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投资于人是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的重要政策命题，其理论内涵已突破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的单一维度，形成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政策范式。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追溯人力资本理论，从舒尔茨的宽口径定义出发，经贝克尔、明瑟的形式化演进，至中国语境下概念重构的理论脉络，可以明确界定投资于人的概念边界。基于理论演进与现实观察，提炼出投资于人的六个关键特征事实：人力资本投资呈现报酬递增与社会溢出双重效应；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人力资本投资统筹效率、公平与韧性目标；投资从家庭单一承担转向政府、企业与家庭协同共担；能力度量指标从教育年限单一维度向多维技能结构拓展；少子老龄化叠加下全生命周期再投资特征日益显著；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关系呈现发展阶段依赖的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构建“逻辑起点-机制链条-微观基础”分析框架，可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投资于人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范式突破。同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实践，提出构建投资于人自主知识体系的四大理论方向，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坐标。
关键词：投资于人；人力资本投资；高质量发展；理论演进；未来展望
一、引言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论断。202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这一要求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篇中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在“扩大有效投资”部分将“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列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的重要方向，明确要求“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1］
投资于人的命题并非简单的政策修辞，而是中国在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应对现实约束的必然回应。其中，人口结构转型构成最直接的约束条件。蔡昉指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0年达到峰值后持续负增长，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加速消退，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劳动力质量提升的结构性红利。［2］与此同时，增长动力机制发生深刻调整，都阳和崔慧敏的研究表明，当物质资本积累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后，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依赖资本深化路径，必须转向投资于人，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与居民消费能力，化解增长动力转型的困难。［3］技术创新与扩散则进一步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结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不仅加速了既有技能的折旧速率，更是催生了人力资本形成新范式。［4］从区域经济实践看，任保平认为人力资本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能够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作用。［5］由此可见，投资于人不应仅限于民生支出，而应与物质资本积累协同推进。
人力资本投资研究自舒尔茨与贝克尔奠基以来，已形成涵盖个体决策、教育回报、经济增长及能力形成等维度的丰富理论传统。然而，这一以新古典效率分析为主轴的研究范式，在解释中国语境下投资于人所蕴含的多目标统筹（效率-公平-韧性）、多主体协同（政府-企业-家庭）及动态配置等特征时，逐渐显现理论适配性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国内研究虽呈快速增长态势，但多聚焦于政策阐释与实施路径的描述性分析，钟世虎从历史、理论和实践出发讨论投资于人这一政策取向的多重逻辑，［6］倪红福、王晓星则着重分析投资于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7］这些研究虽拓展了议题认知边界，但尚未形成能同时统合传统理论、现实特征与中国语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进一步审视可见，现有研究存在两大理论缺口，其一，概念扩展与分析工具的错配，多数研究在承认投资于人具有超越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内涵的同时，仍沿用教育回报率、教育年限等静态指标或个体收益最大化框架，导致理论解释力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其二，政策协同机制的系统性缺失，尽管学界普遍呼吁统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但对二者协同的必要性条件、作用边界及动态传导机制仍缺乏理论建构，致使政策讨论停留于应然层面。当前研究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从学理层面证明投资于人的扩展内涵具有理论自洽性、经验可观测性与政策可操作性。若这一命题确实对应着发展阶段跃迁、人口结构转型与技术范式变革的多重约束，则其本质要求是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若干核心假定的再检验。具体而言，中国当前面临的特定发展情境至少包含三重约束的叠加：其一，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步深化，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缩减的同时老年抚养比加速攀升，传统以增量扩张为主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难以为继；其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劳动市场的任务结构与技能需求，技能体系面临的不仅是加速折旧，更是颠覆性重组；其三，物质资本边际贡献趋弱，单纯依赖投资于物的增长模式亟待转型。正是这三重约束的同步收紧，使得投资于人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可回避的理论命题。
