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民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理论:超越传统范式的全新探索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4 次 更新时间:2026-10-07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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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剑 (进入专栏)  

 

民本社会主义的国企理论,从根本上跳出了两大延续百年的意识形态误区:第一,国有企业的价值从来不由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高低决定,只由其公共属性的发挥程度决定;第二,国有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属意识形态符号,而是所有市场经济体系都不可或缺的公共性工具;第三,国企和民企不是“主导-被主导”的从属关系,而是完全平等的互补伙伴。这三个核心判断,是民本国企理论区别于传统苏联模式、西方新自由主义国企理论的核心内容,为重新理解国有企业的本质,提供了一套完全独立的全新分析框架。

一、对传统两大理论范式的超越

长期以来,全球关于国有企业的认知始终被两大对立的极端范式绑架,民本社会主义的国企理论从底层逻辑上完成了对二者的双重超越:

超越传统苏联模式的教条化认知?

传统苏联模式将“国有化程度”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属性的强弱,国企的核心使命是服务重工业赶超战略,民生福利只是附属产出,最终陷入“为了维持公有制符号而维持公有制”的误区,反而让国企逐步脱离了服务普通民众利益的本源。

民本社会主义明确提出“公有制只是实现全民共同利益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不追求无意义的国有经济高占比,所有国企的设立、布局、运营,全部以是否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民生福祉作为唯一评判标尺,从根源上回归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

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偏见认知?

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将国有企业视为“市场失灵后的临时干预产物”,默认国企天然低效,最终的发展方向必然是逐步全面私有化,完全否定国企作为长期公共性制度安排的价值。

民本社会主义理论否定这一偏见,通过理论和现实双重论证: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所有的制度载体,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长期稳定配置,其核心价值是弥补私人资本的逐利性缺陷,守住普通民众的基本公共福利底线,完全不需要通过私有化来提升效率,只要锚定公共属性的核心定位,完全可以实现公共利益与市场化活力的双赢。

二、国有企业存在意义

不同于传统理论将所有制属性作为国企的核心定义标准,民本社会主义以“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作为国有企业的价值锚点,其核心作用集中在五大维度:

1、弥补双重失灵的公共性工具?

国有企业的核心定位绝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主体,而是同时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公共性手段。在市场机制无法覆盖的公共服务领域、自然垄断领域,国企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不受资本逐利性侵蚀,避免资本垄断民生领域导致公共服务价格高企、供给不足等问题,从根源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

2、实现社会所有的核心物质载体?

民本社会主义将“社会所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因素,主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应当为全体人民共同公平占有。国有企业正是这一目标的落地载体:国有资本的收益最终必须转化为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投入,让国有资产的增值收益真正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而非被少数利益群体独占,以此推动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的核心民本目标落地。

3、优化整体经济效率的战略支撑?

民本社会主义否定了“国企与民营经济对立”的传统认知,认为国有资本的合理布局能够从底层提升全社会整体经济效率。通过在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布局,国企为整个国民经济搭建稳定的运行底座,降低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共同激发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力。

4、推进共同富裕制度依托?

不同于传统理论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作为目的本身,民本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核心作用是通过国有资产的收益再分配,定向补齐欠发达地区的民生短板,缩小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避免完全市场化体系下的贫富分化持续拉大,让发展成果真正由全体人民共享。

5、通过混改回归民本本质的改革载体?

民本社会主义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主张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破解传统国企“所有者缺位”的固有弊端。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让不同所有制的所有者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既解决传统国企一股独大、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也避免资本的逐利性完全主导企业运行,最终让国有企业真正回归“为民所有、为民所用”的公共属性,在法治框架下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好地服务于民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三、民本导向国企改革落地路径

在民本社会主义的逻辑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来不是为了维持某种抽象的所有制符号,而是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根本评判标准,具体落地路径包含五大核心环节:

1、以分类改革明确民本功能定位?

