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播作为人类社会网络形成之基，远古至今一直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传递着“人应怎样生存”和“如何生活”的问题，使“生活”成为传播实践的核心内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与生活的关系愈发紧密，渐趋融为一体。随之衍生的传播媒介多样化表达也正在冲破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范式，延伸至审美之维的感性交往模式。研究从“提升国际传播艺术性”的诉求出发，重申“传播美学”概念，以此丰富并延展传播学人文属性的思想脉络。通过剖析英美借助生活方式美学开拓文化与价值观的全球化传播经验，挖掘传播、生活、美学之间的三联逻辑关系，探讨生活方式美学与国际传播关联互涉的学理依据。凭借“审美共通感”先验原则、实践逻辑和东西方生活美学的学术共识，探寻跨文化对话通道，进而促进生活方式美学国际传播价值讨论。

关键词：国际传播/ 生活方式美学/ 传播美学/ 审美共通感/ 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姜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包萨茹拉(通讯作者)，内蒙古日报社全媒体制作中心副主任、主任编辑，博士。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京)2026年第1期 第118-133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主要媒体上的中国科技形象及其认知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5&ZD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的解放、人群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马克思提出的重大理论议题，仍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三大思想性难题。三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交织、螺旋式发展。人的解放属于哲学范畴；人群和解既是交流与传播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涉及生态、哲学、文化及文明多层面的根本问题。在寻求解决这三大问题的进程中，美学不仅具有伟大的“思想解放”价值，还愈加呈现其“实践指导”特征。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①。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提出，“审美的人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美可以使整个世界都感到愉悦，每个人在美的神奇魅力的作用下，都会忘掉所受的限制”②，“人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③。从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激进革命精神，到后期向温和改良思想的过渡，这一转向是席勒美学思想臻于成熟的关键标识，也是其“思想解放”的集中体现。他主张通过审美教育理论建构“完整的人”，以艺术之美弥合理性与感性的分裂，在人性内部实现自由和谐。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认为，审美功能所带来的“新感性”，有助于恢复被异化的人之主体性。他在《审美之维》中提出：“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④“美将是人的自由的一个重要性质”⑤，美学始终与人的解放学说联系在一起，是人的本能的解放之路，实质上是一条通往审美的道路。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保尔·盖耶(Paul Guyer)指出，审美反应建基于想象力的认识能力与知性的认识能力之间的和谐或自由游戏上。盖耶认为美学具有三种导向，即认知导向、游戏导向与激情导向，它们分别侧重审美经验的不同功能⑥。美学的思想解放价值体现在其游戏导向，侧重审美实践对想象力的激发功能。只有在审美经验里，人的想象力才能进入自由游戏状态并产生快乐，而这一获得快乐的过程本身就是“思想解放”过程。“实践指导”方面，美学的价值在于有助于建立与工具理性、规制不同的感性秩序，通过推动人的身心解放和对既有秩序进行柔化的方式，对现实原则所建构的外在强制力起到有效的反拨与化解作用。

美学本质上隶属于人性哲学范畴，同时亦是向各类文化主体开放阐释效能的文化场域。其所具备的跨学科性、跨理论边界性以及跨文化特性，呈现出开放多元的发展态势，持续赋能新知识生产。尤其当今信息文明时代更需要美学思想的深度介入。技术革命通过推动思想认知的跃升和文化视角的转化，有效化解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的问题，同时又衍生出“新问题”。我们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必须正视其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压力，诸如道德伦理失范、生存发展失衡、虚拟与现实冲突等一系列困境。我们要反思，发达的信息技术究竟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传播”，延伸了还是置换了“发展”的概念？这需要“新感性”的美学思考：信息传播技术(ICT)所建构的新兴信息文明和传播文化，如何让人能够更加审美化地生存，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贡献智慧？信息传播技术如何释放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交流)动能以消弭文化冲突，促进不同人群的文化和解？信息传播技术如何介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其科学内涵？

基于以上问题与问题域，研究提出将传播领域的新思想、新实践与美学深度同构，从传播的艺术性诉求中提炼“传播美学”视角，从生活方式与美学的融合实践中萃取“生活方式美学”概念，以“生活方式美学的国际传播”新命题，超越外交和资本主导的政治传播框架，丰富传播学思想脉络，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征途中建构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播逻辑，使其成为下一步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核心动能。

