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一体两态论——关于本体论当代重构的思考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7 次 更新时间:2026-11-18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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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现代化运动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推动知识进步的同时,也导致本体论淡出,因而使人生失据、道德相对化。为化解现代性弊端,亟须本体论的当代重构。“一体两态论”便是本体论重构的尝试:以“道体”作为统摄万物、综合并超越唯物与唯心之争的根源性总体;其大用流行体现为“贯”(下贯为物)与“复”(回返道体)的双向互动,呈现为“客体之态”(事实本体)与“主体之态”(价值本体)。“一体”与“两态”之间为统摄、非对称与双回向关系,既保留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传统,又回应主客二分的现代困境。该理论是对牟宗三“一心开二门”与林安梧“存有三态论”的批判性发展,旨在为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提供统一的本体论根基。面对神秘主义、二分充分性与泛本体论等可能的质疑与挑战,“一体两态论”以“负的方法”“逆觉体证”及哲学分工(本体论止于穷究实体)作出回应。

关键词:本体论重构 一体两态论 道体 客体 主体

 

现代化是一场世俗化运动。这场运动从积极意义上讲,使人从宗教中摆脱出来,确立起主体性;从消极意义上讲,使认识论成为哲学的主体,本体论则从哲学视域中淡出。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叠在一起,导致了现代性的弊端——人类知识丰富了,改造世界的能力提升了,但命运却渐渐失去安顿之所,道德也变得相对而失去根基。质言之,认识论为现代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使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进步,但现代性的弊端提醒吾人不得不思考,认识论能否作为现代性的全部理论基础?结论便是:现代性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弊端,归根结底,从哲学角度讲,在于本体论的淡出。

现代性将人理解为有限的。正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才需要追求智慧。在人所追求的智慧当中,哲学是最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智慧。就哲学这种智慧来讲,它以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之总体和根本为对象。起初,哲学在内容上是圆融的、一体的,后来渐而分化出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诸部分。按照熊十力的说法,所谓“本体论”,乃“穷究宇宙实体之学”;所谓“宇宙论”,为“解释宇宙万象(现象界)之学”;所谓“人生论”,指“参究生命本性”而“察识吾人生活内容”,以“去杂染”而“复其天地万物同体之真”的学问;所谓“认识论”,亦名“知识论”,指关于认识世界和获得关于世界知识根本理论的学问。就四部分之关系讲,本体论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是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的基础。质言之,本体论乃“智慧之智慧”,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源。因此,可以说,人所追求的智慧中最重要者为哲学,在哲学当中最根本者是本体论。熊十力说:“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

既然如此,探究任何哲学问题,都须从本体论着眼、下手。换言之,针对现代化运动所引发之弊端,进行本体论的当代重构乃是必要的途径。

本体何谓:“道体”之逼显

要进行本体论的重构,首要的问题便是本体何谓?此问题又当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本体”何义?二是“本体”何指?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西哲学均有相关论说,而且惊人地相似。西方哲学中,代表性的说法为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在他看来,“本体”就是指“怎是”:“‘怎是’,其公式即定义,这也被称为各事物的本体。”而“怎是”“为某物之所以成其本体者”,指“事物之所以成是者”。因此,所谓“本体”,即是指“事物之所以成是者”。进而,“怎是”对应的英文单词为“substance”(本体)或“essence”(本质)。实际上,“substance”与“essence”两个单词乃对“to be”的不同译法。“近代英译大都用substance(本体)或essence来译此字(指希腊文ousia一词——引者)。essence译义等于‘怎是’。”“ε?μ?意谓‘是’或‘存在’。凡‘物’各为其‘是’,各‘有’其所‘是’。故‘是’为物之‘本体’。”综而言之,“本体”就是“to be”(是),就是“substance”或“essence”。

“本体”亦是中国哲学的固有概念。从词源上讲,“本体”为“本”和“体”的复合词,故其意义既可以侧重于“本”讲,亦可以侧重于“体”讲。侧重于“体”字讲,“本体”为“本之体”:“本”是定语,为修饰词;“体”为中心词,为被修饰词。在此情形下,“本体”为“本然”义,指“本身”“存在”“本样”的意义。如最早使用“本体”概念的京房,以“本体”表示纯阳爻构成的乾卦本初卦体:“乾分三阳为长中少,至艮为少男。本体属阳,阳极则止,反生阴象。”后来,朱熹直接使用“本之体”的说法,强调“体”与“本”的区别:“有礼而不和,则尚是存得那本之体在。若只管和,则并本都忘了。就这两意说,又自有轻重。”显然,“本之体”在此指“本身”“存在”或“本样”之义。侧重于“本”字讲,“本体”为“体之本”:“本”为中心词,“体”为限定词。在此情形下,“本体”指“根源”“基础”“本根”等意义。司马光明确地表达了“本体”这种意义。在注《易传·系辞》“乾坤,其易之缊邪”一语时,他说:“缊,聚也。阴阳者,易之本体,万物之所聚。”“阴”“阳”乃“易”的“本”,为变化的“体之本”。其实,“本之体”与“体之本”之分是“本体”之两面,两者共同构成“本本”之完整含义——根本意义下的事物之本然。