打破传统国企“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共服务类、战略支撑类、市场竞争类三大完全独立的类别,差异化设定考核目标:公共服务类国企完全以民生保障为核心,取消盈利性硬指标,重点考核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民生产品价格稳定性,避免其利用垄断地位逐利损害公众利益;战略支撑类国企聚焦能源资源、国防军工、关键基础设施等命脉领域,核心任务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补齐产业链短板,严格恪守“不与民争利”的边界;市场竞争类国企以市场化运营为基础,但其收益的核心用途是反哺公共民生,而非单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2、依托“三个集中”优化民本导向布局?

推动国有资本严格按照民本需求向三大领域集中,向国家安全与民生命脉领域集中,筑牢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民生安全底线;向公共服务与应急保障领域集中,优化交通、水利、市政等公共资源配置,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承担兜底保障职能,稳定全社会民生供给预期;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赛道,以国有资本的长期投入破解民营资本不敢涉足的高风险基础创新领域,为全社会产业升级搭建公共技术底座。

3、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破解所有者缺位难题?

通过产权多元化改革,从根源上解决传统国企“全民所有但人人无责”的治理困境:引入民营资本、社会公众资本参与国企治理,构建多元制衡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既保留国有资本的公共属性底色,又充分激发市场化运营活力,彻底摆脱传统国企“全民所有但无人负责”的治理顽疾。

4、建立全民共享的国有收益分配机制?

这是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改革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彻底改变国有资本收益仅在国企体系内循环的传统模式:大幅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定向用于全民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让国有资产的增值收益直接转化为全体民众的民生福利;建立国有资产向公众定期披露机制,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清晰知晓国有资产的运营、收益与使用去向,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全民共享”。

5、构建民本导向的分类考核与监管体系?

完全摒弃以营收、利润为核心的单一考核逻辑,建立适配民本定位的差异化评价体系:针对不同类型国企设置完全不同的考核指标,公共服务类国企重点考核民生满意度,战略支撑类国企重点考核产业链安全贡献,市场竞争类国企重点考核收益反哺民生的比例;构建专业化、法治化的国资监管体系,强化对国企公共属性履行情况的监督,严防国企偏离民本定位、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确保国有企业始终沿着“为民所有、为民所用”的方向运行。

上述改革路径既充分对接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方向,又完全回归民本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本质,最终实现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四、民本视野下的国企改革与现行改革的本质区别

民本社会主义的国企改革路径,与当前正在落地的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分类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表层方向上高度契合,但在核心价值锚点、改革的底层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

1、核心目标的差异?

现行国企改革以《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为纲领,核心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重点聚焦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强化核心功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推动国有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将市值表现、股东分红、破净整改纳入考核体系,核心导向是提升国有资本的市场运营效率与产业引领能力。

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改革完全跳出“做强国企本身”的目标导向,核心目标是回归全民所有的公共属性,将“是否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作为评判国企价值的唯一标尺,国企自身的规模、利润只是实现民本目标的手段,而非改革的最终目的。

2、收益分配逻辑的差异?

现行国企改革框架下,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仍处于逐步提升阶段,国企收益的大部分仍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体系内部的再投入,支撑国企自身的产业扩张与技术攻关,重点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与持续做大。

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改革将国有收益的全民共享作为核心改革突破口,主张大幅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定向用于全民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让国有资产的增值收益直接转化为每一位公民可感知的民生福利,彻底打破国企收益仅在国资体系内循环的传统格局。

3、分类改革的底层导向差异?

现行国企改革的分类考核核心逻辑是差异化匹配市场化目标,针对不同类型国企设置不同的经营指标,公共服务类国企也仍需兼顾基础的运营效率要求,整体导向是让不同类型的国企都能在各自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

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改革将公共属性作为国企分类的绝对第一原则,公共服务类国企完全取消盈利性硬指标,彻底剥离其逐利动机,核心考核100%聚焦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民生产品价格稳定性,从制度根源上避免公共服务类国企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

4、治理改革的核心指向差异?

现行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方向是强化董事会建设、全面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扩大股权激励、项目跟投等中长期激励覆盖范围,核心目的是激发国企的市场化经营活力,破解传统国企机制僵化、效率低下的问题。

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治理改革核心指向是破解“所有者缺位”难题,通过多元产权改革搭建全民可参与的治理通道,建立国有资产运营情况向全体公众定期披露的机制,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清晰知晓国有资产的去向,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全民可监督”。

5、与民营经济关系的定位差异?

