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必将回应涉外法治建设的战略部署与现实需求,完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比较观察各国刑事诉讼法典,涉外程序立法存在集中式与分散式。尽管立法状况差异明显,但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和共性。涉外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要明确因“涉外”而应秉持的立场及如何处理“涉外”的关系,涉外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则主要规范管辖权、强制措施、权利保障、翻译、境外证据、司法协助等问题。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立法明显滞后与欠缺,比较视野下的立法经验具有启发意义。涉外刑事诉讼立法需要科学把握“涉外”的“特别”之度,遵循刑事诉讼的科学原理和涉外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既要弥补立法空缺,也要避免过度规范,既要处理好立法协调性,也要强化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与国际化。
关键词:涉外刑事诉讼;立法例;《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外法治
【作者】孟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来源】《法学杂志》2025年第5期
一、问题及其脉络:涉外刑事诉讼的立法需求
刑事诉讼法修改已经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作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完成第四次修改。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必将积极回应涉外法治建设的战略部署与现实需求,完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战略工作布局”,“积极推进......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关系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处理涉外问题的法律依据,体现我国处理涉外刑事案件的法治化水平。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涉外程序的相关规定近乎处于空白状态,仅存有两条极为有限的规定。这种粗疏的立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构建方面的滞后性与不完备性。......在跨国犯罪日益频繁的全球化背景下,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实践往往依赖于《刑诉法司法解释》《公安部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缺乏系统性的立法支持。”在这样的背景及状况下,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无疑应当成为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中之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观点揭示,“各类涉外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切实处理好每一件涉外刑事案件”,且较早就有学者关注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并围绕涉外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及处理涉外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管辖制度、侦查程序、强制措施、诉讼代理、权利保障、审理程序、证据应用、司法协助、引渡制度、刑罚执行等问题展开探讨,这些研讨几乎涵盖涉外刑事诉讼各个基本环节。然而,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一直处于滞后状态。除1979年刑事诉讼立法时明确的“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以及“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涉外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路径以外,过去的三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于涉外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调整主要仅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新增刑事司法协助条款,即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二是调整外国人犯罪审判管辖条款,即1979年刑事诉讼立法确立“外国人犯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利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的管辖方案,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该管辖对象缩限为“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直接删掉了该条款,外国人犯罪刑事案件第一审不再专门设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整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仅始终未设立专章规定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而且迄今相关规定非常欠缺。
如果说较早期学术界围绕涉外刑事诉讼问题展开相对集中的探讨,主要是缘于对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后涉外刑事案件逐渐增多办案实践需求的理论回应,那么近年来围绕涉外刑事诉讼问题是逐渐掀起的研究热潮,则是缘于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涉外刑事诉讼实践的新形态、新问题、新挑战和对全面依法治国尤其是涉外法治战略布局的理论回应。相关研究不仅拓展至基层实践、缺席审判、网络犯罪、跨境证据、数字法治等新命题视域,而且直接指向涉外刑事诉讼立法的体系性建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不仅面临单独立法、专章立法抑或分散立法的模式选择,而且需要围绕基本原则、案件管辖、强制措施、跨境取证、审理程序、权利保障、司法协助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制度设计而展开。考虑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相对空白,本文希望从对各国刑事诉讼法典比较考察的视角,探寻域外相关经验与规则,挖掘可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参考借鉴的思路与细节。
