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标识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型——一体性思维。一体性思维模式中的主体及主客关系呈现出与西方哲学具有极大差异的形态。在当前世界文明互鉴与深层对话中，重新审视儒家传统中的天人关系，不仅是一项思想史的回溯工作，更是一种哲学建构的尝试。在现代语境中挖掘并彰显中国哲学蕴含的基本思维模型，能够更清晰地揭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整体性、生成性与实践性特质，在跨文明的比较视域中标识出中华文明独特的话语体系与价值立场。
作者：李春颖，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哲学史》2026年第1期
原题：《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中国哲学一体性思维与主客关系》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8期
对中国哲学独特性的讨论，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发展的全过程，曾在学术界、思想界掀起过多次讨论热潮。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涵盖了民族性与普遍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也有立场与价值的差别，当然更根本的是回到如何定义哲学的问题。从哲学学科内部推进这一问题，则主要集中在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上，表面上它体现为一种比较哲学视角，实际上它仍是对中国哲学独特性的深入挖掘，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比较中西哲学，学术界、文化界普遍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征。作为中国哲学特质的“天人合一”，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综合性体现，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体系的构建之中，成为理解其底层逻辑与精神实质的关键线索。
主客关系作为
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型
主客关系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型，弥漫在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各个层面的建构中。在哲学领域，即便现代、后现代哲学各流派大都在尝试批判、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分，但在底层思维上仍难以避免主客二分的预设。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中的主客关系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其中被作为典型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对世界本质的追寻，探讨本体问题，而非主客关系。但其在现实可感世界之上设立可知世界、在可感事物中抽象出普遍的形式或本质，这种二元结构确立了西方哲学基本的思维范式，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主客关系奠定了基础。
使主客二分成为近现代哲学基本模型的标志性人物是笛卡尔。他建立了以主体为中心、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体系，这被视为现代主客二分思维的重要来源。主体无论是通过理性思维还是感官经验来认识世界，主体与主体之外的世界都是区分开的。如此，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追寻，就转变为主体如何获得对客体真实的认识，进而成为主体如何获得确证的知识。这一转变被称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影响深远。主客二分构成了一个基本模型：“主体—客体—主体”如何认识客体并获得确证的知识。这一基本模型不但在哲学领域具有强大影响力，同时作为认识论模型也笼罩了此后的自然科学，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长足发展。
主客二分带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不容小觑。主体实际上无法真正获得对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无法认识物自体，也无法确证经验知识的正确性。从哲学角度看，以任何方式弥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都困难重重。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胡塞尔提出“意向性”，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通过“解构”揭示了主客二分模式的逻辑漏洞和权力结构，福柯则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主客关系在历史中的演变。总体来说，批判、否定、超越、解构主客二分的模型，是现代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种种路径实际都在底层思维上接受了主客二分的预设，并且难以从根本上完全消除这一思维模型。
“天人合一”的一体性思维
关于中国哲学的特质也需标识出一些基本的思维模型，因为它们不但是基本的哲学问题，更是哲学体系建构的基石，可以被部分修改、纠偏或发展，却始终是理解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一种思想文化的标识性底色。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特质，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思想内涵。“天人合一”这个词出现较晚，但天人一体、万物与我为一、天道与人事相贯通的关系框架由来已久，几乎是先秦各家共用的思想基础。汉代，天人关系最突出的形式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宋明时期，天人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万物一体的追求几乎贯穿整个宋明理学。张载在《正蒙·乾称》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表述方式，此后经历宋元明清，逐渐发展成为被普遍使用的词汇语料。除此之外，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颢的“一体言仁”、王阳明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有宋明时代天人一心、天人一物、万物一体等，实际上都是天人合一的不同表达方式。
