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国,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明珠,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6年第6期,第3-27页。
内容提要: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支撑,也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内容。既有研究多从供给结构和技术层面展开,相对忽视了供给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形态对供给效果的深刻影响。文章构建了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时间—空间”分析框架:在时间维度,安全公共产品可区分为“代际公共产品”与“当期公共产品”;在空间维度,将安全供给空间拓展为行为、制度与观念的三元结构。实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在时空维度保障供给的正义性,即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在时间维度,既要克服代际负外部性与未来代理人缺位的困境,也要应对即时性供给不足与供给竞争问题;在空间维度,不仅要在行为空间供给中解决供给偏向和供给错位问题,还要在制度空间供给中解决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足问题,更要在观念空间供给中解决观念框架错位和原则悬浮难落地的问题。这一分析框架虽超越了西方霸权主导的安全供给模式,有助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与实践,但还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制度落实与加强对外安全叙事等方面持续推进,进一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关键词: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时空维度供给;正义性
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国家核心利益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性议题。当前,大国竞争加剧、地缘冲突频发、气候环境恶化、新兴科技武器化等问题相互交织,全球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身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章中明确将“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作为重要内容予以论述,充分彰显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于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相较于全球发展、文明和治理等类型公共产品的供给,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效能仍显不足。鉴于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本文聚焦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路径,探讨如何通过优化供给推动全球安全倡议更好落地。
一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既有研究
国际安全内涵日趋多元化,其范畴从传统的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扩展到资源、环境、科技网络、社会心理等诸多领域;其目标涵盖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推进人道主义、保护自然资源等广泛议题;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提升,也表现为政治能力强化、资源供给保障、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韧性增强等多重维度。这使得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成为国际社会亟须关注的议题。现有研究多围绕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自身概念及其供给的困境和策略等方面展开。
(一)国际公共产品与国际安全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指惠及广泛国际人口、影响代际福祉的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的特征。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国家公共观、大卫·休谟(David Hume)揭示的“农夫困境”,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政府提供公共支出必要性的论述。随后,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通过构建纯公共物品模型,界定了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特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分析了社会需要所具有的“等量消费”特征与“排他原则”的失效问题,为公共产品非排他性研究搭建了早期框架。国际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相关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最早将公共产品逻辑引入国际经济领域。此后,英奇·考尔(Inge Kaul)与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将其拓展,进一步强调国际公共产品应惠及所有国家、人民乃至后世,涵盖脱贫、和平、环保与健康等多元议题。因此,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界定,不仅要以其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性为形式特征,还需具备切实增进人类福祉的实质性内涵。
国际安全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在形式上,安全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性的特征,即一国享有安全不会妨碍他国享有安全,一国从安全中受益不会排除他国受益,其安全状态在惠及自身的同时也能外溢至其他国家,并能够通过代际传承为后代创造持续福利。在本质上,安全能够增进人类福祉,涵盖国际和平 与综合安全 等维度,为人类生存提供秩序和安定、发展和正义,规避暴力和威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稳定社会的向往。