本文的基本判断是，投资于人不能仅被理解为传统人力资本投资在政策层面的延伸。它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的重要命题，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结构、技术条件和增长方式的变化，使人的能力形成以及相关资源配置面临了不同于过去的约束。由此，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一些较为稳定的分析前提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收益不能只从个体层面加以判断，还应考虑由此产生的社会溢出。投资目标也不能只用效率衡量，而需要将公平和韧性纳入其中。在投资主体更加多元的情况下，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如何分工，以及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如何配置，也成为理论分析不可回避的问题。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中国特定的发展情境下，投资于人为什么不能被还原为教育、培训和健康等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如果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那么投资于人的出现究竟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哪些新的理论要求？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尝试从概念演进和现实特征入手，进一步讨论其背后的资源配置逻辑及微观基础。
二、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与局限
把人的能力积累理解为一种投资，并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思想。早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者技能、知识、健康状况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但这一思想真正被纳入较为完整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则主要得益于20世纪中叶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开创的新古典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把教育、培训等原本容易被归入消费范畴的支出，重新放到“成本-收益”的投资逻辑中加以考察，由此使人的能力提升成为资源配置分析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力资本研究获得了形式化和模型化的理论基础。不过，形式化分析在增强解释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概念边界的收缩。随着经验研究越来越依赖可度量、可比较的变量，人力资本逐渐被简化为受教育年限、工资收入或教育收益率等指标。这种处理方式固然便于计量分析，却难以充分解释社会技能、创新能力、健康状态、制度环境以及能力动态演化等更复杂的问题。此后，健康人力资本、家庭生产理论、技能溢价和能力形成等研究不断扩展分析范围，但以效率为中心、以个体决策为基础的理论传统仍然具有较强影响。这也构成了本文重新讨论投资于人的一个重要理论起点。
（一）舒尔茨的宽口径起点：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
从学术源流看，将人纳入资本分析并非舒尔茨首创。亚当·斯密已经注意到，劳动者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的技能提升，是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8］马歇尔则进一步强调教育是种国家投资，“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9］费雪通过扩展资本概念，为将人力视为可带来未来收益的资产提供了理论基础。［10］这些论述虽然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理论，却已经为舒尔茨的理论突破准备了思想条件。真正使“对人进行投资”成为系统经济学命题的，是舒尔茨的研究。他在经典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支出不能简单归入消费，而应从投资的角度加以理解。［11］这一观点改变了经济学对相关支出的分类，也改变了对劳动者的认识。劳动者不再只是同质化的劳动力供给，而是具有知识、技能、健康和适应能力差异的资本载体。也就是说，人的生产能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通过持续投入得到积累和改善。需要注意的是，舒尔茨最初理解的人力资本形式，范畴极为宽泛，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在职培训、成人学习、健康改善以及劳动力流动等内容。这说明，在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之初，其关注对象并不限于受教育年限，更不是单纯的学历积累，而是一个围绕人口质量和能力改善展开的宽口径概念。舒尔茨后来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中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并以“对人进行投资”作为核心命题，将人口质量及其相关投资活动置于分析中心。［12］因此，如果回到人力资本理论的早期形态，可以发现，舒尔茨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限于教育投资能否提高个人收入。他更关心的是人的能力改善、人口质量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既包含生产率提高所体现的经济效率，也包含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含义。［13］这一较宽的理论起点，与后来主要围绕教育收益率展开的经验研究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距离。
舒尔茨晚年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他对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并未停留在个体投资收益率的估计上。在《报酬递增的源泉》中，他从专业化分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出发，讨论了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他的分析中，如果仅依据报酬递减和均衡机制理解增长，就难以解释专业化和知识积累所带来的持续性收益。［14］这一思路与早期关于对人进行投资的宽口径理解具有内在联系，人的能力并不是投入完成以后就固定不变的存量，其使用、积累以及与其他人的互动，都可能改变投资的最终收益。因此，理解投资于人，不能只看一次投入产生了多少私人回报，还需要考察能力积累及其外部效应如何影响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
（二）贝克尔-明瑟的模型化转向：量化革命与解释力重构