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众多表述方式和思想内涵共同归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中，并非漫无边际的扩展和联想，而是一种基本思维方式的扩展和应用。正如主客关系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模型，它既有自身原初的内涵，也有历史发展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基本的思想模型，其重要特质就是始终面向并植根于现实世界。
世界哲学中的一体性思维并不罕见，如舍勒在《同情的本质与形式》中提出“宇宙同一感”，叔本华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提出的“生命之形而上学的统一性”。与之相比，天人合一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体性思维。
就其特质而言：首先，合一不是分立的主客双方以某种方式、路径实现主客交融，合二为一，而是人与世界本来为一，人无论在实际处境还是精神实质上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其次，合一不是认识论意义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把握，不是对知识确定性的把握，也不是对超越理念、形而上本体的追寻，而是对世界整体的理解。天人合一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从根源上、本质上将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简言之，天人合一的一体性，同时就是现实性，人与万物生于天地整体中，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也应在整体之中定位和认识自我。
一体性思维有复杂多样的思想形态和层次，大略而言：有宇宙生成论上的一体性，如气论、《周易》系统等；有身体层面的一体性，如天人感应、气质之性等；有德性层面的一体性，如尽心知性知天，天命之谓性、性即理、心即理等。此外，在政治设计、社会礼俗、音乐艺术等方面也都是以一体性思维为基础，中医的五运六气、命理的天干地支等也是一体性思维的展现。这些思想各成体系，但并非孤立而成，中国传统的气论尤其是《周易》系统的宇宙生成论是其最基本的理论形态和思想根源。
《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阴阳交感作为基本模型来理解宇宙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天地运行、万物生长、人世变迁都共享这一基本模型。广义的气论，包括阴阳二气、五行、天地之气、天下一气等，是一体性思维的重要理论形态。由气化构成天地万物，万物是气的不同状态，相通相感，构成一连续的同质系统。从天文到人文，从天理到性理，天地万物是一个动态关联的整体。一体性思维不仅解释世界生成，同时也贯穿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礼记·月令》中历法与星象、动植物的生息、人类的饮食、礼俗、政治、祭祀、农事等本为一体，息息相通。这种动态的一体性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常常形成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
万物一体中的主体及主客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被人与自然相分所取代。在西方近代科学主义视角下，人与自然分立为二，人是主体，自然界是被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相对于人的主体意识，自然界被客体化、外部化。这种人与自然之分的底层逻辑就是主客二分。
关于一体性思维中的主体，近代以来从哲学上进行正面阐发的学者主要着眼于德性主体，从德性修养的本体、境界和功夫层面讨论中国哲学中的主体问题，旨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中凸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性，进而重构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与唐宋儒学复兴有着相似的目标，都是在面对异质文明大规模的挑战中，探索如何重建儒学的普遍主义。以道德主体理解人，以精神实体理解天，这是近代以来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对儒学进行自我革新和划界的一种努力：将儒学划界为道德哲学或宗教，让渡儒学的部分解释力，在道德哲学内部重新整理和建构传统儒学的思想体系。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并非只有道德教化这一个面向，儒学是一个整全的思想体系。
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一体性思维是一套系统性的对世界的理解。人与万物生于天地间，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世界整体运行的一部分，与天地具有同构性。从根源上看，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不仅是作为精神境界的内在超越，而且是从本质上个体生命与天地万物之间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构成息息相通的整体。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主宰之天、德性之天的划分，只是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描述，实际上从天地整体到万事万物，从宇宙自然到人类社会，是一个有序运行的整体；自然规律与社会人伦，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与原始反终死生之说也是统一的体系。
