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龙:作为超克现代性的新“天人合一”——基于文明与自然关系演进的视角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7 次 更新时间:2026-11-23 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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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海龙  

曾海龙,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十力学派与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研究”(25BZX038)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载于《原道》第51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第303—319页。如需引用,请参考刊出版原文。

内容摘要:研究中国古典思想的学者多以“天人合一”为中国传统的典型智慧,并将之视为人类文明的理想状态。然而,“天人合一”所体现的文明与自然之间的连续状态,正是一种典型的非现代性特征。文明与自然分离,人类按照自身设计的图景去改造自然并创造人类秩序,才是现代性的基本主张。如果承认现代性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文明与自然之“分” ——“天人相分”的阶段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人类只有在文明与自然的谐和中才能成就其自身,因此,在“天人相分”的进程之后,重新建立文明与自然的连续关系——“天人合一”,是人类最终实现“救赎”的客观需要。中国古典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如果想要有贡献于全人类,就既要理解“天人相分”对于超越原始“天人合一”状态的必要性,以更为包容的态度来接纳现代性,进而又要超克现代性,为达到更高层级的新“天人合一”寻求可能。

关键词:文明;自然;现代性;天人合一

研究中国古典的学者在谈及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以“天人合一”来表述其最理想的状态,而视“天人相分”为一种必须超克的状态。尽管这一结论无可辩驳,但人们在论述这一课题时,却往往只强调“天人合一”的必要性,而少论及其可能性。进而,人们又往往只强调超克与此相对的“天人相分”问题,而忽略“天人相分”之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必要性。既然现代性已然成为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而超克现代性又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理想,那么审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及其二者的关系就成为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文明与自然的连续与断裂

人类观念及文明都基于自然产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遵循自然的路径发展,并理所当然地与自然连接。然而,当思维与观念获得独立性,开始关注自身并试图以自身的主张重构世界图景进而改造自然之时,文明与自然的断裂乃至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这种情况突出地体现在古希腊的存在论(ontology)与希伯来的宗教精神中。二者的融合催生出欧洲的现代文明。思想史意义上的现代性观念即来源于此。而现代性逐渐引发的各种问题,又迫使人们重新去思考自然与文明的连接对于实现人类自由的积极意义。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思想逐渐获得重视,也与此有关。一些研究中国古典思想的学者将“天人合一”思想视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价值,并认为此将成为人类文明的理想状态。总体来说,“天人合一”思想涉及对人与天、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乃至万物关系的看法,不仅仅是一种生态意识,更是关乎人类如何看待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超克现代性的种种问题,最终实现自由的终极课题。

《周易·系辞》曰“生生之谓易”,《道德经》曰“道法自然”,二者表征了中国古典思想中对人与天、人与自然、自然与文明关系的基本看法。“生生”与“道”皆自然之谓。古代中国的政教、伦理、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都体现了这些理念。近代以来的很多学者认为,奠基于自然原则的中国古典文明确立了古代中国治乱循环的运行机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长时间延续。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文明特质又使中国面临来自近现代欧洲文明的压力。换言之,坚守自然原则既是中国古典文明维系自身存续的原因,也是其遭遇现代西方文明冲击时陷入挑战的根源。

表面上看,古典中国遭遇现代西方的根本性挑战在制度与器物层面,但其系统性崩解则表明,中国古典文明的内在机制与现代文明观念存在冲突。因此,依托古典价值远不足以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致命性挑战,中国古典中所体现的观念路径被全面检视乃至被抛弃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自一百多年前始,中国被迫以建构现代国家为使命踏上现代化道路。换言之,现代中国对其自身而言是个被动的身份,是古典中国在受到外来挑战时不得不如此承担的使命。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还未完成,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却已然显现,这点已经毋庸赘述。诸多学者已经指出,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是文明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分离或断裂,进而主张返归中国古典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以期为人类未来寻求一条光明大道。

对这一课题而言,首要问题在于检视现代性观念与中国古典思想的根本差异。今天我们以古典思想资源来省察现代性并欲以其来解决现代性问题,似乎处于一种迫不得已的返归。而在启蒙时期(现代性的开端)及其之后的欧洲,思想家们对于中国古典价值的检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自西方的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发生后,因人类文明与自然渐行渐远,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受到检视的方面,类似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在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从与西方文明并立到全面落后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评价过程。