由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哲学不仅有“本体”概念,而且其“本体”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周全。因此,使用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不仅可以考察以往哲学史,而且可依其进行当代本体论的重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本体”何指,回顾以往哲学史,所论“本体”名目种类多种多样,不胜枚举,诸如“太极”“气”“理”“心”等,都可归属于“本体”名下。不过,这些名目实可依心物关系而分为两类:一类是唯物论,另一类是唯心论。尽管其外还有二元论之说,但二元论或者流于机械,像笛卡尔以松果腺沟通心物;或者归于一元,像张君劢终而以心为统领,故哲学史上的二元论均无善终。概括地讲,哲学史上关于“本体”的多数“争端”可归结于唯物论或唯心论“两宗”。就其具体内涵来讲,唯物论以物质统领精神,推至其极,主张“心”亦莫非“物”;唯心论以精神统领物质,推至其极,主张“物”莫非属于“心”。基于两宗之不同,相应的人生态度亦不同:唯物论注重认识世界,改造现实;唯心论注重敬畏生命,提高精神境界。反过来讲,唯物论轻忽心灵,唯心论轻忽现实。依熊十力的看法,唯物论、唯心论之不同,缘于“二宗对于宇宙之观察不同”,“其所领取之意义乃全异”,进而影响了人生态度之不同。质言之,宇宙如同一个大象,二宗乃“盲人摸象”,各得大象身体一部分。然而,大象身体为一个整体,宇宙亦为一个总体,二宗虽各有其价值,但均未得宇宙总体真谛。因此,唯物论、唯心论虽各有其价值,在哲学史上均作出了贡献,但它们在现代化运动中均已“捉襟见肘”,暴露出明显的“无力感”。因此,要化解现代性的弊端,应跳出唯物论、唯心论之争的层面,进入总体超越层面来思考本体论。

进入总体超越层面,这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响应。这一主张作为一种方法,其实质在于,面对哲学困难,应采取追问根源的思路。这样一种思路,直接催生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Sein)与“存在者”(das Seiende)是不同的:“存在者”是“存在”的呈现,“存在”是“存在者”的根据。然而,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犯了“存在的遗忘”的错误——一直把“存在”当作“存在者”来研究,却遗忘了作为“存在者”根据的“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提示我们:其一,不能将“存在”本身等同于任何“存在者”;其二,一旦研究“存在者”遇到困难,须追问“存在”这个根源以寻求解决办法。

虽然二十世纪是现象学的世纪,其“回到事情本身”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哲学研究,但不能说“回到事情本身”为胡塞尔首创,只能说他的这一说法产生了时代影响。事实上,中国的道家早已有相关思想,此思想即是“反者道之动”的观念。《老子》第四十章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王弼注“反者道之动”曰:“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这里,两个“反”字表面上是副词,为“相反”“对立”义,实质上却是动词,通“返”,为“返回”义。因此,王弼在注《老子》同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段注的意思是,要保全“有”,必须要“返回”到“无”,因为“无”是“有”的本源。总之,“反者道之动”的意思是,“道”的“动向”是“返”。

