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洛学学统的建构传衍再探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7 次 更新时间:2026-11-17 20:38

进入专题: 洛学   学统   伊皋书院   宋学   二程  

● 朱汉民 (进入专栏)  

 

摘要:二程创建的洛学,是宋学中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学界对其的研究已臻于繁多。但考之学术史,对于二程洛学讨论过的三个问题,今天仍然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首先是二程与周敦颐、胡瑗的师承关系问题,周程授受关系之所以成为主流定论,其原因是周敦颐作为传道典范的道统论叙事,有助于强化宋儒重建儒家宇宙论哲学。其次是二程能形成地域性洛学学统,与二程创办伊皋书院并以之为学术教育基地有密切关系。最后是洛学学统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与程门弟子坚守程门道学思想、道统信仰密切相关。所以二程洛学能够由一个地域性学统,发展为遍布江南大地的主流道学。

关键词:洛学;学统;伊皋书院;宋学;二程

 

在学统四起的北宋时期,二程洛学是传承最久、分布最广的地域学统,最终成为宋学思潮中最有生命力、影响力的道学学派和主流学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术思想内容来看,二程建构的理学体系几乎成了宋学的典范,清儒所赞同或批判的宋学,往往就是指二程及其后学朱熹的理学;二是就学派传承的实际功效而言,南宋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旨趣的学派如闽学派、湖湘学派、江西学派、浙东学派等,大多与二程及其弟子有学术渊源关系,似乎都可以说是二程洛学的流传。事实上,洛学成为宋学思潮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学派,最初并没有依赖外在的政治权力,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教育传播力。所以,本文关注二程学统的历史建构过程,希望进一步厘清二程洛学在形成、传衍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对这一民间地域学统的历史脉络作进一步考察。

一、洛学师承的辨析

二程洛学是宋学的大宗,对于重视学术源流的宋儒而言,洛学的学术渊源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关于二程之学的渊源,从宋代开始到今天,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讨论二程之学的来源时,学者们都会提到两个重要人物:周敦颐、胡瑗。从文献记载来看,周敦颐、胡瑗之学与二程洛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

首先说周敦颐。在南宋以后的道学史、道统论叙事中,周敦颐一直有着十分崇高的学术地位,其依据有两个:其一,他是二程兄弟的老师;其二,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奠定了道学宇宙论的基本框架。而第一点,历来受到学界不同方面的质疑。其实,肯定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的说法来源很早。周程之间存在明确的师承关系,在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中就有记载:“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1]638这是程颐所述的一段重要史实。二程弟子吕大临也记录了二程之语:“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16另外,弟子刘立之也有记载,而且进一步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学术联系,他认为,程颢“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1]328。吕大临、刘立之所言,均来自二程兄弟所言,应该是程门弟子的普遍看法。也就是说,周程之间是一种学术授受关系,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南宋初的道学家胡宏、张栻、朱熹等之所以会大讲这段历史,并以此建构他们的道统论,确实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朱熹修撰的《伊洛渊源录》,将周敦颐列为洛学渊源,也是基于这一事实。

但是,学者之所以质疑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授受关系,原因有二:其一,这时二程兄弟正处于十四五岁至十五六岁的少年时代,他们的学术思想尚未形成,并没有达到学术授受的程度;其二,在二程的学术体系中,看不到有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明显痕迹。加之程颢在提及自己学术上的授受关系时,曾经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424程颢虽然承认自己的学说有所受于周敦颐,但是强调其思想的核心“天理”是自己体贴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宋代就有不少学者否认周敦颐之学与二程之学的授受关系。如南宋时期陆九渊就否定朱熹的道统学说,其理由也是周敦颐与二程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学术授受关系。明清以来,许多儒家学者否定朱熹的道统论,往往也是从否定周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入手的。全祖望在《宋元儒学案序录》中,对这一观点作了全面的论述。

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2]3

可见,认为二程之学不是源于濂溪之学,在历史上就有许多学者作出论证。全祖望特别肯定荥阳二吕的论证,认为二程并没有传承濂溪之学,而是到南宋朱熹、张栻才开始确立濂溪之学是二程的学术渊源。如果考察二程的说法,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没有将周敦颐尊为老师,特别是看不到他们继承《太极图说》的学术痕迹。

