田园诗兴旺,田园诗因拥有田园魂而成就最高,经济活跃文化活跃是个充分条件,坊间“基础”亦不可缺。随着诗社花果——个人诗集的纷纷面世,我们更加明白:这种活的“坊间基础”,还包括当年生活中,一些乡间诗词人曾经非功利地悄悄创作过,尽管绝大多数被别人或被自己所毁弃,但“诗词思维”得以保留;在诗词复兴中,他们继承并光大诗词传统——狭义广义的诗词传统,很快地步入“确立自我更新创作”的轨道,而且无目的而合目的,他们的田园诗词富有中国农耕基因的田园传统,由田园接通山野林地——人类根性的传统,以及呈现的精神自由,在今天看来更为珍贵。


于是我们看到,真正拥有田园魂的田园诗,它对“传统”——小传统(有着格律韵味和诗魂)大传统(连结人类根性的大自然靠拢,经由故乡田园,凸现自然、自由之我)的追溯、连接与张扬诗词的现代性和现代之路,竟是逆向性展开,或是逆向性昭示的。


我邑百岁老人吴家润(1916—2017)方绪缵(1916—2016)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



吴家润绝大多数的诗词作品是他后半生写的;他的长子在1999年为其编《益群诗词》的“后记”说:“父亲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小时也爱读旧体诗歌。即使儿女拖累(吴先生中年失偶,未续弦——李按),处于逆境,也得吟几句旧诗为快。一九七九年退休回家,一边订阅诗联刊物,一边投入写作。”“父亲青壮年很少写诗,间或写一点也只字未存。从一九七八年起,气运相霁,精神复爽,晚景余情,又操起诗词爱好。”2015年吴家润百岁,长子领衔又为其编印《淡霞诗草》,“后记”这样说:特别是去年,父亲已九十九岁高龄,他不计寒暑,每天抄写几首诗,百岁寿庆后,父亲仍不松懈,写的字显得有些苍老,但刚正有力。


就是说,诗词于吴家润已是自我律令的自觉行为。我还从一细微处,印证吴家润跟诗词“活”传统的自觉连结。


2015年2月23日,刚过春节,我受邀去离县城颇远的安和乡下滩村,参加了百岁吴老的庆寿活动。以吴老的子女亲属为主,村里吴家,近年成立的县吴氏宗亲联谊会参与,仪式隆重,广义的祠堂情结徜徉。我注意到正厅神桌上,吴老的先母遗照(瓷版像)上,双溪乡石门村吴服田的“赞词”——


相夫创业振家声,礼范懿规素所钦。哲词谦恭徵韵语,老顽庆幸属宗亲。


年寿增长身强健,心境宽间德益新。学校竟夸大师母,好将俚句布微音。


石门同宗八旬野老元悌服田


“元悌服田”在我心中一亮,此公正是我写于1999年《南赣寻梅》的主人公吴元悌:


吴元悌,字服田,自号守庸子,生于1873年(清朝同治),殁于1954年,享年82岁,历经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代。清试优廪生,停科考,设帐授徒40年,历任县立高等小学特等教师,族立营前行余学校教师。自18岁课至58岁,40载无间断。课授宗旨,以学孔孟庸行为准则,注重体道立德,不重习文求名。且师承父业在家行医,医术精湛,为业谨慎,平等待人。不管授课还是行医,他都以画梅相伴。他画淡墨梅,自为题跋,画品高雅。政绅商各界得其寸缣尺幅,皆视为鸿宝。他工于诗书画,推称诗书画三绝。时值年老,但精神气慨犹如壮年。一生题梅诗不下千首……