一、传播学的范式瓶颈与传播美学的理论突围

传播以“人是制造运用符号来传播信息的动物”⑦“人不得不传播”⑧这样的实践逻辑长期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中，并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成为生命存续的基本属性，是人之常态⑨。因此人文理性价值和人本主义视角是传播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一定程度上，“濒于破产的传播假设无法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新规划建立思想依据”⑩。诞生于美国的传播学，在完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问题意识导向、社会功能面向和意识形态趋向研究的“理论旅行”之后，面临“理论化停滞不前、研究方法多点开花”(11)的困境，陷入“效果”导向和“量产”需求的功能主义漩涡。这使传播实践最本真的“人之生存状态”这一基本属性逐渐式微，人类实践活动被纳入可计算、可预测、可操控的框架，造成工具理性对人文理性的越界统摄，导致传播学理论偏离其开创初衷。传播学从诞生开始，“四大奠基人”便从心理、政治、社会等不同学科切入进行构建(12)，强调其人文价值。各个国家的传播思想史均具有广泛的人文底蕴：在德国，传播学呈现出哲学、社会学的交叉领域特点；在法国，传播学是符号学、语言学和社会思想融汇的结果；在英国，传播学则是政治经济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的衍生物；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紧密相连(13)。纵观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政治学、文学、史学、社会学五大基础学科，哲学始终在较高的层面思考人类该如何生活，如何存在和未来去向哪里的问题；政治学思考的是特定的人和人群关系模式；文学提供了“自我”与“他者”博弈的张力空间，从个体想象的层面回应了哲学思考；史学提供了一种集体反省的视角；社会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恰切地描述和再现当下的社会形态。贯穿这五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过程的是对“人”和“人群”的定义。如今，在逐渐丰富起来的理论视角下将这个定义进行不同角度的、持续的多元规制，为其保留一个人性通道和开放轨道，让无目的而愉快、无概念而自洽、无身份而自适的审美介入其中，探索不同时代(历史学)、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学、社会学)、不同个体发展阶段(文学)、超越政治哲学的生活美学哲学路径，用美学角度重新调和五大领域，以传播美学重构当下新的传播观，对传播学走出理论发展困境具有重要价值，更对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传播学进入中国四十多年来，基本方针是“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14)，而当今传播学需要基于新条件、新形势下中国本土传媒和传播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5)。要走出西方传播学的功能主义逻辑，创造一个不仅契合中国现实语境、更能适应广泛的经验世界、社会背景和现实场景的传播学，引入美学思想是一条古老(经典)的“新”路径。说其古老，是因为“传播美学概念出现在1983年的意大利”(16)。随后，20世纪90年代，学者吴予敏也在其著作《美学与现代性》中，结合信息技术、符号文化、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生态文化等课题，提出“传播美学”理论框架(17)，主张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传播实践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传播思想史为中心，以美学为底色，探寻人类文明现代性的转型。说其新，原因在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平台崛起时代，人际交往模式与传播形态被重塑：一方面，传播媒介对个体的感性体验进行全新塑造，改变个体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感性交往翻越理性藩篱，打破时空的束缚，深刻影响了主体间的交往逻辑，使审美传播更具针对性。这种双向驱动机制，促使“审美”与“传播”的关系，从彼此影响迈向相互建构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美学视角的引入，能够为理解新媒介环境下的传播现象提供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

传播美学的宗旨是用最好的传播技术手段，以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这一宗旨对于当前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着积极意义(18)。将美学思想融入传播学是传播研究人文价值转向的重要突围，是跳出西方传播学工具理性架构，增强文化自觉、提升人文理性的重要途径。美学思想凭借其独特属性，从感性维度强化人的主体性。当个体开展审美活动时，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理解与创造，有效发挥主体能动性。同时，中国美学思想三大源泉“儒家的美学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的美学则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释家的美学沉湎于人自身内心的调适”(19)，其中“人与自身内心的调适”属主体内范畴，“人与社会的和谐”属主体间范畴，“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更高层面的哲学问题。无论在主体内还是主体间，中国美学思想均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为研究开篇所述“美学对人的解放、人群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三大思想性难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提供有力论据。

二、生活方式美学与国际传播的实践融合与学理互涉

从传播美学视角观察生活方式的理论关切来自“传播”与“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介和平台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概念。作为随身媒介和终端媒介的手机，以“数字助理”的角色渗透到传播上中下游全链条，从以往媒体信息只是被“代入”生活，到后来的“介入”生活，直至当今已全面“融入”生活。传播，从等同于“文化”的地位——“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20)，逐渐扩展为几乎等同于“生活”——传播即生活。“生活无处不媒介，生活无处不传播”的万物皆媒、万物互联为特征的传播链路，正在重构生活与传播的关系。

当传播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人们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仰望“头顶星辰”(21)，穿越“林中之路”(22)，寻找和构建精神上的“屋前空地”(23)，使传播学对人类生活不仅起到反射和解释作用，更发挥发展功能，进而延续其生命活力？以生活方式美学为突破口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找回传播原初的人文属性，是生活、传播、美学三联逻辑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激发国际传播领域民间交往无限潜能的基础路径。而这样的传播现象在实践维度，早已践行了其全球化的传播，且至今也发挥着“大道隐无形”的作用。