梅维恒(Victor Mair,1943—)曾指出,西方将世界奠基于创造,印度将世界奠基于幻象;与二者不同的是,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奠基于“真实和实在”的自然之上。得出这一判断的理据在于:古代中国没有与自然分离的“有意造作” (conscious creation)观念,早期中国人在观念上是倾向于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1〕梅氏对中西古典观念比较与判定的渊源,要追溯到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甚至更早的欧洲思想家们的观念中。早在17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就致力于重新阐释古希腊和基督教中人与自然分离的观念,宣称重新发现了“人”,并认为人与自然的分离是人自身获得自由与救赎的必然途径。此时,中国古典文献的最初译本经由商人和传教士传入欧洲。这些人惊讶地发现,中国古典文献展示了一种不同于欧洲文明中人与自然分离的观念:文化仅仅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其中,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认为,中国人观念一直与自然发生着关联,明显缺乏类似欧洲的启示宗教教育。尔后,更具影响力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将古代中国文明的产生归因于自然理性,并认为中国人借重返自然已经克服了因理性膨胀造成的“堕落”(the fall),也解决了“堕落”之后文明与自然的分离问题。莱布尼茨说:

在知识的深奥程度和理论学科方面,我们更胜一筹。我们不仅在逻辑、形而上学以及无形之物的知识方面更为擅长——这些制度完全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下,而且相较于中国人,我们更易理解那些用心灵从物质材料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比如数学。……如果说在工艺上,我们与他们不相上下,在沉思科学上,我们居于前列,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在实践哲学上的成就足以使我们汗颜。〔2〕

在莱布尼茨看来,古代中国人主要遵循自然的原则,在自然中汲取知识,心灵并没有与自然分离,所以在实践上卓有成就;欧洲人则从脱离自然的启示中获取知识,因此抽象化、概念化的能力要优于中国人。但莱布尼茨并不认为欧洲文明低于古典中国文明,毋宁说他抱持与此相反的主张:“中国人似乎以为我们只有‘一只眼睛’,我们还有‘第二只眼睛’,这就是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而中国人对此尚未全然领会。通过这只眼睛,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无形之物。”〔3〕就此而言,莱布尼茨率先指出了中西文明在思维路径上的根本差异——其中无疑蕴含了欧洲文明要领先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判定。

类似于莱布尼茨的这类观念在18世纪对欧洲影响巨大,以至于像孔多塞(Antoine Nicolas de Condorcet, 1743—1794),伏尔泰(Francois-Marie Arouet, 1694—1778)等人也视古代中国代表了一种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状态。他们认为,这种状态与擅长抽象思维的欧洲人不同,也与依据自然法则生存的原始人有本质的差异。换句话说,中国人虽然已经摆脱了原始的自然状态,却并未脱离自然。在他们看来,与16世纪及以后的欧洲人相比,中国缺少了用技术控制自然的能力,这或许是中国人保持了其道德感的主要原因。伏尔泰认为,古代中国文明与自然的这种过于亲密的暧昧关系,虽然使中国文明起步极早,却也在后来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相反,欧洲远离自然,起步甚慢,尔后却迅速进步,进而超越了中国。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及其同行们,在此时将中国视为欧洲的“对立面”与“他者”,他们对二者所进行的比较,主要基于阐述脱离自然的观念对于开启现代文明的重要性。后来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自由王国与自然王国的区分,阐明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因为其理性而获得自由的可能,与莱布尼茨的“两只眼睛”所代表的二元结构,在渊源上密不可分。

到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们对当时中国古典思想的定位,就更显示出他们因为自身文明与自然的“断裂”而产生的对古典中国的优越感。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中国乃至东方世界处于精神自我意识成长的最初阶段(希腊、罗马、日耳曼王国分别处于其他阶段),其原因就是中国与东方世界缺乏与自然分离的抽象观念。他说:“东方王国的世界观产生于家长统治下的自然社会,这种世界观是实体性的,尚未从内部分化。”〔4〕他在另一处如此评价《易经》:

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表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并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的感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5〕