二、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方式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方式。一般来说,有集中式立法方式和分散式立法方式,前者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设专编或专章规定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相关规范,后者则将涉外刑事诉讼相关规范分散规定于刑事诉讼法典的各个角落。当然,从理论上讲,还可能存在单独立法与混合立法方式之分,前者即制定专门的涉外刑事诉讼法典或者就涉外刑事诉讼的特定问题制定单行法,后者则将涉外刑事诉讼相关规范混合规定于多部相关法律之中。这里主要考察刑事诉讼法典中如何规定涉外程序规范这一角度。
(一)集中式
综观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诸多国家对其涉外程序规范部分采取了集中式立法方式。较为典型的做法,就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置专编或专章来规定涉外程序。
具体而言,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关于涉外程序的规定在体例安排上较为集中、内容较为完备,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的第五卷、《哈萨克斯坦刑事诉讼法典》的第十二编、《哥伦比亚刑事诉讼法典》的第五编、《摩洛哥刑事诉讼法典》的第七卷均专编规定了涉外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规范。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案件管辖、涉外证据的审查和转化、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等方面,这种专编或专章规定的立法方式显然可为办理涉外刑事案件提供较为明确、全面、完备的规程指引。又如,在拉美国家中,秘鲁是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采取集中式立法的典范。在其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卷“国际司法合作”下设七编共计59个条文,相当详细地规定了秘鲁和其他国家基于国际条约与公约、互惠原则,可以在引渡、国际司法协助、在秘鲁域外办理案件、刑罚和保安处分、控制下交付以及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等方面的实体规范与程序要求,凸显了秘鲁在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和打击跨国犯罪中的责任担当及其涉外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备性。再如,在欧盟国家中,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对涉外程序的规定也堪称完善。其最大的特色是并行“欧盟成员国与一般国际司法协助”两条主线,将司法协助、证据问题、信息交换和引渡等问题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区分规定,在欧盟成员国内部设置了大量简化程序,如简化引渡程序,并可派驻欧盟司法事务协调处的成员,任期时间为4年,其权限不限于调阅在任何个人性质的信息化档案处理中登记的资料。
当然,有一些国家虽然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置了专编或专章规定有关涉外程序规范,但并不完备,只是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内容作出规定。譬如,巴西的刑事诉讼法典虽设专编规定“与外国当局的司法关系”,但其内容仅集中于“一般规定”“请求书和外国判决的确认”,在该法典的其他部分只有零星规范涉及涉外程序的内容。又如,古巴刑事诉讼法、智利刑事诉讼法均只对引渡作出规定,而将其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留待国际条约和其他立法中予以规范。这种做法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刑事诉讼法设置专编或专章规定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容,但主要集中于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仅规定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或者规定含引渡在内的广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这种集中式立法实际上并未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系统、完备的规定,属于“部分集中式”的立法方式。
(二)分散式
与集中式立法不同的是,有不少国家将有关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散布于刑事诉讼法典各个角落之中,并没有设置专编或专章。例如,阿根廷的刑事诉讼法就仅在管辖权部分提到了向外国法官申请引渡的规定,且规定十分原则化,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判决人身处国外,应当通过外交途径,根据已缔结的国际条约和互相原则进行引渡”。比利时的刑事重罪法并没有专门章节规定涉外程序,但吸纳了国际法相关规定,在该法典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国际法”的相关管辖问题。而韩国的刑事诉讼法仅在“地域管辖”的条款中提及了韩国领域外的韩国船舶与韩国航空器内的犯罪行为管辖权归属韩国,再无其他条款规定涉外程序。又如,马来西亚的刑事诉讼法典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首先在法典导言中规定了“英国法的适用”条款,明确如果本法典或其他现行有效法律没有特殊规定,只要不存在冲突,那么英国法中与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可以作为本法典的补充予以适用。此外,还规定了“马来西亚境外实施的犯罪的责任追究”及涉外刑事案件中“指令采纳书面证言副本或者相关物品作为证据的权力”和“高等法院签发特定令状的权力”等涉外程序条款。
墨西哥的刑事诉讼法典对涉外程序也采用分散式立法,分别在管辖、翻译、委托书、搜查、受害人权利、书证、证据的法律效力等条款中明确相应的涉外规程。具体而言,该法典首先在“管辖”条款中明确“被告人在国外的,由首都辖区法院负责引渡、审理和判决,该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负责向该首都辖区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接着在“翻译”条款中明确“当被告人、受害人、举报或者控告人、证人和专家不会使用或者不能充分理解西班牙语时,应当为其指定一名或者多名翻译人员”;在“委托书”条款中明确“对国外法院发出的委托书应当经最高法院同意,并通过外交途径送达”“对需要在国外进行的司法协助,可以通过官方作出正式文件,委托外交使团或者国家驻外领事处进行”和“对于国外法院作出的委托书,除符合相关法律以及国际协议的规定外,还应当得到法院所在地的我国授权的驻外代表的认证”;在“搜查”条款中明确“对外国商船进行搜查的,应当遵守相关法律和海事规定”;在“受害人权利”条款中明确“对任何受害人,不分种族、国籍......和其他任何因素等都应当平等对待,维护其无差别的权利”;在“书证”条款中明确“使用外文书写的文件,应当出示原件以及翻译件”;在“证据的法律效力”条款中明确“来自国外的已公证的文件可以被视为真实有效”;等等。
