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政治哲学如何介入当下时代的古今中西问题?——由应奇《对塔说相轮》说开去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6-11-19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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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东 (进入专栏)  

按:本文由作者在“对塔说相轮——政治哲学与古今中西学术研讨会暨应奇教授新著发布会”(2026年11月14-15日)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首先,祝贺应奇老师新著《对塔说相轮》的出版,也对他从教三十年致以我个人的敬意。我想大家都同意,应奇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特别是规范性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推动的西方政治哲学著作译介工作的受益者,当然也是他本人撰写的一系列政治哲学论著的受益者。今年6月初,我们一起在复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当面向他索要一本签名书。没想到9月中旬时,他一口气给我寄了他出的5本书。我当时给他发了一个微信,用了三个词向他表达了对他的感佩之情:“博览群书、广结善缘、笔耕不辍”。这次会议开始前,他又寄来了这本新书《对塔说相轮》。

过去这一两个月,我深入阅读了他的一系列论述,我发现他做政治哲学最大的特点或可概括为对话。他对话的对象,首先是西方政治哲学家,主要包括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阿伦特,当然也包括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理论家这些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偶尔也会涉及像康德、黑格尔这些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定思想基础的近代哲学家。可能是和这些年到华东师大工作有关,他这些年的对话对象里明显增加了华东师大哲学传统里的代表性学者,像冯契先生,以及杨国荣、童世骏、郁振华这些冯门弟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定位应奇的政治哲学研究?这让我想起哈贝马斯的一个自我定位。

罗蒂曾批评哈贝马斯说,“你们德国人总是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徘徊。”哈贝马斯回应说:他其实是“在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徘徊。”罗蒂说的“徘徊”,用的英文是“floating”。在纪念哈贝马斯的一篇文章中,应奇把它翻译成了更犀利的“兜圈子”,他用“在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兜圈子”为题目来定位哈贝马斯。我个人觉得“兜圈子”稍嫌贬义,还是翻译为中性的“徘徊”更好。我们或许可以用类似的三角谱系来把握应奇的政治哲学研究:他很大程度上是在罗尔斯、哈贝马斯与冯契学派中徘徊。这也体现在他关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论述中。

“在罗尔斯、哈贝马斯与冯契学派中徘徊”,其实体现了一种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也就是通过在不同思想传统中穿梭形成的理论视野来把握“古今中西问题”。思想史传统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激活既有的理论资源厘清古今中西之争涉及的思想谱系。它可以发挥政治哲学话语对于观念的“传承—滋养”功能,但没法发挥对于实践的“阐释—范导”功能。或者说,它可以为罗尔斯所谓的那种市民社会的“背景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但没法以介入性的姿态把握古今中西问题。我最近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叫《政治性的政治哲学》。在这本书里,我把这种取向叫做“哲学性的政治哲学”。相反,我主张的“政治性的政治哲学”倡导以介入实践的姿态把握中国的政治问题,当然也包括古今中西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政治哲学应该如何介入当下时代的古今中西问题?

一、当下的时代诊断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基于当下时代的性质和特征做出韦伯和哈贝马斯做过的那种时代诊断。我们该怎样定性当下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当下正在见证三个历史性的变迁: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社会或全球南方的整体崛起,二是以气候变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危机,三是AI引发的智能革命。这三种历史变迁都至少是“五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其中智能革命影响的时间尺度要更大一些。如果以现代智人的产生算起,AI引发的智能革命可以说是“30万年未见之大变局”。即便以人类文明史为尺度,它也是“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所以,我们总体上可以把当下时代称作“后西方—后人类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需要我们用“后西方”的视角去直面“后人类”的重大问题。所谓的“古今中西问题”,当然也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把握。

 

二、后西方—后人类时代”的古今中西问题

做好了这个时代诊断,我们就可以深入把握古今中西问题在当下时代的历史性变化了。从学理上看,所谓古今中西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现代性所涉及的社会想象图景、文明格局和文化格局。后西方—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对这三个方面都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它消解了“今=西”的社会想象图景。应奇在《“范围古今中西而进退之”》一文中,认为冯契先生的论说突破了在把握古今中西问题时一直存在的“以‘古今’解‘中西’的固陋范式”。这种范式预设了“今=西”的社会想象图景,也就是“把西方的今天视为中国的未来”,进而“把中国仍过于‘古’当作问题,把西方的‘今’作为答案”。全球生态危机和智能革命对人类带来的根本挑战,已经充分表明西方现代性方案带来了萨特意义上的“反结局”(counter-finality)。很多人有疑惑:我们不是有中国式现代化吗?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待完成的进行时。至少就目前已经呈现出来的样貌来说,我们并没有在根本上超出西方现代性方案承诺的发展模式——我在《政治性的政治哲学》中对这种发展模式有过概括,我把它叫做“区隔性的逐富模式”。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中也敏锐地指出:“印度和中国经济、人口与城市增长的性质和速度,延续了西方两个世纪前设定的模式”。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挖掘现代性的解放潜力和文明潜力,它的社会想象图景也必定要超越西方现代性可以容纳的范围。

