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见:“儒家伦理新批判”的贫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9 次 更新时间:2011-12-12 17:15:15

进入专题: 儒家   新批判   主观感受   文化模式  

陈乔见  

  

  [摘要] 邓晓芒的“儒家伦理新批判”是基于个人经历和主观感受,出于对儒家义理的隔膜和对苏格拉底的严重误读,而采用一种简单的文化模式的比较而做出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就其方法论而言,“新批判”不过是沿袭了“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方式,并无新意;就其实质而言,由于“新批判”缺乏对儒家义理本身的研究,从而愈显贫乏和无意义。

  

  [关键词] 儒家 新批判 主观感受 文化模式

  

  三年前,邓晓芒教授发表《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载《学海》2007年第1期),其中,邓教授为批判儒家“亲亲相隐”而把苏格拉底解读为一位“赞同甚至鼓励”儿子控告父亲的形象;有感于邓晓芒对苏格拉底反讽(Socratic irony)的误读,笔者撰写《逻辑、理性与反讽》(载《学海》2007年第2期)就《游叙弗伦篇》的解读与邓晓芒商榷,此外,尚有其他学者对邓文做出了回应。接着,邓教授撰写总标题为《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载《学海》第4期)对我等再批评,有感于邓对中西经典和我等文章的三重曲解,笔者撰写《诬妄的批判》(载《学海》2007年第6期)予以再回应。此后,邓教授撰写总标题为《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载《学术界》2008年第3、4期)第三次炮轰我们,笔者深感与邓教授脱离儒家文本义理的大批判周旋下去,已无意义,于是跳出争论,转而撰写正面阐释儒家相关义理的文章。1 现在,邓晓芒把他与此争论有关的若干文章以及批判当代新儒家之代表牟宗三先生的几篇文章集结成书,美其名曰《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凡引用该书,只随文夹注页码)。邓在该书“序言”(曾以《我为什要批判儒家伦理》为题单独发表在《中国文化》2010年第3期)宣称他对儒家的批判应当是有好处的,“关键就看儒家信徒愿不愿意、敢不敢接受这一时代挑战”(序言,页11),邓之前还曾引用苏格拉底的话,“可是你走了,我的希望全部落空了”(页132)来讽刺我等高挂免战牌的策略,又言犹未尽地说,“胡先生的另外三位战友及时罢手收兵,还是比较明智的”(页158),基于邓教授的“诚恳”挑战和再三挑衅,笔者觉得有必要适当回应,在笔者也可为三年的论战稍作总结。

  

  一、以个人遭遇衡论儒家伦理的谬误

  

  邓晓芒在《儒家伦理新批判》的序言即“我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中,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了他之所以要“死揪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放,非要打倒在地誓不罢休”的原因(序言,页4)。首先,邓通过诉说其家庭情况和“心路历程”来解释他批判儒家的“真正动机”(序言,页4)。关于邓的家庭,据其叙述,有三个关键点:其一,邓的祖父是乡下私塾先生,其父有些“旧学功底”;其二,邓的外公和父亲在家中都极为暴虐和专制,甚至有些变态,其父还是“令人恐惧的权威形象”(序言,页5)。其三,其母则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受害者。我对邓的家庭遭遇尤其是其母亲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我并不赞同邓对此家庭问题的文化解释。邓说:

  现在想来,父亲的行为是矛盾的:他既知道封建思想是落后的、反动的,在政治上他不屈从于权势和不公正的压力,但他在家里的行为却是典型的封建专制,没有民主,没有平等,只有暴力和权威,他把他的子女甚至我母亲都当作自己颐指气使的奴仆。(序言,页5)