(一)生活方式之美的全球化柔性传播图景

审美化生活方式的全球传播成功案例多见于英美。以精致、高贵、优雅的生活方式为特质的英式下午茶，历经数百年岁月流转，依旧魅力不减。中国饮茶的传统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而首批茶叶传入英国已是四千余年后的1652-1654年间，却由此孕育出了经久不衰的下午茶文化。1730年，英国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于繁花点缀的伦敦茶园中品茗尝点、聆听雅乐。1840年第七世贝德福德公爵夫人精心准备了茶盘、蛋糕、面包、黄油，邀请夫人们品茶聊天，分享美好的下午时光(24)。如今，“公爵夫人的下午茶”被公认为英式下午茶的起源(25)。这一品茶的礼仪，以其精美的茶具、美味的茶点、考究的着装、轻松的氛围很快受到贵族们追捧，到19世纪80年代，英式下午茶已成为一种高贵的礼仪及美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被冠以美的名义，穿越时空让众人向往？享用下午茶时的审美过程、好友聚会的欣愉感、聚会场所美的布置等使得享用下午茶具有了审美性，引发享用者的“愉悦”，这样的愉悦具有主体间普遍传达的审美共通性。当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一“现象”的时候会发现，英式下午茶的茶叶来自中国，茶具大多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和紫砂壶，而将此以英式礼仪、服饰、场景进行包装之后趸售给中国及全世界的，却是英式生活方式和英式消费体验，更是大英帝国整体的价值观。再有，1976年问世的《新概念英语》多次再版，畅销中国四十多年，凭借深厚的美学、文学与哲学内涵，及优美流畅、文气盎然的行文风格，深深吸引着广大英语学习者。其题材广泛、意蕴深邃，既有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显性式样”，又有信仰、价值观、审美观等“隐性式样”，让读者在习得语言过程中，对英国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产生浓厚兴趣。《新概念英语》与英式下午茶文化相似，均以多元和相对柔性的方式展现生活方式的美学体验，其文化策略与审美传播成为跨文化经典案例。

相较于下午茶文化和新概念英语的传播模式，美国在生活方式文化输出方面展现出更强的战略性。二战结束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通过出版物、影视、展会等多元载体，向欧洲系统性输出美国文化。以在法国免费发行的《和谐》杂志为例，其聚焦美国风土人情与生活方式，凭借极高的发行量，在法国劳动阶层中产生深远影响。另有《精英》和《读者文摘》杂志在法国公众中赢得赞誉，发行量突破百万册(26)。其通过描绘美国人阖家自驾，奔赴风景旖旎的自然景区度假，或是现场观看橄榄球、棒球赛事等生活片段，立体呈现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职业状态与休闲娱乐场景，展现美国大众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繁荣风貌，促使美式生活理念在法国乃至欧洲广泛传播。外化为“汽车洋房、四口之家、宠物相伴、可乐汉堡、英雄美女”等美式生活方式的文化符号，裹挟着美国价值体系，依托庞大的传媒网络实现规模化传播。当时，经历战争创伤的民众普遍渴望和平稳定、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美国的文化传播策略精准捕捉到这一心理诉求，将美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模式及意识形态进行生活化、审美化包装，成功达成将美国思想文化内核传播给欧洲民众的真实目的。“马歇尔计划”收获成功后，美国将这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播模式进行复制与拓展，开启了全球范围的文化输出进程。好莱坞“梦工厂”、NBA“梦之队”、美国志愿者文化、“迪士尼给人类提供最好的娱乐方式”等等，均以“生活之美”为宣传口号，借助审美化生活方式所建构的隐性宣传模式，系统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文化制度，悄无声息地将美国文化烙印在全球受众心中。