舒尔茨之后，贝克尔进一步将人力资本投资纳入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第3版）》中对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的区分，使不同培训投资的成本承担与收益归属可以得到更加具体的分析。［15］与舒尔茨较为宽泛的理论讨论相比，贝克尔的贡献在于把人的能力形成与个体的投资选择联系起来，并使教育、培训等行为能够进入较为规范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明瑟进一步将教育模型扩展为包含离校后投资的挣得函数，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解释对数收入差异，并将受教育年限的边际效应解释为教育收益率的估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受教育年限后来逐渐成为经验研究中最常见的人力资本代理变量，而工作经验则构成与之相配套的重要解释维度。［16］教育年限之所以得到广泛使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能够完整代表人的能力，而是因为这一指标容易观察、比较和计量。由此，人力资本研究在获得较强经验解释力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以教育收益、培训收益和收入增长为主要观察对象的研究取向。
（三）多维扩展与框架约束：人力资本理论的现代困境
贝克尔和明瑟奠定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此后的理论发展并没有停留在教育投资与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上，而是逐步把人力资本置于更加广泛的能力形成和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生命周期视角的引入。早在20世纪60年代，本-波拉斯就已把人力资本形成放到生命周期配置中加以讨论，从而把投资行为与收入轨迹联系起来。［17］健康也逐渐进入这一分析范围。格罗斯曼将健康视为一种资本存量，并进一步讨论健康投资的需求及其收益，使人力资本的内涵不再局限于教育和职业技能。［18］另一条重要的拓展来自经济增长理论。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外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9］罗默则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相联系，说明知识和能力并非增长过程中的外生条件，而可能成为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20］曼昆、罗默和韦尔的跨国研究也表明，人力资本差异能够帮助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21］与此同时，能力形成研究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理解。库尼亚和赫克曼将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共同纳入能力形成过程之中，强调不同阶段的能力投资具有相互依赖性。［22］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并不是一个单一、静态的存量变量，而是由多种能力在不同阶段共同形成的动态结果。由此，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早期的教育投资模型。
中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关系的讨论，则从产权和契约角度补充了上述理论。周其仁将企业理解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特殊合约，并指出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依附于其所有者，不能像物质资本那样被没收、剥夺或直接转让。因而，对人力资本的使用必须建立在所有者自愿让渡使用权的基础上。［23］张维迎则从物质资本的可抵押性出发，讨论了资本所有者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承担风险、获得剩余索取权以及形成可信承诺的制度作用。［24］这两种分析虽然关注点不同，但都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权可让渡性、激励约束机制和承诺能力上具有明显差异，二者并非两类同质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需要不同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动员的异质性资本。对于投资于人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理解为两种支出的简单加总，二者的配置还受到产权结构、激励机制和契约关系的影响。然而，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在多个方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主流分析框架仍保留着几个相对稳定的前提，它更侧重于效率而非多重目标，更依赖个体决策而非多主体协同安排，更习惯于用受教育年限而非多维能力来度量人力资本，更倾向于强调早期投入回报而对全生命周期再投资的讨论相对较少，同时也通常默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可以分别进行优化。正是在这些前提背景下，中国语境中投资于人理念的提出才具有独特的理论新意。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收益、工资差异、培训决策和增长来源等诸多问题上依然展现了强大的解释力，但其主流应用方式被置于中国当前语境中时，存在适用范围上的局限。
（四）数字化与智能化条件下的理论新进展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技术进步开始明显改变人力资本研究所面对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尤其突出。阿西莫格鲁与雷斯特雷波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系统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对就业和工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且这一效应的传导机制并非简单的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而是通过任务替代（task displacement）重新划分人与机器的分工边界。［25］技术变化也推动了人力资本测量方式的调整。多恩等学者利用LinkedIn大规模职业档案数据，将劳动者技能聚合为48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多维技能差异对收入分化的解释力显著优于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等传统变量。［26］这一结果至少说明，教育年限虽然具有良好的可观测性和可比性，但并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之间复杂的能力差异。随着劳动任务不断细分和重组，人力资本的测量也需要更多关注技能结构本身。
中国近期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技术应用与劳动者能力之间的关系。姚加权等发现，企业采用人工智能后，会通过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方式调整劳动力技能结构，进而改善生产效率。［27］王林辉等则从劳动者视角发现，机器人应用通过使劳动者从事的任务去常规化，以及提升复杂问题解决、资源管理和社交等职业可迁移技能需求，深刻改变了岗位的技能合意性结构。［28］当然，这种变化并非对所有劳动者都具有相同影响，技能基础较强的劳动者可能借此实现职业流动，而技能不足者则可能面临更大的替代压力。
