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以TikTok平台中的非遗短视频为研究对象，选取内容主题、文化表达方式、叙事结构策略等六个条件变量，探讨其与传播效果之间的组态关系，旨在探索非遗短视频实现良好国际传播效果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非遗短视频的强传播效果组态路径共四条，可概括为流程压缩型、流程展示型与无结构片段呈现型三种构型。这些路径在传播机制层面可归纳为两种表达策略：一是适配表演艺术与节庆仪式等内容的符号视觉化机制，二是适配手工技艺与美食制作等内容的事件视觉化机制。本研究尝试基于组态视角揭示非遗短视频在国际传播中的表达逻辑，为其实现有效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短视频；国际传播；fsQCA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文化血脉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突破了传统媒介对非遗表达的限制，为依赖影像和口语传播的非遗注入了新活力（陈红、王奕诺，2024）。《2024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显示，2024年，抖音上国家级非遗视频分享量同比增长36%，濒危非遗视频数量增长33%（卫中，2024）。在国际平台上，2025年春节期间TikTok上的非遗直播，涵盖打铁花、英歌、舞狮等项目，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千亿次（王筱依，2025）。短视频正逐渐成为非遗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传播中凸显并传递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郭玲，2025）。
然而，在当前的全球文化格局中，文化传播往往被纳入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华文化在国际舆论场中的有效呈现。与此同时，以TikTok为代表的全球化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使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转向“算法情感双驱动”的传播模式，迫切需要在受众细分、符号再造等方面同步迭代传播策略（李书鹏，2025）。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中华文化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或展开对非遗短视频国际传播的学理性分析，而从组态视角出发对其传播机制进行考察的研究仍相对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TikTok平台中的非遗短视频为研究对象，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探讨不同视频的内容要素如何以组合驱动国际传播效果，以期为非遗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更有效地进行影像化表达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非遗的影像化传播研究
我国非遗大多来自长期经验的积累，依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等方式传承，因此在现代社会保护难度较大（黄永林、谈国新，2012）。在具体实践层面，非遗的保护通常被分为“认定、记录、建档等保存性措施”与“传承、传播等保护性措施”两种路径（高小康，2016）。随着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颁布，国家层面明确指出应综合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数字化多媒体手段”保护非遗，并“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宣传，加深公众对其的了解和认识”（国务院办公厅，2005）。影像便逐渐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播的重要媒介形态（陈昱西，2025）。由此，非遗的影像传播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非遗的影像化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不同影像媒介形态在非遗记录、传承、传播等方面的作用与问题的分析。非遗主要通过电影、短视频等形式实现影像化传播，而不同影像载体的记录形式与传播效果存在差异。如短视频虽使非遗这类原本依托在地实践展开的文化活动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被观看（王颖吉、郭瑞琦，2024），但也可能使其丧失本身性，呈现出碎片化、标签化的媒介形象，进而在叙事层面处于一种紧张、焦虑与困顿的状态（吉琳玄等，2020；刘依，2020）。二是从学理层面讨论非遗影像化传播的内在机制。研究指出，非遗影像并非对现实文化实践的简单呈现，而是通过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与符号空间的三重生产逻辑，构建其所独有的虚拟文化空间，从而推动其创新性发展（耿蕊、蔡紫琦，2025）。三是对非遗影像的内容呈现与叙事策略的观察。多种叙事结构能提升非遗影像的可视性与可观看性，促进其传承与发展（朱荣清、钟欣颖，2022）。