(二)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核心议题。对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供给困境和供给策略。
第一,供给困境分析。除“搭便车”问题、“金德尔伯格陷阱” 及“伊斯特利悲剧” 等普遍性困境外,国际安全公共产品还存在非持续性和非对称性的特殊性困境。一是安全供给缺乏可持续性,部分国家偏重历史安全管理与当下安全治理,优先关注意识形态输出而轻视解决发展问题,未能消除不安全的深层根源。 二是安全供给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为供给与需求、能力和意愿间的不对等状态:供给方未能尊重需求方的真实安全诉求,且部分供给主体缺乏执行资源,而资源持有者则缺乏义务担当。供给的不可持续与错位,导致安全公共产品难以实现公平普惠,削弱了其正义性基础。
第二,供给策略分析(参见表1)。一是结构型供给,主要聚焦供给的主体,涵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横向平等三种供给路径。自上而下的供给路径强调权威或领导力的传导。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国是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持续供应的根本保障;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则指出,国际制度可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稳定国家预期,提升安全合作的可持续性。自下而上的供给路径强调通过个体行为体的互动形成供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个体行为体通过参与式决策、地方性知识以及灵活适应的自组织方式,可有效管理安全公域,而非依赖霸权或制度。横向平等供给则突破了传统的纵向模式,进而转向供给新范式。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通过主动谋求角色转型,逐步从安全的接收者转变为安全的参与者和塑造者,通过器物、制度和理念创新实现安全供需再平衡。

二是差异型的供给,主要聚焦供给的技术。上述研究虽揭示了缓解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可能机制,却隐含着“供给即有效”的前提假设,忽略了不同安全需求应匹配不同供给方式的现实问题。托德·桑德勒等学者提出“供给聚合技术”(technology of public supply aggregation),认为安全公共产品并非同质化物品,其供给效果取决于“供给聚合技术”,即最大权重、最小权重、标准等权、权重总和,不同安全领域的产品性质不同,最优供给方式也存在差异。张春将“供给聚合技术”应用于分析全球安全倡议的器物型公共产品供给。中国等新兴大国创新供给模式,包括联合型供给,即通过分工和代理,在产生公共安全利益的同时兼顾供给方的私有利益;立体差异型供给,即新兴大国通过兼顾横向功能性与纵向拥挤度,提供比霸权国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关系型供给,即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原则,强调“共生安全”,在对话和协商中尊重需求者的主体性。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
既有研究揭示了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和供给策略,关注供给结构和供给技术,回应了“谁来供给”“如何供给”以及供给优化等问题,是供给体系的上层设计与中层指引。但不可忽视的是,安全问题根植于特定的安全形势、发展阶段与文化传统等场景,是供给结构和技术发挥效能的基础支撑。若无法在恰当的供给场景中落地,安全公共产品便只是权宜之计和空中楼阁,会产生代际断裂和正义赤字风险,难以带来实质福祉。代际断裂风险是指供给安排若缺乏长远考量,仅能解一时之困,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安全秩序,后代仍将陷于战争、动荡与贫穷的循环。正义赤字风险是指供给策略若忽视成员平等与空间差异,将一国安全方案简单移植于他国,不仅难以回应当地的真实关切,还可能因行动误判、制度错位或是理念误传而加剧安全焦虑与不公。因此,还需将场景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以充分回应安全供给有效落地的诉求。
为此,本文聚焦供给场景中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供给场景是指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地点、供给时间、供给主体以及需求对象,旨在实现从需求到供给的真正落地,包含时间、空间和行为体因素。现有对行为体的讨论已较为充分,且行为体的安全供给受主权框架下能力、意愿和策略的博弈制约,难以提供稳定的理论预期与政策指导。本文将供给的时间与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推动供给结构与技术在具体时空中实现适配,以此补充和完善供给结构、供给技术及行为体视角的研究。
时空视角的优势在于,其为解决代际断裂与正义赤字问题提供了必要的落地角度。一方面,时间具有生成性、多样性与关系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安全议题总是在具体情境中生成并延续。供给安排在影响后代安全的同时,也会对当下的行为构成跨期约束。因此,将时间维度纳入供给分析,能够强化供给的代际关联,抑制短期机会主义,从而防范代际断裂风险。另一方面,空间维度以行为、制度、观念为形态,构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场域,不同场域的安全需求各有差异。基于空间视角开展供给,能够根据场域中的实际需求实现差异化供给,使各类安全议题获得同等关注,并匹配相应资源,从而克服正义赤字问题。综上所述,时空维度的分析框架为安全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供了必要的分析路径。
二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时空分析框架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兼具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在时间维度上,本文基于时间的内涵并借鉴托德·桑德勒等学者关于“代际公共产品”(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的经典论述,拓展出与之相对的“当期公共产品”的概念。在空间维度上,本文引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将其“空间实践—空间表象—空间表征”三元空间生产结构,重构为“行为空间—制度空间—观念空间”三元供给结构,并创新性地运用于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中。