另外有一种看法,则是强调胡瑗之学才是洛学的学术渊源。程颐确实与胡瑗有一段重要的师生关系。朱熹《伊川先生年谱》载:“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1]338说明程颐的青年时代曾经就读于太学,恰恰这时是胡瑗主持太学教学,在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的考试中,胡瑗对程颐的试卷表示出特别的惊喜。此后,胡瑗对程颐给予特别关照,还安排了程颐在太学的学职。由此,程颐的声望大幅提升,并得到邻斋吕希哲“首以师礼事焉”,继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1]338朱熹虽然肯定了这段史实,但是在他看来,二程兄弟从学于周敦颐的重要性更为显著与突出,因为后者代表的是周程之间的道统授受关系。

对于胡瑗与程颐的这段师生授受关系,尽管明清以来的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洛学与胡瑗之学的传承关系,一直得到后世大多数学者的关注和肯定。譬如黄百家就对他们的师承关系给予充分肯定:

先生在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又尝语人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又尝言:“安定先生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于从政乎何有!”[2]26

黄百家所说的历史事实,不仅肯认伊川与胡瑗的师生授受关系,而且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非同一般。全祖望也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2]23-24

总之,倡导道统论的宋儒朱熹、张栻基本上肯定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与师承关系,而对胡瑗与程颐之间的学术关系并不特别看重。黄宗羲、全祖望、黄百家等历史学者则相反。这一学术分歧也延续到现代学界,一些学者继承朱熹、张栻的观点,充分肯定周敦颐、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与师承关系,而因为胡瑗的学术贡献不突出,故不看重胡瑗与程颐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观点相反的学者则强调胡瑗与程颐之间的学术授受与师承关系,同时否定周敦颐与二程之间存在实际的学术授受关系。究竟要如何看待这些不同观点呢?

首先应该强调,宋学学统的建立与传承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源的。一个学派、学统的形成,往往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学术思想的源头;同样,一个学派、学统的传播,也可能会影响诸多不同的学派。所以,对二程洛学而言,他们完全可能同时接受周敦颐、胡瑗之学的影响。所以,如果要探讨洛学学派的学术渊源,可以将周敦颐、胡瑗都考虑在内。与此同时,在承认上一条件的前提下,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来源的学统对他们的不同影响。其实,已经有古代学人持这一学术观点了。如清代学人郑杲曾经指出,周敦颐、胡瑗对二程洛学均有影响,他还具体分析了周、胡对二程的不同影响,他说:

又统观明道之言与其教人之法,合于濂溪者,十八九也;其述茂叔四事,又皆明举之以教学者也。则谓明道所得不尽由濂溪,及谓未尝传其学者,抑又非矣。伊川讲学教人,视濂溪、明道有变矣,则以别有得于安定,与其性格不同故也。然如论太极、性、道、阴阳及见人静坐便叹其好学,仍是出于濂溪者耳。然则论濂溪之源流分合者,当曰明道传濂溪之学,微有所损益,伊川兼承濂溪、安定之学,而各有损益,成其为伊川者也。[3]5085

郑杲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二程的学术虽总体一致,但确有明显区别。这既与他们的个性气质有关,也与他们接受的学术影响有关。如进一步分析二程的这一区别,就会发现程颢受周敦颐影响较多,而程颐却兼承周敦颐、胡瑗之学,然受胡瑗影响更大。

确实,程颢受周敦颐的学术影响较多,因为程颢从学周敦颐时,思想更成熟一些,而且他的个性气质与周敦颐更为接近。所以,他能够从老师周敦颐那里,学习和吸收更多的精神营养与思想理念。程颢自己也经常说:

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4]926

田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而自谓已无此好,闻周先生此语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间见猎者,不觉有喜心。)[4]926

可见周敦颐对程颢的人生、精神境界、学问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先生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4]925上引程颢言,其实就是“求道之志”的注脚。可以发现,程颢之所以能够具有宽厚、雍容、大度的个性气质与仁者胸怀,能够追求“浑然与物同体”的人生境界(与周敦颐“光风霁月”的人生境界十分接近),确实是由于他受了周敦颐的影响。

