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不应忘却马克思的追问——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2 次 更新时间:2008-12-03 16: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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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  

  

  内容提要:自1929年大危机爆发起,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可是主流的反思却始终不得要领,总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之类的老生常谈上转圈。遗憾的是,对当下次贷危机根源的认识依然如故。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大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当下次贷危机的导火线却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度”。其实,资本世界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因此,必须对危机作“马克思的追问”。  

     

  如果以2007年初为起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接近两年了,迄今不仅尚无缓解迹象,而且进一步恶化的势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当危机还处于萌芽阶段时,除了少数不识时务的另类以外(比如宋鸿兵),学界的主流们好象并不在意,多半是漫不经心,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要大惊小怪”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后来眼见危机的动静越来越大,于是又纷纷三缄其口,知趣地闭上了嘴。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有苦难言”还是因为“无可奉告”,面对或许是“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学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始终保持着惊人的沉默,忽然间集体失语。尽管沉默往往是自信的表现,但无论如何,现有的危机理论正在经历着危机本身的无情拷问。在这些危机理论中,我最感兴趣的,同时也是打算在本文中讨论的,就是对次贷危机根源的解读。  

     

  一、主流的解读 

   

  有关次贷危机根源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流观点(主要见诸于官方的报刊);另一类是非主流观点(主要局限在非官方的学术网站)。由于非主流观点通常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界中的人也往往不屑一顾,所以本文的焦点将集中在主流观点上。在主流观点中,有三个重要人物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人物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名誉主席,有“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此公对次贷危机根源的分析不仅“具象”、“直观”,而且“通俗”、“普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梅拉梅德认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不够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其次是政府监管缺位。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间,然而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可靠。[1]  

  2008年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金融高峰论坛”上,与会中美专家的分歧看似不小,其实仍然是梅拉梅德逻辑的展开。在争论中,部分学者将矛头指向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他们认为:正是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支持证券(CDO)在内的结构性金融产品,导致了金融风险在全球的扩散和放大;在OTC市场上,信用衍生产品能够不断“繁衍”,并且很难被监管。因此,金融产品的创新是造成目前“灾难”的主要原因。而纽约银行梅隆中国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胡斌却认为:次贷危机爆发与金融创新无关,其根本原因是贷款机构放松了过去长期遵守的贷款发放、审核的基本标准,此外,信用评级机构也存在过失。[2]

  第二个人物是闻名世界的美联储前老大——格林斯潘。很多学者认为,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应该对当前的次贷危机负责,理由在于:2003年中期,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到1%,并维持长达一年之久,由此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现在的困境只不过是那些泡沫的破裂罢了。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一次召开的Jackson Hole会议上,就谴责美联储在2002年至2006年间采取了过分宽松的政策。[3]  

  这种谴责当然是格林斯潘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格林斯潘看来,就像太阳黑子的活动是无法抗拒的一样,当前的次贷危机也是一个无法抗拒事件的结果。格林斯潘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在过去5年的市场乐观情绪下,这场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即使不被次级债定价不当的问题引爆,也会因为其他市场领域的问题而被点燃。他认为,次贷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扩张,正是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4]  

  一边是对格林斯潘的非议,另一边是格林斯潘的自我辩护。有人从中看到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幽灵。按照“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当局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私念”很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诱因。具体来说,在任者为了赢得连任或退休时的声誉,倾向于在当权时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此时有效需求受到刺激,产出就业得以扩张,但由此导致的泡沫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当通胀真正来临或泡沫真正破灭时,执政者已经成功连任或已退休了。[3] 如此看来,格林斯潘的“私念”或许也难逃“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宿命。  

  第三个人物是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大官人。汶川大地震前夕,远道而来的约翰·斯诺在北京参加“2008年中国首席财务官论坛”时说:“在银行的借贷方面,美国的银行犯了很多的错误,创造了太多所谓的金融衍生工具。” 他认为,正是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次贷危机”从美国的银行流入到了资本市场,流入世界其他的资本市场。所以,“‘次贷危机’的根源,正是美国的银行”。[5]  

  无独有偶,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美国投资大亨巴菲特也向媒体表示,次贷危机的爆发应归因于那些冒着风险进行抵押借贷的各个银行。在他看来,“银行承担了太大的风险,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错误,没有必要怪罪他人”。[6] 应当说,这种分析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的话说:“我们看到好象这么多大的机构倒闭了,很多人为此扼腕叹息,其实一点儿不可惜,这些机构不知道从全世界敲诈了多少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死有余辜。”[7]

