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继荣 刘伦:人大代表履职机制运行考察及优化进路——基于全国36个人大网站数据的全景扫描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2026-11-23 06:32

进入专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大代表履职   机制设计   履职绩效   治理效能  

● 燕继荣 (进入专栏)   刘伦  

摘要:人大代表履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效能。近年来,人大制度不断完善,但代表履职状况还有待系统评估和总体提升。本文梳理了包含联系群众、监督政府、建言献策、履职监督四大方面的人大代表履职机制体系,并依据“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实施效能”的分析模式,基于对全国人大、省级和地市级人大36家网站代表履职信息的考察,发现当前人大代表履职存在群众诉求传达不足、对政府实质性监督不足、政策建议落实不足、奖惩激励不足等问题。依据责任政治的一般原理,本文提出以提升代表履职实效性为目标、以完善履职绩效管理机制为内容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履职;机制设计;履职绩效;治理效能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6年04期

燕继荣,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刘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力求使国家政策建立在最广泛民意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具有避免“党派之争”的制度优势。然而,在现实中,由于责任确定、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履职问责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制度优势的效能转化受到影响。因此,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首先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表履行制度框架所规定的、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各项职责的意识和能力。

一、人大代表履职及其既有研究

(一)代表履职:人大制度运转的重要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其运行的实际效能关乎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但优越的制度设计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治理实践,宏观政治制度的运行还有赖于一系列微观机制的支撑,只有适配的机制才能使制度优越性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关于人大制度如何优化,既有研究已经提出了较多建议,但制度的有效运转与效能实现根本上离不开人的作用,制度优化的关键也在于激发人的主体能动性。在人大制度运行中,人大代表是重要主体,其作用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大制度的运行效能。因此,本文从人大代表自下而上发挥作用的角度,对人大制度运行进行考察。

据全国人大统计,截至2024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共计277万多人。这一规模庞大的人大代表群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人民代言、代人民监督”职责的有效发挥对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影响。我国人大制度自建立以来一直在发展完善,相应的人大代表履职机制也不断调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后文简称《全国人大组织法》)在2021年进行了重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后文简称《代表法》)自1992年颁布以来历经四次修订。在国家法律与政策基础上,地方人大也针对人大代表履职不断进行创新探索。同时,人大代表的职业岗位构成、议题关注、履职观念等都在发生改变,影响着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与结果。因此,面向新时代我国人大制度建设以及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有必要对当前人大代表履职机制与履职状况进行系统梳理与评估。本文依据“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实施效能”的分析模式,首先结合我国人大制度发展与当前各级地方人大实践,系统梳理运行中的人大代表履职的基础制度逻辑与具体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全国人大网站以及35家地方人大网站信息,分析代表履职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与效能,并根据责任政治原理探讨新时代我国人大代表履职的优化进路。

(二)人大代表履职的既有研究

长期以来,大量研究关注人大代表角色的理论阐释与行为实证考察。有学者基于我国制度运行实际,建构出区别于西方选举式代表、反映我国制度特色的人大代表角色阐释,包括“规律—使命式代表”“代表—回应—责任集合型代表”“国家取向型代表”等。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人大代表具体行动的影响机制,包括提出议案、联署议案、反对性投票、选择性回应、地域性代表等。这类研究主要围绕“人大代表如何行动”展开,但并未涉及“人大代表是否有效履职”以及“如何保证人大代表有效履职”的分析与制度建构。

对于“人大代表是否有效履职”的绩效评价,既有研究主要采用各类履职活动数量进行评价。常用指标包括代表在开会期间提交的议案建议数,在闭会期间参加视察、检查、评议活动和联系群众次数等。也有研究进行了履职活动质量评价,包括议案建议质量、审议质量等。但目前代表履职评价基本均为针对单一地区的研究,缺乏全国性的全景评价,同时评价内容侧重程序性活动的完成数量,而对履职活动服务于国家与地方治理的实际效能评估不足。