如进一步考察胡瑗与程颐间的学术影响,可发现他们间的许多密切联系。胡瑗一生重教育,以师道精神推动宋学崛起,无论是创造苏湖教法,还是推动太学改革,均表现出其对师道精神的追求。胡瑗特别强调师道高于君权,他说:“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故师者,天下之根本也。”[5]465而程颐就是直接继承了胡瑗的师道传统,无论是在太学“处以学职”的讲学,还是晚年在家乡伊皋书院的民间教育,他都以一种师道精神去推动宋代的学术发展与政教转型。特别是他在主持经筵讲席时,元祐元年(1086)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他面对宋哲宗时坚持以“师道自居”,据《朱给事与范太史帖》记载:程颐“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答道:“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1]423程颐实践了胡瑗呼吁的师道精神。程颐最重要的经学著作是《伊川易传》,而此书就受胡瑗的易学思想影响很深。程颐在给学生讲授研读《周易》的经验与方法时说:“《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1]248其实,如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胡瑗的《周易口义》与《伊川易传》间,有着重要的学术渊源关系。

但是,为什么南宋以后,由朱熹、张栻确定的周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呢?其中有两个因素是值得考虑的。

其一,宋儒面临的问题意识。宋代道学兴起,其面临的一个最大文化使命,就是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以化解佛老之学对儒学的挑战。在北宋庆历至熙宁之间,涌现出许多学术体系与学派群体,而周敦颐以《周易》融合《论语》《中庸》《孟子》等,完成了《太极图说》《通书》,首次为儒家伦理建构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宇宙论的形而上学。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都是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肯定周敦颐的道统地位的。

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6]3748

盖自孔孟没,而其微言仅存于简编,更秦火之余,汉世儒者号为穷经学古,不过求于训诂章句之间……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则入于释……及吾先生起于远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极、《中庸》之诚,以极乎天地万物之变化。[7]906-907

可见,朱熹、张栻之所以特别推崇周敦颐,肯定他在孔孟之后儒家之道不得而传时复兴了儒学,依据就在于周敦颐发明了“无极”“太极”的宇宙论,沟通了日用常行与天道性命的联系。故南宋道学家在完成道学集大成的工作时,特别关注、强化周敦颐和二程的授受关系,而他们强化周程道统关系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强化道学的宇宙本体论建构。

其二,宋儒道统的授受关系。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宋儒希望建构在名教中安身立命的道学体系是如何完成的?宋学初起时,宋儒普遍倡导所谓的师道精神,将自己传承孔孟之道,归结为先秦师道精神的复兴。然而,“师道”明显区别于汉代的“师法”,汉代师法特别强调“师”的朝廷官员身份,而宋代师道更加强调“师”的精神导师身份。所以,周程之间的精神引导成为宋代道学家津津乐道的传道典范,朱熹就在《伊洛渊源录》的《门人朋友叙述》中,反复讲述周敦颐乃二程的精神导师:“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4]939张栻在周敦颐、二程等道学学者的《三先生祠记》中,也反复指明周程之“师道”的特殊意义。

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质,何世无之,而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幸而有先觉者出,得其传于千载之下,私淑诸人,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去孔孟之世虽远,而与亲炙之者固亦何以相异,独非幸哉?是则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7]917-918

张栻反复强调要复兴孔孟奠定的“师道”,就是希望宋代士人能够承担传承三代圣王创建的道统。周敦颐的学术传承,完全是道学家的私人授受。周敦颐逝世之后,其著作最初只有家藏和程门传承的两个版本,朱熹称程门传承的版本为“二程本”。“二程本”的《太极图》附于《通书》之后。朱熹在《太极通书后序》中说:“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而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8]44朱熹后来重点建构的道统谱系,均不是官学形态的“师法”规定,而是民间学术的“师道”授受。从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及其弟子,均与官学没有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宋儒强调周程而不强调胡程的部分原因。