相对而言,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采取分散式立法,其优势在于可以将刑事诉讼中的涉外因素充分融合到刑事诉讼的具体规程之中,仅根据其特殊性及专门规范的必要性而予以适当的规定。其局限则是涉外程序规范相对松散,且可能导致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重视不够,出现规定空白、不完备或者不明晰的状况。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也采取分散式立法,即蕴含着这样一种适法逻辑:涉外刑事案件采取与通常的刑事案件一致的刑事诉讼规程进行处理,除非有针对涉外刑事案件的特别规定。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非常有限,虽然从适法逻辑上只要没有特别规定的都适用于通常适用的一般刑事诉讼条款,但这绝不代表在实践中按照通常条款办理涉外刑事案件就科学、可行。而这正是分散式立法的两面性,即如果立法科学、完善,则分散式立法能避免集中式立法可能存在的交叉重复或者过度规范的问题,但如果立法不够完备,则会导致立法疏漏和规范不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立法存在的问题。
三、涉外刑事诉讼原则的立法例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在确定立法方式之后,接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涉外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即涉外刑事诉讼除要遵循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之外还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特有原则。其中尤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刑事案件因具有涉外要素而应秉持的立场以及如何处理“涉外”的关系和通过国际司法协助解决“涉外”因素带来的障碍,即涉外刑事诉讼的信守国际条约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和互惠原则与对等原则。
(一)信守国际条约原则
涉外刑事诉讼应当如何适用国际条约,很多国家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此予以明确规定,确立了信守国际条约原则。尽管在具体态度上有细微差别,如有的明确规定国际条约优先,有的倾向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并重,但实质上都强调了涉外刑事诉讼应当信守国际条约的基本立场。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国际条约优先,在国内法与加入的国际条约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规则。例如,秘鲁刑事诉讼法典在其“国际司法合作卷”的总则部分就明确规定,存在可以适用的条约的,应当遵守条约的约定;在不影响该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当遵循国际法律的规定。哥伦比亚甚至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条款“国际条约优先”上升为其宪法规则体系的一部分,明确强调“刑事诉讼中,哥伦比亚批准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中涉及人权和例外状态期间禁止限制人权的规定具有优先效力,这些规定已经成为宪法规则体系的一部分”。再如,俄罗斯在2001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典时也一改过去苏联时期的模糊态度,在其第一编“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国际法公认原则与准则和俄罗斯加入的国际条约是调整俄罗斯刑事诉讼程序立法的组成部分,如俄罗斯签署的国际条约与本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不同之处,则应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将国际法律依据扩大到除签约公约之外的一般性国际法准则,甚至将俄罗斯加入的国际公约《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明确写入其刑事诉讼法典,要求法院出现违反公约行为时必须按照国际规定的要求恢复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当然,有的刑事诉讼法典在规定信守国际条约原则时注重突出国内法的适用。例如,巴西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外国刑事判决的确认......适用本编的规定,但不妨碍公约或条约的适用”。又如,哥伦比亚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要求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首先要满足其国内《政治宪法》的价值和原则,即“调查当局及司法当局须满足《政治宪法》、国际条约和法律对该领域规定的要件,以满足国际合作的需要”。
(二)对等原则与互惠原则
涉外刑事诉讼离不开国际司法协助,也无法回避如何对待“涉外”关系,因此在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上均明确了对等原则和互惠原则。前者如秘鲁,其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适用对等原则”。后者如哈萨克斯坦,其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提供司法协助或者其他帮助;又如,俄罗斯在其刑事诉讼法典司法协助相关规范中规定了互惠原则,要求有权机关以俄罗斯名义,采取书面形式保证在部分诉讼行为时对其他国家提供司法协助。再如,保加利亚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典适用于保加利亚共和国有权机关提起的所有刑事案件,也适用于建立在协议或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对他国法院命令的执行”。
(三)国家主权原则