无论是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还是《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核心意思都指向“本源”这个概念。那么,“本源”何指呢?依熊十力上述讨论,它显然不是指唯物论的“物”,也不是指唯心论的“心”。熊十力将“本源”归结为“心境浑融”的“乾元”。关于“乾元”的内涵,他释以“内部含藏复杂性”的实体和作为“万物之内在根源”的实体两点。进而,他还以“大海水”与“众沤”来说明“乾元”与“万物”。若仅至此,应该说熊十力所论是恰切的。不过,遗憾的是,他终将“乾元”归结于“本心”,因而坠入其所反对的“唯心论”。其实,熊十力“大海水”的说法已经揭明世界是一个根源性总体。若使用前面所引“盲人摸象”寓言讲,世界便是大象之整个身体,这整个身体是所有关于大象认识的根源性总体。而且,人作为一个构成因素,就生活在这个“总体”里面;生活于“总体”中,人虽不可能跳出“总体”,但作为“参赞者”,人具有主动性、主体性,可以思考世界总体、建构世界本体。就世界本体来讲,还要回到《老子》所论:《老子》开篇即揭明“道”为“根源”,亦为“反者道之动”的目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里,无论是“无名”还是“有名”,无论是“始”还是“母”,它们均指作为“根源”的“道”。而且,尽管天地万物有多种存在和不同运动方式,但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复归其根”。《老子》十六章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复命”意指“返回”,“其根”意指“根源”即“道”。那么,“道”何谓呢?吾人认为,消极地讲,“道”既不能是唯物论之“物”,亦不能是唯心论之“心”,而应是综合并超越“物”“心”的终极实体;积极地讲,“道”是指一个统摄万物的、唯一的、超越的终极实体。综合消极和积极两方面,这个终极实体可名之曰“道体”。

综上所述,经过“本体”何义、“本体”何指两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本体乃“道体”的结论。“道体”与前述所论“本体”概念相应:“道”对应“本体”之“本”,侧重于“根源”义;“体”对应“本体”之“体”,侧重于“本身”义。更为重要的是,“道体”是综合并超越唯物论之“物”和唯心论之“心”的根源性总体。

“道体”大用流行:贯与复

“道体”作为根源性总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宇宙,因此它必然“流行不已”。熊十力说:“本体非兀然僵固之体,而是流行不已。流行之谓大用,不流行即空而不有(空而不有便是空无之空)、寂而不生(便成枯寂),何用可言乎?……(大用流行四字,作复词用,大用即是流行故。)”进而,熊十力称“发用”“流行”为“大动力”。他说:“宇宙原是大用流行,不妨说为一大动力。(一者,绝对义。大者,无所不包含义。动者,神变无穷义。此动非与静为对待之词。力者,言乎神变无穷之势用也。此力字,勿作物理学上所谓能力来理会。)”这段话当中重要者为括号当中的注,其所指“宇宙”其实就是作为根源性总体的“道体”。依此理解,其意涵分别为:其一,“一”指“道体”,它为超越的本体,故而不是“相对义”,而是“绝对义”;其二,“大”指“道体”,它为根源性总体,故必然包括“物”“心”两种本体在内,故而“无所不包”;其三,“动”,不是物理意义下的与“静”相对待的“动”之义,而是指超越的出神入化之“神变无穷”的意思;其四,“力”亦非物理学意义下使物体运动的“力”,而是“神变无穷”的“势用”。总之,由熊十力论宇宙可以推知,“道体”是“一大动力”。

进而,熊十力将作为“一大动力”的本体称为“恒转”。他说:“恒字是非断的意思,转字是非常的意思。非常非断,故名恒转。我们从本体显现为大用的方面来说,则以他是变动不居的缘故,才说非常,若是恒常,便无变动了,便不成为用了。又以他是变动不居的缘故,才说非断,如或断灭,也没有变动了,也不成为用了。不常亦不断,才是能变,才成为大用流行,所以把他叫做恒转。”所谓“恒”,乃“非断”即永久义;所谓“转”,乃“非常”即变动不居义。两义均就“本体”大用流行来讲,故而本体可称“恒转”。熊十力使用“恒转”一词来形容本体,其观念源自儒家“不容已”思想。他说:“所谓真实者并不是凝然坚住的物事,而是个恒在生生化化的物事。唯其至真至实,所以生生化化自不容已。亦唯生生化化不容已,才是至真至实。”尤需注意的是,无论是“一大动力”,还是“恒转”,或者“不容已”,均为自身“能变”,即本体自身之变,而不是受外力之变。换言之,本体的大用流行是本体的“自我呈现”。由熊十力所论可以推知,作为根源性总体的“道体”亦是“恒转”“一大动力”,它必然要“不容已”地“自我呈现”。