与应奇老师在会议晚宴上(2026.11.14)

第二,它扭转了“以西律中”的文明格局。所谓“文明格局”,指的是中国现代性涉及的中西文明关系。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特别是随着“后西方时代”的到来,此前支配中国的那种将中华文明整体上视为前现代劣等文明的“文明等级论”,已经失去了解释力,面临着破产局面。取而代之的,当然并不是把西方文明当作劣等文明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文明等级论”。毋宁说,它把中华文明提到了可以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互鉴互补的地位。

第三,它形成了将“古今之争”融入“中西之争”的文化格局。所谓“文化格局”,指的是中国现代性涉及的主要思想文化资源的关系。后西方—后人类时代的到来,会改变我们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取向,进而也会重组我们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资源。古今之争的主题,不再是现代性的高歌猛进,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西之争的主题,不再是西方现代性的一统天下,而是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创造查尔斯·泰勒所说的那种“规范上更为优越的他种现代性”的期待。由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中西问题比古今问题显得更迫切。相应地,古今中西问题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格局,也就是“将古今之争融入中西之争”——或者借用应奇喜欢的表达,“以中西解古今”。正是处于这样的认识,我前几年主要针对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当下中国已进入了“中—西时代”,也就是“把中西之间的文明互鉴看得比古今之间的文化革新更紧迫、乃至更重要的时代。”

 

三、为什么是“阐释政治哲学”?

那么,与“中—西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哲学是什么?答案就是我过去几年一直在倡导的一种具有阐释学意识的政治哲学,即“阐释政治哲学”(interpre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我两年前出的一本书就是以《阐释政治哲学》为书名。我们先来看看后西方—后人类时代的古今中西问题究竟给政治哲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变化。

前面提到过,中西问题的关键词变成了对话。就中国现代性问题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是要进行文化上的对抗,而是要推进中西文明的互鉴。中国现代性不是一味地追求与西方现代性的不同,还要在充分吸纳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探求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它要以“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为目标。哈贝马斯在晚年的一个访谈中曾提到的一个与中国有关的“纯粹推测性问题”(ganz und gar spekulative Frage):

“一个(但愿不通过战争)继续崛起的中国,有朝一日能否从其漫长、宏大而多元的文化深处,及时获得这样一种洞见:那套由趋于衰落的西方至多只能半途而废地留下的人权秩序,固然可以阐释、也需继续发展,但终究是一项属于全人类的合乎理性的政治成就?”

我个人认为,我们当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

我想重点谈谈古今问题。我大体同意应奇从黑格尔的“和解”概念出发来把握当下的古今之争。事实上,我在新出的《政治性的政治哲学》这本书中,也引入了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出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命题,我是把它作为“阐释政治哲学”的基本旨趣来定位的。应奇提到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要素”,也提到了罗蒂“民主先于哲学”观念中蕴含的“哲学即和解”命题。实际上,它们都可以从阐释学视角得到解释。乔治娅·沃恩克(Georgia Warnke),就曾把罗尔斯视作“阐释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代表,也曾用“民主阐释学”来解读罗蒂的政治哲学主张。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为什么也是一种阐释政治哲学?他晚年(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中有句话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

“使某种正义观念获得证成的,不是它对于某种先定并给定于我们的秩序具有真理性,而是它是否与我们对自身的较深层理解、我们的抱负及我们的下述认识相契合:考虑到嵌含于我们公共生活的历史和传统,它对我们来说是最合理的学说。”

怎么理解古今之争的关键词是“和解”?古今之争通常蕴含着两种与“和解”相对立的主张:一个是“今”对“古”的革命,认为当下中国仍过于“古”,需要进行导向“今”的革命;另一个是“今”与“古”的断裂,就是“今”就是“今”,不需要“古”的参与。