总体来看，技术进步使人力资本研究面临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劳动者所拥有的能力越来越难以用受教育年限等单一指标概括，二是技术应用本身正在改变任务结构和人与机器之间的分工关系。由此，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使用不再只是增加受教育年限和获得更高收入的问题，还涉及不同技能之间的组合以及能力与技术条件之间的匹配。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分析逻辑仍然具有解释力，但相关研究的关注对象正在从单一的人力资本存量逐步延伸到技能结构、任务变化和人机互补等问题。这也为进一步讨论中国语境下投资于人的内涵提供了新的研究起点。
三、投资于人的新内涵
（一）从人力资本投资到投资于人：概念拓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语境下投资于人命题的提出，并不是以新概念简单替换既有的人力资本投资话语，而是在目标结构、主体格局与分析框架上作出进一步拓展。首先，投资目标发生了变化。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关心教育、培训等要素投入如何提升个体收入与总体产出，因而具有鲜明的效率导向。而投资于人则不局限于这一目标。赖德胜所概括的发展逻辑、民生逻辑与人口逻辑，实质上涉及更加多元的目标，既涵括对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也纳入民生改善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推进。［29］也就是说，如果传统理论主要追问投入能否产生可计量的经济回报，那么投资于人进一步追问这种回报究竟应从哪些维度加以衡量，其评价尺度是否应当超越收入函数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分析通常将个体和家庭视为主要投资者，政府更多是在市场失灵或信贷约束等情况下发挥补充作用。但在中国语境下，政府本身就是投资于人的重要主体。“十五五”规划提出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本身即意味着公共支出结构的系统性重排。与此同时，企业在技能形成与职业能力提升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家庭则在托育、教育及代际转移中持续承担基础性责任。投资于人因此不再只是私人层面的投资决策，而越来越表现为政府、企业和家庭共同参与的安排。此外，投资于人还改变了对物质投入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既有研究通常分别讨论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而中国的政策讨论则将二者放在同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中加以考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制度供给等发展条件，只有能够进一步促成个体能力形成、创造发展机会，才能真正产生投资于人的效果。因此，投资于人并不只是增加某一类支出，更重要的是考察物质投入如何作用于人的发展，以及这种转化受到哪些条件的影响。
如果进一步比较二者的差异，可以看到，投资于人关注的已经不只是某一项教育、培训或健康投入本身，而是这些投入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其组合方式。同样规模的支出，在不同的托育体系、教育结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公共服务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能力形成结果。因此，分析投资于人时，除了考察具体投入，还需要把投入与制度条件结合起来理解。与此同时，投资于人的评价视角也有所变化。传统理论习惯于从投资者立场讨论成本与收益的匹配，而投资于人更需要从受益者立场审视机会获得、能力改善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标准由此超越收入变化而指向更宽广的福祉增进。另外，投资对象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传统分析往往预设投资对象已被清晰识别，而中国语境下的投资于人还涉及对重点群体的动态再界定。儿童早期发展、青年人力资本积累、技能转换期劳动者的再培训、老龄阶段的人力资源再开发等，均构成需要持续校准的投资对象谱系。
由此看来，投资于人并不是对既有概念的简单放大，也不只是将传统人力资本投资转化为一种政策表述。它实际上把原本分散在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放到了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围绕投资于人，需要同时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为何而投、由谁来投、投向何处。只有把这三个问题联系起来，这一概念才不至于停留在宽泛的政策表述层面。从理论发展来看，这种变化并非没有基础。舒尔茨较早以较宽的口径初步界定了对人的投资，将教育与健康纳入资本形成的分析视野；贝克尔与明瑟则通过形式化建模赋予这一传统以强大的分析力量，但同时也将其聚焦于教育回报与配置效率；后续研究虽然不断拓展分析维度，但以个体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语境下提出的投资于人，则进一步把发展目标、投资主体以及人与物之间的资源配置联系起来。就此而言，将其完全视为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化表达，可能不足以解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现实变化。
从人力资本投资到投资于人的概念演进脉络
（二）投资于人：内涵与外延
要准确把握投资于人的分析边界，尚需将其与三个相近概念加以辨析（如下表所示）。首先，投资于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联最为紧密，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人力资本投资构成前者的理论内核，尤其在教育、健康、培训等领域提供了成熟的分析工具。然而，投资于人在目标函数、投资主体与资源配置逻辑上均显著宽于人力资本投资，其实质是对后者的结构性拓展而非简单沿用。欧洲社会投资范式与投资于人也存在一定交叉，尤其是在儿童早期发展、教育投入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方面。但社会投资范式主要生成于欧洲福利国家改革的制度背景，其核心关切在于福利供给模式从补偿型向投资型的转型，［30］较少涉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配置关系问题，更未触及中国语境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统合性命题。民生支出则不能与投资于人直接画等号。民生支出侧重财政的再分配功能与公共服务供给，而投资于人则强调长期发展导向与能力形成导向。因而，公共投入即使属于民生支出，如果不能对人的能力形成或发展机会产生较为持续的影响，也不能简单纳入投资于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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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辨析，本文将投资于人界定为政府、家庭与企业为提升个体能力、改善发展机会并促进长期经济社会绩效，而在教育、健康、技能及与能力形成直接相关的发展支持等领域所进行的投入安排。这一概念至少包含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投资主体具有多元性，涵盖政府、家庭与企业，而非局限于个体或家庭的私人决策。其次，投资目标超越收入增进，兼顾机会改善与长期发展能力的增强，体现为多维福利取向。再次，投资内容具有多维性，不能缩减为受教育年限或培训支出等单一指标。最后，投入性质须具备明确的发展导向，区别于一般性的短期福利转移或消费性支出。