现行国企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推动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是“主导-协同”,重点通过产业链链主带动作用,带动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改革彻底跳出“谁主导谁”的传统所有制对立思维,将国企定位为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性工具,核心作用是为民营经济搭建低成本的公共运行底座,不与民争利,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完全平等互补,共同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

简言之,现行国企改革是在现实国情框架下,聚焦提升国有经济市场竞争力的务实推进路径;而民本社会主义的国企改革路径,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向“全民所有、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义本质目标深化的理论探索,为国企改革的长期演进提供了更清晰的民本价值锚点。这套路径完全以普通民众的实际福利感受为核心落脚点,从民生成本、公共服务、收入保障、发展机会等多个维度,给普通民众带来可直接感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彻底打破传统国企改革“只强企业、不惠民生”的距离感。

五、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改革面临挑战与破局设计

民本社会主义导向的国企改革,以“全民所有、全民共享”为核心目标,在落地推进过程中,既要面对传统国企改革的共性深水区难题,还要突破民本价值导向带来的一系列特殊挑战,核心难点集中在五大维度:

1、功能定位的多重目标冲突?

民本改革要求国企彻底回归公共属性,把民生保障放在绝对优先位置,但现实中多重目标的内在矛盾很难平衡。地方政府长期将国企视为“钱袋子”,既要求公共服务类国企压低民生产品价格保障民生,又要求国企上缴高额利润支撑地方财政,两个目标直接冲突,很容易导致国企陷入“保民生就亏损、保利润就涨价”的两难境地。同时不少地方国企同时承担市场竞争、公共服务、战略支撑三类职能,主业分散、战线过长,多重考核目标缺乏清晰优先序,企业运营很容易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最终要么偏离民本定位逐利,要么完全丧失市场化运营活力。

针对这一痛点,民本理论破局设计是建立?公益项目契约化结算机制?:国企承接的所有政府民生任务,全部以正式契约形式明确补贴标准、结算周期,将公交、老旧管网改造等公益项目的经费全额纳入财政刚性预算,杜绝政府长期拖欠补贴让国企“自掏腰包保民生”的情况,从现金流层面彻底解除国企的后顾之忧。

2、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层阻力?

民本改革的核心是让国有收益从国资体系内部循环转向全民民生共享,直接触动长期形成的存量利益格局。大幅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意味着原本留在国企体系内用于产业扩张、内部福利的利润,要定向划转用于全民社保、公共服务,会直接遭遇国企内部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阻力。同时推动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必然牵扯债务打包、职工安置、地方GDP和税收流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考量,往往不愿放行,导致“该退的低效资产甩不掉、该进的民生领域缺资金”的尴尬局面。

民本理论的破局思路是建立?央地改革成本共担机制?,中央财政设立专项改革基金,对地方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过程中产生的职工安置、债务处置成本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降低地方政府的改革阻力,推动国有资本顺利向民本导向的核心领域集中。

3、运营效率与公共属性的平衡难题?

民本改革要求国企完全剥离逐利动机,很容易陷入“重回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效率陷阱。公共服务类国企取消盈利性硬考核后,缺乏市场化的利润约束机制,如果没有配套的民生服务满意度刚性考核体系,很容易出现服务效率下降、人浮于事、供给质量滑坡的问题,最终反而损害普通民众的实际福利。传统国企“三项制度改革”本身就长期存在“纸面落地”的顽疾,干部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薪酬能增不能减的问题根深蒂固,民本导向下的非盈利性考核,反而可能进一步弱化打破“大锅饭”的动力,让国企重回机制僵化的老路。

民本理论的破局设计是推行?岗位分类薪酬体系?:将国企岗位划分为“守备型公益岗”和“冲锋型市场岗”,公益岗薪酬以保障稳定为核心,市场岗薪酬完全对标行业市场化水平,技术骨干、经营管理人才的薪资可以直追行业头部民企,用市场化激励留住核心人才,同时配套弹性过渡安置方案,对年龄较大的老职工保留合理的保障线,避免改革引发大规模人员动荡,用带温度的机制缓冲市场化冲击。

4、历史遗留问题的消化压力?

