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创校已近一百三十周年，如何书写北大校史？自然是与总结北大历史经验、理解和建构现代大学理念紧密相关，因此这历来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难题。一百三十载校史，串联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轫、成长与转型，承载着特殊的时代意蕴与精神价值，也正因北大地位之特殊、历程之复杂、影响之深远，使得对其校史的梳理与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始终难以形成统一定论，留给学界持续探讨、不断反思的广阔空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大校史馆及其相关研究人员在老书记王学珍先生的牵头统筹下，集结校内史学、校史研究力量，系统开展史料发掘、整理与编纂工作，先后推出《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等多种文献史志。这些成果系统搜集、考订、梳理了北大百余年来的办学档案、历史事实与重要事件，史料翔实，搭建起北大校史研究的基础文献框架，为继续系统化、专业化研究北京大学校史筑牢了较为坚实的史料根基。
但通览现有的相关研究，以北京大学校史为主题的学术成果，整体研究质量仍不尽如人意。目前市面已出版的北大校史相关书籍数量并不少，但大多偏向普及性、故事性书写，多为故事新编、轶事掌故、编著丛谈一类通俗读物，偏重梳理校园趣闻、名人轶事与经典故事，缺乏严谨的学术考证、体系化的历史梳理与深层次的学理反思，真正立足办学规律、学科演变、制度更迭、理念传承的深度学术研究成果相对匮乏。这些通俗成果虽有利于北大文脉与校园精神的大众传播，却难以完整、深刻地呈现北大百年办学的真实脉络与内在逻辑，无法支撑起北大校史应有的学术高度。
多年前，我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曾与探研近代中国高校史的苏云峰先生晤谈。苏先生深耕清华校史多年，先后撰著、出版《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两书，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早期清华办学的发展轨迹，成为近代中国高校校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交谈中，我打趣笑问苏先生可否再撰写一部《北京大学校史》之类的著作，苏先生连忙表示“不敢”。我估摸他并非纯粹自谦、刻意推辞，真正症结在于北大校史着实“不好写”。自京师大学堂肇始，历经国立北京大学建制革新，再到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最高学府，社会各界乃至学界潜意识地默认北大为中国现代高校的“老大”，北大人亦自信张扬、当仁不让，始终以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为己任。这种特殊的历史定位与精神特质，使北大校史的书写极易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而难以做到客观辩证的历史省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萧超然等先生撰著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北大办学历程的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当时史料条件、研究视野与学术基础有限的情况下，诸位前辈耗费心血梳理史实、搭建框架、厘清脉络，为北大校史研究开辟了学术路径，奠定了研究基础。但受限于时代语境与学术条件，该书难免依附于“革命史范式”，大篇幅地描写北大的革命运动，对学科建设、师资调配、课程规划这些事关大学定位的核心问题反而着笔有限，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学界与校内对该书内容产生诸多议论与不同看法，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而言，学术争议本是常态，是学术进步的必经过程，但这一现象也引发一个值得学界长久深思的重要问题：我们究竟该取何种视角、何种范式，书写一部真正贴合历史真实、彰显大学本质、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北大校史？
迄今为止，真正具备通史格局、学理深度与完备体系的北大校史专题著作，仍然付诸阙如，这也是当前北大校史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短板。相较于宏大体系的北大校史通史研究之长期滞后，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北大各院系纷纷立足自身学科根基，启动院史、系史的整理与撰写工作，系统梳理本院系的学科缘起、师资传承、办学历程与学术成果，产生了一批细分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这是值得称许也值得大力鼓励的研究方向，它们为突破北大校史研究困境提供了可行路径。
相对世界史、中国史这样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宏观“大历史”而言，校史只是一所学校的办学演进史，属于范围较小、场域具体的微观“小历史”。但北大作为门类齐全、学科完备、底蕴深厚的综合性高等学府，近一百三十年间历经多次办学转型、学科调整、理念革新，与国家政治、社会变革、教育发展深度绑定，想要精准把握其发展全貌、厘清其内在演变逻辑、辩证评判其得失利弊，确非易事。想要一步到位写出一部面面俱到、富有深度的北大“全史”，更是难以实现。因此，研究者从自身所处的学科、院系入手，从自己熟悉、易于把握的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以小见大，逐步积累专题研究成果，再逐步整合贯通、汇总全貌，反而是当下最为稳妥、最为可靠，也较可能避免争议的北大校史研究路径。
书写北大校史之难，首要核心难题，在于如何恰当把握与平衡大学与国家、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贯穿北大百年发展始终的核心命题，也是校史书写无法回避、最难拿捏的关键尺度。自五四运动以来，在民族危亡、国家危难的紧要关头，北大始终挺身而出、一马当先，勇立时代潮头，勇担家国使命。这种国家至上、民族优先的公共政治理念，让北大始终站在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北大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等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先锋角色，充分彰显了北大学人作为知识精英的家国担当、时代责任与前驱精神，这是北大校史熠熠生辉的精神底色，也是北大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精神特质。但必须正视的是，北大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与现代大学的纯粹教育理想之间，又存在微妙而深刻的内在差异与辩证张力。蔡元培先生1922年3月撰写《教育独立议》，极力倡导教育的独立品格，明确主张教育与政治、宗教相互区隔，坚守学术自由、教育为本的初心，本质上是对大学过度政治化的审慎保留与理性反思。这一教育理念，奠定了现代北大的办学根基，也成为后世解读北大精神、审视北大发展的重要标尺。新时期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国家发展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北大顺势而为，主动调整办学定位与发展职能，自觉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坚守学术初心与履行时代使命之间不断探索平衡、迭代成长。如何客观、辩证、全面地阐释这一动态平衡过程，不片面夸大政治属性，不弱化大学教育本质，是书写北大校史必须攻克的一道难题。
