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类型与结构之别:重审“国家—社会”的中国解释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7 次 更新时间:2026-11-17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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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国家—社会”(state vs.society)是一个在现代转型研究中得到普遍应用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被用于解释中国的现代转变与基本特征时,凸显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这个解释框架是西方经验的产物,因此出现了其适用于西方社会,却未必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二是这一框架在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及其现代转变时,是否具有足够解释力的问题,或者说还有无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前者导出怎么看待这一解释框架及其有效性的问题,后者引出否定这一解释框架而寻求替代性解释的尝试。前者基本上是在承诺这一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基础上所做的探究,尽管对其有效性程度的判断差异巨大;后者对替代性解释的寻求,具有理想解释与现实解释的不同选择,从而让解释逻辑显现为因应理想类型与准确刻画现实的两相适宜路向。

原型勾勒

以“国家—社会”为理论框架解释社会基本结构,并不是一个从古至今自然成立的理论定势。它有其思想史与社会史起点。厘清这两个起点的基本情形,是理解这一理论框架及其解释效度与限度的前提条件,因为它们共同塑就了“国家—社会”框架的原型。后起的关于两者关系的实际描述与理论分析,不过是这一原型的修正性阐释。脱离这一原型,一切相关阐释就变得无法理解了。

以前者言,也就是针对思想史起点而言,它是17、18世纪思想史的产物,与社会契约论的兴起紧密相关,也与其时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17世纪是现代国家在基本结构上成形的阶段,相应地,这种成形也反映在思想史上,促成了17世纪解释国家建构(state making)的社会契约论。中经18世纪卢梭的修正,社会契约论成为现代主流的国家建构理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是康德、黑格尔的重建,“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得以呈现出较为完整的理论面貌。这样的理论建构,显现为三种具有不同侧重点的解释结构。

其一,就17、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来看,国家—社会的关系建构明显侧重于社会一端,这是从自然状态走向政治社会的契约论解释必然呈现的理论特质。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处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还是洛克笔下自由而宁静的状态,都是一种没有国家权力强制的状态。但因为社会合作在自然状态中有明显不便,人们需要从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于是,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依照契约组成政治社会或国家,或者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交出所有权利给国家(君主)无条件行使,但政治社会成员的权利受到保护;或者像洛克所说的那样,政治社会的成员在无条件保留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情况下,依约组成国家,但国家不能以君主制那样的高度集权反噬权利,因此需要进行适度的权力分割,在以权制权的基础上防止权力违背建国之约。为此,社会甚至保留推翻政府的权利。这是“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主张“社会优先于国家”的主流观点。这样的阐释预设性地蕴含着保留成员如上三大权利的社会高于并优于国家的判断:以社会契约建构起来的国家是限权性机制,在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基础上形成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处在相分不相离的状态中。所谓“相分”,就是国家权力机制与公民权利机制是国家建构的不同机制,不能混淆;所谓“不相离”,是说国家权力缺乏成员授权就难以存在,而成员权利缺乏国家保护便会被打回自然状态原形。只有在国家—社会的关联建制中,这一理论框架的存在和作用才具有现实性。卢梭则在公意与众意的区分基础上,既强化了公意之作为国家建构正当性的至上条件,又指出了众意之为民主运作的利弊所在,从而将社会契约推向成员平等相待以求有效维持的一端。但相对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社会”关系论断的建设性特点而言,卢梭的言说则具有显见的颠覆性:以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成为强迫公民自由的建制。