  邓既然把其家庭遭遇置于“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的标题下,言下之意非常明确,他认为其父的暴戾与专制是“封建”文化,亦即其父的“旧学功底”,亦即他所批判的中国文化和儒家伦理熏陶的结果,其父的权威也是儒家权威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具体体现。不难发现,这其实是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和“文革”时期批判儒家的一项重要指控。就此而言,邓所谓的“新批判”并无新意,如果说有点新意的话,那就是他试图以个人的家庭遭遇来证实此种指控。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的文化解释很成问题。其一,邓的外公和父亲的行为,到底与儒家伦理有何干系?儒家伦理一向强调家庭和睦,父慈子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但也没有给父亲的专制权威和毫无道理的暴戾以学理上的支持。相反,儒家一贯主张,当父亲有过错时,儿子应该劝谏其父。《论语•里仁》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内则》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在此,儒家虽然强调儿子的劝谏方式应该柔声下气,即使父亲动粗施暴,也应起敬起孝,不生怨心;但是,儒家更为强调的是儿子有劝谏父亲迁善改过的义务,以至于以“挞之流血”为代价而不敢废弃谕父母于道义。孟子说“不孝有三”,通常只提“不孝为大”,其实,据赵岐注,第一不孝即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可见孟子并不建议儿子毫无道理地屈从父亲。荀子在此方向更为激进,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实际上,“以义谏亲”、“谕父母于道”是儒家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儒家孝道的最高义;当父亲有过错而不加规谏使之改过迁善,这是陷父亲于不义,遗父亲于污名,这是大不孝。儒家岂能是父亲在家专横暴戾的思想文化之源?儒家岂能在学理上支持父亲对其妻女动粗施暴?这明显违背儒家的仁道原则和恻隐之心。反倒是,根据儒家孝道,邓晓芒作为“长子”2 没能履行其相应的规谏义务,以至于遗其父亲以暴虐之名,实为不孝。

  诚然,类似的问题父亲,在现代社会仍不少见。大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对于此类问题父亲的产生,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比如先天禀性、家庭教育、个人修养、个人经历、与妻子的情感、外在的压力等等,很难说它有一个儒家文化的“心理结构”在暗中支配。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样的问题家庭和问题父亲很多,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总跟儒家伦理有些关系吧。关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一,没有受过儒学影响的人群,是否就没有类似的问题?显然,根据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新闻报道,其他人群比如西方社会中的家庭暴力的事情也并不鲜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具有某种普遍性而使之合法化或正当化,而是意在说明,把家庭暴力与儒家伦理联系在一起,根本的思路就走错了。其二,退一步讲,我们姑且假设中国的问题父亲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社会,我们也应该区分儒家伦理的真精神与变质的儒家伦理。毫无疑问,任何思想学说在其流传过程中,尤其是当它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后,都难免发生变质,儒家伦理亦不例外。我们并不否认戴震所批评的“以理杀人”的残酷现实,以及“五四”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吃人的礼教”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们也不否认对“儒家”应该有所批判。然而,在我看来,对“儒家”之批判的第一步,首先是厘清儒家之真精神与变质的儒家,阐明儒家义理,从其内部进行批判,惟有如此,批判方能鞭辟入里,促使儒学转生。遗憾的是,邓虽然高调宣称:“我承认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儒家知识分子罢了!”(序言,页11)事实却是,邓的“新批判”不但未能厘清真假儒家,反而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以至于其批判往往是他曲解或臆想的“儒家”,虽然洋洋洒洒几万字,却是无的放矢。

  总之,以个人的经历和情结来评价儒家伦理,恰好证明了邓晓芒的“新批判”乃是基于纯粹的主观感受,而非他一再标榜的客观和理性。

  

  二、“文化模式”比较的逻辑谬误

  

  为树立自己为反儒斗士和中国启蒙运动之领袖的“思想家”形象,邓晓芒自认为其“新批判”与以往启蒙运动者对儒家的批判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说:

  我对儒家伦理的批判,绝不可等同于以往的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批判。应当说,以往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儒家的批判,主要是从现实后果上和时代潮流的角度进行的批判,而少有从学理上进行认真分析,因而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和鼓动性。我的批判固然也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但我更加注重对儒家伦理原则的结构和来龙去脉的检讨。因为在我面前,有一个我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参照系,我的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只是笼统的各种观点和口号的比较,而是‘文化模式’的比较,不是单纯的各种命题的价值选择,而是深入到两大文化体系的逻辑构成。(序言,页10-11)