他善继父字,存古道,远权势,轻利欲,不屑入时宜,利物济人疏财仗义,广结人缘,令世人仰慕。他去世出殡由寺下到大石门村归土,20多里山路沿途吊唁者绎络不绝。


吴元悌怀“学而优则仕”之抱负,自信满满,但因科考时两张试卷相粘,招“无弊”之嫌而取消名额,他一气之下弃绝应考,而在被聘请做了一阵宗族所办的乡村小学教师后,干脆在家学中医自画梅花,屋前屋后——他的田园种了许多梅树,在替人脉诊的药单空白处,写下无数的题梅诗,自成一格。对于吴元悌,中医诊治,种梅赏梅,画梅题梅,诗词写作,山乡生活,自然自由,是相通的。他的儿子吴良俌(从医)把父亲的诗用毛笔小楷另行抄录了几大本。显然,一辈子没离开乡土,画梅题梅——诗词写作成了吴元悌切实的生活内容,非功利,田园魂于他就是行走于山野大地的梅魂医魂人之魂。客观上,他做了这块土地的诗词传人,田园魂的传人——他的诗词写作成了活的传统。


其时吴元悌家刚遭逢大变故:一是土改吴家划了地主成份;二是他被一何姓徒弟(此人想做乡医疗所所长)诬陷:药方一味中药等份太重而导致一孕妇(何氏情妇)大出血而亡,吴老百口难辩,被追责,其子吴良俌挺身而出代父受过而慷慨入狱(后来弄清事实提前释放)。此事轰动一时。


吴家润所在的安和乡距大石门不很远,宗亲情结相连,知晓此事,他更知道吴老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吴元悌为他母亲玉照题赞当在1953年。当时只有赣州才能烧制瓷像,他郑重请吴老先生题赞,也显现他对吴老先生不改初心的敬意,也显现自己的人格精神。吴元悌这首“赞词”为人达观祥和,没流露丝毫怨怼之气。小吴(其时37岁)对老吴的诗和画——田园魂有更深切的感知。


此事还隐含1950年代初仍以祠堂文化为内核的乡村情状,或叫乡村文化面相:虽然政权更替,祠堂文化仍发散着热力和魅力。吴家润因属“贫下中农”而能正当地延续乡间文化礼仪,吴元悌则有求必应。


正如谭运长在《祠堂与教堂》一文(粤海风2017年第五期)所说,“以血缘为中心,以土地为纽带的祠堂文化,是流淌在老百姓血液里的传统基因,是人们灵魂的安息所,价值的归属地。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可以与宗教信仰相类比的精神家园。”“祠堂文化最重要、最深刻的作用,并不在于这些比较现实的、功利的方面,而是某种隐形的、属于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小吴与老吴——乡村新一代与老一代在精神上有着共识与共鸣。在我看来就是祠堂能包容田园魂。田园魂大于格律诗词的传统,田园魂及其追寻成了我们国人的传统基因,自觉的精神活动。


这正是诗词精神接力的连结点。吴家润持续着他与“传统”的连结,这既是个人化的,也是乡村内部的,因为“外部”快速地被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占领了。


当然吴元悌亦置身于诗词传统里,走的是田园诗之路,他的诗词写作也渗入了他所处时代的因素(如规戒和大众化等),创造出自己的谨慎内敛的个性和平淡畅快的诗风(他一首题梅诗云:老汉消闲写墨梅,岂营壮志作花魁,无修无饰无红艳,只余清明染支埃)。当然这与陶渊明经“躬耕”(直接农耕)所抒写的田园诗有区别,但沉浸于乡土、非功利和追求精神自由是相通的。从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乡间诗词传统的漾动。



吴家润诗词铺展了生活化凡俗化的田园魂。


吴家润的田园诗自成一格,他笔下呈现了八十年代的南方乡村。他既做父亲也做母亲,抚养众多子女,迎对艰苦生活,对乡村四时八节山里人情有深切的体察。步入老境,子女成家另过,他不无寂寞,写诗成了他的消遣,更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容反复地观摩物象和村景,比如他《吟春》诗就一气写了“寻春”、“游春”、“弄春”、“春草”、“惜春”、“留春”、“送春”、“怀春、“梦春”、“春日”、“春云”、“春雨”、“春雷”、“春风”、“春山”、“春水”、 “春柳”、“春杏”等18首五言绝句;《高山咏吟》一气写了“高山春”、“高山夏”、“高山秋”、“高山冬”、“高山雪”、“高山红叶”、“电上高山”、“高山烤火”、“高山摄影”、“高山作客”、“高山娶亲、“高山祝寿”、“高山赏月”、“重九登高”、“高山放牧”、“高山过年”等16首七律;还有《山居十韵》,等等。