(一)时间上的二元供给:代际公共产品与当期公共产品
时间不是经钟表中的空间运动而可视化、经数字系统量化、经语境抽象出来的不变的标准化刻度,而是内在于生命、生产和生态过程中的生成性、多元性、关系性的时间性之网。生成性体现为时间以不可视的生成性力量推动事物形成、变化与消亡,能够改变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需的意愿和能力。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通过五年审议议程的时间节点形成履约压力,促使缔约国在核不扩散、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领域持续调整投入。多元性表现在时间包含着节奏、时机、速度、持续、序列、不可逆性等性质,它们相互交织,能够使当下的供给向未来延伸并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当下温室气体的排放,将不可逆地塑造未来生态安全与气候安全格局。关系性体现在时间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安全供给不能脱离具体的情景、地点和关系来理解。如维和行动、反恐合作、航道护航、传染病防控等,都是在具体的时间情景中生成并运作的。
在时间维度上,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安排,始终受到时间的约束。一方面,供给受制于当下的政治背景、资源条件、制度能力等因素,任何供给行为都内嵌于特定的时间情景中;另一方面,供给不止于满足当代的安全需求,时间之网会向未来延伸,将其置于未来的安全福祉中。托德·桑德勒等学者将国际公共产品的分析视野拓展至跨越代际边界的时间维度,提出“代际公共产品”相关概念。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当期公共产品”概念,主要指成本或收益限于当代、而非跨越代际边界的公共产品。
代际公共产品,是指成本或收益跨越国家边界和代际边界的国际公共产品,其在当代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世代使用,但当代决策会影响其他世代获取的质量或数量。在安全领域,代际公共产品体现为持续的和平行动、冲突预防机制、军控与防扩散制度、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等中间代际安全公共产品,以及和平与安全的最终代际安全公共产品。
代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效力不足体现在代际外部性与未来缺位性。代际外部性,即当代决策给后代带来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补偿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形成当代人承担成本而收益属于未来,或是当代人享受收益而成本转嫁至未来的局面。例如,当代发展核能获得了电力效益,但高放射性的核废料需数万年才能衰减至安全水平,核辐射安全风险将转移至后代。未来缺位性,即在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中,未来世代被赋予较低权重,无法参与当代政治决策,缺乏能代表其表达利益和行使否决权的主体和机制,导致后代的安全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
当期公共产品,是指成本或收益主要限于当代,未来世代虽可能间接受益但时间外部性显著有限的国际公共产品。当期公共产品与代际公共产品共同构成国际公共产品在时间维度上的产品谱系,但当期公共产品并不具备跨代受益的强公共产品特征,其供给以当代政治周期和即时安全需求为主导,产品的边际价值与从需求发生到供给完成的耗时呈负相关关系。在安全领域,当期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冲突管理、海上航道保护、反恐与跨国犯罪治理、当下传染病防控等。
当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效力不足体现在即时供给不足和供给竞争困境。即时供给不足,即无法在需求发生的时间点及时或有效供给安全公共产品,导致安全风险升级迭代,威胁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供给竞争困境,即随着消费者规模扩大,当期公共产品的非竞争状态减弱,供给者为争夺外交资源和规则制定权,竞相供给同类公共产品,难以形成合力,造成整体供给低于最优水平。
(二)空间上的三元供给:行为空间供给、制度空间供给与观念空间供给
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由社会实践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内含世界观和生产活动。亨利·列斐伏尔提出了“三元辩证空间”概念,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空间实践包括生产、再生产以及日常空间行动;空间表象由知识、符号、规划话语等要素构成,与生产关系和权力秩序关系紧密;表征性空间是直接生活、体验和感受的空间,通过象征、意象和意义等形式呈现,常与社会生活中较为隐蔽、私密的方面以及艺术、想象、记忆、情感相关联。三者同时存在、地位平等,彼此交互、冲突、联合。本文结合该理论,将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空间划分为行为空间、制度空间与观念空间,三者彼此作用、相互影响。
第一,行为空间。空间实践的核心是物质性的日常行动,承载着行为功能,因此将其引申为行动空间,即行为体之间为实现安全目标开展行为互动的各类场所、领域与渠道的空间集合。如存在性威慑、联合行动、冲突化解、能力建设与技术合作、应急响应与灾害救援等构成的空间集合。
行为空间中的供给效力不足体现在供给有偏向与供给不匹配。一是供给有偏向,包括领域偏向和区域偏向。在领域偏向方面,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冲突、领土争端、大国博弈等居于优先供给位置,而非传统安全领域,如贫困、跨国犯罪、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供给乏力,未能获得平等关注。在区域偏向方面,部分供给模式倾向于为盟友或战略支点地区提供俱乐部产品,对边缘地带或非战略区域的安全需求则回应乏力。例如,欧盟在欧洲和平基金(EPF)实践中,援助选择性倾向日益明显:在乌克兰及其东部邻国扮演自由主义秩序的“守护者”,以空前规模与速度提供军事援助;而在非洲则扮演着“权宜管理者”角色,援助更具选择性、交易性和机会主义。二是供给不匹配,包括供非所需和需无所供。供非所需,即供给方提供的安全产品与需求方的实际诉求之间存在错位。例如,美国投入近900亿美元用于援助阿富汗安全部门,提供地面车辆、武器和飞机装备等,这些援助超出了缺乏训练的阿富汗士兵的能力范围,导致这支军队在美军撤离后迅速崩溃。需无所供,即安全需求迫在眉睫,但相应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严重缺位。贫困、发展问题、人道主义危机、生态安全、极端气候治理等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议题,却因非传统安全供给能力和意愿不足,被地缘政治等因素边缘化,安全公共产品未能及时发挥效用。