至此,中国由一个欧洲启蒙运动所对照的“他者”,转换成为国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已经被欧洲远远超越的阶段。黑格尔并不像启蒙思想家们那样主要视中国为一个可供借鉴的与欧洲文明相对应的文明,而是将其牢牢地钉在了国家历史的开端——欧洲现代化的前夕。在黑格尔看来,欧洲乃至人类文明的关键转折在于希腊人引入了断裂性(discontinuity),历史由此摆脱了类似于自然循环的那种停滞状态,并使文明历史的开端以及对自然的真正理解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也从宗教形态阐明中西文明观念之不同。他认为,犹太教是发生了革命的,亦即产生了突破。与中国和印度的宗教形态相比,犹太教的“这场革命必然有其独特的方向”。“高度理性的、意即从巫术与一切形式的非理性救赎追求当中脱离出来的、现世内行动的宗教伦理。……此一伦理相当程度地成为现今欧洲与近东宗教伦理的基础。”〔6〕换言之,以伦理代替巫术,以伦理驱逐巫术,正是犹太教相对于其他宗教的“突破”。而中国的儒教与道教信仰“附着于所有与祭祀有关的巫术里”〔7〕,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具有永恒的现实性与功利性,未能发展出精神宗教所需要的超脱现世或自然的观念。

欧洲思想家们关于文明层级的论断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难免引起各种争议,却也难以掩饰其中所蕴含的对于理解不同文明特质的深刻洞见。他们始终认为,古代中国并未突破自然世界。得出这个结论虽然主要参照早期现代欧洲的状况,但就其溯源而言,中国古典文献本身也是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时至今日,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工作中,我们依然面临与此相似的问题: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别,不仅在于两种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于两种文明对自身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

二、“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现代学界阐发的中国古典观念,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欧洲思想家关于古代中国与自然关系的判定。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与杜维明(1940—)等人就认为,中国人视人类世界为自然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牟复礼说:“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正是这个本然自生(spontaneously self generating life)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的超越意志,等等。”〔8〕杜维明强调中国传统的三个基调:存有的连续,有机的整体,辩证的发展。这与“上帝创造万物”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截然不同。杜维明借用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的“有机”概念,认为中国哲学把人视为存有连续的一个环节,和天地万物发生有机的关联,而不是看作独立于自然之外,由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特殊灵魂。〔9〕

因观念更多地基于自然现象而不是心灵自身,心灵就不能脱离自然产生出独立的纯粹思维,因此古代中国并未抽象出一套独立于自然的观念。所谓自然科学亦更多基于经验与技艺(类似于中医与水墨画),缺乏普遍抽象化的原则,因而未能真正地建构出普遍抽象的科学原理。与此相对,体现这种普遍化与抽象化原则最为明确的是作为现代欧洲文明源泉的古希腊。古希腊的宇宙论,总有逻各斯、主神或其他想象出来的主宰俯视着被创造出来的世界。有一些学者亦将早期中国文明与古希腊作比较,认为古代中国缺乏人类与自然领域的区分,因而在宇宙论中没有类似于古希腊思想中的“神与人、宙斯与普罗米修斯之间的紧张”〔10〕。早期中国缺失了史诗与悲剧——正是这些将文化、人类创作视为神圣世界或未知自然力量的潜在对立。缺少对立,人间秩序顺应自然的安排,文明被视为自然秩序的延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对此描述说:“与耕者无异,君主仅仅鼓励他的作物生长,而绝不干预作物繁育、生长的过程。君主的举措与天的秩序保持一致,又借天的秩序确立自身。秩序的原理仅能在事物中发现,内在于世界自身之中。”〔11〕就此而言,古代中国宇宙观中,人与自然、文明与自然没有分离。因无脱离自然的观念产生,早期中国的政治思想亦是自然主义的。

张光直(1931—2001)曾提出一个以“连续性”与“突破性”为主要思路的完整的关于文明类型的比较架构,分别用以描述中西文明的发展样态。他将早期中国社会与其他古代文明置于这一框架中进行比较,并提出了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两种关系模式即“连续性”与“突破性”:“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12〕所谓“突破”,指的是西方文明起源于人对自然秩序的“突破”:“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所谓“连续”:“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13〕张光直认为,连续性形态是所有“原始”社会的基本形态,西方突破了这一形态,中国则没有。“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14〕西方文明的兴起使得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文明的出现将人类拔高至更高的高度,这与古代中国一直被自然束缚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相反,在早先阶段人性的连续性是中国、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玛雅一中国文化连续体”)。