二、洛学奠基于伊皋书院

北宋庆历时期的儒家士大夫,为满足唐宋历史变革的需要,开始致力于新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特别是在地方推动民间书院教育,从而形成学统四起的局面。至熙丰年间,形成了北宋时期学派林立的学术高峰,当时名声卓著的洛学、临川学、蜀学、关学等不同学派均形成于此时。南宋初有学者如员兴宗在描述当时盛况时说:“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鸣者也。”[9]68可见,地域性洛学当时就已成为著名的学派,其学术思想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点,即所谓“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9]68。尤值得注意的是,虽从短时状况来看,不同学派各有盛衰消长,且荆公新学因获得官学地位而独自胜出;但从长远历史来看,二程洛学却在众多学派中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宋学思潮的最成功者。

二程洛学成功的原因,当然首先是洛学学术价值,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二程推动民间教育、学术交流,开展自下而上的学术创新和思想传播。二程在朝廷做官时间并不长,因他们对王安石的熙宁新政十分不满,故在政治上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压,只能在民间从事学术和教育工作。正当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荆公新学成为官学而如日中天之时,二程却因反对新政而被迫离开权力中枢,回到家乡河南伊川县鸣皋镇。北宋初期的诸位大儒,包括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周敦颐等,都特别重视民间学术和教育。且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意创办民间教育组织——书院类的独特教育机构,并以这种新型的民间教育机构,满足宋代士大夫的多元化需求,即作为个体的安身立命需求,作为政治精英的社会教化需求,作为文化精英的学术创新需求。宋代兴起的书院,恰恰是一种能够满足这一多样化需求的民间教育机构。

二程没能在庙堂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文化理想,遂转移到民间社会,继续承担其作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据范祖禹所说:“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家贫,疏食或不继,而事亲务养其志,赒赡族人必尽其力。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1]333这表明,大约是熙宁八年(1075)前后,二程就以在家乡讲学为主。由于二程的学术水平、政治地位皆高,特别是他们有一种“士志于道”的精神,“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知天”[1]334,故而出现了“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的盛况。从范祖禹的介绍来看,二程的讲学机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这完全是一个旨在“讲学于家,化行乡党”的民间教育形态,主要倡导一种“士大夫留意斯文”(马端临语)的教育宗旨;其二,这种教育形态定型化了,范祖禹称之为“馆”,大约是“学馆”类的教育机构,其实也可看作是宋代已经普遍化的书院教育。

由于求学者日众,原来的学馆几不能容。所以,元丰五年(1082),程颐上书时任河南府通判的文彦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程颐《上文潞公求龙门庵地小简》云:

颐窃见胜善上方旧址,从来荒废为无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闻,欲得葺幽居于其上,为避暑著书之所。唐王龟创书堂于西谷,松斋之名,传之至今。颐虽不才,亦能为龙门山添胜迹于后代,为门下之美事。可否,俟命。[1]601-602

程颐希望创办一所讲学著书的正式书院,故而向文彦博提出将洛阳城南龙门山一处旧寺址作为他们的讲学机构。尽管他没有说是办书院,但是他提出了自己是仿照唐王龟创办的“书堂”。在二程之前的孙复、石介直接创办了泰山书院,而二程后学胡五峰直接向秦桧请求主持岳麓书院,为什么程颐在这里并没有说自己希望办书院呢?这可能与熙宁、元丰之时,官学大兴而书院教育一度走向衰落有关。由于新政措施的推行对民间书院造成挤压,所以在程颐的书信中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说创办书院。

文彦博在复信中,对程颐的想法表示了特别的支持,他说:“先生斯文己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甚盛。龙门久芜,虽然葺幽,岂能容之?吾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粮地十顷。谨奉构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圣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元为赐价,惟简是凭。”[10]16后来,程颐在伊川县鸣皋镇创办了一所规模更大的“著书讲道之所”,名为“伊皋书院”。此后,这里就成为二程兄弟讲学传道、著书立说的主要道场。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哲宗继位。这一年程颢得朝廷召用,但未及行而病逝。自哲宗元祐年后,程颐一度为朝廷起用,源于民间的“洛学”势力逐渐兴起,在庙堂政治中形成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但庙堂政治总是此起彼伏的,晚年程颐一直活跃于京师开封与家乡洛阳之间,也即活跃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应该说,二程在政治上并未取得历史上值得特别论述或表彰的政绩,但他们的学术、教育事业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成功的最大标志,就是开创了以伊皋书院为基地的洛学学派与学统,奠定了宋学思潮中的一个典型的学术形态。这一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二程兄弟的讲学活动,成为地方文化教育的一件盛事。二程兄弟回归洛阳,无论是在家乡创办“学馆”类的教育机构,还是后来建设的正式的伊皋书院,它们都是二程兄弟推动民间教育和地方学术的体现。此正如其门人朋友所介绍的:“太中公得请领崇福,先生(程颢)求折资监当以便养。归洛,从容亲庭,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1]329可见,程颢有诲人不倦的讲学态度,使得当地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的盛况。程颐精心经营伊皋书院,其教育理念、选读经典、教学方法总是独树一帜,具有不同于官学的优势。

