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见:私与公:自治与法治——兼论儒家“齐家”与“治国”之分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0 次 更新时间:2009-02-03 18: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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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乔见  

  

  内容提要: 家国不分,公私不别,“齐家”与“治国”混为一谈,亲情主义,对人不对事,鼓吹人治而否定法治等等,凡此种种论调,似乎早已成为对传统儒学的盖棺论定,而儒学也因此似乎丧失了建构“现代”生活的话语权。然而,先秦儒家早已区分了“门内”与“门外”分而治之的原则:门内私域应充分自治,门外公域则应依法而治。居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邻里乡党,儒家亦主张予以充分自治,反对国家公权力与法律垂直到底。当家、国义务发生冲突时,儒家原“情”而论,既考虑事件本身的性质(情实),又兼顾家庭情感,力图做到既恩义兼顾又恩义明分。儒家的法治思想体现了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对小民权利的保护,对家庭亲情的呵护,对人之尊严的维护。凡此种种,理应成为当前“现代化”运动的范导理念。

  

  在西周封建结构中,“公”最初指天子三公与诸侯一级的行政者,“私”主要指卿大夫一级的行政者,以及卿大夫以下所有阶层的人;相应地,诸侯国被称为“公室”、“公家”,卿大夫氏室被称为“私室”“私家”。春秋末期与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诸侯成了最高的统治者,诸侯以下的行政者也僭称“公”,[1]“公”遂成了高层统治阶层或地方君长的泛称。在后世的用法中,“公”或“公家”基本上等同于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官家、官方及其机构,“私”则基本上等同于非政治的个人、家庭、民间等。以上皆为“公”“私”的实然义,此外,在春秋末期与战国之际,“公”“私”都发展出了价值义:“公”的基本价值义为公正、公平、无私;“私”的基本价值义是奸邪、偏私。当然,“公”“私”的涵义及其历史演变远比上述复杂的多,而且,在隶属格局的社会中,“公”“私”范域具有相对性,是“公”是“私”需视具体语境而定。本文所谓的“公”与“私”,取其实然义:其一,若以政治身份作为判准而言,“公”与“私”的区分大体相当于“君子”与“小人”(本文皆就其地位、身份义而言)的区分。其二,若以领域作为判准而言,“公”与“私”区分最初就是源于“公家”(国)与“私家”(卿大夫家)的区分,因此,“国”自然是属于公域,而“家”则属于私域;不过,此所谓的“家”不专指卿大夫家,而是包含了一般的个体家庭。即便是个体家庭,亦有“君子”之家与“小人”之家的区分,前者往往与国家政治有密切联系,在封建宗法制的社会中尤其如此,后者则远离政治中心,几与政治无涉。

  在西方理论界,不同思想家和学派对“公/私”(public/private)的划分并不一致,但一般而言,“公/私”的区分常常被等同于“政治的”与“非政治的”( political/nonpolitical) 的区分。[2]对于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而言,“公”“私”的区分就是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管辖之内的领域与管辖之外的领域的区分,个人、家庭、私密关系圈及其情感和事物被认为是国家公权力与法律不应干涉的私人领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公”与“私”与西方自由主义论说中的“公域”与“私域”有某种对应关系。“公”都与政治密切相关,“私”则是非政治的或远离政治的。当然,两者表面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功能完全相同。之所以要分判公私领域,目的无非在于“分而治之”,防止互相越界:一方面,防止以公共领域的管理方式(如法律和政治权威)侵暴私人领域;另一方面,防止以处理私人领域的方式(比如讲亲情、交情)干扰政治公共领域。如果说,西方主流自由主义区分“公/私”的理论意义在于防止国家公权力与法律对私人领域的侵犯,那么,儒家论说中所蕴涵的“公/私”区分的理论意义则是双重的:一方面,与西方主流自由主义一样,是为了防止国家公权力与法律对私人领域的侵暴,另方面,则是为了防止私人关系尤其是家庭情感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干扰。本文试图根据儒家的论说,建构起儒家的公共哲学,并澄清对儒家的一些惯常误解。