第二,制度空间。空间表象的核心是设计和规划,承载着秩序与权力功能,因此将其引申为制度空间,即国际制度在对安全的规划、组织、监督、评估与争议解决过程中,所涉及的领域、场域与可能性集合。如《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理事会”“争端之和平解决”“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的条款等构成的集合。
制度空间中的供给效力不足体现在安全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合法性不足,即安全制度的生成与运行未能充分体现其成员的共同意志,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少数主导国家手中,制度缺乏广泛的认同基础与参与动力。以“保护的责任”(R2P)合法性危机为例,在2011年发生的利比亚事件中,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授权保护平民,但北约将其扩大为政权更迭,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工具化利用。此后,安理会在应对叙利亚、也门等危机时陷入瘫痪,使R2P三大支柱之一的“及时果断反应”沦为空谈,严重削弱了R2P的合法性。有效性不足,即安全制度即便在形式上存在,也因缺乏执行能力,难以将规范承诺转化为实际安全产品供给。例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保护平民方面的授权与资源分配差距,削弱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效力。
第三,观念空间。表征性空间的核心是象征、意象,承载着意义的功能,因此将其引申为观念空间,即思想、认识、情感的系统化集合。如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西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等集合。观念空间中的供给效力不足体现在认知框架错位以及供给悬浮于原则。认知框架错位,意味着理念传播不一定会被接受,受众会用自己的安全认知与意识形态重新解读理念。例如,全球安全倡议在国际舆论中面临“污名化”风险,被西方刻意解读为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秩序、应对中美博弈的政治工具。其根源不在于理念本身,而在于全球安全倡议的观念供给被既有的地缘政治认知框架重新编码,触发了西方地缘政治的防御性认知。供给悬浮于原则,意味着理念若缺乏可操作的中层机制和可感知的具体案例,则供给便很容易流于形式、难以扎根。
行动空间、制度空间和观念空间并非彼此孤立或先后产生,而是彼此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空间。安全观念催生安全行动,制度在行动推进中逐步形成,进而规范和完善后续行动,而安全供给的成效与结果,又可以重塑行为体的安全观念。例如,在2008年前后,索马里海盗在亚丁湾劫持商船,严重威胁国际航行安全。国际社会由此形成联合应对海盗威胁的共同认知,催生各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构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行为空间。在行动推进中,各国逐步建立“共享意识与冲突避免机制”(SHADE)以及“国际推荐过境走廊”(IRTC),使护航从分散走向协调,构成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空间。反海盗合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又强化了以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观念,重塑了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观念空间。
三 时空视角下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正义供给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要在时间维度上兼顾代际正义与当期正义,还要在空间维度上涵盖行为空间、制度空间与观念空间的正义,这对于提高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实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参见图1)。

正义是指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明辨是非善恶,让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应得权利、履行应尽义务。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维度。形式正义主要指对法律和制度公正一致的管理,要求规则得到不偏不倚地执行,同一团体内的同等成员享有同等的义务和待遇。如联合国大会规定的成员国平等原则。实质正义要求规则内容本身符合正义原则,即遵循平等自由原则、差别原则与机会公平原则。若同一团体内成员之间存在义务和待遇上的差异,则需要根据正义原则进行区别调整。如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常任理事国安排等。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正义供给需兼具平等性与差异性。在时间维度上,代际正义供给主张代际间权利与义务平等,通过发展之策解决持久的安全问题,化解代际负外部性。同时,尊重代际差异,将代际成本与收益纳入当代决策,设置未来代理人,以化解其缺位问题。当期正义供给以形式正义激励供给意愿,通过提高供给效率,解决即时供给不足的问题,并以实质正义引导差异分工,缓解供给竞争困境。在空间维度上,行为空间的正义供给意味着供给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尊重需求者的差异性,使供给与需求相契合,实现求同与存异的统一,解决供给偏向与供给错配的问题。制度空间的正义供给意味着制度既能获得成员承认并公平推进,又可切实发挥制度效能,解决供给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足问题。观念空间的正义供给意味着在传播安全观念时,通过对既有安全话语的再阐释以降低对抗色彩,并将抽象的认知原则宣示下沉为具象实践,进而解决认知框架错位与供给悬浮问题。
(一)时间维度的正义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行为体在无需承担相应成本的情况下肆意享受其收益,将福祉局限于当代,未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将沦为竞争与排他的场域。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应兼顾代际正义与当期正义。