以亚洲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画、游戏、漫画等日本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广受欢迎。“日本文化振兴战略提出，文化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总和，只有重视每个人的‘生活’，提高‘人生的质量’，才能创造出有魅力的文化，并把‘美’作为文化艺术的一大特点，提出‘美丽国家’概念，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独具特色的‘感性’和‘美’意识，大力推进‘酷日本’(意为引起世界共鸣的日本)战略”(27)。而当今，在消费社会与精神困境交织的时代语境下，日本的“极简生活方式”彰显出独特价值。从空间维度看，其倡导去除冗余物品，打造简洁有序的居住环境，让人的身体摆脱物质堆砌的束缚，精神得到放松；在时间层面，极简生活方式使人们摒弃繁杂社交与无效事务，把时间留给自我反思和个人成长。这种生活方式打破消费主义的主宰，使身心得以放松，以更加从容的姿态追寻生命本真，完成对自我的解放与重塑。“韩剧作为‘韩流’先锋，占领中国市场20多年并成功传递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多元题材编织到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之中，打动人心”(28)。那些家庭冷暖及伦理道德标准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在审美和道德层面上与观众达成共鸣，致使韩式服装、饰品、文具、韩餐等包裹着韩国文化，一股脑涌入中国老百姓生活中，深刻影响了中国受众对韩国文化的认知与态度。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审美化高品质生活和多样化生活体验受到人们青睐。东南亚地区凭借其温暖湿润的气候、优美的自然景观以及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创了“东南亚旅居模式”，深受“数字游民”追捧。这种生活方式在时空维度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惯性，整合当地自然与人文资源，营造出蕴含多元价值的审美化生活情境。

这些国际传播和跨文化成功案例，尽管主题、形式、传播方式等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性：在“生活方式”和“美学”的结合中找到了跨越文化边界的人类审美共通性，这种审美化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人心，“随风潜入夜”般达到了全球传播效果。

(二)中国国际传播中的生活方式审美实践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因素在对外传播体系中历来占有重要位置，传统文化、器具、功夫、饮食、诗词、艺术等都是外销影视剧中的热门素材”(29)，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结构和经验世界的生活方式，不同程度地满足着人们的审美愉悦和人性诉求。伴随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转向，民间话语表达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逐渐提升。“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30)，中国国际传播的基础也在民间，存在于民间的现实生活中，蕴藏在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中。李子柒的视频多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为中心，充满着浓郁的烟火味道和恬静的田园气息，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创造“最多订阅量的YouTube中文频道”吉尼斯世界纪录(31)。视频展现了田园生活之美，诗一样的生活消融了文化的边界，让世界各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领略到生活中的审美情趣，感受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成为国际传播民间舆论场里的顶流。纪录片《风味人间》以生活方式之“饮食”为载体，与“全球知名流媒体平台Netflix达成合作，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长期位居Netflix美食板块排名榜榜首”(32)，深入全球不同文明的生活中，展开跨文化传播的共情实践。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的斯瓦希里语版在东非地区收视率很高。据当地观众反馈“这部电视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关爱，很真实，也很贴近坦桑尼亚观众的生活”“剧中中国人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也是非洲人生活中所常见的，该剧所反映的中国人关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价值观，也是非洲人所普遍认同的”(33)。这些记录生活点滴、刻画人物形象、展现时代风貌的百姓故事，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真实客观地存在，勾勒着美好生活的轮廓。正如林语堂所描绘的“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34)的生活，那是一种从物理空间的“解放”到精神生活的“自由”，是苟且生活之外的诗和远方，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之境，表达了中国人一直以来追求的生活方式——“诗意地栖(安)居”。栖居是人存在的方式，存在本身的自由；诗意的生活，不仅是美好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通过诗意的生活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摆脱生命的机械化、生活的刻板化以及人的异化。“人，诗意地栖(安)居”出自19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J.C.Friedrich Holderlin)的诗句。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阐发下，“诗意地安居”(35)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诗意的生活方式是美的生活方式，是通往精神家园之路，它以诗性智慧强调人之主体性和生命本真。这种强调诗性、追求精神居所和理想家园的情怀，使中国传统的人居环境思想穿越时空长河，超然于现实而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和谐。

发现美、激活美到传播美的递进逻辑点亮了审美化生活方式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价值：它既非单纯的文化展示，亦非生硬的价值灌输，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开辟出一片以审美为纽带的“意义生成空间”。当生活方式之美成为传播实践的重要一隅时，传播将从“信息流动”转向“审美共鸣”，国际传播由此便有了“人民共同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情感认同基础。这种绕开政治博弈交战前锋而直面普通民众的国际传播实践正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润物细无声”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爱中国”的艺术化传播方式。生活方式美学国际传播一直在“行行复行行”地默默进行着，它并不是重新“建构”的过程，而是亟须“被挖掘”“被发现”和“被点亮”的过程。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国际传播艺术性，蓦然回首，生活方式美学正在“灯火阑珊处”。

(三)生活方式美学的概念生成及其人类共通意义

生活方式美学概念与哲学范畴的“生活”，社会学范畴的“生活方式”，美学范畴的“生活美学”等概念紧密相连。如何将生活、生活方式、生活美学概念从传播学视野进行重构，发掘生活、美学、传播的内在关联，是生活方式美学与国际传播关联互涉的学理基础。