进一步,关于“如何保证人大代表有效履职”问题的探讨主要蕴含于对代表履职不足的分析与对策建议中。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单地区的代表履职情况开展分析,述及了代表兼职属性、激励与监督机制缺乏等问题成因,并相应提出了优化代表结构与选举方式,强化代表意识,加强监督、培训与保障等建议。但这类探讨大多处于就问题解决问题层面,缺乏对问题成因的理论解析,也导致所提出的建议面面俱到,缺乏核心机制提炼。少数研究进行了代表履职问题成因的理论分析,如以委托—代理理论或政治权力结构关系进行解释,但侧重成因解释,还不能形成对履职提升路径的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既有关于“人大代表是否有效履职”和“如何保证人大代表有效履职”的研究在视野广度与深度方面尚有不足。一是侧重程序性评价,对代表履职的实际治理效能评估不足;二是研究范围有限,缺乏对新时代人大代表履职情况的全国性全景扫描;三是缺乏对代表履职绩效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对此,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引入责任政治视角,对代表履职与绩效形成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全国人大以及35家省级和地市级人大网站信息的采集,依据“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实施效能”的分析模式,对代表履职机制的运行进行考察,不仅关注机制程序的运行情况,更关注其实际效能的实现情况。本文的实证研究首次实现了对新时代人大代表履职情况的全国性全景扫描,而不是某一级或某地方人大代表履职的程序性考察或表面数字指标变化分析。

二、大代表履职机制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人大代表履职机制不断完善丰富,除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工作之外,还逐步发展出代表家站、选民接待日、履职记录等机制。然而,要准确理解与评价这些机制运行何以构成“有效履职”,需要在具体机制之上整体性把握其制度逻辑。

(一)人大代表履职的基础制度逻辑

与任何代表制机构一样,人大代表履职的基本逻辑在于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人民(选民)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评估代表的履职状况(积极有为、不作为、乱作为);如果选民对其履职状况(包括代表从事有悖于代表身份的行为以及存在不作为现象)不满,可以依托制度化方式提醒、警告乃至罢免。

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将权力授予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履职过程即是行使人民所赋予的管理国家权力的过程。这一基本逻辑回答了“代表谁”“代表什么”的问题。但更进一步,代表制度的运行还面临着“如何代表”的核心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在获得人民授予的权力之后,又将权力授予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形成了二重授权与委托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效落实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制度逻辑梳理。本文认为,系统认识上述代表履职逻辑可以从人大代表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一委两院”、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代表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机构四方面关系入手进行梳理(见表1)。

 

首先,在人大代表与人民关系方面,人民授权是人大代表职权的合法来源,人大代表“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是总体原则。然而,这一原则的实现并不能自然发生,代表如何反映被代表者意愿与利益正是代表制的一项核心议题。对此,理论界存在代理型代表与委托型代表两种代表理论。关于两种代表类型孰优孰劣并无统一结论,二者在现实中混合并存。从我国人大代表履职的实践来看,我国人大代表也兼具上述两种代表类型特征,既要做民意“传声筒”,也要处理现代社会中的分散性、异质性甚至矛盾性民意,作为“民意加工厂”为政府“出好招”。既然代表行为不是被代表者意志的机械传递,那么就存在“对人民负责”如何保障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2016年印发了《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对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内容提出了明确的制度规定。

在此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一委两院”构成了另一组“授权—监督”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将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检察权授予由其产生的“一府一委两院”,完成抽象国家权力的执行转化。相应地,人大代表与“一府一委两院”的关系一方面是集体行权选举产生主要领导干部,另一方面是对“一府一委两院”工作进行持续监督。也有学者指出,我国人大不同于西方议会,在代议功能之外还具有治理功能,是寓支持于监督的“支持型监督”,事实上存在“授权—监督—合作”的多面关系。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面,2021年3月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全国人大组织法》,2022年3月进一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后文简称《地方组织法》),将党的领导落实在法律制度层面。