  当然,不论怎样捉拿元凶,经济学家给出的说法都多少要与市场经济沾点边,不能太离谱。当年英国的大牌经济学家杰文斯以太阳黑子的活动来解释商业循环的周期,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会再拿这个理论来忽悠民众了。  

     

  二、反思的底线  

  

  概括以上解读,次贷危机的根源无非在于“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也就是说,相对于资本世界的制度框架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经济学上具有“主流”色彩的危机理论,在政治上也具有“全球化”的普世价值。 2008年9月23日 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成了众矢之的,而矛头所指正是“监管不力”。比如,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认为:美国陷入次贷危机是“不道德投机,罪有应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反省商业道德,加强金融监管;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强调:“信贷机构在必要时将遭到惩罚和控制,透明将取代含糊不清”;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则埋怨:自己早就建议加强金融监管,但美国对此毫无兴趣。[8] 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的政治精英们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有着高度的默契。问题在于,如果危机根源是外生的,那么,“危机过后各国央行采取的补救措施也都尤为及时且愈加严厉,但为什么就是始终不能避免重蹈覆辙、走出金融动荡的怪圈呢?”[9]——这才是主流经济学应当好好反思的事情。

  自1929年大危机爆发起,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反思。遗憾的是,主流的反思却始终不得要领,总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之类的老生常谈上转圈,顶多也就是把这些人为的过失上升到“原罪”的高度而已。比如,在追究危机根源时,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愤然指出:“现在回顾来看,这其实是泡沫世界的‘原罪’——美联储纵容了上世纪90年代末所创造的股票泡沫,以及所衍生出的资产依赖型的美国经济”。[10]  

  格林斯潘的自我辩解虽然有为自己撇清的嫌疑,但他的反思显然要比他的那些同行清醒的多:“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当然,他的反思仍然超越不了主流经济学的眼界:危机的根源最终被框定在“投资者低估了风险”的雷池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投资者会低估风险呢?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除了归咎于人性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对这个追问耸耸肩膀了。看来,这种将危机根源追溯到人性贪婪的“本体论”,大概也算是主流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  

  危机的元凶一旦捉拿归案,主流经济学就急忙宣布立即结案,停止反思,不得冤枉“无辜”。谁是“无辜”呢?说白了,这个“无辜”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你可以追究“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背后的人为因素,甚至可以一直追究到人性的贪婪的“原罪”,但决不允许你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三道四,有丝毫怀疑。这是“反思”的底线所在,超越了这个底线,你就会被取消话语资格。正因为如此,除了少数非主流的学术网站之外,在官方的报刊上,我们很难看到超越这个底线的话语。  

     

  三、“扩大需求”为何成了危机的渊薮 

   

  把危机的根源最终锁定在人性的贪婪上,似乎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终极关怀”了。但问题在于,比照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逐利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发现,这个“终极关怀”经不起如下追问:同样都是逐利的经济人,为何次贷危机只能发生在资本主宰的世界,而与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缘呢?  

  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不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来就不承诺无条件地认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且,对于人的基因是否有贪婪“原罪”的血统论,马克思也并不感冒。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不少人认为,对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古典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对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就几乎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因为“此资本主义”已非“彼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具备了克服危机的免疫力。所以,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引起了人们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回忆,但许多经济学家却更多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的大危机,其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当下的次贷危机,其导火线却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已经成了美国当代文化先进性的标志)!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自从182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就与“生产过剩”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经济危机这个范畴总是与“生产过剩”这个关键词形影不离的。可是当下的经济危机却出现了新的异化:危机似乎不再是“生产过剩”惹的祸,而是与“需求过度”发生了链接。如果说,“生产过剩”曾经是经济危机的生存土壤,那么显而易见,“扩大需求”就是化解危机的题中之义;可是问题在于:化解危机的“扩大需求”何以又演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渊薮?进而言之,为什么会出现需求“过度”或“透支消费”?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危机的根源。

  对于当代市场经济而言,在供给与需求的博弈中,具有主导意义的角色越来越不是供给,而是需求。一个社会的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构成。尽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时期,投资和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在美国,由于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2/3,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必须以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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