“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从古至今的哲学追问，“人爱美、爱智慧的原因是为了追求幸福和不朽，而幸福和不朽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的问题”(36)。古今中外，这种哲学观贯穿于人类发展史，通过生活本身作为载体得以展示和传承。古希腊时期生活概念始终离不开哲学思考，哲学甚至等同于生活：“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在世的一种方式，它必须在每时每刻都要被践行，其目标是从整体上改造个体的生活。”(37)这一古老的哲学生活观，在中世纪受到基督教的统治而转向知识论。到启蒙运动时期，人类进入后神学时代，哲学成为“科学之科学”或“文化之王”(38)。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经院哲学统治下，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为哲学的生活论转向努力。直至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生活方式”这个重要范畴(39)，为哲学的生活论转向和方法论革新奠定了重要基础。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认为，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提供或创造一种真正人的、幸福的生活”(40)。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和杜威(John Dewey)等，摒弃传统欧洲美学的思维定式，分别提出艺术是“存在真理”“生活形式”“完满经验”等理论(41)，推动美学思考向生活维度偏转，掀起“生活哲学的复兴”浪潮。晚年的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希望从注重科学与逻辑的世界转到前科学或前理论的‘生活世界’回归，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以模式化、数学化的思维定式来抹灭属于人类原本的自然化、人性化、前理论化的思维方式”(42)，他批判工具理性对现实生活的侵夺，反对实证主义对人之主体意识的冷漠。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延续并发展了“生活世界”概念，将之作为交往行为与相互理解得以形成的基础环境和实践空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社会生活的“后现代”转型，注重人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回归生活世界”成为全新兴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43)。这一历史性接力，映射出“生活”议题在哲学、美学、社会学中的广泛讨论，“生活”和“生活方式”研究始终是西方思想界一贯关注的焦点，追求的是物质与精神共在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深植于古代哲人的思想脉络中。自古以来中国的生活与艺术、生活与美相互融通。中国古典美学是一种生活美学，儒家和道家对生活和审美的理解融为一体，在传统美学思想中汇聚。在某种程度上，五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生活美学”。从儒家思想的生活儒学来看，“孔子的观点是实实在在地在日常生活中被感觉、被体验、被实践、被践履的”(44)。现代中国的美学脉络中，蔡元培“以爱美的心完成人们的生活”的重要论述开启了美学与生活关系的讨论。1928年蔡元培先生在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开学典礼致辞中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45)旨在借艺术之力，以美育代替宗教(46)，填补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空虚，构建起民众心中的美好生活。之后，20世纪40年代，苏联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47)理论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理论逐渐成为中国美学界的普遍共识。1956年，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认为“美是生活”的看法或定义是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48)。新中国美学所经历的哲学反思和逻辑演化的“四个阶段”(49)也同样显现出中国美学对生活之美的本质遵循，中国美学研究深刻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现代生活中“还乡”，传统思想与现实关照在感性生活中实现了合流。

当“生活方式”与“生活美学”研究从聚焦个体层面的传统范式向大众传播与国际传播融合视角转型时，我们从传播美学视角提炼“生活方式美学”概念：生活方式美学是以生活实践为传播介质，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具身化审美交往形态。它通过饮食、居所、服饰、空间等生活方式的编码与解码，实现个体情感体验的分享、文化意义的流动及群体的认同，是主体间互动交融的动态审美场域。生活方式美学使个体在衣食住行和交往中完成对“何为理想生活”的美好想象，形成超越肤色、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的审美生活网络，建构可感知、可传播、可认同的生活审美范式。

“生活方式”的能动性和“美学”的互动性，决定了“生活方式美学”的交往属性，即传播属性：作为“生活方式”主体的人，不仅具有个体存在物和生物有机体的活动属性，更具有特定历史与社会中的能动性。美学在协调人与自我、他人、社会及自然的关系时，通过构建感性秩序，实现自身的身心解放。其本身就具有传达性、互动性和传播属性，而非孤芳自赏。“生活方式美学”是个体审美化生活的总和，既是将“审美生活化”和“生活审美化”物理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又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后的一种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50)。

生活方式美学概念的提出，对人们追求生活方式的美好境界——“诗意地栖居”和审美化生存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这样的全新视角下寻找一个既能客观、立体、多维度地观察中国生活方式和剖析生活方式的传播美学经验，对探索人类生活方式审美共通性，寻找“跨文化聚点”(51)，深化国际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活方式美学的跨文化传播逻辑

生活方式美学不仅是艺术和生活边界的消融，也是人们思想观念、审美旨趣、感悟理解的互通，带有跨学科融合和跨文化转向的倾向，在概念形成和理论建构中呈现出东西方美学思想同构的特点。在西方“艺术终结论”的基础上孵化出的生活美学，其实质是艺术回归生活，在生活中渗透审美的综合，这一美学理念与中国古典美学智慧相通，“生活美学”被视作中国和西方美学相互交通的桥梁(52)。“生活方式美学”相对于“生活美学”具有了传播和交流的视角，为中西对话提供一个新的通道：以“生活美学为纽带，挖掘现实生活中的美，将之放置在东西方文化对话语境中加以重构”(53)，从而建构出一种具有全球性对话意义的生活方式美学的国际传播新形态。