代际正义是指处于不同世代的人们公平分配资源、负担、机会与福利,并回答当代人对未来世代是否负有义务、负有何种义务,以及这些义务如何实现的问题。它将正义的时间维度从同时代人之间扩展到跨世代之间。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代际正义供给则是指当代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时,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需求,还要公平地考虑其供给行为对未来世代的安全影响,避免将安全成本和风险单向地转移至后代。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坚持代际正义能够有效解决代际负外部性和未来代理人缺位的问题。
一方面,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代际正义供给能够缓解负外部性问题。其强调代际间的权利和义务平等,以发展解决安全问题,实现可持续安全。这意味着安全不只是当下消费的公共产品,更是跨代储存的公共产品,是发展的问题。当下介入冲突并解决危机后,若要进一步消除冲突的根源,如贫困、不平等、族群对立等问题,避免不安全因素在当代人退场后再度滋生并危及后代,还需以“储存式”的代际正义供给安全公共产品。此外,还要持续投入维和力量、建设安全治理能力、完善冲突预防机制、推进军控与防扩散制度建设,为后代储存可持续的安全条件,从而化解当代安全供给对后代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
另一方面,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代际正义供给能够解决未来代理人缺位的问题。未来群体无法在当下政治议程中自主发声,其利益也没有直接代表者,而代际正义强调要充分尊重代际差异,将后代的需求和利益纳入当代决策视野,这意味着当代人(尤其是青年群体)可作为后代的代表,维护代际正义。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子孙后代宣言》以国际共识形式承认当代人是后代的“受托管理人”,后代的利益必须纳入当代考量,并通过政府一体联动建立制度化前瞻机制,为后代构建虚拟在场的代理结构。安全代际正义同样要求兼顾应对当下危机与预防未来风险,将前瞻机制纳入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评估,并设计当代的委托管理人制度,从而解决未来代理人缺位的问题。
当期正义是指在当前世代内部,人们平等分配资源、负担、机会与福利,并差异化处理当代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当期正义供给则是指,安全公共产品及时、充分、有效地提供给所有需求者,解决即时供给不足与供给竞争的问题。
一方面,解决即时供给不足的问题。当期正义供给通过形式正义提高供给意愿和供给效率。当安全供给的议程设置、谈判过程和决策程序被认为公平时,行为体对最终结果的接受度会相对提升,集体行动阻力会随之下降,公平程序由此转化为即时供给的效率。这对于时间紧迫的当期安全需求而言,无疑是及时维护安全的有效供给路径。另一方面,缓解供给竞争困境。面对因非竞争性减弱造成的同质化供给竞争,当期正义以实质正义引导差异分工,即结合自身优势与既有供给形成错位、替代或互补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不同供给方形成差异化的供给模式,缓解供给竞争困境。例如,中国侧重供给发展导向与多边协调型安全产品;欧盟侧重供给民事危机管理、冲突后重建等制度与经验型公共产品;巴西侧重供给南南安全合作的制度型公共产品等。这些供给模式既避免了重复竞争,又扩大了安全供给的有效覆盖面。
(二)空间维度的正义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形成于特定的地域和历史文化,需要兼顾各国的合理关切,在行为、制度与观念空间实现其有效供给。
行为空间的正义供给,是指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在互动发生的场所、领域与渠道集合中,其供给遵循“平等且有差异”的原则,以解决供给偏向和供给错位的问题。一方面,在不同安全领域的供给中遵循平等的原则,即对不同类型的安全需求给予同等重视,既包括传统安全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避免因议题偏好导致安全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在不同安全区域的供给中,对于关注较少、战略优先级较低但同样面临人道主义等安全需求的地区,也应积极给予回应,通过额外性和催化剂的推动方式,聚焦现有安全援助忽视或不愿触及的安全议题,以有限资源发挥杠杆效应,撬动既有援助方加大贡献或调整行为,使空间正义性得以矫正。另一方面,供给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需求方的合理安全诉求,准确识别安全需求,避免仅凭自身战略偏好界定安全需求与优先事项,使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需求方的接受能力相匹配。
制度空间的正义供给,是指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在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所涉及的领域、场域与可能性集合中,实现合法性和有效性供给。正义追求平等且有差异地解决问题,而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指其成员对规则的认可和遵守以及制度的有效运行。因此,国际安全制度合法性和有效性供给,同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正义供给联系紧密。一方面,合法性要求程序公正,即制度设计应公开透明,确保各行为体对规则形成享有知情权与参与渠道;制度执行应统一,避免选择性执法和双重标准,保障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在程序上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有效性要求制度能够落地执行,即制度应兼顾各方关切,能够根据不同安全风险的性质,采取适当的供给聚合技术,以实现实质正义。
观念空间的正义供给,是指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在思想、认识、情感的系统化集合中,依托既有安全话语的再阐释以弱化对抗色彩,并将原则宣示落地为具象实践,从而解决认知框架错位与供给悬浮的问题。观念正义不是强加观念,而是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既有安全话语框架内进行再阐释,传递“超越”或“升级”而非“替代”的信号。在安全领域具体表现为,在对外传播时不以批判或排挤他者观念为目的,而是对其进行再阐释。例如,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既有共识框架内丰富“安全不可分割”“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等原则内涵。观念正义也不是强调口号,而是在实践中推动观念落地。如沙特与伊朗达成的《北京协议》、巴勒斯坦各派签署的《北京宣言》,就是以对话协商化解对立对抗,让“共同安全”从原则宣示走向具象实践。中国支持非洲问题非洲解决、非盟发挥主导作用,推动“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会议机制化,将“非洲方案优先”从原则宣示变成可操作的对话平台。欧盟的辅助性原则,即承认不同层级行为体的比较优势和能力差异,拒绝“一刀切”的集中化供给,强调只有当成员国无法有效达成目标时更高层级才介入,使介入权责清晰且有实效。