至此,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为何“道体”乃“一大动力”,为“不容已”之“恒转”?依儒家的说法,原因或根源在于“阴”“阳”相互作用。“阴”“阳”作为哲学概念,较早的文献记载为《国语·周语》所载伯阳父之言:“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这段话中有四个要点:其一,“阴”“阳”为“气”;其二,“阴”“阳”之气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亦存在于人类社会;其三,“阴”“阳”之“气”非经验层面的物理之气,乃超验层面的超越之气;其四,“阴”“阳”之气有其秩序,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一旦“阴”“阳”失序,它们便会相互作用而引发变化。在这之后,《易·系辞》继承了“阴”“阳”哲学观念,不仅所有卦爻均以阴爻、阳爻表示,而且还有更精妙的阐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阴”“阳”相互作用就叫“道”,顺应“阴”“阳”变化而行就是“善”,将“道”在具体事物中体现出来就是“性”。需要注意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当中的两个“一”,它们非数量上“一个”之义,乃表示交替出现、相互作用之义;“阳”“阳”与其说为超越层面的相对立的两种“气”,不如说为超越层面的相对立的两种“力”。这样,“阴”“阳”“一”三个概念连在一起,揭示出“道”(“道体”)为“恒转”的原因——“阴”“阳”之交互作用。

既然言“道体”为“恒转”,那么它必然要自我呈现,而呈现则必然有过程性,这个过程性的初始即“寂感真几”。所谓“寂感真几”,指“道体”寂静与发用感通之间真实无妄的微妙发端。《易·系辞》有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寂”,指“道体”绝对静止、无形无相、超越言虑的本然状态。“感”,指“道体”并非死物,而是自然具有触发、感应、生发的动能。“寂”与“感”是体用关系:“寂”是“道体”,“感”是发用;“寂”是未发、未动,“感”是已发、已动。“真”,强调“寂”“感”本体与作用真实不虚、非幻非妄。“几”,指变动最初始、最细微的苗头或征兆,为介于“寂”与“感”之间的临界点。《易·系辞》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真几”,指“几”是真实存在的。总而言之,所谓“寂感真几”,指“道体”虽然寂然无形,但真实不虚地蕴含着能感通一切、生成一切的初始动因。

“寂感真几”只是“道体”自我呈现的初始过程,《易·系辞》还有其接下来过程性的描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段话的核心意思在于揭明“道体”自我呈现于现实世界的完整过程:“阴”“阳”相互作用体现为“阖”“辟”两种势用,这两种势用往来不穷,渐渐地使气得以积聚,呈现出无形之物象,最终形成有形之器物。其中,关键的两个词是“阖”“辟”,为门之“闭”“开”的哲学抽象。重要的是,“阖”“辟”与“坤”“乾”相对应,而“坤”“乾”与“阴”“阳”相对应,故“阖”“辟”亦与“阴”“阳”相对应。这种对应非简单文字游戏,而是说明“阴”“阳”之变有“阖”“辟”两种势用。孔颖达释“阖”为“闭藏”,抽象为将万物“幽藏于内”;释“辟”为“开辟”,抽象为“吐生万物”。很显然,孔颖达的注释止于“阖”“辟”之形而下的具象,对于“阴”“阳”之抽象性的把握则显得不足,从而降低了《系辞》所论的形而上层次。

熊十力继承《系辞》上述思想,只不过他将“阖”“辟”更换为“翕”“辟”,并进行了充分的形而上讨论。概括地讲,熊十力的相关思想有四个要点。其一,“翕”“辟”不是具体“物事”,而是“势用”。“翕”指本体流行之“收凝”“势用”,“辟”指本体流行之“升进”“势用”。其二,“翕”“辟”乃本体之势用,为本体流行时所体现者,不可离却本体讲“翕”“辟”。其三,“翕”“辟”之功用和方向是相反的:前者为本体之“下贯”,实质为“物化”,形成本体之“质碍”,为本体自性之“反动”;后者为本体之“回复”,实质是“升进”即“不坠堕义”,为本体自性“流行无碍”。质言之,“下贯”可简称“贯”,其结果是“物”;“回复”可简称“复”,其主宰是“心”。其四,“翕”“辟”两种势用不可分离。如果只有“翕”,万物凝固而为僵死物质,无变化,亦无生命;如果只有“辟”,一切散归虚无,无个体,亦无现象。总之,二者交替作用促发本体流行,故言“翕辟成变”。关于“翕”“辟”这两种势用,熊十力“大海水”“众沤”的比喻非常精彩:就“大海水”涌起“众沤”看,“翕”之势用为固化为相对独立的物态,“辟”之势用则指“大海水”本身的流动性和生命力使“众沤”之物态不会彻底固化、僵死。质言之,熊十力所论“翕”“辟”之宗旨乃为了说明本体与“心”“物”之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翕辟成变”之“翕”“辟”乃两种相反势用,其结果亦是相反的,更重要的是相对于“道体”而言其功用和方向是不同的:“翕”为道体之“下贯”,“辟”为道体之“回复”;“下贯”和“回复”两端而一致,互动循环,通而为一。质言之,不仅有道体之“下贯”,亦有向道体之“回复”。“回复”的意义在于:只有“下贯”,为“道体”之往而不返;若有“回复”,便是迷途知返于“道体”。