书写北大校史之难，其次体现在近代大学理念迭代、学科取舍博弈带来的办学抉择难题。近代西方大学理念传入中国后，普遍确立了以学理为基础、以纯粹学术为根本的办学准则，将文、理两科视为大学的核心主干学科，将法、商、工、农、医等应用性学科置于次要、辅助的位置。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是否设置、保留、发展应用性学科，是学界与高校长期争论不休的议题，学科调整、学科存废、学科取舍的争议可谓贯穿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全程。同时，办大学究竟是“做强基础、深耕学理”，还是“做大体系、学以致用”，二者往往难以兼得。在国家教育资源、办学资源有限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精准定位、扬长避短、提质培优，办好北大这所中国高等教育的旗舰，始终是困扰北大办学发展的核心问题。
纵观北大近一百三十年历程，数次学科调整深刻重塑了学校的学科格局，其中以蔡元培时期的学科改革、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影响最为深远，彻底“制导”了北大后续数十年的学科发展走向。这两次关键调整，直接导致北大工科阶段性下马、停滞与边缘化，奠定了北大“重文理、轻应用”的长期办学格局。长久以来，北大以文、理两科为核心与主打，优先发展基础学科，而工、商、法、医等应用学科沦为旁支，存在感薄弱，发展空间受限，甚至一度形同摆设，可有可无。
伴随中国现代化事业持续纵深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科技产业升级、社会民生进步，法、商、工、医等应用学科的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北大开启全新的办学转型与学科补位进程，主动打破传统办学局限，逐步完善综合性学科布局。从1977年恢复法律系高考招生，补齐社科应用短板；到1994年新建光华管理学院，完善经管学科体系；再到2000年合并北京医科大学，增强医学学科实力；及至2005年重建工学院，重启工程教育系统化建设??北大一步步补齐应用性学科短板，持续优化学科资源配置，逐步转型为适配国家现代化需求、对标欧美一流大学办学格局的新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在北大发展历程中，工科始终处于学科布局相对边缘的位置，叠加两次重大调整导致的发展中断，办学历程极为艰难、发展脉络跌宕曲折，也因此长期被学界忽视，乏人问津，成为北大校史研究中少有人涉足的空白地带。邓成的博士论文以“北大工程教育发展研究”为主题，精准切入这一长期被遮蔽、被忽略的研究领域，开垦北大校史研究中的这块处女地，极具学术价值与补白意义。
该论文比较系统地呈现了北大工科几上几下、起伏跌宕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揭示了工科兴衰背后的双重核心动因：其一为主办者办学理念的影响，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秉持重基础、轻应用的办学取向，优先发展文理基础学科、弱化工程应用学科，这一办学导向在当时便引发校内外诸多质疑与商榷。其二为高层行政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强力干预，1952年院系调整明确划定北大以文理学科为核心、清华主攻工科的办学分工，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让北大工科调整毫无商量余地，直接造成学科断层。北大工科的百年浮沉，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北大整体发展的艰难、蹒跚与犹疑，是解读北大办学理念迭代、学科战略调整、办学定位转型的一个富有价值的样本。
长期以来，北大人始终面临一个绕不开的办学诘问：综合性顶尖学府究竟要不要办工科，该不该深耕工程教育？伴随中国现代化高速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落地，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全面到来，这一历史争议的答案已然清晰浮现。当下的北大办学，已经不再纠结“要不要办工科”的问题，而是转向“必须办工科、如何办好工科、如何办强新工科”的全新时代命题。长期固守基础学科、轻视应用学科、疏离工程实践，看似尊崇纯粹学理、坚守学术本位，实则容易使北大脱离国家现实需求、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现代一流大学不只是拥有淑世独立、固守人文精神高地的一面，还有赋能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助力国家发展的功能。人文精神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共生，已经成为全球一流大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成自硕士研究生阶段起即由我负责指导，他勤勉治学、潜心钻研。其硕士毕业论文为《国立北京大学对外交流研究（1898—1949）》，与本次北大工科史研究相似，该选题当时亦是少人关注、乏人问津的学术荒地，史料零散、脉络模糊，有一定研究难度。凭借扎实的史料挖掘、细致的梳理与严谨的思考，他顺利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在北大校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和学术认知。正因前期拥有北大校史研究的积淀，他在博士阶段选择北大工科史这一冷门选题时，能够较快地进入研究状态，在史料发掘、脉络梳理、谋篇布局、观点提炼等方面比较纯熟，论文写作推进比较顺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当前，国内新工科教研建设方兴未艾、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科技、前沿技术革命正全面重塑高等工程教育格局。在这新旧交替、科技迭代的关键时期，系统梳理北大旧工科的发展历程，复盘工科起落的历史经验，清扫旧的学科遗产、厘清历史得失，能够为北大新时代新工科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助力学校轻装上阵、精准布局、稳步前行。立足百卅校史新起点，深挖北大工科百年发展的历史资源，明晰学科演进的内在规律，找准新工科建设的定位与路径，依托北大独有的文、理、医、工交叉综合优势，实现特色突破、弯道超车，再创北大工程教育的崭新辉煌，是我们对这部富有学术创新价值的博士论文的最大期许，也是北大新工科接续奋斗的时代使命。
载《书屋》202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