大量老牌国企沉淀的陈年旧账,成为民本改革落地的沉重包袱。不少老国企仍存在早年拖欠的职工工资、社保欠费、未结清医药费,厂办大集体、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历史遗留事项,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多,账目核对和处置成本极高,没有妥善化解就推进民本改革,很容易留下大量纠纷隐患。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接不住国企剥离的“三供一业”等办社会职能,改革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单靠企业自身根本无力独自承担,直接拖慢民本改革的推进节奏。

民本理论的破局思路是设立?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处置池?,将国企历史遗留的非经营性资产、陈年旧账统一剥离到专门的公共处置平台,由国资系统统筹历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逐步消化,不让历史包袱成为民本国企轻装上阵的阻碍。

5、全民监督机制的落地困境?

民本改革要求建立国有资产向全体公众定期披露的机制,现实中落地难度极大。这与改革推进力度大小密切关联。国有资产的运营数据量大、专业性极强,普通民众很难看懂复杂的国资财报,简单的信息公开很容易变成形式化的“数字公开”,无法真正实现全民可监督的目标。目前缺乏配套的公众参与渠道和问责机制,即便民众发现国有资产运营偏离民本定位,也没有便捷的路径推动问题整改,很容易让“全民所有、全民监督”沦为一句空口号。

民本理论的破局设计是推出?国资民生年报简化版?,用通俗化的语言、可视化的图表,向全社会公开国有资产的民生投入明细、民生服务满意度得分等核心信息,同时开通线上公众反馈通道,将民众的投诉建议直接纳入国企考核问责体系,让全民监督真正落地。

这些专属破局设计,让民本社会主义的国企理论从“提出理念”进一步走向“可落地执行”,逐步跨越从理论到现实的“实践鸿沟”,让民本导向的国企改革真正惠及全体普通民众。

六、民本社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国企

从民本社会主义核心逻辑出发,判断一个国家国有企业的价值,从来不是看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高低,也不是用传统教条化的“公有制比重”作为评判标尺,而是以其是否发挥了弥补市场失灵、服务公共利益、保障普通民众基本民生福祉的功能,作为核心的评价标准。

2024年以来,笔者在美国居住期间,对美国国有企业作了一些系统研究,并在网上发表了对美国国企研究的文章。用民本社会主义理论审视美国占比极低的国有企业,能够清晰看到其在高度市场化经济体系中,依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民本属性功能,也能从中发现民本社会主义“国企是公共性工具”这一核心判断的普遍适用性。

美国的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长期低于1%,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其存在的核心逻辑,恰恰完全契合民本社会主义对国有企业的本质定位——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性工具,而非作为追求利润的市场竞争主体。美国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集中在私人资本完全不愿进入、或无法有效供给的公共服务领域,没有一家国企是为了和私人企业争夺市场份额、赚取垄断利润而设立。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开始,美国就陆续通过立法设立了一系列公共性质的国有机构,这些机构不被传统意识形态定义为“国企”,但本质上完全具备国有企业的核心属性,其存在的核心目标,就是填补自由市场留下的民生保障空白。

从民本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恰恰打破了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误区:一方面它打破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国企完全没有存在必要”的神话,证明哪怕是最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体,也依然需要公共所有的机构来弥补市场失灵,保障普通民众的基本公共权益;另一方面它也打破了传统教条社会主义“国企占比越高越体现社会主义属性”的认知误区,证明国有企业的价值从来不是体现在占比数字上,而是体现在其公共属性的发挥程度上。美国国企虽然体量极小,但其所有的布局都完全锚定公共服务的空白领域,没有陷入“与民争利”的误区,反而在高度市场化体系中,成为了保障普通民众基本福利的重要托底力量。

可以对美国国有企业个案作更深入分析: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作为美国规模最大、运行最成熟的联邦国有公共机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诞生完全是自由市场失灵催生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田纳西河流域覆盖的7个州是美国最贫困的区域:连续多年的洪涝灾害冲毁农田,私人电力公司只愿意向人口密集的城镇供电,偏远乡村的电价是城市的3倍以上,超过一半的农村家庭用不上电,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完全被逐利的市场体系抛弃。