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国内平台中非遗传播实践的讨论，对非遗在国际传播中的表达特征与传播效果仍缺乏系统考察。国务院在202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应“向国际社会宣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华社，2021）。因而有必要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传播语境中考察具体传播实践。
（二）从“中华文化”到“非遗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对象的细化
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中华文化”长期被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政策背景下，学界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机制与传播效果展开了大量研究，重点关注短视频、影视作品等影像化媒介形态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表达优势（何天平、蒋贤成，2024；邓祯，2025；张爱军、唐欣雨，2025）。其中，短视频作为门槛低、制作便捷的内容形态，顺应了传播的移动化、碎片化趋势，已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朱新梅，2025），因而，围绕中华文化短视频的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的重要议题。
相关研究为理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其理论前提往往是将文化内容视为相对统一的符号资源，较少区分不同类型的文化短视频在不同平台的传播逻辑差异。从文化类型上看，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多层次结构，涵盖家风、华夏文明、思想等多维意象（孟威，2025）。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师徒“口传心授”为核心的非遗具备高度依赖在地实践与情境经验的特性，这使其传播逻辑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其他中华文化内容。若仍以中华文化作为整体分析对象，容易遮蔽不同文化子类型短视频在表达方式、叙事逻辑与内容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与适配机制。
当前，已有研究关注非遗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潜力，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多以思辨的形式围绕非遗影像国际传播中的视觉语法、叙事模式等问题展开讨论（王南杰，2023；司若、宋欣欣，2023；周烜、王文斌，2024）；后者则聚焦非遗短视频在国际短视频平台上的传播效果差异。如在YouTube平台，美食、手工艺等具象化非遗内容更容易激发海外用户的兴趣与分享意愿（李勇等，2024），其传播往往依赖节奏放缓、过程展示等视听表达策略（张龙等，2023）。然而，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TikTok平台，呈现出瀑布流式的信息分发结构与高度碎片化的观看节奏，这种平台机制差异对非遗短视频的传播产生了直接影响（Cao，2025）。有研究发现，音乐类非遗内容在TikTok上的传播更依赖互动机制、特效与挑战玩法，呈现出以算法驱动和用户参与为特征的传播模式（Cao，2025）。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虽已揭示非遗影像在国际传播中的潜力与差异化表现，但对非遗短视频在具体平台中的整体表达特征与传播路径仍缺乏系统考察。尤其是在TikTok平台的碎片化传播过程中，非遗内容的传播效果可能受到多种内容要素与表达策略的协同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既有以中华文化为整体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非遗短视频，考察不同条件要素如何配置形成其强、弱传播路径，以更准确地把握非遗短视频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