其二,就18—19世纪的国家主义论断而言,它凸显了“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另一端点。英国是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逐渐区分国家—社会边界的,国家权力的受限机制由此得以渐进发展,社会限权的行动也是缓慢发育并走向成熟的。这一格局一旦成形,便展现出现代国家的健全与规范状态,因此构成对其他古代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极大威胁。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一个急起直追的被动处境:如何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应对英式现代国家的强大压力,成为国家建构的紧迫任务;但国家建构所需要的社会土壤不单硗薄,而且缺乏公共诉求,与强大国家建构的需要背道而驰。因此,只关注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应当服从国家公共建构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还必须为市民社会提供伦理支持,从而显现出“国家高于并优于社会”的特点。“与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个私权和私人福利领域相反,国家一方面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以及更高的权力(Macht),它们的法规,乃至它们的利益都从属于这种权力的本性并依赖于这种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强大在于其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体的特殊利益之统一,这种统一在于,个体对国家尽了多少义务,在此限度内他就享有多少权利。”相对于个体与市民社会而言,国家的尊崇地位就此确立起来。“国家是立于世上的精神……在世上行进的神,就是国家。”虽然黑格尔强调国家本质上是自由的,是一种现代建制,也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对国家发挥的重大影响,但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显然与洛克完全不同:后者的“国家”是工具性的,前者的“国家”则是目的性的。二者的主张之所以截然相反,除了他们各自依托国家—社会的不同端点展开推演这个“逻辑”因素外,外部的原因就是社会先发于国家,还是国家重要性高于社会这个社会变迁处境。

其三,对应地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维持的平衡摆。以英国的理论与实践状态来看,“社会先于并高于国家”其实是一个后起的理论解释,是为了突出从社会契约到政府契约的大致进路。相应地,德国古典哲学如黑格尔对“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阐释,也是因应德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处境而提供的一种理论解释模型,旨在突出国家建构的优先性与紧迫性。正是以社会和国家两个端点的“极化”建构,生成了“国家—社会”紧密关联的理论框架,从而展现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理论参照系。在两个端点之间,或侧重于社会,或偏重于国家,都让两者的关系构成审视现代政治社会建制的基本视点。这是一种不脱离国家与社会两个端点而搭建起来的、非常强势的理论框架:其强势在于,不仅国家建构、组织化社会的相关解释跳不出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而且相关的替代性解释也很难真正取代这一解释框架。

就后者论,也就是从社会史来看,与这一理论框架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变化,构成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现实支撑。这里的社会结构,不是指“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那个与国家权力机制相对应的小社会(small society),而是指包含国家权力与社会建制在内的大社会(big society)或总体社会(the whole society)。在现代大社会空间中,国家权力建制与自然聚合或人为建构的社会构成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就国家建制来讲,无论是基于社会契约论,还是依据社会进化论形成的现代国家权力结构,都有一个与社会划界而治的分离过程。相对于古代社会的总体结构而言,这是一个分离性结构。古代大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建制性的国家与自然聚合的小社会的组合关系,与国家权力相对而在的组织化社会并未建构起来。因此,古代国家权力的专断性或专制性十分显见。这种极不对称的国家—社会结构,让自然聚合的社会很难在国家面前维护其权利。除难以忍受国家暴力统治而引发的社会暴乱之外,在国家权力范围内,社会基本上臣服于它的支配;在国家权力不及的情况下,社会主要是基于血缘(家族、宗族)、地缘(同乡会)与业缘(商会、同业公会)关系的低度聚合,这构成古代的国家—社会基本结构。自1215年英国贵族起来反抗国王肆意征税,基于经济利益而自觉组织起来的“社会”抗争与自觉组织行动开其端绪。到1688年,英国确立“王在议会”“王在法下”原则,社会力量终于成功限制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在社会限权(人民主权)这一政治意志的约束下依法行政。随着英国模式以各种各样的修正性样式走向世界,国家权力的法治化建制与依法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相互匹配的现代大社会结构,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当下,欧美国家那种“国家—社会”框架下依宪行政的国家权力结构与依法高度组织起来的小社会所形成的匹配机制,成为现实中运行颇为有效的一种大社会机制。

可以说,“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根植于“古今之变”的社会政治现实与思想观念。它既不是学者群体在书斋中想象的产物,也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大社会模式。就此而言,“古今之变”这一现代事件,是人们理解和解释国家—社会关系的唯一参照系。离开“古今之变”这一前提条件,人们尽可以溯源及流,将“溯源”的一端推向古代社会,去观察古代社会萌芽和发育中的国家—社会状态;也可以将“及流”的一端从古代一贯而下地推到当下,提出适用古今的国家—社会关系解释。但溯源及流的历史关节点不应被无视:国家与社会的典范结构是17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这一结构不应以形式上的相似而被无限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否则它的基本含义会模糊到不知所谓的地步;同时,这一大社会的解释框架不应被漫无边际地应用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国家—社会建制,否则它的基本命意就会彻底丧失。换言之,守住“国家—社会”的现代属性,是这一理论框架具有解释效力的前提条件。