在人大组织内部,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在闭会期间行使人大的立法、监督、任免和重大事项决定等职权,同时负责为代表履职提供支持、保障与服务。我国各级人大运行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闭会期间的各类履职活动也以集体活动为主,一般在常委会的组织下开展,因此常委会的组织工作对于人大代表履职具有重要影响。综合来看,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以组织性为主。

(二)人大代表履职机制分类

上述几组关系是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以及代表制理论梳理的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履职的理论逻辑,属于规范性的总体制度设计,但如表1所示,上述制度设计如何在现实运行中落实,还需要一系列具体机制设计。本文综合相关法律、政策文件以及各地实践,对当前上述理论关系具体落实的机制进行进一步梳理。在上节所述的四组关系中,人大代表与人民以及“一府一委两院”的关系落实是人大制度的核心,党的领导以及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蕴含于前两组关系的运行中,因此下文梳理以前两组关系的落实为线索,梳理出四类主要机制,其中联系群众机制和监督政府机制分别对应于人大与人民以及与“一府一委两院”的关系。建言献策是人大代表听取群众意见和开展监督工作后的进一步行动,履职监督也属于人大代表与人民关系的一部分,但作为监督机制单独提出。

1.联系群众机制。保持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保障代表履职、体现人民意志、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指出了七种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主要机制,本文将其中第七种归入代表履职监督,前六种分别为:公示代表信息,安排代表固定联系原选区或选举单位选民,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活动,参加代表小组,组织代表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直接听取群众意见,组织其他形式的活动。在实践中,各级地方人大进一步深化,如近年来“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工作站”是联系群众机制探索的突出亮点。其他创新还包括设立选民接待日,人大代表在每月固定日期、固定场所接待选民,听取群众的意见与要求,以及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预算工委基层联系点、经济运行观察点,开展人大代表参与社区议事等。

2.监督政府机制。由于监督工作涉及内容繁多,而人大代表大多数为兼职,在人大制度运行中,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经常性的监督职权由人大常委会行使,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进行规范。人大代表的直接监督也是人大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代表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人大代表的监督政府工作机制主要分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两类。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相关机制主要包括:听取并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等;联名提出质询案和罢免案;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在闭会期间,相关机制主要包括:根据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参加工作视察活动并约见相关负责人;根据安排围绕重大问题展开专题调研;参加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等活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或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参与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在上述机制中,代表参加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工作视察、专题调研与执法检查最为主要,是代表实际了解“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开展状况的重要途径,而提出质询案、罢免案等机制在实际制度运行中很少被启动。此外,各地人大也探索了人大代表监督在实践层面的其他实现机制,如通过寄送材料或发送短信等方式定期向人大代表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人大代表旁听法院案件审理、组织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负责人进行当面询问等。

3.建言献策机制。人大代表在联系群众与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需要通过建言献策机制传递给有关机关,《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有权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同时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并在办理过程中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既包括书面形式也包括在视察中口头提出,但以书面形式更为正式,对相关部门办理回复的约束力也更为明确。同时,对于影响较大的事项,代表可联名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议案,由会议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如列入则将在大会上进行审议并表决。但在实践中,各级人大都极少有代表提出的议案被列入大会议程,因此代表建言献策的主要路径还是普通建议。近年来,各级人大也围绕答复代表意见建议进行了更多具体机制建设,主要针对代表建议督办机制的完善,包括设置重点督办建议清单、举办代表建议办理推进会、举办政府领导与代表面商沟通会等。

4.履职监督机制。“受人民监督”是人大代表与人民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对代表的监督机制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2010年《代表法》进行第二次修正,首次将直选代表应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的规定写入了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规定,县级人大常委会和乡级人大主席团要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口头或者书面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后文简称《选举法》)还规定,一定数量以上的选民联名可以罢免人大代表。围绕上述机制框架,近年来各地主要在代表向选民述职的详细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较多探索,如在述职基础上增加选民评价机制、履职评价奖惩机制等。除了代表向选民述职接受选民评议外,一些地方人大还探索了系统、量化的代表履职记录与评价体系,如建立代表履职档案、制定履职打分体系等。