（三）高语境文化的非遗与碎片化短视频传播的表达约束
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指出，高语境文化中的信息并不主要依赖明确的语言表达，而是嵌入共享的历史经验、社会关系与实践。相较之下，低语境文化则更强调信息在文本中的直接呈现。非遗文化具有典型的高语境文化特征，当这一高度依赖在地语境的文化实践脱离原有社会环境进入国际传播情境时，若缺乏必要的意义线索，便容易产生理解断裂。
短视频作为一种以碎片化呈现与快速浏览为特征的媒介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会重塑文化内容的表达方式。霍尔关于高语境文化“程序编码”（1976/2010）的概念提示我们，当文化实践被转化为影像内容时，其原有语境将不可避免地经历更新与重组。相关研究指出，短视频通过数字化与场景化处理，将非遗实践转化为更具日常感与通俗性的文化形态，使其得以进入大众传播空间（吴诗晨，2025）。然而，这一转化过程在降低理解门槛的同时，也对非遗原有的意义形成压缩，使其传播效果的实现更多依赖有限时长内多种表达要素的协同呈现。同时，在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TikTok平台中，瀑布流式的信息呈现与碎片化观看模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表达约束。非遗短视频难以展开长时段、完整性的线性叙事，其传播效果更可能取决于内容主题、表达方式、叙事结构等要素在短时间内的组合效应，而非依靠单一表达方式的作用。由此，高语境文化的意义内涵特征与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机制，使非遗短视频的国际传播呈现出多因果条件共同作用的特征。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理解非遗影像化传播、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以及高语境文化的传播表达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但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上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现有研究或以中华文化为整体展开分析，或聚焦单一类型的非遗内容，较少从整体层面系统考察非遗短视频在国际短视频平台中的传播表达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已有研究发现文化类短视频传播呈现出多路径并存的特征（黄晓曦、苏宏元，2020；陈刚、刘灿威，2024），但对不同表达要素如何通过条件组合共同作用于非遗短视频传播效果，仍缺乏经验层面的归纳。因此，本研究从组态视角出发，以TikTok平台中的非遗短视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内容层面的多元条件组合特征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揭示作为高语境文化的非遗内容在短视频国际传播中的传播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在非遗短视频国际传播中，传播效果往往受内容主题、叙事策略、语言表达等综合影响，具有明显的组态特征。fsQCA将案例校准为0~1之间的隶属值，既可处理类别问题，也可处理部分隶属问题（杜运周、贾良定，2017）。即使研究案例数量有限，也能够探索出前因条件之间的组态效应（张闳肆等，2025）。因此，本研究基于组态分析思维探究非遗短视频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前因组态路径。
（二）案例选择
在国际短视频平台中，TikTok已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TikTok月活跃用户已达22.1亿，成为全球第五大社交平台（Singh，2026）。大量非遗传承人及内容创作者开始通过TikTok展示非遗技艺与文化实践（冉晓宁，2022），使该平台成为观察非遗短视频国际传播效果的典型场景。因此，本研究聚焦TikTok平台，采用立意抽样法，在遵循平台算法推荐逻辑并结合视频点赞、评论等相关可观测传播数据的基础上，构建案例数据库。
本研究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通过TikTok平台系统检索“#Chinese Culture”“#Chinese Ar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等话题标签，基于“相关性”“点赞计数”两个排序条件分别筛选相关检索词下出现的非遗短视频，结合TikTok的个性化推荐机制记录平台持续推荐的非遗短视频，且在搜集中同步关注不同非遗门类与创作者类型。同时参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收录的国家级非遗文化项目清单，剔除非遗类目指向不明的视频。