四 国际公共产品时空供给下的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是马克思主义安全观与全球安全发展实际、中华“和合”文化传统深度融合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两个结合”在安全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层面的呈现和延伸。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为基本前提,以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为重要原则,以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为必由之路,以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为应有之义。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中国为应对全球安全赤字提供的公共产品,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安全观的新理念,更在于在时间和空间正义层面的有效落实,实现了对西方供给模式的超越。
(一)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公共产品的时间和空间供给
全球安全倡议的正义性供给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既覆盖当期安全,也涵盖代际安全,既在行为空间落地,也在制度空间和观念空间运行(参见图2)。

第一,在当期安全供给的行为空间维度,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重视各方合理关切,及时高效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为实现世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各国安全利益应得到平等对待,不因国家大小、强弱或地缘而有所差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应得到兼顾,不因议题领域不同而有所偏颇。当合理的安全需求出现时,无论其属于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处于核心地缘位置还是边缘位置,都能得到及时且不偏不倚的供给,从而缓解即时供给不足和供给集中竞争等问题,实现安全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例如,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跨国电信诈骗严重威胁各国民众人身安全,亟须采取行动以遏制其蔓延。中国积极推动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泰国等国开展联合打击跨国电信诈骗行动,捣毁数千个境外诈骗窝点,将数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力求遏制跨国电诈的消极影响,防止其向更广泛的代际范围扩散。亚丁湾海域海盗猖獗,严重威胁国际航道安全。中国海军连续十多年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一视同仁地为各国商船提供保护,有力地保障了这条黄金水道的航行安全。
第二,在当期安全供给的制度空间维度,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确保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全球安全倡议以联合国权威为制度基石,推动构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供给安全制度复合体,践行多边主义,抵制冷战思维、单边行径、霸权逻辑与阵营对抗,使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当下供给有章可循,精准对接安全议题,进而行之有效。例如,国际调解院(IOMed)为各类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提供调解服务,其创设过程采用多边协商而非大国主导的模式,保障各参与方平等参与制度框架设计与规则制定,夯实了自身的合法基础与实施效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在准入机制环节不设置政治门槛,不以意识形态或地缘立场划线,使机制建设具备合法性基础,同时各方可根据自身安全关切选择参与,机制建设的效力得到大幅提升。
第三,在当期安全供给的观念空间维度,全球安全倡议以新安全观阐述安全,回应即时安全关切。全球安全倡议旨在阐释和平与正义的理念,回应行为体在应对疑难安全情境中的问题,而非挑战和替代既有安全认知。“和平解决争端”提倡以对话化解争端、以劝和促谈阻断冲突升级。“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强调国家间应以沟通协商处理分歧,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非组建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共商共建共享”倡导安全制度由各方平等协商制定,而非由少数国家单方面设定;安全合作应由各方共同参与、能力互补,而非依赖某一主导国单向输出;安全收益应惠及所有参与方,而非由强者垄断。“人、国家与全球安全”的认知则强调综合安全、统筹安全等,打破孤立的安全认知,构建系统安全观念。
第四,在代际安全供给的行为空间维度,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根除不安全土壤,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钥匙,可持续发展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安全,使安全具备自我维系的能力,是着眼代际的正义。全球安全倡议不同于西方的“安全优先”路径,而是以“发展型安全”的创新理念为指导,切实解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等深层次问题,发挥“额外性”和“催化剂”的作用,撬动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例如,中老铁路通过铁路带动扶贫的模式,在站点周边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将过去因贫困滋生的走私、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化为参与跨境供应的正向激励,实现了可持续的安全供给。2026年,中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要实现数据跨境流动的畅通、高效、便利与安全,不但要部署运营跨境可信数据空间,还要加快建造联通智能算力设施,为全球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提供算力支撑。由此可见,可持续的安全供给使安全不再是孤立的危机管控,而是与发展进程相伴而行的常态化保障,为后代积累持久和平的根基,这正是全球安全倡议超越当下、泽被后世的担当体现。