“道体”之两态:客体与主体

由上述不难看出,作为根源性总体的“道体”之自我呈现,乃是一个由“潜能”到“显化”的过程,质言之,是一个由“无”到“有”的呈现过程。所谓由“潜能”到“显现”,具体是指:“道体”虽蕴含化生万物之可能性,但毕竟未予显化,此时可能性只是“潜能”。但是,“道体”毕竟为大用流行,显现为宇宙万物,此时可能性已转变为现实性,故而为“显化”。很显然,由“潜能”到“显化”为“未发”到“已发”,即由“无”到“有”的变化。所谓“无”,指“道体”超越一切名相,为绝对寂静。所谓“有”,指“道体”化生宇宙万物,涵盖一切名相。具体来讲,所谓“无”,并非指“道体”什么都没有、完全的空无,而是指它超越一切具体规定性、保持自身纯粹性和绝对无限性,不能被任何概念所限定。所谓“有”,并非指“道体”为某个具体物事,而是指它蕴含无限可能性和绝对能动性,在大用流行中显现自身,从而可以被概念限定和名言言说。故而,《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无”指“常道”之“道体”,“有”指“可道”之流行。正因此,《老子》四十章还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对于这段话,王弼以两种趋向注释:其一,由“无”到“有”,指天下所有事物,均依靠“有”而化生,而“有”之化生乃以“无”为根本;其二,由“有”返“无”,指如果要维护、保持“有”即天下万物,须要返归“无”这个根源。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总之,无论是“潜能”与“显化”,“未发”与“已发”,还是“无”与“有”,均是“道体”大用流行、自我呈现之迹。

需要说明的是,“无”与“有”为“道体”呈现之迹,二者乃“不一不异”之关系,或言为两端而一致之关系。所谓“不一”,指“无”与“有”毕竟不同。所谓“不异”,指两者又不是完全相异:离开“无”就没有“有”,离开“有”也无所谓有“无”。

对于“道体”之自我呈现,《易·系辞》有言:“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道体”之由“无”到“有”自我呈现之迹,终会通过“鼓万物”得以表现。王弼注“鼓万物”为“道体”“经营之迹”,“万物由之以化”。孔颖达则疏为“言道之功用,能鼓动万物,使之化育”。两人之注疏大致相同,所谓“鼓万物”均指“道体”终而会导致万物化生,虽然“道体”不等于某一具体物事。这里,“鼓万物”透显出“一”与“多”之关系:“一”指“道体”,“多”指万物。正因为如此,《易·系辞》言:“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此意即天下万物化生均源于“一”。《老子》第三十九章亦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地”“神”“谷”“万物”“侯王”之“清”“宁”“灵”“盈”“生”“贞”,均源于对“一”之禀承。无论是《易传》,还是《老子》,上述所言之“一”均对应“道体”,而由其所化生之对象则为万物之“多”。对于“一”“多”之关系,王弼之言极妙。他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

“一”已然明确指“道体”,而“多”何指呢?其实,“多”亦可依其性质而加以概括,不过这种概括是形而上的,是从“本体论”视角来概括的,而不是就万物本身来概括的。从“本体论”视角看,宇宙总体不外呈现为两种状态。其一,客观物质世界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作为对象认识时,具有“客观存在”属性,即外在于人而“客观”存在。就科学来讲,这是诸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就哲学来讲,对它进行形而上之追究,以追问“世界是什么”为核心,形成对象化的、可被认知的“事实本体”。因“事实本体”以“客观存在”为属性,故可简称“客体本体”,或称“道体”之“客体之态”。其二,人类主体精神(意识、心灵)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应人的认知能力、道德主体性,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根基,也是认知科学所探讨的领域。就哲学来讲,对它进行形而上之追究,以追问“世界是什么”为核心,形成作为价值承担者的、内在于人的精神实体——“价值本体”。“价值本体”以“主观存在”为属性,故可简称“主体本体”,或称“道体”之“主体之态”。这样两态,既各有其价值,亦各有其局限性:“客体之态”凸显了世界的客观性,此为其价值;其局限性则表现为边缘化了世界的“价值”方面。“主体之态”凸显了世界的主体性,此为其价值;其局限性则表现为边缘化了世界的“事实”方面。很显然,讨论至此而呼之欲出的是,“客体之态”即唯物论所言之“物”本体,“本体之态”即唯心论所言之“心”本体。