最终，本研究筛选出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戏剧等类别的50条非遗短视频作为研究样本，所选案例覆盖38个创作者账号，包括官方机构与民间个体创作。其中案例的最高点赞量为3101.5万，最低点赞量为1.5万（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5月28日），满足fsQCA研究中对样本相似性、异质性和典型性的要求（彭少峰、赵奕钧，2023）。
（三）研究框架与变量设置
QCA常采用问题导向法、研究框架法、理论视角法、文献归纳法、现象总结法5种方法确定条件变量（张明、杜运周，2019）。本研究在充分梳理样本内容特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理论视角法与文献归纳法，对影响案例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在理论视角方面，本研究引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对条件变量进行假设。该模型由理查德·佩蒂（Richard E. Petty）与约翰·卡乔波（John T. Cacioppo）提出（Petty & Cacioppo，1986），认为受众对信息的加工主要通过中枢路径与边缘路径两种方式展开。前者依赖对信息内容的系统性理解与判断，后者则更多依赖外部线索进行快速判断。ELM模型近年来多被用于分析用户处理视频信息的机制。杨达森等（2021）认为短视频是由文本、图像、音频组成的信息，观看短视频的观众可看作接收信息的用户，其点赞、转发、评论可视作用户被说服后的态度转变而产生的行为。在具体研究中，陈强等（2020）在对政务短视频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将内容主题、视频时长分别纳入中心线索与边缘线索进行考察。而侯震等（2024）则发现，在健康科普短视频中，作为边缘条件的标签数量会影响用户的判断进而影响传播效果。
因此，本研究基于ELM理论框架，将影响非遗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前因条件变量划分为中枢路径与边缘路径两类。其中，内容主题、文化表达方式与叙事结构策略主要涉及信息内容的组织与意义呈现，需要用户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解，因而更接近中枢路径的信息加工特征；而视频时长、标签个数与语言表达作为较为直观的外显信息线索，在短时间内更易被快速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初步判断，因而更接近边缘路径中的信息线索。
1.条件变量
一是内容主题。在国际传播中，“内容讲的是什么”是决定短视频吸引力大小与理解门槛高低的关键因素。因非遗文化本身具有高度的地域性、技艺性与仪式性，因此其视频内容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可理解度存在差异。同时，不同类型的非遗内容在短视频传播中呈现出不同的可感知性。因此，本研究结合实际样本特征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分类标准，将内容主题划分为五类：手工技艺、表演艺术、传统服饰、食物技艺与节庆仪式。
二是文化表达方式。文化表达方式是影响非遗短视频意义传递、受众理解与观看兴趣的重要因素。既有研究通常将其划分为以主动解释为主的强势传播与内敛含蓄的柔性传播两种路径（李建军等，2014）。在此基础上，结合短视频的表达特性与本研究的样本特征，本研究进一步将文化表达方式下的强势传播划分为“旁白主动讲解”与“人物交流互动”，而将柔性传播分为“纯视觉呈现”与“非语言交际互动”。其中，旁白主动讲解指以中文或英文旁白对非遗知识、制作流程或文化背景进行解释说明；人物交流互动指视频中出现多人对话、提问以进行语言互动，以人物关系和语言解释共同推动非遗文化意义的呈现；而纯视觉呈现指完全依赖非遗本身视觉线索表达文化意义，不出现语言解释与人物对话；非语言交际互动则指视频中虽出现人物，但只通过动作展示非遗文化符号，与观众形成隐性沟通，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柔性传播效果（冯薇等，2022）。
三是叙事结构策略。叙事结构策略是指非遗短视频在内容呈现中所采用的结构化表达方式，不同的叙事结构往往直接影响内容的可理解性。本研究结合样本实际，将叙事结构策略划分为流程型和非流程型。其中，流程型结构采用线性结构，完整呈现非遗制作过程，如手工艺流程、美食技艺等；非流程型结构则包括“无结构”即片段式呈现与“故事型”即作者以故事展现非遗文化的情境叙事形式。
四是视频时长。视频时长决定了内容的容量和呈现的节奏，是影响用户停留与观看完整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将借助样本中每条视频的时长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考察其在非遗短视频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机制。