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原型建构,是对“国家—社会”理论框架所有应用都不可漠视的基准。尽管在具体解释时一定会出现极大的跳跃,但相关应用不能完全脱离原型轮廓而随意变形扩散。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看,“国家—社会”是一个强势框架,以至于人们很难寻找到更有力度与限度的替代性框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框架是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式的分析架构。这个强势框架经由强势阐释与弱势阐释的不同尝试,呈现出谱系学意义上的不同结果。这一理论框架包含三种极化类型:社会压倒国家、国家压倒社会、国家—社会极致平衡。只要国家与社会没有完全脱离对方,这一框架就没有被彻底颠覆,就维持着它最低限度的解释力。这是这一框架显现其强势特点的关键之处。

三个解释亚型

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社会。这是在大社会的意义上讲的社会变迁总体特征。毋庸讳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起步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转型探索上,不可避免地要对西欧早发国家予以借鉴。与此相关,在解释中国现代社会的兴起时,援用“国家—社会”的框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选择。如果从古今之变的线索做一简单勾勒,中国古代的大社会结构,基本是皇权统摄社会政治利益的机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堪为权力与利益联结的唯一模式;“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实是权力运行的基本方式。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大社会中就完全不存在小社会。在某些历史阶段,宗族社会的自然聚合力量甚至强大到跟国家权力分庭抗礼的程度(如魏晋时期的豪门世族)。到晚近阶段,在中国古今之变的巨大浪潮之下,不仅帝制国家向共和政体的政治转变日趋明显,而且商会、学会、民办报刊、民间慈善团体等自觉建立起来的小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在与国家权力相对疏离的小社会空间中茁壮成长。由此,国家—社会关联的变化模式轮廓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自晚清以来剧烈展开的中国古今之变,促使人们深入分析这一大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但从知识史的角度讲,国家—社会关联的变迁过程明显先于和强于相关的理论解释意图。一般而言,对中国的古今之变进行理论解释,长期处在分别从国家权力转移(也就是反对帝制、发动共和革命)的一端,以及组织化社会兴起、发展与壮大的另一端,进行不太关联的描述与分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才逐渐被引入中国古今之变的解释领域。以前者即分别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解释中国的现代转变而言,人文学科的学者表现比较突出。关注国家问题的学者高度聚焦共和革命运动,看重如商会这类社会组织的学者则“只是就商会而研究商会,视野比较狭窄”。随着社会科学学者自觉引入“国家—社会”的现代社会理论并将其用于解释中国的古今之变(现代化),人文学者在方法自觉的基础上也进行广泛尝试,由此形成了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广泛援用“国家—社会”解释框架的景象。

这类解释,是以中国现代大社会的兴起在结构上基本符合“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为前提而做出的。因此,将“西方现代”大社会作为理想参照,来对中国现代大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状态进行解释,这可以说是致力于解释中国现代大社会问题的学者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但具体的解释则大相径庭:或者围绕这一理论框架与社会原型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社会现代变迁展开争辩,或者多向度地对中国现代社会乃至古典阶段的国家—社会特点进行比较阐述,或者对“国家—社会”理论与实践原型进行有利于解释中国大社会结构的修正。姑且不论这类解释的具体差异,其原型正是本文第一部分所展示的“国家—社会”西式结构。以之为基本坐标,在国家、社会及其互动关系上左右腾挪,形成了如下三种关乎中国的“国家—社会”解释亚型,即在总体上承诺“国家—社会”现代解释框架有效性的前提下,进行侧重点不同的中国阐释所形成的次级解释类型。