张光直关于文明与自然关系的“连续”与“突破”特征的人类学描述,呼应了启蒙思想家、黑格尔的观念史评判,以及李约瑟等现代科技史家的比较思路。张氏从文明起源的角度比较西方世界与其他文明后认为,如果就文明与自然关系的“连续性”“突破性”而言,以古典中国为代表的“连续性”才是世界诸文明的主流特征,西方因产生了“突破”而成为异数。事实上,“突破”即意味着“断裂”。以古典中国观念视之,此种“断裂”即“天人相分”,而在一种持续的“连续性”中才有可能“天人合一”。如果以“天人合一”为中国古典思想的主要特征,则“天人相分”就可以被看成发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天人合一”表征文明与自然的“连续”,而“天人相分”则表征着文明与自然的“断裂”。中国古典的研究者们固然可以论证坚守“天人合一”观念的必要性,但可能也无法对张光直的比较框架提出系统性的挑战。

尽管作为考古学家的张光直清楚地刻画了中西文明发展的各自路径,并比较了中西方文明与其他类型文明的根本差异——在这一点上他已经做了很多哲学家的工作,但他对于与自然“断裂”后的文明自身所必然要求实现的那种普遍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他始终认为,中国古典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形态(或是人类文明的典型),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特殊形态,因而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不应该成为理解人类观念的主流。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普遍性。因此,虽然张氏的“连续性”与“突破性”比较框架为理解与比较不同的文明类型提供了可靠的模型,但他自己却可能依然无法准确评估现代性的现状与未来,以及其所产生的问题。

思想家们对于观念史的考察可以说明,天与人(自然与文明)的“合”与“分”就成了古典能否裂变到现代的根源性分际。无论是否如张光直那样认为的, “突破”或“断裂”只是一种偶然性,至少可以如此判定:“天人相分”意味着观念(理性)按照自身的原则与意志来创造世界,从而产生出现代性所必需的观念条件。问题在于,如果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归结为文明与自然的“断裂”或“天人相分”,那么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否还有其价值?如果还有其价值,又如何重新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文明与自然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或现代性之后是否可以重新连接。这不仅关系到对古典中“天人合一”的评价,也关系到对现代性及其问题的评价。核心的症结又在于如何看待文明与自然“断裂”之后产生的现代性。现代性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倒退?现代性是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人类是否还能克服现代性问题并最终凭借与自然重新连接走出现代性?抑或是现代性就是人类的最终命运?要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在观念上厘清原始的“天人合一”内涵,也需要从文明发展史的维度来看待和处理现代性课题。

三、作为“天人相分”的现代性

到了 19 世纪中叶,现代性对于处于古典思想的中国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欧洲思想家们对于中国古典文明落后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判断获得了历史进程的支持。晚清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古典秩序可谓江河日下。每一次外部压力袭来,都在告诫着古典中国必须重新更换跑道,适应现代欧洲文明所制定的现代规则来重构自身,才能获得保全自身生存的力量。近代中国因受压于西方而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来谋求生存。自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自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无不以实现现代化、建构现代性为己任。如果我们将人与自然的分离或断裂视为一种“堕落”的话,对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国的处境可以形容如下:“堕落”的西方已然成了“魔鬼”,我们要么让自己“堕落”成“魔鬼”以与“魔鬼”共生,要么被“魔鬼”吞噬。在此一过程中,研究中国古典与现代性关系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对现代性抱有期待,致力于梳理古典与现代性的关系或在二者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一方面又对现代性产生的问题保持警惕,试图以中国古典的资源来回应并解决现代性问题。