  邓晓芒在此突出其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新”在于:(1)他对儒家伦理原则的结构和来龙去脉有所检讨,亦即他对儒学的理解比以往的启蒙者的理解更加深入;(2)他有一个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参照系,亦即他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3)他的中西文化的比较是“文化模式”的比较。关于邓对他所批判的对象即“儒家伦理”及其批判赖于立足的参照系即“西方文化精神”的理解的程度和深度,到底如何,笔者在《逻辑、理性与反讽》和《诬妄的批判》中已有所评析,业已指出其批判是对孔孟儒家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中西经典及其义理精神的双重误读。这里,笔者就根据邓的这篇“序言”,对其“新批判”再次进行一种内在式的批判。

  在邓“新批判”自诩的三点“新”意中,笔者认为前两点并非事实,而第三点则是事实,因此,这里姑且先从第三点开始分析。实际上,“文化模式”的比较确为邓多年来的学术法宝。邓晓芒多年来一直都是把西方文化作为镜子,来反观中国文化,而且是以西方这面“白璧无瑕”的镜子来反照“丑陋无比”的中国文化。我并不完全否认,这种“以西律中”的外在式批判,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的确可以促使国人反思自身的不足,在近代它也确实促使国人突破了固有的一些思维惯性。然而,这种“以西律中”的“文化模式”的比较也有其弊病:第一,长期以来的“以西律中”,进而以西学之精华律中学之渣滓,甚至以虚构之西学律虚构之中学,常常犯了“不当类比”的逻辑错误。第二,“以西律中”的“文化模式”比较,往往不当还在于,“中学”也好,“西学”也罢,它们都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不乏互相冲突和对立的思想学说,即便邓所批判的儒家亦复如是,因此,“以西律中”所常犯的逻辑错误便是“以偏概全”。这两点已经严重危害到中国学术思想的正常发展,制造了很多无谓的争论,于此,我想国内许多现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深有感触。恰好,邓晓芒所引以为豪的“文化模式”的比较,即体现了以上诸多弊病,而且其“以西律中”也更加露骨。

  实际上,邓所标榜的“新批判”并没有脱离“五四”前后时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新启蒙运动”的东西文化比较模式的窠臼,那时的知识界动辄即云“西方如何如何,东方如何如何”,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两分法,即是这种幼稚思维方式的典型。由于长期以来的这种大而化之的文化模式的中西比较,搞得现在的青年学子,尚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开口便是中国文化或儒家伦理如何如何不好,其恶劣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邓的“新批判”亦不例外,对此,深知邓晓芒的许苏民先生已曾指出:“晓芒主张从共同的人性出发来考察中西文化异同,但我认为,他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恰恰疏离了这一根本的逻辑前提。他像很多学者一样,动不动就是西方是什么,中国不是什么;西方有什么,中国没有什么,共同的人性不见了。”3 与此适成对照,我们相信人类在一些基本的生存体验和价值层面“心同理同”,不同的只是各自的表达方式和论证方式,郭齐勇等先生为儒家“亲亲互隐”辩护,即在于说明它“与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今天的法律并不相违,相反,这恰是具有人类性的、人道的,因而是最具普遍性的”4。

  

  三、“新批判”对儒家义理的隔膜

  

  我们接着检讨邓晓芒“新批判”自诩的第一点,即对儒家伦理有深刻的理解。邓晓芒说:

  我发现,农民,正是农民,以及他们的落后分散的生产方式,他们狭隘的血族观念,他们盼望一个“真龙天子”和“明君”来统治他们的普遍心理定式,才是这场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的稳固的基础。……“文革”从意识形态上说,正反映了农民中几千年来隐秘的“锡利亚式的狂想”,即在一个“圣人”治下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不仅指财产平均,而且是思想平均、知识平均,甚至取消一切社会分工。……这种乌托邦的幻想至今还在一些“新左派”、“新儒家”、“新保守主义者”中间流行,正说明它早已成为我们国民劣根性中的一个根本性的要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家   新批判   主观感受   文化模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100.html
文章来源:思与文

2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