基于上述“道体”呈现之两态的界定,可知“道体”本身作为本体,乃是综合并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总体之体”。作为一种本体形态,“道体”融合“客体”与“主体”即“物”与“心”二者于一身,避免了将二者偏执一端的局限性。它不仅克服了“事实本体”的局限性,亦克服了“价值本体”的局限性,形成对唯物论、唯心论的综合与超越。

“一体”之“道体”与“两态”之“客体”“主体”之关系为如下三个要点。其一,“体”是唯一的。“道体”是终极实在,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根据。它不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一”,而是“唯一”意义上的“一”——不存在任何与之并列的另一个本体。其二,“态”是“道体”的呈现方式。“态”不是独立于“道体”的另一个物事,而是“道体”自身呈现的具体方式。其三,“体”不离“态”,“态”不离“体”。“道体”不能脱离其呈现状态而被认识,呈现状态不能离却“道体”而自行存在。以“大海水”和“众沤”来比喻:“道体”是“大海水”,“两态”是“众沤”;“大海水”与“众沤”并非两个物事,众沤是大海水的涌动,大海水是波浪的源泉。没有大海水,众沤无从产生;没有众沤,大海水只是死水一潭。质言之,上述“道体”与“两态”之关系可以“一体两态论”来概称。

总而言之,“道体”与“两态”之关系可进一步抽象概括。其一,统摄性。“道体”作为“一”,统摄“客体”与“主体”即“物”与“心”这两态;二者不是与“道体”并列的实体,而是“道体”的显现方式。其二,非对称性。与上一点相关,“客体”与“主体”即“物”与“心”这两态不是独立本体,它们共同源于“道体”;“道体”与其乃“体与用”或“源与流”的关系,不是“对称性”的平等关系。这意味着,“客体”与“主体”或“物”与“心”这两态之对立,只是呈现即现象层面的分别,在本源即“道体”层面其分别并不存在。其三,双回向性。“两态”由“一体”所开出,故由“一体”所统摄;同时,“两态”也是“一体”的丰富和展开,是“一体”在现实层面的“呈现”。这种“双回向”关系,说明“道体”不是一个与现象界隔绝的抽象概念,而是“活泼泼地”呈现于现象界的根源性总体。

一体与两态:超越二分与回归本源

如前所述,本体论之当代重构的思考源于现代化运动所引发弊端的根除。不过,这只是外部条件,而内因则是对牟宗三“一心开二门”和林安梧“存有三态论”的批判性继承。具体来讲,“一心开二门”和“存有三态论”虽然对于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也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但时代发展提出了新问题,现代性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使吾人不得不反思这两种已有的针对现代性的本体论。

“一心开二门”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观念。牟宗三非常重视并欣赏“一心开二门”这个观念,认为它不仅在佛教内部具有普适性,而且在佛教以外也具有普适性。因此,可将其作为一个“公共模型”来使用。于是,牟宗三借用这一模型建构起儒家式的“一心开二门”体系:“一心”对应其“良知”本体论,它以佛教禅宗“云门三句”之“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来证立。“二门”指由“良知”所开出之本体界和所成就之“无执的存有论”、所开出之现象界和所成就之“执的存有论”。前者对应康德的“智思界”,后者对应康德的“感触界”。总之,牟宗三的本体论不仅对于传统儒学是一种理论创新,亦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超越,从而为儒学的现代性转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并不尽善尽美,而是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理论限制。其一,过于聚焦“良知”本体,忽视承载人类一切活动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历史总体。“牟宗三……‘一心开二门’的理论讲到后来越讲越绝对、越讲越形式化,有变成‘形式我’和形式主体的倾向。这样一种理路……最终必然完全走向心性之学。”其二,过度强调“良知”本体,表现出明显的“主体主义”倾向。“依康德之言,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却把人提到上帝的层次,然后再将其下返到人间‘作为菩萨’。……与此相应,在‘一心开二门’之理论下,‘良知’本体的凸显必然导致主体主义的走向。”