如果视观念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原因或其原因之一,那么近代中国乃至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产生上述困境的观念史根源在于:西方文明已经摆脱自然,并基于理性自身建构的普遍的抽象性观念构造出人类文明的图景,并据此创造世界、改造自然——中国与其他文明并未产生如此的变化。人类文明及其理性与自然断裂之后产生的普遍抽象性观念与其建构的世界图景,最终在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过程中得以呈现。现代世界就是人类理性和意志的表象。如此,世界图景不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观念建构的成果。一方面,观念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处境,使人摆脱了自然环境的束缚与局限,创造出更为舒适的生活条件,奠定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物质力量不仅使人类改变自身原有的自然属性,还进一步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观念塑造世界、改造自然的能力。

众所周知,近代欧洲文明创造出了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对已然处于自然链条中的其他文明(比如中国的古典文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任何企图抗拒这种“断裂”模式的文明族群,最终都会湮没于这种理念所产生的物质力量之下。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之后非欧洲世界的历史,已经为此做了生动的演绎。正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精神现象学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理性观念最终展现为世界的图景,欧洲之外的世界未能如欧洲那样产生出超越自然世界的抽象理性精神,也因此未能发展出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观念图景,最终要么臣服于欧洲,要么肉身都可能被消灭。因此,一旦人类理性开始谋求自身的独立——无论是在人类整体还是部分之中,人类整体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堕落”(与自然分离或断裂)。而在理性精神呈现为世界图景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自然的不断战胜。

张光直认为,与自然“断裂”的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形态。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特殊形态通过其自身发动的现代进程已经占据了上风,并取得了普遍性(至少就其“断裂”的特征而言)。因此,现代中国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既要保留传统文化的优点,又要采纳西方文化的优点。他说:“我对中西文明之对抗,及其中之一可能被迫同化感到忧虑。”〔15〕很明显,这种忧虑是针对以“天人合一”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明被西方“天人相分”的文明所吞并或同化。的确,就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代世界秩序而言,“断裂”无疑取得了“连续”的优势,且成为人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就现代世界而言,无论“断裂”本身是“进步”还是“堕落”,如果人类还有一种必然性的话,那就是基于这种“断裂”的观念来构建现代世界。西方文明凭借这种“断裂”超越了自身文明的特殊性,进而向所有文明提出了承认其普遍性的诉求。任何对此没有自觉或抗拒这种普遍性的文明,必然会面临生存难题。因此,接受现代性、建构现代秩序,并背负现代性问题,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现代命运。这种命运在古希腊文明中试图脱离自然寻求纯粹精神生活的哲学家那里已经注定。即便古希腊与希伯来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怪胎”或者“异数”,但“断裂”既已产生,人类也只能经历“堕落”。古代中国乃至诸多的古文明与原始族群自给自足的自然图景,如果没有遭遇欧洲理性观念及其创造的物质力量之冲击,或许会继续遵循其自我循环路径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直至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消失也未可知。正是欧洲这个与自然“断裂”的“怪胎”突破了自然秩序,进入了自身理性构造的“虚妄”世界。

早期的现代欧洲思想家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与自然分离或“断裂”的理性观念在不久的将来会征服其他文明乃至全人类,从而成就自身的普遍性。尽管这种观念带有某种傲慢或自我中心的成分,但就人类理性所产生的物质力量而言,这确实是不可避免的遭遇。至于人类最终能否摆脱这种遭遇再度与自然建立连接,则是启蒙思想家们与黑格尔主义者所未曾考虑的。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理性精神呈现为世界的图景,才是人类的终极命运。如此,现代性则是欧洲之外的文明体不可避免的一场“遭遇”。无论是试图逃避这场“遭遇”,还是在这场“遭遇”中顽固坚守自身传统拒绝调适顺应,都不可避免地承受覆亡的命运。无论最终的世界图景如何,无法应付这场“遭遇”来保全“肉身”,则终极世界图景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人类文明无论就其自身渊源还是其命运或信念中的终极图景而言,都无法脱离与自然的联系。在过去四百年的世界历史中,人类确实因理性的过度膨胀,以为自身必然脱离并(可以)战胜自然——任何违逆这一趋势的文明或族类都将遭受覆灭。促进文明与自然的分离或“断裂”,至今依然是人类文明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