  

  一 从“父子互隐”与“不隐于亲”说起

  

  “父子互隐”出自《论语•子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理解这段语录,需要澄清四个关键概念:“攘”、“证”、“隐”、“直”。关于“直躬”,刘宝楠《正义》引高诱注:“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直’举其行,‘躬’举其名。直躬犹狂接舆、盗跖之比。”关于“攘”字,何晏《集解》:“有因而盗曰攘。” 邢昺疏说得更明白:“有因而盗曰攘,言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可见,“攘羊”不等于主动偷羊、窃羊、盗羊。由于缺乏彼时的法律文献依据,我们很难断定“攘羊”在彼时是否构成犯罪事实。关于“证”,《说文·言部》:“证,告也。”关于向谁告发,历代注疏语焉不详,唯有邢昺疏较为明确:“子言之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依据邢疏,儿子告之失主其父攘羊,此事并没涉及官府和法律。考虑到当时的社会习俗,笔者认为邢疏不无道理。关于“隐”字,郑玄注《礼记·檀弓》“事亲有隐而无犯”曰:“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隐”是相对于“证”而言,既然“隐”是不称扬其过失,那么,“证”就是揭发其过失;由此可知,在彼时的语境中,“隐”“证”应该是就社会公众(邻里乡党,包括失主)而言,而不是官府。总之,“其父攘羊”是否构成犯罪事实难以断定,根据邢疏,“其子证之”也不是向官府告发。因此,很难说“其父攘羊,其子证之”事件与法律搭边。[3]但是,由于后世尤其是当今学者往往把此案例纳入法律框架内讨论,因此,笔者姑且承认此事与法律相关。

  到底“子证父攘羊”为直?还是“子为父隐”为直?这关键在于对“直”的理解。“直”之原意盖指物体不弯曲,如《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说大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像箭杆一样笔直。《玉篇·∟部》:“直,不曲也。”“直”遂引申为人的正直品格。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直”经常与“正”义近,而与“曲”义相反。《左传》襄公七年:“正直为正,正曲为直。”“正曲”指使弯曲变直,也就是孔子说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4]“直”还有明辨是非之义,如《荀子·修身》云:“是谓是,非谓非曰直。”以及公正之义,《韩非子·解老》亦云:“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必不偏党也。”叶公之党认为“子证父攘羊”是直,孔子认为“父子互隐,直在其中”;显然,孔子对直的理解与叶公之党的理解不同。孔子之言值得玩味,他没有直接否定“子证父攘羊”之直,而是说我的理解与你的理解不一样;孔子也没有直接肯定“父子互隐”是直,而是说“父子互隐”,则“直在其中矣”。也就是说,孔子并不直接否定外在的直行,他的意思是“父子互隐”虽“曲”却“直在其中”。朱熹《集注》抓住这一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理学殿军刘宗周说得更明白:“直之理,无定形。……曰‘直在其中’者,无直名,有直理也。”[5]在儒家看来,直躬的行为是直,但却是“非直之直”(此套用孟子“非礼之礼,非义之义”[6]),就是说,直躬的行为表面上似乎很正直,实则不然。这就涉及到孔子对“直”之理解的关键所在。

  如所周知,孔子注重人的外在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但他更重视道德的内在性。孔子之前,礼是社会的一切行为规范,孔子在继承周礼的同时,突出了“仁”的重要性,并且把“仁”视为“礼”的心理情感基础,如他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同样,孔子认为外在的“直行”必须有内在的“直感”为基础,才称得上真正的“直德”。因此,我们可以说,直躬之直仅仅是一种外在行为的直;孔子之直则是一种情感之直。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先生讲得很清楚,他非常重视孔子所讲的“直”,在其《中国哲学史》中,他甚至把“直”放在其它重要范畴如“仁”、“忠”、“恕”之前加以论述。冯氏说:“直者由中之谓,称心之谓。其父攘人之羊,在常情其子决不愿其事之外扬,是为人情。如我中心之情而出之,即直也。今乃至证明其父之攘人羊。是其人非沽名买直,即无情不仁,故不得为真直也。”[8]就直躬的情况看,很可能是沽名买直,其素以“直”称名于乡党与后世,可以证此;或许直躬正是受此直名的激励,于是不断寻找机会买直,终有“证父攘羊”之举。