为了克服这些限制,林安梧提出“存有三态论”的理论:将“良知”本体转变为“存有”本体,将“二门”转变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存有的执定”这样“三态”。具体来讲,首先,“道”原初处于“境识俱泯”的状态,此即“无名开地之始”。此是意识前的、“寂然不动”的状态,是形而上之“道”的状态。此为“存有”之第一层状态——“存有的根源”。其次,“道”不能永远处于“境识俱泯”状态,它必经由“可道”而“开显”。“道”“开显”即“道显为象”,此为“不生之生”。此乃“境识俱起”而未分别状态,即“感而遂通”状态。此是“存有”之第二层状态——“存有的开显”。再次,“道”经“开显”当落在“名”上说,否则不足以为说。“名”经由“可名”而走向“名以定形”,彰显为“有名”;“有名”指经由命名活动即对象化活动使对象成为决定了的“定象”,此乃“有名万物之母”。这是“存有”之第三层状态——“存有的执定”。很明显,“存有三态论”以理论重心从强调主体性“良知”向强调整体性“道”的迁移,实现了对牟宗三“一心开二门”理论限制的超越。

能够化解牟宗三“一心开二门”之理论限制,这是林安梧“存有三态论”的理论贡献。不过,在肯定其理论价值的同时亦须看到,它只是针对“一心开二门”来言说,对于基于“心”“物”关系的唯物论、唯心论未予正视和讨论。依熊十力的看法,“宇宙论中唯一问题即是心物,此最复杂难穷。而最大争端莫如唯心唯物二论”。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哲学史问题,本体论的当代建构若未对其直接进行讨论,显然有其不足。因此,在“一心开二门”和“存有三态论”理论脉络下继续推进,便出现了“一体两态论”的建构:将林安梧的“存有三态”简化为“一体两态”——以“道体”统摄“客体”与“主体”,既保持了“存有”本体的整体性视野,又以更简洁、更精练的理论结构回应了牟宗三所遗留的问题。这便是“一体两态论”建构的内因、致思理路和理论预期。

对于“一体两态论”这个本体论的当代建构,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

第一,对中国哲学本体论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从来不以“主客二分”为出发点。《易·系辞》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儒家讲“心即理”“性即理”,道家讲“道法自然”,佛家讲“真如”——这些传统资源所共享的是一种“天人合一”或“体用一源”的思维范式。然而,这样的传统思维范式及其本体论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往往缺乏回应事实与价值分裂、科学与人文对立的解释力。“一体两态论”的创造性在于:它以“道体”统摄“客体”与“主体”,既保留了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核心精神,又将传统思维范式及其本体论予以现代转化,从而使其能够回应现代性问题。

第二,对现代哲学主客二分困境作了根本性化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始终困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前现代性以“客体性”为原则(以神圣主体为代表),现代性以“主体性”为原则(以个人主体为代表),这两种形态各自走向极致后均暴露出深刻危机。“一体两态论”作为一种化解危机的“方案”,不是在“客体本体”与“主体本体”之间做简单的折中,而是进行更高层面的综合——“道体”本体作为二者之综合与超越。这意味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客体与主体的“和解”,不是通过某一方的“让步”实现的,而是通过回溯二者共同本源的思路实现的。反过来讲,“回到事情本身”,回溯客体、主体的共同本源,乃化解“客体”“主体”两种本体弊端的合理路径。

第三,对后现代性本体建构的理论回应。将“道体”本体的建构与后现代性议题直接关联。就人类历史进程来讲,以现代社会为基准,之前为前现代社会,之后为后现代社会;相应地,其哲学特质分别为“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回顾哲学史,“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分别由“客体”本体和“主体”本体所支撑,而“后现代性”正处于路途之中,需要一种作为“客体”“主体”综合与超越的“道体”本体。就此来讲,“一体两态论”不仅是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开新,更是对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哲学回应——面对一个价值多元、事实与价值日益割裂的后现代社会,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统摄事实与价值、客体与主体的本体论“方案”。

综上所述,“一体两态论”以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思维范式为本,以对现代哲学主客二分困境的“诊断”和化解为问题意识,以超越的、恒常的本体与现实的、变化的世界关系为核心,建构起一个兼具创造性和解释力的本体论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和“秘密”是“一体”与“两态”。它将本体形态划分为“客体”“主体”与“道体”的三阶演进,以“道体”为总摄主客的最高本源,以“客体”“主体”为其“下贯”即开显的两态,以“道体”为“客体”“主体”两态“回复”即回返之目标,将“一体”与“两态”确定为“两端而一致”之互动循环之圆环,从而在事实与价值、客体与主体、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了统一的本体论根基。这个本体论根基,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形而下的,而是形而上的。总之,“一体两态论”乃超越主客二分并使主客回归本源的本体论重构。