正因如此,“天人相分”的必要性的第一方面就呈现出来: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只有接受“天人相分”的“断裂”并以此改造自身的文明传统,才有机会保全自身。自中西文明遭遇以来,中国古典中蕴含的自然秩序与世界图景,在面临这种现代性的冲击时都要暂置一旁。为了文明肉身的存续,这是不得不如此的无奈。“天人合一”的秩序观念,无论是作为传统,还是作为未来世界的图景,都只能作为文明理想封存,而不能作为当下的秩序构建。人类尤其是中国,就其当下命运而言,仍然在于全力拥抱与自然分离或“断裂”的理性观念,接纳现代性,进行现代化,以保全自己的“肉身”。

“天人相分”必要性的第二方面在于:只有经过“天人相分”与“断裂”,人类文明才能超越那种原始的“天人合一”,进而在文明与自然的谐和中获得真正的自由。无论是欧洲的思想家,还是张光直等人,尽管已经意识到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却大都无法确信现代性只是人类的阶段性命运。欧洲思想家们视理性对自然的胜利为世界的终极图景,张光直则视中西文化为一种平衡的并列。然而,二者都认为,现代性成就其自身的普遍性,本身就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暂时胜利,也意味着中国古典“天人合一”观念的失败。而站在反思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天人相分”与文明和自然的“断裂”只是人类文明的某个阶段,而不是其终极图景。如果将“断裂”视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场不可避免的遭遇,则这两种观念都需要加以修正。理性试图脱离自然建立自身的世界图景之始,就预示着人类必须经历这样一场“遭遇”才可能获得自身的存续。

总之,近代中国遭遇生存的挑战,本质上是脱离自然的人类理性对于自然图景的挑战。无论人与自然的连续性是不是人类的未来或世界的最终图景,当下的急务都在于全力接受理性并以理性创造出物质力量,以超越原始“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局限性。只有这样,一种基于中国古典观念的人与自然的连续性才有可能在未来世界得以重现。因此,无论人与自然的分离带来多少问题,“天人相分”课题本身却在当下显得非常必要。

四、新“天人合一”的可能性

与自然“断裂”的西方文明已经成就了其普遍性。因此,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分”的可能性已经为人类理性及其历史所实现,“分”的必要性也如上所述。那么,基于人与自然联系的“合”,其可能性与必要性何在呢?我们先简要阐述其必要性,再详谈其可能性。

人与自然关系的连续性,是基于作为自然的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文明也是基于自然而产生的。文明与自然的连接在古典时期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的。虽然人类理性就其自身而言一直有独立于自然的倾向,但人与自然的连接这一命题本身也是符合理性的——更何况就现代性而言,人与自然的重“合”本身就是合乎理性的可能路径。因此,人与自然、文明与自然的连续性关系,不仅顺应自然,也合乎理性。

不仅如此,人与自然的“合”也是人类的普遍信仰。不仅作为非启示性信仰的东方文明重视文明与自然的连续性关系,就连启示性宗教——尽管其最终的世界图景超越了自然,也莫不在各自的教义中透露出自然与神灵的紧密关系。神灵通常通过自然现象来警示人类,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人类如果想要建立理想王国,也必须处理好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基于人与自然连续统一的信仰,其终极世界图景在于与自然的联系之中;而基于文明与自然断裂的终极世界图景,需要通过超越自然来达成。总之,人类命运无论就其理性,还是就其信仰而言,最终都在于重新与自然建立连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中国古典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再次显现无遗。

问题的核心在于“合”的可能性。即便承认中国古典中存在着诸多类似人与自然连续性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主张,就表明中国古典一定能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可靠的思想资源吗?在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看来,因缺乏“断裂”而无法孕育出现代性的中国古典思想,如何又成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灵丹妙药呢?

如果我们将中国古典文明形态粗略地概括为“天人合一”,并呈现为“万物一体”的观念图景,那么就现代性而言,这种观念图景的问题何在呢?何以无法以自身来应对现代文明的挑战呢?在早期欧洲启蒙思想家之外,现代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要更为具体。张世英认为,中国古典中这种原始的“万物一体”在现代存在如下问题:(1)物我不分,人我不分,把自我湮没于与自然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中,湮没于与封建社会群体为一体的“一体”之中,从而缺乏自我的个性和独立性,民主自由难以伸张,个体任自然宰制。(2)人与人之间很少相互往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对自然也很少认识。〔16〕张氏对古典中“万物一体”的批评既基于当下建构现代性的立场,也是对人类文明必须经历“天人相分”必要性的一种说明。原始的“万物一体”是建构现代性的阻碍,因而必须对此加以扭转。