当然,无论是信守国际条约原则,还是对等与互惠原则,都建立在一个前提性原则的基础上,即涉外刑事诉讼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各个国家处理涉外刑事诉讼案件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体现于各国刑事诉讼法典之中。无论是采取集中式立法,抑或分散式立法,实质上都是基于国家主权原则展开的立法。涉外刑事诉讼中国家主权原则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按照本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刑事诉讼规程办理涉外刑事案件。例如,拉脱维亚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由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国际法律规范与本法确定”,但“在国际合作中,当外国发出请求并且该请求与拉托维亚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时,才可适用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规范”。国家主权原则除强调依照本国刑事诉讼规程办案这一立场以外,还有的体现为要求必须委托本国律师进行刑事辩护和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参与诉讼等基本规范,但普遍设置了翻译等具体举措。例如,朝鲜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章“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中就明确“处理刑事案件时,应当依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进行”这一基本原则以及“处理刑事案件时,应当使用朝鲜语”这一具体规定,同时规定“对于不通晓朝鲜语的刑事诉讼关系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和“外国人可以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书写与刑事案件相关的文件资料”。总之,国家主权原则“既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保障,也是防止域外司法滥用的重要屏障”,其在涉外刑事诉讼的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对犯罪的管辖权上,还体现在其影响力渗透于涉外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包括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以及判决的执行,涉及国际司法协助中的平等合作和对外国机构司法行为的限制。
四、涉外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例
在明确了涉外刑事诉讼原则的基础上,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立法要解决的问题是确立涉外刑事诉讼的制度架构及具体细节,即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在一般的刑事诉讼规程之外,需要为涉外刑事诉讼提供哪些针对性的制度安排。结合涉外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综观各国刑事诉讼法典,其制度设计通常涉及管辖权、强制措施、翻译、境外证据、司法协助等问题。
(一)管辖权的确定
明确管辖权是涉外刑事案件办理的前提,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对此有具体规定。例如,加拿大在其刑事法典中对涉外案件管辖权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列举了大量“视为在加拿大境内犯罪”的情形,以明确其对涉外刑事案件的管辖权,包括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固定平台或国际海上航行的船舶、空间站等特定载体上的犯罪,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联合国或相关人员、被劫持的人质等特定对象的犯罪,以及境外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公共事业雇员犯罪、与侵害儿童的性犯罪有关的犯罪、与贩卖人口相关的犯罪、与文化财产有关的犯罪等特定案件类型的犯罪。同时,该法典对外国人犯罪先前在境外接受审判的情形和对外国人犯罪进行管辖的批准程序等行使涉外案件管辖权的程序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
除像加拿大刑事法典明确列举其所管辖的涉外案件类型的立法例以外,还有一种立法例较为典型,即从其签署的国际条约的角度规定其管辖权。例如,哥伦比亚的刑事诉讼法典就笼统地规定其涉外刑事案件管辖对象包括哥伦比亚签署并认可的国际条约及国内法律裁定的国外犯罪的指控和审判。又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对于涉外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列举了大量签署过的公约,规定在法国领域外实施的公约所指犯罪之一的任何人,如果其身处法国,则将受到法国法院的追诉与审判。
(二)强制措施的运用
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应用基于涉外因素的考量和受涉外条件的影响有其特殊性,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对此有专门的规范。例如,秘鲁的刑事诉讼法典专门就“临时羁押或者为便于引渡采取的措施”作出非常详细的规定。据此,当相关利益国的中央机关正式提出申请或者被申请引渡人在被外国机关追捕试图进入本国时,可以对被外国机关申请引渡的人进行临时羁押。同时明确规定了羁押的申请、审查和解除的程序机制:首先,不论是由中央机关协调还是由国际刑警组织领导,正式的羁押申请都应当向国家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包括电报、电话、电波或者电邮在内的任何方式提出简化申请,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应当将申请立即递交至具有管辖权的预审法官,同时通知相应的省级检察官。其次,只要被指控事实在秘鲁也被认定为构成犯罪且刑期为1年或以上徒刑的,预审法官就可以下达临时羁押令,并将该决定通知检察官、国家检察长办公室和国际刑警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临时羁押后,预审法官应当在24小时内听取被羁押人的陈述,并为其指派官方律师,如果经审查认为其不满足被羁押的法定条件,则应对其解除羁押,并转为作出限制性候审令,禁止其出境。再次,当证实被羁押人并非被申请人,或者当正式提交引渡申请的30日期间届满时,对其进行的羁押即终止;当然,因未按时提出引渡申请而释放被羁押人的,如果收到正式申请,可以就同一罪名对其重新实施逮捕。最后,在临时羁押期间,被羁押人可以同意被移交至申请引渡国。
又如,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典专门规定了对涉外刑事案件相关人员的传唤程序。具体而言,对于证人、刑事被害人、鉴定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原告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被告人及其代理人的传唤要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由公职人员传唤,并且在俄罗斯领域内不得因其出境前的行为或者根据刑事案判决而作为刑事被告人追诉,不得被监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这是针对此类人员的豁免权效力,但在一定条件下该效力会终止。而对于被追诉人,若在其他国家被拘留,应当依据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接受传唤,由其他国际管辖机关或公职人员暂时移交该行为人到俄罗斯继续接受拘留,在规定期限内返回其他国家。