第五,在代际安全供给的制度空间维度,全球安全倡议力求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坚实安全支撑。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实现可持续的安全,当代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不仅要考量当下安全,还需兼顾未来安全的成本与收益,构建可预期、持续稳定的长周期约束制度,避免当下决策将风险与负担转嫁给后代,以弥补负外部性和未来代理人缺位所造成的损失。例如,作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的初始缔约国,中国始终严格履行各项义务,对外按时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各类报告并积极配合核查,对内持续修订《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等国内制度规范,确保制度化和持续化的实践产生代际性的持久作用。
第六,在代际安全供给的观念空间上,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培育持久文明意识。一方面,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打破认知框架壁垒。在全球安全倡议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安全、全球公域伦理等进步观念,塑造了行为体对代际安全的理解与价值判断,不仅强调当代人对未来世代负有的道义责任,还将代际正义从抽象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文明共识。全球安全倡议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少数大国主导的安全知识垄断,使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实践得到应有重视,推动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更趋包容平等。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培育持久文明意识,提倡涵盖传统与非传统问题的安全、统筹各方关切的安全、尊重不同国家差异的安全,为后代塑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成为当代各国的道德义务和政治承诺。
(二)时空视角下全球安全倡议对西方供给模式的超越
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制度,共同构成了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框架。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关贸总协定则分别成为货币、金融与贸易的秩序基石,为战后西方世界的经济恢复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预期。“马歇尔计划”以经济援助的形式实现了二战后欧洲经济的重建,巩固了西方联盟;福利国家制度在北欧等国的扩展,维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矛盾。然而,随着国际公共产品“搭便车”行为的增加以及霸权国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相对下降,这一框架的公共性和排他性矛盾逐渐显现。在时间上,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形成了“金德尔伯格陷阱”,治理效能也随之衰减;在空间上,西方供给模式从普遍性供给向私物化、工具化供给转变,供给对象从国际社会的范围收窄至盟友范围,供给收益被严格限制在联盟体系之内。国际公共产品从秩序和平与安全的载体异化为战略竞争的手段,其供给逐渐服务于霸权护持而非全球福祉。
相比之下,全球安全倡议能够以时间正义性矫正短期性和非持续性的供给缺陷,以空间正义性矫正私物化和工具化的供给结构,为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了一条超越霸权周期、回归安全本位的全新路径(参见图3)。
在时间维度上,西方安全供给与全球安全倡议的对比,集中体现为短期性、非连续性供给与可持续供给之间的差异。一方面,短期性表现在西方安全供给以问题驱动,缺乏对受援国安全治理能力建设的长期投入;另一方面,非连续性表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安全政策随着政府的更迭而变换,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全球安全倡议则体现出可持续性的正义:在该倡议指导下,中国通过斡旋、维和行动等方式缓和当下地区矛盾和冲突,将代际关切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聚焦发展和安全的联动,以深层发展推动短期维稳走向长久和平。
在空间维度上,西方安全供给与全球安全倡议的对比,集中体现在私物化、工具化与正义性的差异。一方面,私物化表现为美国将同盟体系视为护持自身霸权的工具,安全合作以服务美国战略利益为最高准则,盟友的安全关切被置于次要地位。例如,美国未与北约盟友充分协商便从阿富汗撤军,导致盟国在安全协调中陷入被动,充分暴露了美国安全供给的私物化本质。另一方面,工具化表现为美国将安全供给异化为战略竞争的手段,将公共福祉当作霸权护持的工具。尽管欧盟在“印太”等区域主张“包容性多边主义”,试图通过制度化合作提供差异化的安全方案,但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下,欧洲的替代性供给往往仅限于边缘议题或低政治领域,难以改变整体结构的排他性本质。这种“中心—边缘”的等级化供给模式逐渐演变为不平等、非包容的西方霸权私器,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而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指导下,中国以普惠包容的安全供给为指引。在行为空间供给中,中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视各国合理关切,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不以选择性干预破坏区域安全稳定。在制度空间供给中,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依托可持续发展策略巩固治理成果,构建开放包容、非排他性的制度协作网络。在观念空间供给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享有平等安全权利,强调安全的不可分割性。