张世英认为,原始的“万物一体”之所以产生弊端,是因为人与人、人与物皆彼此不通。在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断克服传统中将个性自我湮没于自然整体之中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断克服传统中将个性自我湮没于封建社会群体之中的思想等方面,取得了不小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中国文化应当进一步走出传统的、原始的“万物一体”形态,达到一种“万有相通”之境。与“万物一体”是相同而不相通相比,“万有相通”则是不相同而相通。“万有相通”的现代性含义大不同于原始的“万物一体”:(1)自我从人与自然的“一体”之中以及人与封建社会群体的“一体”之中解放出来,自我的个性和独立性得以张扬。(2)自我与他人愈来愈多地相互往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具有个性和独立性的人与人之间息息相关,共同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整体,此整体不再是天人合一式的“混沌”,而是万有相通式的“灵通”。“万有相通”,既要求重视万有之各自的个性,又提倡万有之间的交融共生、平等对话;既要伸张自我,又要超越自我。〔17〕

张光直等人清楚地点明了中国古典思想的特质及其与西方思想的根本性差异,张世英则明确地指出了其问题并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后者对于古典中“万物一体”的理解与阐释虽不无可以商榷的余地,然而造成误解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原始的“万物一体”在现代语境中难以被理解。张世英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在西方启蒙理性开启了现代性之后,原始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因而必须开辟新的论述才能贯彻自身的原则,进而获得自身的存在。如果说中国古典的“天人合一”思想因其连续性的特征阻碍了因“断裂”才可能的现代性,那么即便“天人合一”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资源,也必须在其“断裂”之后重新建立“连续”才成为可能。

一是从“天人相分”走向新“天人合一”,是人类理性实现自身存续的必然要求。尽管基于“天人相分”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精神从“无”中创造出了繁荣的人类文明,但这种文明必然有其自然的限度,脱离自然的文明如果不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连接并保持“连续性”,最终会因为自然的限度而覆灭。因此,人类理性只有克服自身的傲慢,才可能在与自然重新连接之后获得自身的存续。

二是现代性对人的工具理性定位只有通过新“天人合一”才能根本解决。这不仅是因为“天人合一”是世界的本来图景,而“断裂”则只是一种偶然,更因为“断裂”之后的现代性泯灭了本来的差异性,人们往往被抽象化为某种符号,成为现代性的囚徒,启蒙理性最初所许诺的那种自由并没有出现。因此,新“天人合一”实现的可能性既源于人类文明的自然秩序渊源,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人们最终会意识到,基于自然的差异性是人类自由的最终根源。作为理性观念的自由,也必须超克理性本身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三是文明与自然“断裂”之后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是新“天人合一”的物质基础。现代性及其问题对于原始“天人合一”图景的意义,在于发现原始的“万物一体”要想真正实现,还必须经由文明的提炼,才能最终成为人类自由世界的前景。现代性产生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不仅使人们从被原始自然的驱使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肉身解放,更使得人类在与自然的谐和中实现精神自由。最终,自由与自然相谐和,文明与自然都成为其自身的存在。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人类文明最初都与自然连接,延续了自然的秩序,遵循着自然所提供的图景,而后在某个特定的文明传统中与自然产生了“断裂”,使得文明与自然的分离成为必然,造成“天人相分”的现代性。因着现代性的观念图景,人类一方面创造出超越“天人相分”的物质力量,一方面又孕育出超克现代性返归“天人合一”的意识与意愿。因此,基于“天人合一”产生的人类文明,在经过“天人相分”的“堕落”之后,必将重新获得自身应有的存在方式,在重新与自然建立连接后实现更高层次的新“天人合一”——原始的“天人合一”通过“天人相分”来否定自身,进而向自身回归。