像“陡峭云烟起,峰峦雾冲天。声声布谷唤,牛跃走村田。”“春到青山蝶起舞,情怀涧谷雨敲诗。”“晓晖收露起,塞雁穿云浮。时雨抒胸臆,春光豁眼眸。凝神陶冶性,悖德暗含羞。寄迹荒村道,怡情事物悠。”如此作诗凸现他心胸安然恬淡,非功利,诗作如出山暖春之流泉,随和明快安详。与古代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气息相通。有陶氏田园诗为标杆,田园诗不是想写就能写,不是住在乡村就能写,不是写了乡村之景物人事就是田园诗,这里有个与山景乡情相融洽的恬淡心态,物我交融澄明自由的灵魂。灵魂幻化为诗魂。田园魂在他笔下隐约腾跃。


不管是激活还是接通诗词传统,田园诗实际上连结了我们民族的农耕文化传统,连结了人类的根性传统。正如夏立君长篇散文《时间的压力·陶渊明:那一团幽微的光明》(钟山杂志2017年第5期)所揭示的:“普遍的怀乡情结,田园情结,正源于自然、自由之我。故乡、田园的深层意蕴正是自然、自由这一人类根性。”因而,真正的田园诗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寄寓着永恒的现代性。



不过,有《侠民诗草》(2006)为证,方绪缵的田园诗词比吴家润,甚至比古代陶渊明,彰显“逆向性的深入”——另一种意义上的“与传统(与乡土大自然亲密无间)的连结”。在现实境况的裹挟、现代生活展开之下,他的田园诗更抵达田园魂——人存在的深度。


方绪缵住在蓝田乡严湖村(与吴家润恰好是姻亲),字侠民,1916年生,赣州乡村师范师训班毕业,进修于民国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曾任小学教员,民国上犹县陶朱、寺下乡长。解放后曾任安和乡副乡长。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操文笔。


1949他之所以能被人民政府接纳,是他为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熟悉乡情,平时为人也好。不久他被清退回家。别的乡级干部往城里走,而他终身与山野为伴。


《侠民诗草》只有一首七绝《文革回顾》,“逆境”也是一句带过。他比吴家润少随俗而多矜持,可他还是活出来了,且高龄。他更像伫立于深山的闲鹤,“精神支柱”始终存在,能在诡谲多变的时代风云中真正地安贫乐道。


“天高气爽壮诗情,落叶方知季已更。笔墨结缘怀旧雨,诗词论价抵连城。青山不老秋犹瘦,碧水长流晚溢清。心爱凌云松竹翠,几经霜雪亦长青。”脱俗的青山、碧水和松竹成了他所爱与所向。他从日夜相厮磨的山野——大自然中寻找安身立命的东西,寻找自由表达,铺展田园魂,他也与陶渊明相遇了,但比陶氏走得更深。他的诗词跟时代逆向而生,田园魂跟现代逆向而显,他的生命过程体现为一种“逆向性”——逆向地走向诗意栖息的大自然。


90年代打工潮兴起乡村加速空壳化荒芜化,他正好又仄入了田园寂寞,因而他诗词中对山乡寂寞——田园魂的追寻和铺展更加由衷、深入和深刻。他置身山野深处,他的“山野存在”以及对“山野存在”的叙写,更具个人化,在寂寞清洁的山野实现了精神的自由,而更呈存在深度。


他也是80年代诗词复兴潮中重操文笔的,他同样受陶诗启发,他与山野结伴是他生命和生活的必需,他与陶渊明的精神趋于同构,始终保持一隅属于自己,而一般农民没有的精神园地。他的田园诗作更接近原生态的山野,田园魂由此散溢开来,如《竹枝词·山居杂咏》(16首)就流露这样的精神意象。“衰年甘寂懒周旋,况在深山旯旮间。松林为邻泉为伴,花香鸟语间鸣蝉。”“山村路窄更崎岖,安步时当出入车。茅舍草棚清气爽,晨曦明月照吾居。”“绿竹环绕树影斜,丛林深处是吾家。隔篱犬吠生疏客,知有樵人来喝茶。”“雨过山溪荡板桥,狂风吹拂柳长条。分秧时节农忙甚,砍得生柴带叶烧。”“西舍东邻相唤呼,乡村四月少闲居。新秧分插有经纬,始识山农亦解书。”“豆棚瓜架雨潇潇,户外声从户内消。掷笔扶犁三十载,愧无佳什纪风骚。”“稻菽桑麻一望迷,鳖鱼虾蟹出山溪。忘机我本林泉客,耕读无忘锄与犁。”