(三)翻译的提供
涉外刑事诉讼活动避免不了翻译的问题,包括文书的翻译和提供翻译人员面对面的翻译。其中,文书的翻译通常是指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提供相关文书的指定语种。一般要求申请国提出的申请和寄发的文件,应当附上被申请国的官方语种。例如,秘鲁的刑事诉讼法典就要求申请国的一应文字材料都应当附上西班牙语的译文。
除文书的翻译以外,各国均确立了为外国或外民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翻译人员的一般原则。在具体规范上,通常涉及翻译人员的资质、人数、当事人可否拒绝、是否可申请回避及相应的权利义务等问题。首先,就资质而言,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必须提供翻译人员,但未对其资质作出规定,不过有的国家对翻译人员的资质作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哥伦比亚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不能理解或者表达官方语言时,有权利免费获得法官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翻译人员协助......可以由犯罪嫌疑人指定翻译人员”。即在哥伦比亚的涉外刑事诉讼中,翻译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且获得法官认可,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可以免费获得翻译人员,还可以挑选、指定,充分保障了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其次,就人数而言,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仅规定必须提供翻译人员,但未对其人数作出规定,不过有的国家对此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要求。例如,墨西哥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应当指定一名或多名翻译人员”,并且明确规定“在没有成年翻译的情形下,可以指定超过15岁的未成年人进行翻译”。显然,墨西哥对涉外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翻译保障,以确保涉外刑事诉讼准确认定案件和充分保障权益。再次,就当事人可否拒绝、是否可申请回避而言,各国刑事诉讼法典对此态度不一。例如,墨西哥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允许当事人拒绝为其指定的翻译人员,但对于该拒绝能否成立决定权在受理该事项的工作人员手中,并且当事人不得对处理结果提出异议。但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了翻译人员回避的程序,并且明确了较为宽泛的申请其回避的情形,诉讼各方主体都可能提出回避的申请,不仅控辩双方,当翻译人员不称职的情况下,侦查官、鉴定人或者专家也可以提出申请要求翻译人员回避。最后,就权利义务而言,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对此作了明确规范。例如,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典较为详细地规定了翻译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翻译人员有向刑事诉讼参与人提问的权利、真实记录和提出意见的权利以及对于调查官、侦查官、检察官和法院干扰限制其权利行使的行为提起上诉的权利;相应地,翻译人员无权进行不正确的翻译或者逃避传唤,不得有故意错误翻译、泄露预先审查材料信息等违法行为,否则将会承担刑事责任。又如,哈萨克斯坦对涉外刑事诉讼中的翻译也作出了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一方面,翻译人员有权阅卷、提问、获得报酬、提起上诉甚至提出安保措施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或逃避出庭履行翻译责任的,应当处以罚金,如果是故意进行错误翻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四)境外证据的运用
涉外刑事诉讼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境外证据的调取、审查与认定。各国刑事诉讼法典对境外证据运用的规范程度和所关注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也有一定的规律性,梳理发现如下几个方面较为凸显:
一是注重对境外证据真实性的保障。例如,秘鲁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需要查验的证据或原始文件,甚至包括外国判决文书的执行,都要提供经过公证的副本。又如,墨西哥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要求来自境外的文件,如经墨西哥驻外机构授权人员认证且有外交部授权人员签名的文件、真实性按照墨西哥与国际公约缔约国规定已经证明的文件、通过外交途径递交的文件,都需要经过公证才可以被视为真实有效。当然,有的国家对此要求相对宽松一些,并未明确要求需要经过公证。例如,哥伦比亚的刑事诉讼法典并未要求境外证据需要经过公证程序,只是规定了不同语种的翻译转化手续,明确规定“哥伦比亚刑事当局基于双边或者多边司法合作协议,请求国外机构提交的材料,被认为具有真实性”,除非“该文件内容显然不实”;而对于不同于西班牙语的其他语言形成的文件,只需要哥伦比亚本国法官命令官方译员进行翻译,原始文件及翻译版本共同构成证据。
二是注重对境外证据证明力的认可,但在证据能力判断上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通常认为,境外证据与境内取得的同一种类的证据具有同等效力。例如,哥伦比亚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与本国签订司法合作协议的国外当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物证与国内的相应证据种类“具有同等效力”。但对境外证据可采性的判断,就显得比较复杂。以言词证据为例,各国证据法对言词证据的程序性要求不同导致彼此之间的认定存在证据法冲突问题,如来自那些没有传闻证据规则国家的“传闻证据”可否得到那些严格执行传闻证据规则的国家的认定,或者其在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中是否鉴于取证困难和作证障碍而可以变通。为此,各国对证据可采性一般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在其他国家境内获取证据的可信性”问题,要求该证据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核证与移交的,要么是由该国公职人员在执行向该国提出的有关要求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时获得的,要么是依据哈萨克斯坦签署的国际条约或根据互惠原则随附有关实施刑事追诉的请求递交哈萨克斯坦的,并且要求在接收这些证据时没有违背司法公正原则、人的权利与基本自由,才可以认定该证据是可以采信的证据。显然,在这一问题上,其遭遇的最大难题是各国刑事司法主权的隔阂,具体立法层面牵涉法律依据重叠、证据规则多元、权利保障差异等多重因素,根据学者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演进的观察与梳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程序优先于实体、实体优先于程序、“程序—实体”二元分立、替代性解决方式四种立法思路。