五是标签个数。短视频平台的标签机制不仅有助于内容主题的明确呈现，也通过平台算法增强了内容的可检索性与曝光率（吕行、杜莉华，2024）。本研究将通过统计每个视频标题中出现的标签数量，分析其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六是语言表达。语言作为国际传播的关键载体，直接影响信息的可理解度与受众的接受意愿。本研究基于样本实际将视频划分为无语言表达和有语言表达两类。其中，无语言表达指内容呈现完全依赖视觉、动作、环境音等要素，而有语言表达则是指内容包括中文或英文的旁白、讲解。本研究尝试探讨在非遗短视频的海外传播过程中，语言是否始终构成障碍，抑或“去语言化”的表达是否更有利于传播。
2.结果变量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TikTok平台上非遗短视频的传播效果，这一变量能够很好地体现非遗短视频在TikTok上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借鉴肖涵、卢翠萍（2025）研究中的加权自然对数模型，并结合TikTok短视频平台可量化的传播效果指标，对非遗短视频的传播效果进行量化赋值。该模型从传播广度、传播参与度与传播认同度三个维度出发，综合考虑视频的点赞、评论、转发与收藏等数据，并通过如下公式进行综合计算：
公式（1）中，Ln为点赞量，Sn为转发量，Rn为评论数，En为收藏数，Cn表示综合传播效果得分。此模型能够减小不同指标量级差异对整体评价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短视频的整体传播效果。
（四）变量赋值与校准
本研究对条件变量中属于连续变量的视频时长、标签个数以及结果变量的传播效果指数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条件变量中属于分类变量的内容主题、文化表达方式、叙事结构策略与语言表达采用间接校准法。直接校准法即对样本变量数值设置三个关键的校准锚点，分别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这三个值又分别对应于样本变量数值描述性统计的95%、50%和5%（Ragin，2008）。经赋值校准后的结果见表1。
对分类变量的赋值，参照周俊、王敏（2016）及赵永华等（2023）的研究，按照各变量数据在总案例中的样本权重进行赋值。数值越接近1，说明其对结果变量的隶属度越高。具体赋值规则见表2。
三、实证分析
（一）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时，首先需要对单因素进行必要性分析。表3展示了核心路径与边缘路径下6个条件变量对非遗短视频分别获得强/弱传播效果这一结果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若某个条件的分值大于或等于0.9，则可以将该条件视作强/弱传播效果的必要条件（Skarmeas et al.，2014），反之则不认为该条件是强/弱传播效果的必要条件。由表3可知，在出现强/弱传播效果的情况下，单个条件的一致性结果均小于0.9，因此不构成强/弱传播效果的必要条件，需进一步基于组态视角研究条件组态与结果变量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二）多要素组态路径分析
在软件QCA4.1中进行组态分析，最终会得到三种结果，分别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其中简约解纳入全部逻辑余项运算，中间解纳入部分有意义的逻辑余项运算，复杂解不纳入逻辑余项运算，一般认为中间解为较优解（程建青等，2019）。当条件变量同时出现在中间解与简约解中时，该条件可视作核心条件；若仅出现在中间解中，则被视作边缘条件。同时，将其中案例频数的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最终得出三种类型的解，本研究以中间解为参考作进一步分析。最终结果见表4。
在组态分析中，参照刘鸣筝、苏芊芊（2025）的研究，将总体解与单个解的一致性阈值均设定为0.8。初步识别出5条强传播路径，其中1条因一致性未达到0.8被剔除，最终保留4条强传播路径与3条弱传播路径。强传播效果总体解一致性为0.817，覆盖率为0.425，弱传播效果总体解一致性为0.870，覆盖率为0.479。二者形成对照性解释。
从强传播效果组态路径分析结果来看，四条路径在文化表达方式、语言表达两个条件上呈现一致性，而主要在叙事结构策略与视频时长上形成分化。具体而言，路径1表现为流程型叙事与短时长的组合，通过快速展示关键技艺或动作，实现信息的高密度输出。在该路径中，内容主题呈现为边缘性存在，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组态形成，但并不构成决定性因素。路径2与路径5存在同质性，两条路径内容主题与标签个数均未构成核心条件，而表现为流程型叙事与长时长的组合，说明在完整流程展示的表达形式下，非遗主题类型对传播效果影响不显著，而更强调对非遗内容流程的完整展示。路径3则表现为非流程型叙事与短时长的组合，并与无语言表达共同出现，形成区别于路径1、路径2和路径5的组合要素。由于非流程型叙事在变量设定中同时包含无结构呈现与故事型两种形式，单一路径无法直接区分其具体类型，因此有必要结合弱传播效果组态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对比发现，在弱传播效果组态路径中，非流程型叙事多与有语言表达、人物互动或较长时长等条件共同出现；而在强传播效果组态路径中，相同结构条件更倾向于与无语言表达及视觉化表达条件相组合。由此判断，强传播效果组态路径3的叙事策略更接近无结构的片段式呈现；而弱传播效果组态路径2为故事型表达。