其二,二程兄弟的学术研究。程颐一生致力于道学的建构,但是他从青年到中年主要是学习与思考阶段,直到晚年思想完全成熟时才开始花主要精力从事著述。他曾说过:“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覆绸绎,六十以后著书。”[1]314可见,程颐的重要学术著作,均是在他晚年学术思想成熟时期完成的,故而主要是在伊皋书院从事学术研究与讲学时留下的。譬如,他最重要的著作《伊川易传》就是他在此时完成的。程颐还在伊皋书院讲述他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据程颐的再传弟子回忆,已经六十九岁高龄的程颐在伊皋书院讲授他的新著《伊川易传》,传播新的学术思想。

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一日出《易传序》示门弟子,先生受之归,伏读数日后,见伊川。伊川问所见。先生曰:“某固欲有所问,然不敢发。”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似太露天机也。”伊川叹美曰:“近日学者何尝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1]439-440

这是程颐与弟子尹焞的一段很有思想深度、哲学智慧的对话式讲学。程颐对弟子讲述了他在《伊川易传》“序”中发明的代表道学重要学术创造的观点,尹焞认为其中“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深刻思想,蕴含着道学的宇宙本体论的核心思想与思维方式,认为“似太露天机也”。

其三,洛学的地域学派形成。二程兄弟虽然也有在官学的教学经历,但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与讲学的黄金时段,均是他们离开权力中心后回到家乡从事民间讲学的时段。许多著名弟子也均是因信奉、仰慕二程的道德学问而追随他们的,故而在洛阳伊皋形成了地域性的洛学学派。二程讲学各有特点,但均为程门地域学派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程颢的弟子邢恕在描述老师的讲学特点时说:“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4]944弟子朱光庭听程颢讲学一月,如“在春风中坐了一月”[4]971。而程颐讲学则更为强调师道尊严,十分严厉,其弟子游酢、杨时来书院见老师,恰值“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4]971。所以,在二程兄弟讲学期间,以洛阳伊皋为中心,形成了宋学史上著名的地域性洛学学派。

三、洛学学统的传承

二程兄弟长期在家乡洛阳伊皋讲学传道,开创了洛学学统。由于二程的学术建树颇丰、影响力大,故而前来洛阳求学者除了河南的,还包括巴蜀、关中、闽南、江右、吴越、湖湘等地的,求学者络绎不绝,使洛学发展到极盛。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黄宗羲和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对二程后学的状况及其学派谱系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关注的问题不同,相关弟子名录、学术思想详略均不同。

在北宋时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地域学派除洛学外,还有蜀学、关学、临川学、涑水学等。熙宁以后,这些学派中的临川学演变为具有官学地位的荆公新学,由于洛学发展的规模、影响最为显著,遂成为官学化荆公新学的学术劲敌。洛学与荆公新学的相互冲突,也成为此后较长时期内最重要的学术史大事。值得思考的是,洛学是如何在与荆公新学的冲突中一步步发展壮大,到南宋中后期成为宋学思潮中最为重要的道学学派的。

洛学学派为什么能够由一个普通的民间地域学派,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宋代诸多学派之中空间规模最大、时间延续最久的道学学派?而且在洛学学派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时间均受到朝廷、权臣的严厉打压。当然,其首要原因是这一学说本身的重要学术价值,洛学地位的逐渐提升,应该说是它的内在思想文化特质适应了唐宋变革以来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满足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界人士的思想文化需求。如何能够在名教中安身立命,是宋儒面临唐宋变革、佛老思想的最大挑战。周敦颐通过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人物化生、主静立诚的宇宙本体论哲学,提供了初步的解决方案。而二程建构以“天理”为核心的性理之学,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性理之学体现出唐宋以来各界精英日益强化的理性主义精神,完成了“道理最大”的思想、学术与信仰的重建。二程的性理之学是将天理与人性统一起来的天人哲学,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理论水平,既能够满足宋代知识界以及其他精英阶层的思想文化需求,同时也标志着宋儒在面临唐宋变革之后重建的成熟儒学形态的形成。