其一,直接应用的亚型。所谓直接应用的亚型,就是将“国家—社会”框架视为普适性的国家权力建制与社会组织机制之间关系的理论架构。因此,在基本不质疑这一理论架构的情况下,直接将其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大社会的兴起。于是,不管各类社会团体如商会、同业公会、学会、民间慈善团体等,以及民办报刊,是否具有与国家权力自觉疏离的“社会”属性或组织自觉,也都被放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结构定位和功能确认。但为了避嫌,也就是避免被人视为机械挪用西方“国家—社会”理论框架来定位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即便是直接应用这一理论框架的学者,也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如对“社会”拓展公共空间、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内涵做出强调,对新兴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而非规范国家权力的功能进行弱化,由此强化“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端口的特点,以对其成长的社会属性的描述,来消解人们对“国家—社会”互动状态的关注。这一做法的风险在于,有可能将非市民社会属性的商会等组织直接视作市民社会建制。其实,商会等组织并未与国家权力机制处于互动状态,换言之,它们属于社会自然聚合的组织,而不是理想类型中受到市民社会法权保护的、与国家权力机制不同的“社会”机制。它们的现代属性较弱,传统属性甚强。在对晚清至民国现代国家兴起这一段进程的描述中,也存在同样的缺憾。国家似乎是改良派、革命派这些先知先觉者倾力打造的结果,似乎与社会变迁所孕生的新社会机制没有瓜葛。可见,直接将“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变迁,存在国家建构、社会发育以及两者互动关系这三点互不相关的割裂风险。

其二,修正优化的亚型。有研究将“国家—社会”关系强化为即便是原型也很难符合的、无以验证的极端化的书斋理论,因此将国家、社会及其互动关系修正为一种强的理论预设,无论东西方社会、先发或后发现代国家,都不能不降格以求的一个弱参照框架;也有研究将之直接修正为一个完全适用于西方现代社会的解释架构,对近代中国而言,则仅仅是可以参考的、可有可无的、任由研究者选用的理论解释进路。就两者的共性而言,近代中国的国家权力建构方面需要看到共和的形式化落点,在市民社会成长方面需要看到它主要是城市而非农村的一种新兴建制,因此国家—社会两头都难以被纳入西方原型中审视。故而,“要使‘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更为合理和恰当地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认真进行思考和检讨。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与‘国家’的边界问题。因为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与‘国家’的边界划分有时并非十分清晰,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以类似截然两分法的简单思维方式看待‘社会’与‘国家’,否则将很难准确地把握‘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及其互动关系和作用”。一旦打开修正“国家—社会”解释框架的大门,那么顺势就会出现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随着它解释中国社会现代变迁有效性的降低,对之做出更大幅度的修正乃势所必然。一些论者强调,国家与社会都不是自足的分析概念,有必要在两者之外寻求更多的现代解释资源,以避免出现两头不到岸的理论僵局与实践困境。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然而,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在学理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治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又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权威因其不具外部制约或社会失序而发生某种‘回归’。在历史经验上看,上述两个条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相倚的两极: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这种困境使研究者不仅需要大幅修正“国家—社会”的规范解释,也需要寻求其他有利于补强这一解释的新路径。所谓阶级分析进路、制度与生活分析的补足模式就此提了出来。