在这里,我提供两个和黑格尔有关的分析视角,它们分别针对这对上面提到的两个主张。

第一个涉及黑格尔对理念层面的“历史终结论”的奠基——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理念层面的历史终结,而不是制度和实践层面的历史终结。应奇借用了哈德蒙的一个表达来把握黑格尔与马克思革命观的差异:“马克思认为,革命将要到来,而黑格尔认为,革命已经发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不仅是“哲学”(启蒙理性)的直接产物,而且也因为把“客观自由”现实化到国家制度当中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预示着历史的“原则性终结”。科耶夫甚至把历史的“原则性终结”的年份明确限定为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的胜利。因为它不仅使法国占领了普鲁士,而且伴随着《法国民法典》把自由精神带到了全世界。当时,黑格尔正在耶拿大学任教,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把拿破仑称作“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古今之争之所以可以靠“和解”来回应,就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已经奠定了“理性与现实和解”的理念基础,从而可以使“古”与“今”在理念层面达致和解。如果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就可以设问: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的“人民共和革命”,包括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是不是实际上也发挥着与法国大革命类似的理念奠基功能?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它意味着中国的古今问题也不再需要经过观念(乃至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来实现。

第二个视角涉及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概念。应奇在《对塔说相轮》和《当代政治哲学十讲》中都讨论了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概念,但怎样从政治哲学上把它与“古今和解”的命题关联起来,还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我个人认为,这里的关键是:道德对伦理的依赖,或者说“正当”对“善”的依赖。这里关涉的是慈继伟老师曾讨论过的正义或正当的条件性。借用哈贝马斯的表达,道德或正义问题在现代条件下面临着根本的“动机不足”难题。道德问题不能还原为对道德的认知问题,道德的“知”与“行”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只有以“动机”为中介,才能把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动,而“动机”与个人认同有关,“认同”则与罗尔斯所说的哲学、宗教和道德整全性学说有关。这在根本上是因为,“道德”关涉的群己关系,即如何善待他人的问题;“伦理”关涉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即如何善待自己的问题。相比善待他人,人更容易善待自己。所以,孔子才会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好德”乃善待他人,是道德问题;“好色”乃善待自己,是伦理问题。只有把善待他人视为善待自己的一部分时,也就是把道德规范视为自我伦理认同的构成性要素时,人们才会有充分的动机实施符合道德的行为。否则,人们都只会是道德上的机会主义者,就像我们在当下面临的情况一样。哈贝马斯早年曾把关于“正当性”“真理性”“真诚性”的有效性主张并提,但在晚年出版的《后形而上学思想II》中,他认识到三者之间的不对称性:前者属于“在动机上具有约束力的主张”(motivationally binding claims),后两者属于“认知性的有效性主张”。他说:

“只有当言语行为被嵌入到那些已经被预设为具有义务性、或者能够获得证成的规范性语境之中时,在动机上具有约束力的正当性主张才会发挥作用。”

这种“规范性语境”最初通过各种象征性的仪式产生约束力,“只有把它们从被封装于仪式之中的状态解放出来,才能被‘翻译’为日常语言的语义内容。”这意味着正当或正义问题需要的理由,不再像罗尔斯和早年哈贝马斯设想的freestanding(独立自足)的道德理由,它还需要更深厚的伦理性理由的支撑。以正当或正义为基础的“今”,当然也不再是freestanding(独立自足)的,它需要“古”的支撑。

前面提到,当下时代古今中西问题的文化格局变成了“以中西之争吸纳古今之争”,也就是要“以‘中西对话’吸纳‘古今和解’”。它为什么会迈向阐释政治哲学?阐释政治哲学所遵循的两个阐释学意识,恰恰可以分别与“中西对话”和“古今和解”对应起来。一方面,它自觉承认“前见”的合法性,就是说承认政治价值的文化依赖;另一方面,它主张用调适性的对话消除相互理解的障碍,也就是通过向“替代性阐释”(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开放,释放“前见”的对话潜能。显然,承认政治价值的文化依赖以“古今和解”为前提,释放“前见”的对话潜能可以促进“中西对话”。

早在2002年,查尔斯·泰勒在一篇题为《伽达默尔论涉人科学》的论文中就写道:

“对政治和社会科学来说,新世纪的巨大挑战是如何理解他者。欧洲人和其他‘西方人’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和文化视为整个人类前进的准则,这样其他国家就可以被理解为处于我们走过的道路的早期阶段——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泰勒这么说,旨在强调伽达默尔式的哲学阐释学在促进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相互理解中的独特价值。我主张的阐释政治哲学,就力图以充分且自觉的阐释学意识促进兼具中国性和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关于“现代政治价值观”的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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