  在《论语》中,有两人被世人认为是“直”,但孔子皆表示怀疑,其中一个是直躬,另一个是微生高。《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诸其邻而与之。’”何晏《集解》曰:“乞之四邻以应求者,用意委曲,非为直人。”大概微生高亦是一位以“直”称名其乡党的人,而且孔子也知之,但当孔子知道乞醢事件之后,便怀疑其直。我们看到,在其父攘羊的事件中,孔子认为儿子隐瞒实情,直自在其中;在乞醢事件中,孔子则认为微生高应该坦白实情才是直。总之,孔子认为“直”必须出自真情实感,而直躬与微生高用意委曲,沽名钓誉,故不得为真直。

  如前所言,“直”原指外在行为之直,孔子注入了内在情感的因素,并且认为,在道德评价中,须以内在情感为主要依据。在“证父攘羊”事件中,孔子对直躬之直表示怀疑,原因即在于直躬缺乏真情实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一概感情用事呢?答案是否定的,这由孔子称赞叔向为“古之遗直”可证。《左传》昭公十四年载: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由义也夫,[9]可谓直矣!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晋国的邢侯与雍子争田而讼,韩宣子命令时为代理法官(摄理)的叔鱼受理此案,此案本罪在雍子,但雍子贿赂叔鱼,叔鱼故而断罪于刑侯,刑侯怒而杀了叔鱼和雍子。韩宣子向晋国贤大夫叔向(叔鱼之兄)询问刑侯之罪,叔向却认为三人皆有罪,叔鱼之罪在“鬻狱”,即贪污受贿;雍子之罪在“赂以买直”,即行贿;刑侯之罪在“专杀”。叔向根据夏书所载皋陶之刑,认为三者皆当死罪,但因其中二人已死,因此施生戮死。孔子因此称赞叔向为“古之遗直”,原因是“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其实,叔向在叔鱼生前已经两次责备其过失,只是彼时罪不当死。叔鱼被杀之后,叔向再次数责其弟“鬻狱”之罪,并且认为罪当死刑。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主张“父子互隐”的孔子,此次则认同并称赞叔向“不隐于亲”的行为呢?关键原因不在于彼处是父子关系,此处是兄弟关系,彼处是父亲犯错,此处是弟弟犯法;而在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即“其父攘羊”仅限于邻里乡党,只是一般的私人间的民事纠纷,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公共事务;而叔鱼“鬻狱”则直接影响到了公共司法领域。再看叔向前两次揭发叔鱼之过:“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可见,也是因为其事涉及国家事务,具体而言就是事关国家外交关系和国家声誉。

  如所周知,儒家往往被贴上“情感主义”的标签;但是,与其它诸多贴在儒家身上的标签一样,它并不妥当而且具有误导性。实际上,“情”具有两项基本涵义,一是情实,一是情感;情实更为根本,因为情感亦可以在情实的意义上理解,情感就是某种情实。区分“情实”与“情感”对我们的讨论颇有帮助,譬如,在“其父攘羊”与“叔鱼鬻狱”这两个案例中:父子之情与兄弟之情属于情感范畴,攘羊与鬻狱则属于情实范畴。由此我们可知,无论是孔子反对直躬告父,还是称赞叔向不隐于亲,孔子所依据的判准关键在于“情实”,“情感”固然在其中亦有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二、 门内与门外:“隐”的界限

  

  只有结合“父子互隐”与“不隐于亲”两段文献,我们才能较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在“其父攘羊”中,孔子主张“子为父隐”;在“治国制刑”中,孔子主张“不隐于亲”。孔子一方面主张“亲亲互隐”,一方面又主张“不隐于亲”。这在浅人看来,或许又是个深度悖论。但在笔者看来,孔子的思想颇与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界分的理论颇为相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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