结语:“一体两态论”可能面临的挑战

“一体两态论”属于面对现代性弊端而进行的本体论之当代建构,与任何新的理论建构一样,它必然会引发一系列质疑或挑战。归而类之,“一体两态论”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如何避免“神秘主义”指控?“一体两态论”中“道体”虽为根源性总体,但它“寂然无形”,属未发,为无形无相、超越言虑的本然状态。但这样一来,这个“道体”是否就成为一个无法被理性讨论的“黑箱”?如果它不能作概念言虑,那么关于它的一切讨论岂不是自相矛盾?“一体两态论”对此的回应是:对“道体”的言说,不是“正面描述”它是什么,因为任何描述都会将它限定为某个“什么”,而是“负面指示”它不是什么。这是道家“负的方法”和佛家“遮诠”的传统——通过不断否定具体的规定性,来“指向”超越规定性的领域。这种言虑不是“定义”,而是“指引”。冯友兰肯定并借用“负的方法”到儒家。牟宗三则提出“逆觉体证”的方法来证悟本体。他说:“无论是孟子的‘性善’,或是《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皆是由逆觉以显‘性体’之为本,这就点出道德实践之先天的根据,亦可曰超越的根据。”也就是说,在对现象进行概念言虑之外,还存在另外的对本体进行言虑的方式。显然,这些言虑方式不能归入“神秘主义”。

其二,区分为“客体”“主体”两态是否足够?“一体两态论”将本体的呈现状态分为“客体”和“主体”。对此,可能的质疑会问:是否存在“既为客体亦为主体”的中间状态?或者是否存在“既非客体亦非主体”这样一种状态?从逻辑上讲,这两个质疑均是合理的。对此,“一体两态论”的回答是:这两个质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是“既为客体亦为主体”,还是“既非主体亦非客体”,它们只能是就综合并超越“客体”“主体”而言,否则就会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实际上,“一体两态论”之“道体”,其特质恰就是“既为客体亦为主体”,因为它为“客体”与“主体”的综合,故既包含“客体”亦包含“主体”;其特质亦恰是“既非客体亦非主体”,因为它超越“客体”和“主体”,故既非“客体”亦非“主体”。因此,这样两方面质疑,恰恰成就了“一体两态论”本身,亦成就了“一体两态论”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综合与超越。

其三,如何避免“泛本体论”质疑?“一体两态论”的核心是“道体”,“客体”“主体”只是“道体”的呈现状态,进而,万物都归结为同一本体的不同状态的显现。就此来讲,必然会引发两个相关的质疑:一是就自然界讲,既然具体事物均归结于“两态”和“道体”,那么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是否还具有实在性?二是就价值界讲,既然所有价值都归属于“两态”和“道体”,那么道德行为和道德责任的基础何在?“一体两态论”的回答是:就前者讲,本体的同一性并不否定具体事物的差异性——正如“大海水”是同一片海洋,但波浪有大小、形状、高低之别。而且,“大海水”为实在,“众沤”亦为实在;只不过,前者为本体层面的实在,后者为流行层面的实在。就后者而言,同一价值本体并不否定具体道德行为的多样性,亦不抹杀道德责任的基础。相反,因为是价值本体,它便既具必然性又具普遍性,为所有行为主体和道德行为必须遵守者,此即为道德行为和道德责任的基础。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哲学的主要部分为“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和“认识论”,四者各有不同职分。既然如此,“本体论”就须止于“穷究宇宙实体”,而“解释宇宙万象”、探究道德行为和道德责任则应留给“宇宙论”“人生论”去解决。

总而言之,人是有限性的主体,而有限性的主体必然要追求智慧,哲学便是最重要的智慧,而在哲学当中本体论又是核心,故人必须要探究本体论。历史地讲,唯物论和唯心论作为两种重要的本体论,在哲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也为现代性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现代性的深入、现代化的开展,这两种本体论也日益暴露出“解释力”的限制,不再能对人类现实生活提供周延的依据性解释。就现时代来讲,基于人之有限性,要化解现代性所暴露之弊端,本体论重构就显得尤为必要和急迫。具体来讲,“回到事情本身”,探究事物本源,实现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综合与超越,便成为本体论重构之合理路径。“一体两态论”便是在这种路径下对本体论进行重构的尝试,其目的在于为人类现实生活提供根本性依据,从而不仅有助于正视和化解现代性诸弊端,完成好现代化运动,而且利于建构合乎理性的后现代性,使人类能够沿着合理方向迈向后现代社会。

程志华,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6年第5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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