其三,替代解释的亚型。正是前述修正性解释的尝试,进一步引发两类替代性的解释。从应然的意义上讲,替代性解释是一种新的解释,因此不能被纳入“国家—社会”的解释范围。但目前看到的替代性解释主张,基本还以“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为参照,因此,它们仍然可以被视为这一解释类型的次生形态。这类替代性解释主要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是将“国家—社会”的二元解释框架优化为“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解释框架。“中国的治理体系一如其政党—国家各部门,必定会不可避免地具有迥异于西方的‘特色’,必定会同时拥有来自中国(古代、革命和现代西方的)三大传统。其中,至为突出的是既来自古代传统、也来自现代革命传统的,通过国家和社会二元互动的、源自‘第三领域’中政府与社会、市场互补的国家能力。”这是一种承诺“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西方有效性,而对中国必须做出增添“市场”要素的替代性或优化式解释,才有望建立更具说服力的温和性替代论说。另一种进路是建构一种强势的替代性言说。这一进路具有两个关联判断:一是“公民社会”是一个神话,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不仅‘公民社会’的概念名不正、言不顺,更麻烦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哺育出的所谓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不胫而走,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实基础,是不折不扣的神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表明,新闻媒体和大众读物对公民社会的一些颂扬与真实情况有很大距离。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外部世界提供的不同模式非常感兴趣,但这也可能造成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的危险。”二是以“人民社会”的概念替代“公民社会”的概念。“‘人民社会’就是一国之内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对外,人民社会不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是骄傲地‘站起来了’,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内,人民社会既不是曾被梁启超叽诮、曾令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也不是靠某种假想契约维系的、独立个人的机械聚合,而是一个既磕磕碰碰、又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与‘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的理念清晰而无歧义,更容易成为追求的目标。”这显然是一种彻底作别“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尝试。相比而言,在两种替代性解释中,前者即黄宗智的解释重视从古至今的贯通性特点,后者即王绍光的解释看重当代表现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扩展性解释特点非常明显;后者的现实逻辑则显露于外。前者将基于西方现代机制的“国家—社会”框架用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生成了无视古今之变的次级新模式;后者严格限定了国家与社会的理想类型,因此认为“公民社会”概念既不符合西方情形,更不适用于中国社会,进而以国家权力属性厘定的高位概念加以替代。

从整体上讲,围绕“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出现的三个解释亚型,显示出类型学解释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它们很难自圆其说,让国家、社会以及国家—社会的互动符合类型解释的理想范式;另一方面,它们无法凸显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有着强行将中国社会及其现代转型裁剪、塞入这一解释框架的缺陷,并因此遮蔽中国社会及其现代转型的独特性。就此而言,确有必要转换视角,从“国家—社会”的类型辨析转向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辨认,从而在认知中国社会历史特质与现代转变特点方面,确立起更为适当的方法和进路。

面向结构

以一种系统且成熟的、“西方的”理论框架为据,尝试解释中国的现代转变,必然有其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如前所述,一者,即便是在“国家—社会”解释模式诞生的原生地西欧,它的理想类型也很难直接呈现于现代社会进程之中,因此实际的解释只能在国家与社会的弱化解释上寻求成立的理由。这一理论模式的初创地英国,是在原发内生性现代转变的进程中凸显社会先于并优于国家的模式的。有力限制或规范国家权力,成为这一模式的突出特点。作为后发外生性现代转变的国家,德国孕生了黑格尔的那种明确强调国家至上性的模式,因此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肯定只能在国家的低位上获得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理由。前者成为“国家—社会”解释模式的规范结构,后者成为这一模式的改进结构。但两者扣合,成为“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两个支撑性亚结构。以这样的倾斜性结构为据,此后兴起的现代转变国家,殊难建立起具有理论典范性的“国家—社会”关联机制。二者,当“国家—社会”的知行关联范式作为现代基本范式在非西方社会衍生时,非西方社会自身现代化基本结构的特质,促使理想类型向现实类型(realistic type)发生复杂而微妙的转变。在类型学的视野中,“类型是极具特性的基本形式。它在历史中带着某种规律性或传播重新发现了自我。其中,人们提出了历史类型,在发展成为相对较小团体的基本形式中,历史条件和进程呈现出多样性,而人们则在这种多样性中找到了相同点”。就此而言,当人们面对“国家—社会”的各种现实类型时,其最低限度的共性,可以归纳出一种与现实相关,但又不受限于现实的理想类型。这是韦伯尝试的结果。“‘理想型’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它涉及理论大厦与现实性,而且反过来在理论上又同这种现实性的表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既不是历史现实的写照,也不提出任何假设,而是用启发学的可能性进行思想上的建构。”依此思路,韦伯建构了统治的三种合法性类型,即魅力型、传统型与法理型的统治类型。在统治史上,不存在完全合乎三种类型特点的统治形态,但以此可以去理解统治的不同类型及其交叉特点。这是从类型的理想性一端展开的思路。假如转变视角,从现实性视角看问题,现实类型或经验案例可能更加有助于人们理解真实社会情形。帕森斯就指出:“理想类型有助于我们在比较研究里识别某些社会现象的一般特征,但在面对具体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现象时就难以招架了,因为它们需要翔实的经验调查。”因此,现实类型或经验案例常常超出理想类型的归类,这显现了“类型”无法准确涵盖现实的根本弱点。