“林泉客” 意象非方绪缵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在山野自在自为生活、与山野林泉非功利的睦邻互动、非功利写作的偶然得之。“我本林泉客”就是方绪缵百年息影山野最真切最简约最凝练的人生感悟。人类乃大自然的客人啊!


林泉客与大地之子相通。有首《菊花》:“秋光一任点如春,乐向霜天寄此身。不与牡丹争富贵,却邀青女赛精神。爱侬陶令情难老,题尔黄巢句尚新。自有芳心芳到晚,抱枝宁死不沾尘。”“浮沉宠辱却无惊,此是平凡一介民。寂寞柴门贫过客,清闲艺苑喜逢宾。怡神好作诗词曲,行事唯求美善真。与世与人无角逐,盘桓松菊与梅筠。”


可见,他的“逆向”较为彻底,抵达了大自然——人类生存的根处。



夏立君《时间的压力》云:陶氏的彻底归隐是自身矛盾与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只有果断撤退,才能去活自己的“活”。他要活着,离开所有人,所有热闹,活出他的理由和仁德。他把田园之外的社会称作“人间”,为了田园,他可轻辞这“人间”。在世俗中实现超俗的愿望,构成陶氏田园生存的巨大压力及张力。放弃立功,亦无意于立言,其诗文远离时尚,只为自娱,立德境界却在近似自然状态中实现了。所立之德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然、自由、澄明。陶渊明这是“非工具性的实现”。


我对陶渊明—田园诗有更深入的理解,也给我理解方绪缵吴家润的田园诗以新的启发。这样的田园诗有着丰沛的现代性,他们的诗词写作演绎着田园诗的现代之路。


《侠民诗草》中大多数诗作为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后所写,其时乡村卸载公社体制,“乡村空旷”敞现。宗祠等一类曾经的基层社会构件刚刚恢复。由于城市化摧枯拉朽,加上二元户籍体制催迫,大量人口离乡,山林寂寞却快速地茂盛浓郁起来,趋于还原为本真的山野。方绪缵正好见证并体验,与林泉认知己,与大自然建立了纯粹的、亲和的关系,逆向接通了陶氏所开创的田园魂这一精神源流,即中国诗词大传统,在21世纪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逆向地昭示了传统与前沿、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可以一致。


方绪缵与陶渊明不同的是,他退隐田园之后仍一路荆棘(这是时代格局决定了的),他再后退,与林泉为伍。陶渊明是“东篱采菊悠然见南山”,从容,放达,审美,也显现与山野的距离;杜甫是“老病有孤舟”,与水中舟楫作伴象征人生飘泊;在21世纪初的南方山野,“老方”醒悟“我本林泉客”。是时代——现代的力量把人类根性问题又逼回到我们文化的起点。


我以《“我本林泉客”》为题为方老诗集作序前后,并没与他谋面。《侠民诗草》面世后我参加社溪镇谷雨诗词活动,他也来了。他耳朵失聪,极少讲话,在人群中索然而坐。席间,他突然问:“李伯勇先生有没有来?”我立起,他也站起,两人相握。顿时我脑中浮现一副“山野老人立林泉之畔”的美图。


百年之间,与其说祠堂(宗亲)文化已稀释或叫远去,人民公社已远去,父兄家人已远去,甚至绩麻桑稼亦远去,“人世间”远去,而方老吴老的田园诗,以独立自由的田园魂矗立于乡村,这是值得珍视的。对于一味淹滞于城镇,以写“三应诗”(应景应时应酬)而乐不思蜀的诗词写作,这样的田园诗实在是清亮的蓝天鸽哨。


2017年11月下旬一稿


2017年12月11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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