三是注重对境外证据运用的正当程序保障,尤其是要确保境外证据质证的合法性及对对质权利的保障。例如,秘鲁的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较为典型。该法典“审判编”总则中着重强调,“审判......不能违反秘鲁通过和批准的相关人权国际条约承认的刑事诉讼保障,尤其在证据查证环节应当遵守口头性、公开性、及时性和抗辩性原则”。
(五)司法协助的实施
司法协助是涉外刑事诉讼尤为重要的工作机制,如果离开了刑事司法协助,涉外刑事诉讼实践可能就会举步维艰。各国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立法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制定专门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引渡法,如中国。另一种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予以规定,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设有专编或专章。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卷专门规定“同外国司法机关的关系”,分“引渡”、“司法委托书和移送文件与判决书”和“相关文件的移交”三编对刑事司法协助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又如,土库曼斯坦的刑事诉讼法典设置了专章“对刑事案件提供司法协助”,规定了司法协助应当采取的诉讼行为,诉讼文件的效力,司法协助的程序,对相关人员的传唤、引渡、移送和移交物品等内容。再如,哈萨克斯坦的刑事诉讼法典第十二编专门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领域内的国际合作”;葡萄牙的刑事诉讼法典第五卷专门规定“与外国政府和国际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涉外刑事诉讼实践尤为重要的路径,通常涉及本国与外国之间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中相互提供协助。从各国刑事诉讼法典观察,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主要包括送达文书、询问证人、移交物证、检验证件、提供情况、处置涉案财物、移管被判刑人、引渡合作等。在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刑事司法协助几乎构成了其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最主要的内容。例如,拉脱维亚的刑事诉讼法典的第三部分专门规定“刑事司法领域的国际协助”,分“引渡”“刑事诉讼的接管”“承认外国判决及刑罚执行”“在外国执行拉脱维亚确定的刑罚”“协助执行诉讼行为”“国际互助的具体问题”等六编共二十二章,共计231条,用了超过其整部刑事诉讼法典总条款数1/4的条款对刑事司法协助作出非常详细的规定,几乎包括刑事司法协助的每一个程序细节。
五、结语: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外程序规范的立法建议
对涉外刑事诉讼立法的比较考察发现,尽管各国立法状况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规律性或者说共性,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如何规定完善涉外刑事程序具有启发意义。其中的规律性或者说共性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无论是采取集中式立法,还是采取分散式立法,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在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和位置。二是各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涉及涉外程序部分的规范,着力点在于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两个主要维度,着重明确刑事诉讼中应当如何处理因“涉外”而有何不同。三是在涉外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方面,主要解决如何定位刑事案件因具有涉外要素而应秉持的立场以及如何处理“涉外”的关系的问题;而在涉外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方面,主要解决管辖权的确定、强制措施的运用、翻译的提供、境外证据的运用、司法协助的实施等方面的问题。四是在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国际司法协助、引渡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这是涉外刑事诉讼实践的基本路径。
对比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立法的状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呈显著特点:一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涉外刑事诉讼主要明确了涉外刑事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办理的适法框架、借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实践路径以及特殊情形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路径和可以缺席审判的程序机制,蕴含了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秉持国家主权原则、信守国际条约原则和互惠原则的基本立场,主要确立了涉外刑事诉讼的原则和路径。二是在我国司法解释和部门规范中存在数量可观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至少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章“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刑事司法协助”、《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六章“刑事司法协助”、《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二章“外国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和第十三章“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及《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这些程序规范成为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程序依据和操作指引。