(一)“生活方式美学”身心感知的先验原则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美的？如何构建一个美好生活方式，使其更具有国际传播潜能？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中的美好生活，强调的是一种充分展示人类本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个体的才能、创造力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和谐发展，从而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54)。“美好生活能够充分满足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使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生活方式。”(55)美好生活的美，在于“按照美的规律”(56)来构造。在欣赏和创造美的过程中，人不仅是自然的观察者，更是自然的参与者和再创造者。在此过程中，人类能够发现自我，升华对世界的理解，最终形成一种深层次的美的体验。这种美不仅关乎感官享受，更关乎精神层面的深思，是身心互动感知的动态过程。人的整个身体都参与到审美体验中，这是西方世界审美经验的核心意义，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体知”概念。杜维明所提出的“体知”(Embodied Knowing)是用身体来感知，将外在世界进行内化的整合身、心、灵、神的体验之知(57)，既强调认知(cognitive)，又强调情动的(affective)(58)，以身体为中心，注重身心互动，实现整个“身心介入”(59)的天人合一。

“体知”是人们对生活方式美学的核心感知形式。对生活方式的感悟是身体力行、全身心参与的体验和体会。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安居》中阐述：“当我在‘南黑森林’居住，深深融入大自然的时候，哲学思考就如农夫的劳作，类似牧人漫步缓行赶着牛群上山，思考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当我身处喧嚣的城市中，被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演讲和会议所打断思绪的时候，只要一走进那座滑雪小屋(海德格尔‘工作的世界’)，整个身心浸入大自然中，被打断的思绪又会原封不动地重新涌入心头”(60)，“我只是涌身进入工作自身的节奏，从根本意义上讲，我自己并不能操纵它的隐蔽的命令”(61)。这一隐蔽的操纵力量是身体融入环境之后全身心的感知与体悟，它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这种体验与中国哲学的“体知”概念异曲同工。如初次到达大草原的游客，于晴朗宁静的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不由自主地哼起儿时的歌曲，随着身体和精神的放松，微风吹过脸颊时不由自主地感叹生命的美好，甚至流下眼泪。这是不用任何语言引导、不用任何音乐催眠、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整日穿梭于钢筋水泥的人们，封闭于高楼大厦间，生活方式机械而木讷，当他们来到草原，白天看到蓝天白云下骑马驰骋的自由牧人、夜晚看到漫天星空时，儿时最原初的记忆和人类本能反应，使他们全身心得到放松。当流出眼泪的那一刻，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熟悉，仿佛在梦里来过。那是属于“五感”之外的、综合了中国哲学里特有的体悟、体察、体验、体会等感觉知觉的“体知”范畴。生活方式的体验依靠的正是身心互动的“体知”，意味着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实际经历和身心体验来获得理解。

生活也是学习与体验的一个重要场域，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观察、实践和感知，深化对自我、他者和世界的理解。不同于书本知识和抽象理论的获取，“体知”注重对事物的身心体会，强调的是在真实生活中的互动和参与。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参与社会活动，以及亲近自然等方式，个体能更好地体会到生活的真谛。这一方面丰富了个体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人际交往中，推动彼此间的理解，此乃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和经验之基。

(二)生活方式美学的“普遍感知”和“普遍传达”

以“生活方式美学”架起跨文化或文化间桥梁，首先要突破的难关就是打破个体层面的认知局限。“传播九连环理论假设”在传播学原理“人内传播”六要素(62)上增加一环，形成“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认知—态度—行为”九连环。聚焦个体层面的人内传播，试图破解生活美学转向生活方式美学国际传播的难题——如何借助审美化生活方式的传播，推动信息或事物由个体感官层面的感觉、知觉、表象(个体记忆)，成为群体性的认知(集体记忆)，最终影响另外区域、国别人群的态度与行为，建构起从“人内传播”到“人际传播”直至“国际传播”的“原点”和“起点”(63)。按传播九连环假设分析，“认知”受“概念”影响。固有概念让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会导致误解或拒绝。概念源于经验、文化、环境与先天认知等交织的复杂系统，其稳定性与排他性在传播中形成认知滤镜，使信息传递易陷入主观解读的困境，形成跨文化沟通壁垒。