循此可知,“国家—社会”解释框架首先是一种理想类型性质的建构,其次则是一种重视东西方不同社会体系类型相似性的理论,再次还是一种无视政治社会结构特点对所有近似实体进行的趋同审查。就第一点看,“国家—社会”是基于理想类型建构起来的理论框架,因此,既不能以经验符合论的立场去对照西方的相关表现差异,也不能以经验的走样去审视中国的迥异呈现。即使就“国家—社会”框架中的国家、社会及其互动三端来讲,符合纯粹理想范型的立宪民主政体从未出现,而符合精纯范型的社会机制也未曾展露。“国家—社会”的类型归纳,因此就有了相互区隔但相互依存的解释张力。相互区隔,是说国家与社会是具有相对界限的两种结构;相互依存,是讲国家与社会不能脱离开来审视。只有在国家与社会不即不离的相对关系中,何为国家、何谓社会才能得到有效理解。就此而言,这一理论框架中的“国家”,是被限制或规范了的立宪国家;“社会”则是由规范国家权力法治化保护的组织化机制。凡是将国家扩展为各种各样政体的国度,那不是这一理论框架中“国家”的本来含义。换言之,古典国家与现代变形建制,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不属于其指认的对象。同时,凡是将自然聚合的社会纳入这一框架中对待,也是对相对于国家而在的、特定社会的无边无际的泛化。在这里,社会只能以三种形态来界定:在让渡权利、成立国家的相对意义上,社会只能是因让渡权力给国家而保留权利的公民社会(citizen society),其必须在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机制的对应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在城市空间依照业缘、地缘与趣缘自然聚合,即与国家权力相疏离的低度社会组织的意义上,它只能被称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其必须在国家权力无涉、社会自然聚合的意义上显现它的规定性;至于古今国家都不愿、也缺乏资源管理或干预,任由国家权力统治范围之外的社会自发性存在,如按照血缘性结构低度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国古代的宗族等),因其与国家权力脱钩,属于无政府情况下的依俗行为建制,因此最适当的称谓是民俗社会(folk society)。第一个形态上的权力建制与社会机制,是最符合“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两个概念的规范所指的。后两者则是对两个概念相对扩展与泛化使用的产物,需要在使用时以第一个形态来加以约束。换句话说,洛克规范着黑格尔,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断不能脱离洛克的理论来理解。一切关于中国的国家—社会建制的论述,在理论上不能脱离这一轨道的限制。如此说来,黄宗智对“国家—市场—社会”所做的贯通古今的中国论断,就有些失去理论基准了;而王绍光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命名机制上对中国当下社会进行的重新界定,也因为脱离了“国家—社会”理论与实践原型而变得含混不清。

以第二点论,尝试将中西方现代变迁纳入确有所指、含义明确的“国家—社会”框架,有其利也有其弊。利在,有助于将中西社会纳入一个现代转变的分析框架中,在一个比较异同的尝试中,呈现中西方国家与社会建制的同构性与异质性。如果说现代总体社会或大社会的建制是可以规范化建构起来的,那么“国家—社会”框架是一个“降解”中西方社会对抗性,免除意识形态对峙,有助于中西方社会相互理解的理论框架。那种认定分析中国社会不宜援用这一框架,否则就是人为制造国家权力与社会建制之间的对立,就是为了“西化”的观点,实际上不理解全球化时代寻求大社会结构相同特征,对国际经济贸易、社会公众往来以及国家间和善相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利在即弊在。将中西方纳入“国家—社会”同一个理论框架中审视,显然会将趋同的特征凸显出来,但一定会遮蔽中西方各自结构的特点;或者以西方现代变迁的国家权力建构与社会组织机制为坐标,将中国的现代转变或历史机制纳入其中,扭曲中国的固有结构以伸张源自西方社会经验的理论概括的效力。极端者可能引发以西解中的警觉,导致一种对峙情绪。其实,从“国家—社会”的严格范式出发,以一种修正性的解释帮助理解人类社会现代发展的某种一致性特点,既是一种有益的文明互鉴,也是一种以人为镜的理性选择,只要给定适用条件,这一理论框架的应用价值还是可以得到承诺的。