1933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成立TVA,将其定义为“全民所有的公共机构”,完全不设置盈利考核指标,核心使命是流域综合治理和民生普惠。在之后的数十年里,TVA作为联邦全资的公共企业,不计短期商业回报,修建了数十座大坝,彻底根除了流域内的千年水患;同步建成的水电网络,把当地居民的电价降到了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40%,让数百万此前用不上电的农村家庭通上了电;配套推进的农田土壤改良、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让当地农民的收入10年间翻了两番。

按照民本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TVA的核心价值完全契合民本国企的本质:它没有与私人电力公司争夺高利润的城市市场,反而填补了私人资本完全不愿进入的低收益公共开发空白,用公共所有的力量,把原本属于全体民众的流域资源收益,直接转化为当地普通居民的民生福利,完全实现了民本理论中“国有资产服务全民公共利益”的核心目标。

美国邮政服务公司

1775年成立的美国邮政服务公司(USPS),是美国最古老的国企,是美国联邦政府全资所有的公共服务企业,也是全球最典型的“不逐利型国企”,其存在的唯一法定使命,是保障美国每一个公民的平等通邮权,不受地域、收入、成本的任何影响。

美国的私人快递企业完全遵循市场逻辑,只为人口密集、配送成本低的区域提供服务,偏远乡村、山区的配送网点几乎全部被放弃。而美国邮政作为国有公共企业,法律强制要求它必须覆盖全美每一个地址——包括阿拉斯加冰原上的零星村落、阿巴拉契亚山脉深处的偏远小镇,哪怕送一封信的成本高达几十美元,也必须执行全国统一的0.66美元平信邮资标准。每年USPS在偏远地区的配送业务要亏损超过百亿美元,这部分亏损完全由联邦财政和其城市区域的经营性收益统筹补贴,从来不会通过涨价把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

用民本社会主义的逻辑审视,美国邮政的价值完全体现了民本国企的核心特质:它不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反而以法定责任的形式,守住了自由市场无法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底线,让最偏远、最弱势的群体也能平等享受到基础公共服务,避免公共服务完全变成只有高收入群体才能享受的商品,这正是民本理论中国企“弥补市场失灵、保障民生均等”的典型实践。

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

很多人误以为房利美是私人企业,实际上它是美国政府背景的“政府支持企业”,本质上属于特殊的国有公共机构,其核心使命是稳定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让普通中低收入群体能以可负担的成本获得购房贷款。

在完全市场化的住房金融体系中,私人银行出于风险考量,往往不愿意向普通中低收入家庭发放长期低息房贷,导致大量普通民众根本无力购房。房利美作为政府背书的公共机构,通过在资本市场收购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为银行释放更多的流动性,让更多低成本的房贷资金流向普通家庭,从制度层面搭建起了美国住房民生的公共支撑框架。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出手接管房利美,注入超过千亿美元的公共资金,避免这家机构破产引发整个住房市场崩溃,最终保护了数千万普通家庭的住房权益,防止危机成本全部由底层民众承担。

民本社会主义视角下,房利美的存在价值,是用公共所有的金融工具,修正了私人金融体系的逐利性缺陷,让普通民众的住房需求不会被资本的风险偏好完全排斥,成为了高度市场化的美国住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民生稳定器。

这些美国国企的实践,恰恰印证了民本社会主义的核心判断:国有企业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占比数字决定的,也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符号,只要它锚定服务全民公共利益的核心目标,哪怕体量极小,也能在高度市场化的体系中,成为守护普通民众基本福利的关键力量。

当然,也应当看到,美国国有企业体系也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其国有机构的设立和运行长期受到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强烈约束,规模和职能被严格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无法像民本社会主义设想的那样,将国有资产的收益大规模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民生福利,最终也难以从根本上修正高度市场化体系下的贫富分化问题。但即便如此,它依然从现实层面印证了民本社会主义的核心判断: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服务公共利益的工具,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符号,无论在何种经济体中,只要它以保障普通民众的民生福祉为核心目标,就具备不可替代的民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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