生活方式美学的国际传播核心价值来自美学的“鉴赏判断”逻辑。康德认为“鉴赏判断必定具有一条主观原则，这条原则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64)，“对于内心认识，我们凭借的是心灵体验，而不必凭对感性、智性的加工，就可以直指本心，从而明心见人性”(65)“鉴赏判断具有无概念的普遍性和无概念的必然性”(66)。主体的鉴赏力并非借助概念，而是先验地判断与给定表象结合在一起的情感的可传达性的能力。曹俊峰在《康德美学引论》中提出：“审美活动中，人的想象力和知性处于一种自由游戏状态而感到愉悦。这种游戏活动康德称之为‘心意状态’，这一‘心意状态’是大家共有的，一个人的心灵机能这样活动了，其他人也会产生同样的活动”(67)，且“心意状态也肯定可以普遍传达”(68)。生活实践中的美学不受概念的框架束缚，通过鉴赏判断和“体知”逻辑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具有普遍感知和普遍传达属性。

生活方式美学凝结了人类情感，人们直接面对的并非抽象之物，而是实实在在的、关乎生存与生活的、与直观感受相接的对象。其传播链条呈现为：跨越“概念—判断—推理”的环节，从“感觉—知觉—表象”层面直接触达“认知—态度—行为”层面。生活方式美学在社交平台传播，反映真实生活场景、生活状态、生活节奏、生活品质、生活氛围等包罗万象的生活故事，以平民化主体、自主参与、自由交流、平等对话的沟通模式，共同塑造了人审美判断的普遍感知、普遍传达的心意状态，逐渐形成跨越文化疆域的“大生活”场域。平台居民互以“家人”相称，或自嘲“难民”寻求避难，通过讲述生活趣事、解锁生活技能、结交学习搭子等方式，以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的审美化表达分享生活。其自主性、审美性、陪伴性和连贯性，增进用户间的交流与理解。这些美的生活方式用身心来体验和感知，并通过“五感”内化于心之后再外化为点赞、评论和转发等行为。这离不开人之主体聆听音乐的耳朵、欣赏绘画的眼睛、感受冷暖的触觉、品味酸甜苦辣的味觉、分辨芬芳的嗅觉等外感官及除此之外的内感官、潜意识等融为一体的感觉知觉，以及包含其中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通感作为先天条件，使个人的审美判断具有一种社会的普遍性，即人通过‘将心比心’的心理活动发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时又用普遍的(别人的)情感来衡量自己的情感，把自己从个人偏见中解脱出来，这样就使人类的情感紧密靠拢在一起。”(69)

基于这一系列美学原理，生活方式美学在国际传播语境里，从形式上，将绕过被政治化的媒体和平台、话语和表达方式，让艺术与美学介入传播实践，以其“天然去雕饰”的生活化表达，用欣赏的眼光发现美和传播美。从实质上，其降低了政治的传播与传播的政治对整个传播过程的过度介入，用美好生活和人性之美，直指人心，产生共鸣，以致影响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在此过程中，人们从美好生活的体验中所得到的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区别于其他诸如知识性、文化性、政治性的信息获取，成为国际传播领域里的一股暖流，建构审美层面的精神共同体。

美的生活方式，是普通大众在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为提升幸福指数，主动将“美的要素”融入日常生活，秉持“审美态度”以获取精神愉悦、实现生活品质升级。这一审美化传播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的自发行为，较少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本质上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内心诉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征了人类共通的价值追求。它以一种“元叙事”逻辑展现主体自由的存在方式，以审美共通感联结跨文化主体间的互动，以特有的跨文化审美价值成为提升国际传播内涵与外延的重要元素及驱动力。在生活方式美学所建构的环境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人们不仅是在享受身心愉悦，同时也在参与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回应了“人应该怎样生存和如何生活”的哲学追问。生活方式美学以人类普遍感知普遍传达的“生活”命题，促进跨越文化边界的互惠性理解，为朝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对话提供精神共识和实践指南。

四、结语

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方面需要持续反思如何突破传播学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思想预设，引入人文和美学视角，化解传播学工具理性困境。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思考如何发挥传播主体性功能，分享世界多元文化生活以促进跨文化理解，提升国际传播效力。处于高质量发展中的中国，既需要通过专业化的传播手段，将中国特有的政治美学进行有效传播，也需要通过多种生活方式细节与多元文化生活要素有机组合的立体化方式，使个体视角下的生活方式之美转化为主体间富有审美共通性的生活方式美学，借助传播美学提升国际传播的艺术性。

注释：

①[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7页。

②[英]鲍桑葵：《美学史》，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06页。

③[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④[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⑤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5页。

⑥彭锋：《现代美学神话的建构与解构》，《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⑦吴予敏：《传播学知识论三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⑧20世纪初期，帕罗阿尔托学派的核心人物贝特森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了“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问题，提出“人不能不传播”的观点。