拿第三点讲,任何从类型学角度建立起来的理论分析框架,都会注重自身对这一类型约束下的各种经验形态的验证力,从而让理想类型成为抽离经验类型的一种理论进路。在理想类型的约束下,任何经验类型或实际案例都难以与之严丝合缝地相符。这就足以让人们理解,何以源自西方经验的“国家—社会”理论架构,连西方也没有与之完全吻合的经验或历史形态。前述理想类型与现实相关但不受现实约束的特点,使人们意识到,严格规范的现代国家从来仅存于政治理论的设想中;高度规范的社会建制,即致力于约束国家权力的公民社会、旨在保护私权拒斥国家公权的市民社会,以及具有社会自组织特质并秉持“帝力于我何有哉”原则的民俗社会,也从来不以独自成形的状态出现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类型审视是一种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不同大社会趋同特点的进路。它的限度一目了然。因此,在注重各种大社会实体基本特征的一致性之外,还需寻找能够有力刻画不同大社会结构自身特点的替代性分析路径。

人们常常将运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现代转变时所遭遇的困难,归于区域文化差异。这是一种误导。这不是由理论的区域文化视差导出的理论困局,而是这一理论的类型性解释与超脱具体结构的解释进路有其内在限制而引发的解释危机。历史矫正理论,其实就是结构充实类型。类型审视与结构分析,可以是两种相依的方法理念或解释框架。所谓结构,是指一事一物“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其基本特点有三:“(1)整体性。结构是由若干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根据组成规律形成一个整体,整体具有部分没有的特殊性质,并且不可简单地还原为部分;(2)转换。整体不是静止的‘形式’,而是由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3)自我调整性。结构的自我调整性使结构具有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结构的自我调整性是通过机制来实现的,主要有三个程序:节奏、调节作用和运算。”换句话说,一物之为一物,是组成它的各个部分整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它具有与他物区别开来的各部分组成的完整状态,并且依照其自身各个组成部分的磨合关系产生变化,既具有自我维持的韧性,又具有按照其结构方式变化的活性。就此而言,中国大社会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大社会的结构。这一结构的特点不应被强调一致性的类型学审视所无视,而应从结构审视的角度凸显它的差异性或独特性。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中,为了突出类型上趋近国家与社会及其互动的相类特点,不单中国大社会的结构独特性会被相形削弱,而且其结构的完整性也被国家、社会及其互动的分解性审视所割裂。这就实际上“肢解”了中国大社会的结构,因此存在一种碎片化研究的风险。

走出类型思维,走进结构分析,中国大社会的结构特点会凸显出来。以古今之变划界,就古代而言,中国传统大社会的结构与西方的大社会结构完全不同,就其作为自具普遍性建构的社会来讲,它由农业—农民—农村构成主体社会机制,城市工商业不过是“三农”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与此搭配的政治机制是皇权—官僚—乡绅共同组成的权力体制,社会文化则由儒家的庙堂之论和道家的江湖之说构成,三者彼此适配,形成极具绵延力的韧性结构。这一结构的总体特点是中庸,拒绝“过”和“不及”的两端,是一个不求飞跃性变化,但具有极强稳定性保障的大社会结构。正如梁漱溟所说,“中西文化路径不同”。从总体特征上讲,西方文化表现出向前索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则呈现出调和持中的特点;从文化的结构要素上讲,在“文化内容上西方文化崇尚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崇尚艺术与尊卑;思维方法上,西方文化用理智,中国文化用直觉;价值取向上,西方文化主功利,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一种不计较的生活态度”。如果不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国大社会的传统结构会以“超稳定结构”延续下去,并与西方大社会并称自有源流的不同结构。就此而言,中国古代大社会结构不可硬塞进“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以求得解释。那种随意扩展“国家—社会”解释适用范围的尝试需要克制。