处于万物一体关系中的主体，它对应的思维模型是主体与一体的关系。主客关系中，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自我与自我之外的他者的关系，主体与作为他者的客体是两个独立的存在者。在主体与一体的关系中，主体的本性源自天，主体对自身本性的实现就是对天的体认。主体的本性根源于一体，主体的追求是通过一体而实现自身。
在“一体”中定位“主体”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多种具体形式，不仅体现在德性修养方面，也不仅是纵向天人关系这一种形式。儒学的突出特点就是根植于现实世界，其思想也必然是囊括现实世界的整全体系。朱子在《孟子集注》中对四端的注释颇具代表性：在讨论仁、义、礼、智、信时，直接引入五行，以土贯穿水、火、金、木来论证信贯穿仁、义、礼、智。这不是把两种结构相似的概念做类比，而是从根本上将它们看作同一个系统。体现万物相生相克的五行，人伦德性中的五常、五伦，音乐中的五音实际上都源自同一个关联宇宙系统。五行所描述的关联宇宙，既有作为社会伦理的五常、五伦，也有自然万物相生相克、中医的五脏、艺术的五音等。天地万物是一个连续性的同质系统，主体在一体中生长变化，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
在“一体”中定位“主体”的思维模式，源于具有中国哲学根本特质的一体性思维。在一体性思维中，主体与他人、主体与万物之间的关系首先不是两个独立存在者之间的对等关系，而是处于同一整体中：人与万物共同构成息息相通的整体，并在整体中处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对主体的孤立化理解，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视人为天地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非独立于万物之外的存在。
主体与万物、主体与一体之间的区分与隔阂是暂时的。从根源而言，主体与宇宙整体、天地万物本然为一；从价值追求来看，具有局限性的主体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功夫提升自身的知识与德性，体认到自我与万物一体。主体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行为属于天地运行的一部分，主体价值的实现不是自身对真理的认知，而是参与到天地整体的运行中，这既是对自我真实处境的觉悟，也是自我本性和价值的充分实现。
“一体”的世界是否可以容纳超越性？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在中西对比中需要回应的问题。一体世界中的主体，其生命的意义不需要由某种超感性的存在者来赋予，主体生命的意义在当下现实生活中展现：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在经验世界本身，主体的德性修养和实践既参与创造具体的经验生活，也作为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具体而微地参与到天地运化之中。
主体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是具体的，也是超越的。从个体而言，主体当然是有限的生命体，无论寿命还是能力都是有限的；当主体对自身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有限个体，而是定位为天地整体的一部分，时空中一个具体而微的点，那么主体的生命与生活便是天地运化在某个具体时空中的片段。此片段从不孤立，回首过去它是悠远历史发展而来的一个阶段，展望未来它在真实地参与创造整个世界。主体作为具体存在，同时又是天地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与天地整体共同具有超越性。因此，主体自身蕴含生成意义的可能性。无限与超越不是理念世界、超感性存在者对主体的赋予，而是主体突破个体的有限性，体认到万物一体，主动投入到无限的宇宙流行中。在有限中认识并承担其无限性，是主体最根本的德性追求。
结语
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标识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型——一体性思维。一体性思维模式中的主体及主客关系呈现出与西方哲学具有极大差异的形态。基于一体性思维的主体，不否认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和现实条件的有限性，但更注重通过对天人关系的体认和践履，让个体得以融入宇宙本然的生命节奏中。这使主客之间的鸿沟得以消弭，从更高层面实现主客交融，即主客共同融入“一体”之中，共享天理与天道。
与西方哲学传统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同，儒家思想中的主客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分立及融合，而是本来为一，在生生不息的演化中构建起一个关联的宇宙系统。天人合一、天人同构、万物一体等都是中国哲学的一体性思维，这一思维模型并非儒家独有，而是被各家学派共享。从先秦至宋明，儒家关于主体内涵的探索在天人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为后世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主体观照。在一体中定位主体，主体与他者不是首先构成主客二分关系，而是作为整体中息息相通的部分，在整体中获得并实现自身的本性，也在整体中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主体对万物一体境界的追求，不是追求自我之外的超越者，也不是追求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主体通过为学修身所期待的正是对自身本性的回归。
在当前世界文明互鉴与深层对话中，重新审视儒家传统中的天人关系，不仅是一项思想史的回溯工作，更是一种哲学建构的尝试。在现代语境中挖掘并彰显中国哲学蕴含的基本思维模型，能够更清晰地揭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整体性、生成性与实践性特质，在跨文明的比较视域中标识出中华文明独特的话语体系与价值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