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经常给出的药方是提振消费。问题是，提振消费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刺激问题，而是关乎发展根基、社会公平与长期稳定的深层公共治理命题。从宽泛意义上说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问题。它的核心堵点从来不是居民“不愿花钱”的短期意愿，而是收入分配体系长期形成的结构性公平赤字，笔者多年来对这一问题就有多篇文章阐述。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通过系统性的公共治理改革打通分配链条的深层堵点，这正是其超越普通经济政策范畴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正处在“总量持续提升、差距有所收敛但结构性矛盾仍存”的转型阶段，整体呈现出增长与分化并存的鲜明特征。从核心衡量指标看，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2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这一数值虽较十年前的0.491有所回落，但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当然，这一数据，包括笔者在内，一直存有质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超过 0.6仍是大概率事件。但无论如何，缩小收入差距仍是中长期民生工作的核心目标。2025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给出的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情况。

对上表数据进行分析，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仅3614元，80%的中国居民月均收入低于5000元。2025年占总人口20%的全国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50元‌，月均约846元。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倍数2025年是10.22倍，头部群体的绝对收入增量优势依然显著，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追赶仍需更长周期。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集中在农村老龄人口群体。当前全国1.8亿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月均养老金仅249元，折算下来日均收入不足8.3元，这笔收入仅能勉强覆盖米面粮油等最基础的刚需支出。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没有城镇职工医保和退休工资，除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外，仅能依靠少量高龄补贴、子女赡养和零散务农收入补充生活，部分高龄、失能的农村老人，晚年生活依然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约51%，和发达国家普遍55%~60%的水平相比，仍有4~9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从更细分的核算维度看，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43.5%，比劳动者报酬占比低了近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劳动者创造的总报酬中，最终能落到居民手里自由支配的部分，仅占82%左右，中间的差额部分被社保缴费、经营成本等环节分流，进一步压缩了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空间。

二、 为什么说提振消费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经济运行底层逻辑看，消费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直接函数，没有公平合理的初次分配作为支撑，任何短期刺激消的政策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效刺激”。当前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虽逐年提升，但仍长期低于OECD国家平均55%的水平，占就业总量80%以上的一线劳动者、中小微从业者，拿到的收入增量远低于资本回报率和企业营收增速。城镇家庭七成以上资产绑定房产，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中近两成要用于偿还房贷、覆盖养老医疗等刚性支出，真正能自由支配的消费资金十分有限。这种分配结构下，靠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不可能撬动持续的消费增长，只会进一步放大消费市场的K型分化——少数高收入群体的升级消费提前透支，绝大多数普通居民的刚需消费依然持续收缩。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即市场分配的公正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笔者在20多年前论述公平正义的文章就有所阐述。市场的公正从来不是靠市场自发调节就能实现的目标。市场天然倾向于向资本、技术等稀缺要素倾斜，放任自由竞争只会让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依靠公共治理层面的制度性突破：从立法层面健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让一线劳动者能平等参与工资谈判；从监管层面规范平台企业、头部企业的利润分配规则，避免资本过度挤压劳动者报酬；从制度层面打通中小微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通道，让千万小微经营者能从市场增长中拿到合理的利润份额。这些改革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调整，而是涉及利益格局优化的公共治理变革，没有系统性的制度支撑，很难真正落地见效。更进一步看，提振消费本质上是在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根基。过去我们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形成了一套向资本、向基建、向外需倾斜的资源分配逻辑。要转向内需主导的新发展模式，就必须把过去向资本端集中的资源，逐步向普通劳动者、中低收入群体转移，打破过去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一过程必然涉及财税制度、社保体系、市场监管等多个领域的深层调整，本质上是通过公共治理的优化，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能和经济增长同步，最终形成“收入增长-消费扩张-产业升级-就业增加”的正向循环。

三、推进收入分配公平的五大维度

推进收入分配公平，需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核心路径集中在五大关键维度。

1. 夯实初次分配公平的制度基础

通过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强化人大对行政机关、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的预算决算审查监督，从源头约束资本过度挤压劳动报酬的行为。健全全国统一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提质增效”，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确保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升。针对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通过制度创新打破“灵活用工”的保障盲区，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纳入规范的薪酬和社保保障体系，让千万一线劳动者能平等分享产业增长的红利。

2. 强化再分配调节的公共治理能力

深化税制改革，统筹用好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调节工具，逐步构建覆盖全收入链条的税收调节体系，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财政民生支出持续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大幅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完善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区域利益转移支付机制，从制度层面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让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能同步分享全国经济增长的收益。

3. 规范财富积累的法治监管体系

加快收入分配相关领域立法，出台企业工资支付保障、集体协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专项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民合法财产登记与保护制度，从法治层面堵住分配秩序的漏洞。严厉打击权钱交易、内幕交易、偷税逃税等非法收入，全面规范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清理整顿重点领域的隐性收入，构建“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透明分配秩序。

4. 打通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制度通道

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健全上市公司分红回购激励约束机制，发展普惠型基金产品，拓宽普通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收渠道。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村产权交易体系，让农民能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体资产分红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5. 构建第三次分配的激励引导机制

完善公益慈善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和结转年限政策，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自愿回馈社会，发挥慈善事业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作用。通过制度引导而非行政强制，让第三次分配成为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温和补充，最终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协调配套”的公平分配体系，为提振消费、筑牢内需底盘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上述推进收入分配的制度体系建立，几乎每一步都涉及到诸多环节，不是短期能够一蹴而就的。

结语

提振消费的深层命题，是通过推进分配公平，筑牢共同富裕的民生底盘，让经济增长的红利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福祉。它的成败，直接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否真正建立在14亿人内需市场的稳固基石之上，决定了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能否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