但中国大社会结构的变动性在古今之变的处境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古代结构未能完全蜕变为现代结构的古今之变进程,让中国大社会结构在其古代面相上依旧,而在现代面相上近似于西方现代。这就造成转型中国大社会结构的“两不是”(既不是中国古代的大社会结构,也不是现代高度趋同的大社会结构)、“两相似”(与中国古代大社会结构及西方现代大社会结构都有近似之处)的变动性结构。这种结构流动性,正是前述“国家—社会”框架被用以解释中国大社会结构时出现三个亚型且各有依据的客观依托。就中国古今之变尚未完全尘埃落定而言,人们还很难对其进行结构确定情况下的描述。因此,那种尝试替代“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将当下中国确定不移地安顿在某一新结构上的尝试,便很难获得认同。

对变动中的中国大社会转型结构的分析,一方面,需要对变动前的中国古代大社会结构、西方古代大社会结构、西方现代大社会结构进行参照性勾勒,因此,将这几个结构置于“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审视,是可以尝试的事情,但不宜对尚未定型的中国现代大社会结构匆忙地进行确定性勾画。另一方面,需要对中国现代大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内涵进行甄别。为此,有必要对中西方的现代大社会结构特质分别进行提取;同时,对中国社会自身结构变迁显现出的古今一贯性与现代独特性进行审慎归纳,既以其现代取向为基本结构框架,又以古今结构的关联性作为中国现代大社会结构勾画的历史参照,从而避免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对国家、社会及两者互动这三个结构,在未作明确区分的情况下进行简单归类。如此一来,面对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结构,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两者互动的结构,都可以跳脱严格的规范类型约束,进行一种基于相似性的结构—类型归纳。于是,国家已经走出帝制、开启共和,是一个政治基本结构面;中国传统的自然聚集性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与国家权力相对而言的组织化社会也已浮现,显现出一个现代社会新轮廓;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传统、习俗等社会要素组成的大社会结构虽未完全成形,但已可辨认,渐趋一个现代大社会结构已无疑问。从结构的角度看,确立中国大社会结构的现代属性,要强于“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的或软或硬的两种比附。

结语:存在与认知

以“国家—社会”的类型相符解释中国的古今之变,呈现中国的国家状态、社会变迁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互动情形,是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一种学术分析工作,它属于针对中国大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而展开的认知活动。这样的类型学思路重在凸显中西社会在“国家—社会”建构中的趋同性,因此对中西社会各自结构的描述与分析力度便相形降低。运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刻画中西类型之异,可使两者基于这一框架所展现出来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类型,凸显理想类型意义上的一致性与经验层面的差异性;但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国家、社会及其互动关系的结构特点,在这一分析进路中会被显著弱化。因此,为补足这一研究范式的缺失,面向中西社会的结构展开分析,可以丰富人们对古代社会与国家、现代国家与社会、转型社会与国家种种复杂结构的认识,而不是以阶级分析、制度与生活分析等方法,辅助解决“国家—社会”框架的枝节问题,继续在类型分析的意义上找出路。对于“国家—社会”类型的分析,因其偏重以社会的传统与现代属性来描述、剖析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性质,确实产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论断,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大社会在“国家—社会”类型上的特征。而对中国大社会结构作传统型、现代型和转变型的结构分解,则可以在上述类型学层面的共性之外,揭示中西大社会的结构之异。这才是一种有助于准确理解中西大社会结构的替代性思路。

一般而言,国家—社会的存在状态从来就是混生性的,即国家中有社会,社会中有国家,彼此难解难分。因此,从国家—社会的实存状态来看,研究者是无法让两者轮廓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国家—社会”分析,自始就是一种给定解释条件的、具有明显侧重点的认知框架,它难以呈现国家—社会积极互动的现实状态,因此相关研究需要面对这类分析的歧义性。相对而言,面向结构而展示的中西社会状态,可能更接近它们的真实情形,有助于在类型学视野之外补充结构学层面的观察。前者求同,后者存异,异同互参,帮助人们形成更为有效的现代认知进路。循此思路,承诺现代大社会结构在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相关研究便既可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展开,也可在社会诸要素的组合方式即结构的视角下进行。如此,不唯源自西方的现代结构与“国家—社会”解释模式可以互补,中国解释的多元可行性与结构可靠性也会显著增强。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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