最终，本研究将实现强传播效果组态路径归为三类组态路径构型，即流程压缩型、流程展示型与无结构片段呈现型。它们虽在叙事结构与时长条件上存在差异，但均表现出弱化语言依赖、以视觉化表达为主的柔性传播特征，以此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三）稳健性检验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需要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为改变分析阈值法、增删案例法、概念校准锚点法等（张明、杜运周，2019）。本研究选择改变分析阈值法进行检验，将一致性阈值从0.8改为0.85，所得组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说明初始组态稳定性较强，最终结果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四）传播机制及表达方式归纳
基于上述组态分析，本研究对非遗短视频的传播机制及表达方式作进一步归纳，以更具体地理解其在TikTok平台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作为高语境文化的非遗，通过符号视觉化与事件视觉化两种机制，将原本嵌入实践经验与社会情境中的深层信息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影像化内容，从而降低了观众的理解门槛。
在霍尔（1976/2010）看来，高语境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预制程序的信息贮存在接受者身上和背景之中，传达的讯息中只包含着极少的信息”。这一类文化的意义传递并非仅靠语言，而更多基于共享的背景知识与接受者原有的文化积累。作为一种高度依赖“口传心授”的文化形态，非遗所承载的文化意涵具有显著的默会性。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指出（Polanyi，1958），默会知识是难以通过语言明确表述的知识形态，其本质在于一种基于经验与实践的理解能力（郁振华，2001）。这类知识往往在实践中形成，难以通过语言传递。如打铁花表演中对“击花”点位与力度的把控，正是一种依赖身体参与才能习得、难以言传的实践性知识。
因而语言表达便成为了组态结构中非遗短视频传播的不利条件。一方面，旁白主动讲解或故事讲述往往只能说明表层信息，却难以传达非遗在身体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性、感知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本就缺乏共享文化背景的国际传播中，密集的语言叙述反而可能增加观众的理解负担。相较之下，无语言与视觉化表达构成了非遗短视频在TikTok平台实现强传播效果的关键要素。正如霍尔（1976/2010）所言，“大多数照片和所有的电视图像都是低语境的东西”。非遗通过视觉化机制实现了高语境文化在感知层面的再编码，从而在“语境阶梯”（霍尔，1976/2010）上获得向低语境方向移动的可能，使文化内容从“依赖解释”转向“可被感知”，进而在影像化的形态下为观众构建了一种近似在场的感知路径。
1.符号视觉化传播机制
该机制源于强传播组态路径3，表明当视频以无结构与短时长的方式呈现时，非遗内容被压缩为高密度的非语言视觉符号集合。此时，部分依赖文化语境与身体经验才能被理解的非遗类型，难以通过完整过程被观众感知，因而更适合被剪辑为若干具有强视觉冲击力的动作片段，通过突出瞬间表现力实现符号化传播。
在本研究中，平调耍牙、京剧变脸、傩舞等案例均体现这一表达机制。以平调耍牙为例，视频在仅7秒的时长中，并未提供相关文字说明或旁白讲解，而是集中呈现表演者口腔内部快速变化的耍牙动作与面部表情。通过对身体细节的极致放大与节奏强化，将原本依赖经验理解的表演艺术转化为直观可感的视觉符号，从而提升内容的即时吸引力。正如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等（2006/2010）所指出的，身体是人第一个、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和技术手段。在他看来，技术的习得依赖教育与训练，而教授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应当被观察而没有被观察到的细节”（莫斯等，2006/2010）。这些细节即为身体技术形成的关键。非遗作为典型的身体性实践，其文化内核正是以此类技术细节的组合形式存在。符号视觉化机制便是通过聚焦具有强冲击力的动作瞬间，使“身体本身”成为意义传递的主要载体。
2.事件视觉化机制
这一机制主要从强传播效果组态路径1、路径2和路径5中提炼而来。当短视频以流程型叙事为核心结构时，非遗内容往往以呈现事件过程的形式展开，即围绕制作流程将内容编码为具有时间顺序的若干事件单元。