(三)人大代表履职的责任政治分析

责任政治理论指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中,树立责任意识、优化权责体系、强化问责制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与有效路径,是决定制度科学性、有效性与执行力的基本前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反经验也显示,能否落实“责任制”(包括领导责任制、管理责任制、生产责任制、代表责任制、项目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强化问责制,以治理“搭便车”“集体不负责”等行为,是能否保持制度有效性的关键。

责任政治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人大代表履职,将上述代表履职的基础制度逻辑与具体履职机制置于责任政治视角下进行审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内在制度关系(见图1)。首先,人民是人大代表权力的来源,也是其责任对象,人大代表对且仅对人民负责是代表履职权责体系的基础。其次,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授权与监督关系界定了代表履职的权力范畴,特别是监督关系具有持续性,带来代表对“一府一委两院”进行有效监督所应具有的知情权、质询权等。上述权责的落实即体现为各项履职机制。其中,联系群众机制和履职监督机制对应于代表对人民负责的落实,监督政府机制与建言献策机制则对应于代表履责权力的行使。同时,这四大类机制又承载了履职与问责的不同制度功能,联系群众、监督政府与建言献策属于履职环节(其内部又存在过程性嵌套——建言献策往往是联系群众与监督政府工作的结果),而履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问责属性。需要说明的是,人大代表责任落实的评价具有其特殊性。由于人大代表并非行政事务的直接执行者,其履职成果往往难以对应具体、可测的治理结果。因此,对其责任落实的评价难以采用结果问责模式,而主要采用“过程评价”的视角,即考察其在联系群众、监督政府、建言献策这三大履职内容中的行为表现。

 

三、人大代表履职机制的运行考察

上文梳理了当前我国人大代表的多方面履职机制,但机制设计与其实际运行并不等同,因此本节将基于各级人大公开信息,对上述履职机制的现实运行情况进行考察。本项研究选取信息公开水平较高的全国人大、8家省级人大和27家地市级人大(含3个直辖市城区)作为分析对象,基于人大网站信息对近5年来代表履职机制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在履职评价方面,本文扩大考察范围,通过新闻与文献检索总结更多地区的前沿探索与实践情况。

(一)履职——联系群众:联系程度差异大、诉求传达不足

联系群众是人大代表实现“为人民代言”的核心机制。考虑到信息的可获取性,本研究以人大网站报道的代表联系群众活动数量以及代表建议对民生需求的反映情况进行评估。首先,对于代表联系群众活动数量的评估,研究筛选了32个样本地区人大网站中主要呈现代表履职工作信息的板块,爬取了其近5年来的全部报道文本;通过反复校核确定了一系列用于识别代表工作与代表联系群众活动的标题关键词,识别代表活动的关键词包括“代表+活动”“代表+走访”“代表+座谈”等40余组,识别代表联系群众活动的关键词为其中子集,包括“代表+群众”“代表+联系”“民生”等20余组;基于关键词对所爬取的文本进行了筛选,最后进行了两类活动的数量统计(见表2)。

 

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实践情况从数量和比例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占代表工作报道总量的比例从不到20%到接近80%的情况都有存在。

对于代表对群众声音的传达情况,本研究根据代表建议的主题进行分析,其步骤为:第一,对样本地区人大网站公布的全部代表建议标题进行分词;第二,对识别出的所有词汇进行词频统计,选取其中词频大于30的实词,共计215个;第三,对这些实词进行主题归类,共归纳25个主题,并形成主题—关键词映射表;第四,基于主题—关键词映射表进行代表建议主题识别,统计各主题建议数量,结果如表3所示。

 

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人大代表建议主题占比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分布具有较高一致性。在表3所示的高频主题中,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城市建设与更新、基层治理、养老、残疾人、劳动权益等主题民生性比较突出,这些主题的建议在省级代表建议中总占比35.1%,在地市级代表建议中总占比40.1%,均不算很高;特别是养老、残疾人、劳动权益这些弱势群体相关问题占比低。根据实践经验,这些民生建议并不全部来自代表联系群众过程,也可能来自代表自身生活经历以及所在单位需求等,群众向人大代表表达的意见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的数量占比会进一步低于上述数值。