⑨张楠、姜飞：《能力的“绵延”：朝向生命哲学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⑩姜飞：《全球传播新生态呼唤国际传播新思想》，《新闻记者》2020年第10期。

(11)胡翼青、王沐之：《评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传播学的知识生产》，《现代传播》2023年第6期。

(12)冯宪光、姜飞、李心峰、王延信、喻国明：《传播美学：传播学的专业探索与学科延伸》，《编辑之友》2022年第7期。

(13)田中阳：《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4)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15)冯宪光、姜飞、李心峰、王延信、喻国明：《传播美学：传播学的专业探索与学科延伸》，《编辑之友》2022年第7期。

(16)冯宪光、姜飞、李心峰、王延信、喻国明：《传播美学：传播学的专业探索与学科延伸》，《编辑之友》2022年第7期。

(17)田素美：《坚守文化本位 反思中研究 实践中传承——吴予敏华夏传播研究四十年学术探秘》，《华夏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

(18)冯宪光、姜飞、李心峰、王延信、喻国明：《传播美学：传播学的专业探索与学科延伸》，《编辑之友》2022年第7期。

(19)吴予敏：《美学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序第3页。

(20)[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2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2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3)姜飞：《精神上的屋前空地——零碎时间的文化意义》，《人民论坛》2017年第12期。

(24)吴云、武岳、钱嘉颖：《英式下午茶文化鉴赏初探》，《教育教学论坛》2020年第28期。

(25)崔卓缘：《英式下午茶的美感文化研究》，《美与时代》2016年第2期。

(26)李昀：《马歇尔计划时期美国对西欧的文化宣传》，《兰州学刊》2011年第9期。

(27)崔世广：《21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探析》，《日本文论》2019年第1期。

(28)张涛甫：《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反哺”——兼论“韩流”现象》，《当代传播》2016年第3期。

(29)姜飞、张楠：《中国对外传播的三次浪潮(1978-2019)》，《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期。

(30)《新华每日电讯》：《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2023年9月5日，第8版。

(31)光明网：《李子柒宣布回归，复出首条视频展示中国漆器》，2024年11月13日，https://gffgg69e94dd94fd241f7snwqwwbcf6vnf6cux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4-11/13/content_37674253.htm，2024年12月1日。

(32)乔秀峰：《〈风味人间〉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传媒》2023年第16期。

(33)何明星：《由〈中国画报〉到〈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国文化在东非成功传播的启示》，《中国出版》2013年第11期。

(34)纪秀荣编：《林语堂散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35)[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36)李文阁：《生活哲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

(37)[法]P.哈道特、李文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

(38)李文阁：《生活哲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

(39)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的研究》，《国内哲学动态》1984年第5期。

(40)李文阁：《生活哲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

(41)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兴起与康德美学的黄昏》，《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42)刘志丹：《交往如何可能：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新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3)王雅林：《发展：回归生活本体》，《学术交流》2009年第9期。

(44)刘悦笛：《“生活美学”建构的中西源泉》，《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45)高世名：《艺术教育的有为之学》，2021年4月9日，https://gffgg6d663d553a624c83snwqwwbcf6vnf6cux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yzjt/202104/41153.html，2023年4月2日。

(46)[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47)[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页，转引自陈雪虎：《生活美学：当代意义与本土张力》，《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48)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

(49)王确：《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0)姜飞：《将“生活方式美学”作为城市国际传播的灵魂》，《重庆日报》2023年08月16日，第6版。

(51)赵汀阳：《跨文化聚点研究：文化边界，新百科全书与综合文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52)[美]托马斯·莱迪、帅慧芳：《从全球美学定位中国“生活美学”》，《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

(53)刘悦笛：《在东西文化间共建“全球生活美学”》，《江汉学术》2014年第6期。

(54)蒋孔阳：《美学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

(55)黄一玲：《生活方式变革与美好生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57)谢远笋：《现代儒学发展的分期及其判准》，《人文论丛》2019年第1期。

(58)黄勇、黄家光：《作为动力之知的儒家“体知”论——杜维明对当代道德认识论的贡献》，《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

(59)Tu Weiming,"'Inner Experience':The Basis of Creativity in Neo-Confucian Thinking",in Tu Weiming,ed.,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Berkeley:Asia Humanities Press,1979,p.103.

(60)[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6—67页。

(61)[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6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0—61页。

(63)姜飞、毛丽丽：《传播九连环理论假设与国际传播致效可能》，《现代传播》2023年第7期。

(6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50页、第104—106页。

(65)[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译序xvi。

(66)[德]康德：《美，以及美的反思》，曹俊峰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2页。

(67)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68)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69)[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