五、小结

如果文明与自然的“断裂”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偶然”,文明与自然的“连续”才是常态,那么回到常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连接,就会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然而“断裂”毕竟产生了,其意义在于使人类跨越那种原始的“万物一体”状态并从自然链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虽然“断裂”的开启使得人类再也回不到原始的自然人文连续状态,但人类的历史与现状已然给出答案:文明与自然的“断裂”必将使人类自身异化为工具理性,因此也必须超克“断裂”,重新连接文明与自然。在这种状态中,文明与自然相谐和,人类既不被自然束缚,也不会因理性的狂妄而丧失自身本有的自然属性。从自然走向人文,文明与自然产生断裂,是现代性得以产生的条件。而现代性的后果也已经说明,如果无法重新建立自然与文明的联系,人类将永远处于这种“堕落”的状态中,最终丧失自身。

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都基于自然秩序。但当人类理性意识到自身,开始其纯粹精神生活进而建构纯粹的观念王国之时,文明与自然的分离与断裂似乎就不可避免。换言之,文明与自然之“分”既已发生,就只能通过其自身进程(现代性问题)来证明超克这种“分”的必要性,进而再度以文明与自然之“和”为人类文明的理想状态。中国古典被欧洲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化的开端作为一种“他者”进行参照,并最终被定位为文明的落后形态,固然是由于中西之间文明演进的模式不同,但深究起来,这种模式的不同可能正是欧洲率先产生现代性而东方文明一直在循环往复的原因。“断裂”并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点,却意味着文明开始经历一个脱离自然进而改造自然的历程,用以超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关键,则在于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连接。类似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站不住脚,乃是因为此类“终结”观念将文明与自然的断裂视为永恒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原本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只能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或普遍抽象的符号存在,而作为具体的有自然差异性的自由个体则永远湮没于所谓的理性秩序之中。就此而言,新“天人合一”的必要性就彰显出来。

只有在自然状态或与自然贯通的文明状态下,个体的差异、自由乃至创造力才可能真正地绽放。人的解放及其自由能否实现,系于能否重新建立文明与自然的连接。在自然与文明的断裂状态中,人的“堕落”不可避免。“救赎”的可能系于在二者之间重新建立连接。虽然这种连接要借助古典的智慧,但原始的“天人合一”还需要通过“天人相分”的进程来进行清理。人类自由的充分实现,既意味着人类达成其自身文明的理想,也蕴含了人的自然之完全绽放。人类只有通过文明与自然的“断裂”对原始的“天人合一”进行否定,以尽快完成“天人相分”的进程,进而又通过文明与自然的重新连接对此种“天人相分”进行超克,达到更高层面的新“天人合一”,才能真正实现文明与自然的谐和,最终达成完全的自由。

参考文献

〔1〕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普鸣(Michael Puett)就认为,关于“作”(creation)的观念广泛流行于先秦到秦代的思想与政治领域,“天人合一”要到汉代才得以出现。(参见普鸣《作与不作——早起中国关于技艺问题的辩论》第四章,杨起予、唐鹤语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笔者认为,“作”的出现并不必然造成自然与文明的断裂,基于自然的原则的“作”正是古代中国文明及其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古代中国却并没有如古希腊那样产生出关于“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纯粹思维,才是其文明没有与自然分离的根本原因。

〔2〕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The preface to Leibniz’s Novissima Sinica,1697.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Donald F. Lach. Honolulu: University oh Hawaii Press,1957, pp.68-69.

〔3〕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The preface to Leibniz’s Novissima Sinica,1697.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Donald F. Lach. Honolulu: University oh Hawaii Press,1957,pp.74.

〔4〕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21. Translated by T. M. Knox.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2, p.220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20—121 页。

〔6〕韦伯《古犹太教》,《韦伯作品集》第11卷,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7〕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韦伯作品集》第5卷,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8〕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重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9〕参见杜维明《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载《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3 页。原载《中国哲学史》1981年第1期。

〔10〕Keightley David.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How It Became Chinese. In 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paul S. Ropp, p. 32.

〔11〕转引自〔美〕普鸣《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杨起予译、唐鹤语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9页。

〔12〕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8页。

〔13〕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8页。

〔1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页。

〔15〕张光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的现代化》,载《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9页。

〔16〕张世英《从“万物一体”到“万有相通”:构建之中的中国文化新形态》,《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

〔17〕张世英《从“万物一体”到“万有相通”:构建之中的中国文化新形态》,《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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