(二)履职——监督政府:代表角色边缘化、实质监督不足

本项研究对代表参与监督工作的考察也采用和上节类似的方法,基于样本地区近5年全部代表工作报道文本,通过反复校核确定了用于识别代表参与监督政府工作的标题关键词,包括“代表+专题”“代表+调研”“代表+视察”“代表+考察”共4组。在此基础上,研究基于关键词进行了报道筛选与数量统计(见表4)。

 

可以看到,人大代表参与视察调研的报道数量明显较少,在大部分地区近5年总共少于50次,同时在大部分地区显著少于代表联系群众工作报道数量。虽然各地人大网站均根据人大法定职责设有“监督工作”板块,但其中大部分工作内容来自人大常委会,而较少提及人大常委会之外的代表参与。近年来,人大工作尤为注重执法检查,但从样本人大网站的公开报道来看,执法检查工作中较少提及人大代表的参与情况及意见表达,也反映出人大代表在这一重要监督活动中的参与度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在监督工作由人大常委会集体行权的制度安排下,代表在其中的参与度整体较低,事实上处于边缘化角色。

此外,在参与质量方面,代表参与视察调研的安排大多为“一次多点”式,时间安排紧凑,难以深入了解情况,且视察调研的内容、地点往往由被视察单位安排,侧重业绩展示,而非发现并探讨工作问题。同时,在相关报道中,对代表视察意见反馈的叙述多为“与会代表提出建设性建议”,极少直接述及代表对相关工作的批评。

(三)履职——建言献策:数量随级别下降、内容落实不足

建言献策是代表在联系群众与视察调研工作后的信息输出,因此代表建言献策的数量与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代表履职的质量。但目前我国人大制度对代表建言献策的信息公开要求还较为有限,《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仅规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要予以公开,所公开的信息往往是代表建议总数、主题分布等的简单数量统计,而非建议全文或题目清单。

研究首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含议案)数量进行了分析,选取至少公开了一次近5年人大会议全部议案建议的地区进行统计(见表5)。可以看到,各级各地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积极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代表提交议案建议数量随人大级别下降而减少,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数量最多,年人均3.2份;省级人大代表年人均提交议案建议的数量为1份;地市级人大代表年人均提交议案建议的数量为0.66份,表明基层人大代表的建言献策积极性有待提升。

 

提出建议仅是代表意见的表达,建议办理落实是建言献策机制效能发挥的关键。研究通过分析建议办理答复内容,发现“重答复、轻落实”仍然是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的主流形态。在两个样本地区的人大建议答复中,极少明确述及建议内容的处理解决措施,80%的答复为介绍政府已经和计划开展的相关工作,15%为陈述建议无法落实的原因。这说明代表所提出的建议较少直接落实到政府工作中,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公文式意见往来。虽然任何主体的意见表达都有可能影响政府注意力,但这显然并不能说明人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在于部分办理单位对代表建议的认识态度存在问题,主观上存在敷衍了事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于很多代表建议的问题指向性不够明确或对问题的调研深度不够,要么属于方向性、思路性探讨(如“关于加强××工作的建议”等),相关单位的答复只需表达对工作方向的认同,要么未调研和厘清问题的完整成因,使办理单位可以轻易地以规章制约、资源制约等理由搪塞。

(四)问责——履职监督:评价方式待健全、奖惩激励不足

直选代表向选民述职是目前《代表法》规定的主要代表履职监督机制,但如果仅是述而不评,则难以对代表履职产生充分的监督压力。因此,在定期述职之外,各地人大也进一步探索了代表履职评价与奖惩机制,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与向选民述职相结合,由选民在听取述职后对代表进行评价投票。如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大制定了代表辞职制度,如果在选民评价中“基本称职及以上”评价没有达到投票总人数的2/3,即属于没有通过测评,三个月后再次接受群众评价,如果投票结果仍不达标,则将被建议辞职。这一机制明确体现了人民监督,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评价仅以代表短时间陈述为依据、易受少数选民主观性影响的问题。