五 时空视角下深化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有效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超越了西方霸权主导的安全供给逻辑,在时间与空间正义供给中展现出独特优势。
第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代际有效对话。在时间和行为空间供给上,全球安全倡议的深化落实面临发展赤字挑战。发展不足致使部分南方国家缺乏参与安全治理的能力与动机,加剧安全赤字恶性循环,构成倡议落地的基础性障碍。发展和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支点,发展是解决一切治理问题的关键,安全则是发展的前提。为此,统筹发展和安全,需将各国人民的幸福感和代际可持续性作为治理的结合点,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治理提升,把发展创新、民生保障、文明包容、环境正义等议题纳入安全治理,使全球安全倡议实现代际传递。例如,在能源安全领域,扩大新能源的生产规模和储备能力,降低石油等传统资源争夺诱发冲突的风险,发展和推广风能、水能、核能、太阳能等低碳新能源,加速开发钠离子电池等新型电化学储能技术。在粮食安全领域,支持气候适应型农业,因地制宜研究抗逆品种,运用先进技术创新灌溉方式、培育方式和耕地保护方式,以农业的稳产增产保障粮食安全,减少社会动荡。在海洋安全领域,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保护,针对废水污染和垃圾排放强化跨国流域共同治理;针对过度捕捞落实配额管理与休渔制度;针对旅游开发规划生态承载等。同时,保障海洋航道的畅通,减少海上争端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为海洋安全提供可持续的生态支撑。
第二,深化安全制度落实,提升空间正义效力。在制度空间供给上,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部分领域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框架与实施路径有待进一步深化。此外,在全球安全倡议的引领下,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机制与稳定的多边平台、增强有约束力的制度保障十分必要。相较而言,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在机制化进程上仍存在差距。因此,应深化制度落实,避免安全合作流于形式。一是健全制度设计。要兼顾国家的安全需求、国内政治因素和主权让渡成本,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合理设计国际制度;并根据成员国的权力结构以及在该安全领域的合作深度,设置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此外,设立制度修补机制(institutional patchwork),可参考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争端解决机制受阻时,通过“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类临时仲裁机制替代上诉程序,以维系规则约束力。二是公正制度执行。执行前,需要明确评估标准、授权边界和责任主体,使制度具备可操作、可衡量、可问责的前提;执行中,合理安排制度授权链条,避免信息损耗和表达不公;执行后,建立动态反馈与调整机制,通过定期审查、重新谈判等渠道,及时修正安全制度执行中的缺陷,避免制度僵化对安全合作的破坏。
第三,加强对外安全叙事,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观念空间的供给上,认知框架的错位要求国际传播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而要解决倡议悬浮于原则层面的问题,除了以发展摆脱安全困境之外,高效传播同样能够提升落实效率。在话语表达方面,要以本土化、叙事化、大众化的话语方式,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同声翻译”为本土化的具体案例,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其智慧。在话语内容方面,要“以小见大”,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减贫脱贫、生态环境保护等低层政治安全议题上,以个体鲜活的小型叙事展现全球安全倡议的大理念,推动倡议逐渐被听见、被理解、被认同。在传播渠道方面,统筹官方与民间传播体系,推动地方政府、民间智库、企业、高校等主体协同发力。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等平台,推动新安全理念在国际传播交流中落地生根。
结 语
本文从时空视角出发,探讨了如何更为有效地推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在时间维度上,本文提出与“代际公共产品”相对应的“当期公共产品”概念;在空间维度上,将空间三元结构迁移为行为空间、制度空间与观念空间,拓展并丰富了供给模式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落实正义供给,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两个层面,讨论如何实现正义供给、破解落实困境。文章聚焦全球安全倡议,从时间与空间角度阐述了中国如何更好地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彰显了全球安全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持久安全的独特价值。
本文将三元空间对应至行为空间、制度空间、观念空间时,分别选取其中的行为偏向、秩序—权力偏向以及意义偏向,并未涵盖其全部内涵。这并非对空间理论的简化,而是基于对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这一研究问题的聚焦。在空间实践中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偏向为行为的供给,故引申为“行为空间”;在空间表象中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以规则、制度见长,故引申为“制度空间”;在表征性空间中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与象征、意象、意义、情感等因素有关,故引申为“观念空间”。这也恰为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表明,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只有霸权模式,也存在时间维度上的当期—代际正义供给、空间维度上的行为—制度—观念空间正义供给模式,为理解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