道学推崇“为己之学”的精神,二程等思想精英倡导“道理最大”的思想、学术与信仰,其产生的精神力量首先就源于他们自己的内在心性。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站在道统的高地俯视、不屈服于政治权力,就在于他们有一种承担“天理”的圣贤气象。这样,尽管他们讲述的还是一种民间学术,但是,这些道学家却能够在庙堂之上以“师道自居”。虽然在朝廷与荆公新学派的政治斗争失利,但他们也敢于与权臣作不顾后果的坚强斗争,包括在南宋初年时面对朝廷对道学派的挤压和打击,也仍保持着士大夫的自傲与自信。斗争失败后,二程选择在民间社会或者是回到家乡,十分乐观地继续从事基层文化教育。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着坚定的信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均在逆境中求生存和发展,但是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文化理想,直到他们信奉的道学最终成为读书人普遍信奉的学术正统。

二程兄弟在弟子和再传弟子中讲述“为己之学”,后学又以传承二程洛学为学术使命,而这一使命又是与尧舜、文武、孔孟之“道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见,共同信仰的道学、道统,确实在程门后学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二程弟子众多,特别是其中所谓的“程门四先生”(即“四大弟子”),是推动洛学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南宋学者陈均说:“史臣谓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刘绚、李吁、张绎、苏昞、吕大钧,皆班班可书,而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在其门,号‘四先生’。”[11]741-742确实,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等著名弟子不仅在道学建构上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更是对洛学的传承与推广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程门弟子在传承洛学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打压,但是程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对程门道学思想、道统传承有着坚定的信仰。从北宋熙宁开始直到南宋建炎以后,洛学群体大多数时间均是在与王安石新学抗争。这里引用一些反道学政治群体对洛学的看法为证:

然在庭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利、饰诈估名之徒,翕然胥效,但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伊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12]24

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12]26

他们之所以将二程的道学、道统看作“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恰恰是由于洛学在建构思想信仰方面的巨大成功。道学家坚信应该以学术精神、思想力量对抗来自朝廷、权臣的政治权力。胡宏常常以道学的神圣使命与同道相互勉励,他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13]147胡宏将道学作为自己“以死自担”的文化使命,源于他心目中强烈的道统意识。胡宏认可二程之学是孔孟之道的承传者,他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14]12914可见,程门后学正是依据性理之学的学术力量、道统承担的精神力量,致力于洛学学统的绵延不绝,并且日益强大的。

活跃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舞台的主要学术力量,大多数均与程门有着重要的学源关系。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曾经论述过洛学学统的传承,特别是其对南宋学术界的影响,他说:

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其源亦同自出。然惟朱、张之传,最得其宗。[15]106

他认为二程的洛学主要分三支向南宋传播发展:一支是从杨时经罗从彦、李侗而至朱熹,这一派的学术活动主要在福建,后来被学术界称之为“道南派”“闽学”。第二支是经谢良佐传至胡安国、胡宏、张栻,这一派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湖南,故被学术界称之为“湖湘学”。第三支是由周行己、刘安上等开创的学统,这一派的主要学术传人均在浙江永嘉地区,后来被学术界称之为“永嘉学”。这是南宋学术界影响很大的三个地域性学统。然而这仅仅是就影响很大的学派而言的,洛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远不止如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一书中,对洛学的传播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说:“伊川之学,传于洛中最盛,其入闽也以龟山,其入秦也以诸吕,其入蜀也以谯天授辈,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辈,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吴也以王著作信伯。”[16]1053可见,二程洛学已经由一个地域性学统,拓展到全国各地,进一步衍生出许多新的地域学统。其实,这正体现出宋学地域性学派繁衍、发展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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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心传.道命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与谈子立书∥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胡安国传∥脱脱,等.宋史:第3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震泽学案∥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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