第二类机制是建立代表履职记录并对履职工作量进行监督。如贵阳市人大规定,如果未经批准一年内两次不参加闭会期间代表小组活动或3年未提出议案建议,则将建议代表辞职;北京市海淀区人大规定,代表参加选民接待日活动每年应不少于2次,如果代表3次以上不出席人大会议或每年参加履职活动不满2次,则向其选区选民和所在单位通报。目前,代表履职记录已在大量地方人大普及,对规范代表履职行为、避免“挂名代表”现象起到了基本约束作用。但履职记录侧重底线约束,考察“出席”难以体现“绩效”,因此一些地方人大还探索了更为系统全面的代表履职评价体系。

第三类系统性履职评价一般为一整套指标打分体系。例如,陕西省镇坪县针对县乡人大工作绩效制定了54类385条1433款评价标准,受到了大量关注,被称为人大工作绩效标准“镇坪经验”。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地制定的打分标准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履职“出席”记录,而针对代表提出建议的质量、为群众解决问题成效的评价占比较少,仅占10%—20%;同时,虽然相关管理办法往往提及打分结果将作为连选连任的重要依据,但仅限于原则性表述,缺乏具体规定,履职优秀的激励机制并不清晰。

四、人大代表履职的优化进路

以上对当前人大代表履职机制及其运行情况的考察显示,近年来我国从法律修订、地方制度创新等方面对完善人大代表履职机制进行了大量探索,人大代表履职的规范、尽职程度显著提升。但总体而言,我国人大代表履职还存在群众诉求传达不足、实质监督不足、建议落实不足等问题。对人大制度运行与人大代表履职机制的评估与优化不仅需要关注机制的程序性履行情况,更需要关注其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实质效能。基于前文分析以及责任政治的一般理论,本文提出以提升代表履职活动的实效性为目标、以完善履职绩效管理机制为内容的代表履职优化进路。囿于篇幅,本文仅讨论优化路径的基本方向,以期引发各方关注,促进人大制度深化改革。

(一)问责牵引:加强代表履职绩效奖惩机制

进行有效的工作绩效评价并奖优惩劣是通行的激励机制,这对人大代表也不应例外。目前很多地区已制定实施了或相对简单或相对复杂的代表履职评价办法,但无论采取何种评价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在评价后配套有力的奖惩措施。近年来,一些地区已开始破除人大代表“终届制”,制定了基于履职表现的代表“劝辞”退出机制,应在全国进行推广普及。但同时,当前各地对于履职优秀的连选连任奖励规定一般限于原则层面,仅表述为履职表现是连选连任的“重要依据”,缺乏明晰的操作规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明确,使能够有效反映民意、汇聚民智的代表获得连任。

(二)制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规范

本文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各地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的实践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这一人大代表核心职责,需要开展具有地区针对性的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机制建设,强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运行基础。全国人大可对各级人大开展代表联系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摸排,识别重视程度低、工作机制薄弱的地区。在此基础上,制定可操作性强的代表联系群众工作指引与标准,以标准化推动整体工作水平提升,确保代表联系群众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可围绕代表进站接待、群众意见整理、办理反馈等关键环节,明确基本工作频次、程序要求和公开方式,避免联系群众停留在活动化、展示化层面。同时,应建立群众意见从收集、交办、跟踪到反馈的闭环机制,并将代表联络站运行情况、群众意见转化为建议议案的情况、办理结果反馈情况纳入人大代表履职评价和人大常委会监督内容。