路径1强调对过程进行压缩处理，将非遗实践切割为若干关键节点，以高频剪辑的方式将内容时长控制在13秒左右，形成事件节点的集中呈现。如在案例“竹编”中，创作者以快节奏剪辑手法，通过呈现匠人选竹、破篾、捆篾等关键工艺节点的动作，将原本复杂的制作过程压缩呈现，使观众能够在短时间内了解技艺的整体流程。路径2与路径5的视频时长均达到约6分48秒，以呈现较为完整的非遗技艺过程，其叙事方式在形式上与李子柒在YouTube平台上的中华文化影像风格相类似。后者常采用纪录片式的表达，通过精良的拍摄与剪辑，呈现美食制作与非遗等内容（Whyke et al.，2022），体现出以过程展开为核心的叙事逻辑。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案例回溯，本研究最终对不同类型非遗的短视频表达方式作进一步归纳（见表5）。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5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识别了非遗短视频在TikTok平台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4条路径，概括为流程压缩型、流程展示型和无结构片段呈现型3种构型，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符号视觉化与事件视觉化两种传播机制。其中，手工技艺、食物技艺类非遗更适配过程展开的时序叙事逻辑；而表演、仪式、服饰类非遗则更适合将文化意义以非语言符号的形式呈现，从而实现去语境化传播。
当前，中华文化短视频虽已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一定成效，但本研究的传播效果组态路径分析显示，非遗短视频在传播过程中仍存在标签泛化、叙事表达对既有类型依赖等问题，进而导致非遗主题的辨识度不高。一方面，标签往往被认为是管理内容可见性的重要策略，合理使用能够提升内容曝光度（Zhou et al.，2020）。在音乐类非遗传播中，挑战类或互动类标签便被证实能够提升传播效果（Cao，2025）。而在中华文化短视频中，研究者亦提出“借Tag出海”的策略（陈刚、刘灿威，2024）。
然而，本研究发现标签个数并非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结合案例实际，我们发现非遗短视频多使用“#传统文化”“#手工艺”等泛化标签，其指向宽泛、区分度不足；一些细分标签则因话题参与度低而难以形成持续传播。因此，本研究认为非遗短视频更应将重点转向内容表达本身，通过叙事结构与传播策略的优化，提升其平台适配性。
具体而言，强传播效果组态路径2与路径5表明，流程展示型叙事在TikTok中能够取得较好传播效果。说明非遗内容在国际传播中可借已有中华文化短视频叙事策略实现良好传播。然而，这一叙事在带来传播优势的同时，也可能削弱非遗自身的文化特征，使其被模糊化，难以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而弱传播效果组态路径2说明，以故事化叙述、生活化表演、场景化复现及引导性解说为主要特征的叙事模式（吴诗晨，2025）在国际平台中存在传播困境。如京剧、打铁花等项目，难以同食物技艺这类非遗一般，通过流程展示，以食材、手工等贴近生活的元素实现去语境化的文化感知（李鲤、石琪隆，2023），它们的表演性与仪式性更强，意义传递高度依赖共享的文化背景，依靠故事叙事反而因理解门槛较高而削弱传播效果。
本研究尝试提出以下建议。在非遗短视频的国际传播中，可构建“片段—快剪—故事”的递进式传播策略。部分非遗与海外观众文化距离较远，但却具备强视觉冲击与高文化意涵的特征，因此其传播不宜一开始即呈现为完整叙事，而应优先捕捉符号化视觉片段，突出关键动作与瞬间表现力，建立内容的可观看性与吸引力；在此基础上，通过流程快剪对相关内容进行延展，逐步强化观众对其文化意义的感知；最后再适度引入故事性表达，在前期感知的基础上加深内容表达，使观众逐渐接受并了解相关文化议题。以英歌为例，其本身承载着节庆仪式的文化内涵。在传播过程中，可先通过截取动作片段等强视觉刺激的方式，建立观众对文化的初步感知；再借助内容的持续深化，逐步实现深层文化价值的传递，从而使其由原本承载地方节庆文化的民俗实践转化为可被国际观众识别与理解的中国文化符号，进而拓展中国故事的表达维度，推动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
本研究样本主要来自TikTok平台，未涵盖YouTube、Instagram等其他海外平台，平台差异性仍有待进一步比较研究。同时，部分变量赋值仍依赖研究者对样本特征与既有研究的综合判断，其精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这是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未来研究可在拓宽研究对象范围的同时，结合线性路径分析、必要性分析等方法深化研究。
本文系陕西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多语种背景下RCEP成员国家社交媒体涉华舆论研究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
本文引文格式：
赵战花、杨烽：《 非遗短视频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以TikTok为例》，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4期，5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