三是我国还存在专门制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引渡法》对涉外刑事诉讼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作出了相对系统的规定,既涵盖了我国和外国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中相互提供协助的具体规范,包括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移管被判刑人以及其他协助,也涵盖了外国向我国请求引渡和我国向外国请求引渡的具体规范,包括引渡的条件、引渡请求的提出、对引渡请求的审查、为引渡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引渡的执行、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引渡的过境等,成为我国办理涉外刑事诉讼案件较为重要的法律依据。四是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也成为我国办理涉外刑事诉讼案件的部分程序规范。
具体到《刑事诉讼法》对涉外程序的立法,我国一直采取分散式立法方式。梳理发现,分散于现行《刑事诉讼法》之中的针对涉外刑事案件的特别规定有以下三处:其一,在第一编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第17条第1款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第2款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立法规定解决了涉外刑事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办理的适法框架与基本路径,同时蕴含了涉外刑事诉讼的国家主权原则。其二,在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第18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这一立法规定明确了涉外刑事案件办理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路径,同时蕴含了涉外刑事诉讼的信守国际条约原则和互惠原则。其三,在第五编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中第291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同时第29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或者外交途径提出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将传票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这一立法规定确立了被告人在境外这一特殊情况下的缺席审判程序机制。
我国目前涉外刑事诉讼立法存在如下不足:一是整体上缺乏体系性规划,且不同规范之间统筹性不足、不同机制之间协调性不足;二是诸多程序规范并未上升为立法,导致相应的实践操作出现依据不明晰、指引不具体甚至规范存在冲突的困惑;三是《刑事诉讼法》对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明显不足,近乎处于空白状态。为此,应当借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契机,尽可能地解决上述问题,弥补长期以来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立法滞后和欠缺的不足,并积极回应涉外法治建设对于涉外刑事诉讼法治立法及实践的新要求。
具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外程序部分在整体思路上可以着重考虑如下几点:第一,在立法理念上,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关于涉外法治建设的部署以及“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加强涉外刑事诉讼立法的要求和进一步规范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现实需求出发,把完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在立法方式上,结合我国有关涉外刑事诉讼立法的整体特点和实际,适宜采取集中式立法方式,即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专编规定“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当然,要由目前的分散式立法转向集中式立法,需要科学提炼出刑事诉讼程序规范中的“涉外”部分,解决好那些因其“涉外”而需要专门予以规定的立法技术难题,从涉外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两个维度予以规定。第三,在立法内容上,关于涉外刑事诉讼原则的立法,可以在该专编下面设第一章“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把国家主权原则、信守国际条约原则、互惠原则明确为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同时,可以明确除有特别规定以外均依照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办理、使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委托或指定中国律师参加诉讼、保障涉外刑事案件诉讼参与人获得翻译权利等基本要求。第四,在立法内容上,关于涉外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可以考虑在该专编下面设第二章“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规定“案件管辖”“办案程序”“境外证据”“司法协助”等四节内容,充分吸纳我国现有涉外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和科学借鉴域外有效经验,对上述方面作出细化规定。第五,在立法思维上,需要特别强调以下两点,一是涉外刑事诉讼立法需要科学把握其“涉外”的“特别”之度,遵循刑事诉讼的科学原理和涉外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性,既要弥补立法空缺,也要避免过度规范,还要处理好《刑事诉讼法》中涉外程序部分与《国家刑事司法协助法》《引渡法》之间的协调关系;二是《刑事诉讼法》应当最大限度地吸纳世界各国普遍认可、体现刑事诉讼科学规律和现代化趋势的刑事司法最低限度标准,通过《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进一步强化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国际化和世界性,这方面强化了自然也就能更好地处理涉外刑事诉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