(三)推动代表参与监督政府绩效评价

当前人大代表在监督政府工作中参与度相对较低,虽然人大监督是集体行权,但广大人大代表作为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在参与闭会期间活动时,也不应以集体行权为理由,忽视自身对问题的深入调研,忽视自身对更好履职的思考和实践。人大代表有效参与监督是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目前人大代表在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闭会期间活动的参与度总体较为有限,需要人大常委会,特别是基层人大常委会作为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组织者加强组织。但同时,也需要避免代表参与监督中的“走过场”现象。代表受信息渠道、时间精力等限制,经常面临对所监督的工作知情不深的情况,高水平监督也对代表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提升代表参与监督工作水平也需要与代表履职绩效评价相结合,制定合理的代表参与监督绩效评价标准,如监督中是否提出了实质性问题、监督工作是否形成建议意见等。具体而言,可围绕代表参与监督过程中是否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监督后是否形成书面意见并跟踪办理结果等环节,建立可记录、可核查、可比较的评价指标。评价结果可作为代表履职档案、优秀代表评选、代表培训安排和下一轮监督活动人选确定的重要依据,从而推动代表从参加监督活动转向实质性参与监督过程。

(四)加强代表建议民生性、实效性

提出对“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建议、意见与批评并以此提升工作水平是代表履职的重要绩效,也是代表参与选民座谈、专题调研、视察等其他履职活动的成果体现。但本文分析显示,当前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存在着对弱势群体需求反映不足、落实程度低的问题,大量代表建议属于方向性、思路性建议,需要政府落实的工作不够明确。因此,未来应进一步确立对代表意见建议的评价导向,突出民生性、实效性导向,并体现在代表履职绩效评价中。提升建议实效性也将对代表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代表需要充分调研了解所反映问题背后的成因以及相关管理制度,厘清问题症结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而非仅凭浮光掠影的了解泛泛而谈;另一方面代表也需要加强对建议办理的跟踪监督,而非轻易对办理表示认可满意。

(五)加强代表履职公开性

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人大代表履职表现的信息公开水平整体偏低。代表在各类履职活动中的出席与意见表达情况基本没有信息公开(如各项活动的出席名单、代表对调研视察的反馈等),代表的个人表现淹没于对集体履职的概述性报道中,代表履职几乎不面临信息公开的监督压力。代表议案建议是信息公开详细度最高的板块,也是唯一能够体现代表个体履职情况的信息公开板块,但目前极少有人大全文公开全部代表建议,少量地区公开了代表建议标题,代表建议的公开性仍非常有限。相较之下,作为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成部分,目前建议办理复文的公开程度较高,导致很多地区出现了只见复文不见原文的不合理情况。因此,加强代表履职问责也需要同步提升代表履职的信息公开水平,通过信息公开加强选民对代表履职的广泛监督。

五、结语

人大代表履职是我国人大制度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大代表一头联系群众,另一头联系国家机构,人大代表履职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大制度的运行效果,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媒体不时报道的人大代表不作为、发表“雷人”言论等现象,也说明了对人大代表履职还缺乏严格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本文重点从人大代表履职视角出发,对人大制度运行状况进行考察。通过全国性信息采集与全景扫描,本文发现,当前人大代表履职仍存在诸多不足,以人为核心提升人大制度运行效能仍有较大空间。

具体而言,当前人大代表履职还存在群众诉求传达不足、实质监督不足、建议落实不足、奖惩激励不足等问题。在既有的考核安排中,要求人大代表积极作为的正向原则性要求多,而对人大代表“不作为”的反向淘汰机制考虑少;要求政府等相应机关回应代表意见要求多,而对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质量要求少;鼓励人大代表关注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要求多,而引导人大代表对基层群众日常“民生”关注要求少。这些问题的解决,呼唤以提升人大代表履职绩效为核心的人大制度的完善。本文的结论是,未来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质量,需要以提升代表履职活动的实效性为目标,以完善履职绩效管理机制为主要内容,规范代表履职信息公开,加强代表建议质量评价的民生性、实效性导向,同时加强联系群众工作,并提升监督工作代表参与度。

本文对当前我国人大代表履职机制进行系统梳理与考察,期望对我国人大制度核心运行逻辑与现实状况提供全景理解。本文的核心在于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但当前因人大代表问责机制不够健全以及绩效考核不够有效,导致一些代表履职意识不强。为了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强化人大代表履职考核以促进制度绩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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