上述界定保留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核，同时也试图覆盖中国语境下投资于人的扩展含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与能力形成直接相关的发展支持”并不是把所有民生支出都纳入投资于人，也不是要求所有投入在短期内产生明显回报。判断一项支出是否属于投资于人，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在较长时期内改善人的发展条件、扩大人的机会集合，并提高后续能力形成的可能性。按照这一标准，具有显著能力支持功能的托育服务、基础医疗保障、职业转换培训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可纳入投资于人的分析框架；而那些主要以即时转移支付或短期救助为目标、与能力形成关联较弱的支出，则不宜直接等同于投资于人。这一界定方式也是为了保持概念的边界。如果把所有与人的福利相关的支出悉数纳入，投资于人便丧失了分析边界；若又将其收缩为受教育年限或培训经费等单一指标，则复归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的狭义框架。因此，本文实际采取的是一种能力形成导向的中间界定，人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制度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条件，但只有那些能够较为稳定地作用于能力积累和机会改善的投入，才适合纳入投资于人的分析范畴。
四、投资于人的特征事实
本文尝试从相关研究中提炼出六个较为稳定的特征事实。这里所说的特征事实，并非简单罗列文献结论，而是对研究中反复出现的经验现象做出的概括。当前投资于人的经验研究不足以形成一个封闭理论模型，因此，这些特征事实不能替代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但可以为后续理论分析提供必要的逻辑起点和经验依据。
（一）人力资本投资呈现报酬递增与社会溢出双重效应
若仅从个体工资回报的维度理解教育与培训的收益，则难以解释人力资本何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如前所述，舒尔茨已指出专业化分工、知识积累与人力资本提升所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往往超越个体层面而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他援引罗森关于专业化与人力资本关系的论述进一步阐明，诸多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明显的固定成本特征，其收益却并非随投入终止而固化，反而会在后续使用与知识扩散过程中持续递增。［31］这一判断此后获得了多重理论支撑。卢卡斯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指出高人力资本环境下的个体生产率并非仅由自身能力禀赋决定，而是深受周围人力资本存量的正向溢出影响。［32］教育回报率的经验研究亦从反面提供印证，普萨卡罗普洛斯与帕特里诺斯指出，通行的社会收益率估算无法在收益侧纳入社会收益，因而系统性低估了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33］由此观之，投资于人之所以不能单纯交由个体决策，其理由并不仅限于公平维度的考量，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结构天然具有超出私人成本-收益计算的溢出性质。正是这一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公共介入的必要性不只是伦理层面的矫正，更是效率层面的内在要求。
（二）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人力资本投资统筹效率、公平与韧性目标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首先关注的是效率问题。贝克尔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解为个体在成本与收益之间作出的理性选择，其核心是收入最大化。［34］明瑟进一步把这一框架用于解释收入分配差异，考察教育和培训投资差异如何影响个人收入并进一步塑造整体收入结构。［35］由此形成的人力资本分析传统，长期以来主要围绕投资效率展开。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单纯以投资回报率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已经难以覆盖现实政策目标。投资于人不仅要提高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也需要考虑机会公平、社会流动和风险抵御等问题。因此，效率、公平和韧性开始同时进入相关政策讨论。这并不只是价值目标的增加，也有相应的经验研究作为支撑。梁超等关于助学贷款的研究表明，面向信贷约束群体的教育投入，不仅有助于缓解机会不平等，也可能带来长期效率收益，说明公平导向的投资并不必然牺牲效率。［36］陈斌开等关于政府教育投入城乡偏向的研究则表明，教育投资结构本身会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因而投资于人的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总量扩张，也取决于结构安排。［37］格洛姆与拉维库马尔的理论研究进一步说明，在公共教育制度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会随着制度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38］由此，投资于人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如何提高投资回报率，还包括如何在效率提升、机会改善和风险抵御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这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重新讨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投资从家庭单一承担转向政府、企业与家庭协同共担
在标准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和培训投资通常被视为个体或家庭的选择，政府主要在信贷约束、信息不完全等市场失灵情形下发挥补充作用。［39］至于企业是否愿意参与人力资本投资，则与劳动力市场制度、培训类型和收益归属密切相关，阿西莫格鲁与皮施克的研究对此已有系统讨论。［40］不过，中国语境下，人力资本投入已经不再是家庭单独承担的事务，而逐渐呈现政府、企业和家庭共同参与的格局。在政府层面，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意味着公共部门不再只是事后弥补市场不足，而是在能力形成过程中承担更主动的建设责任。在企业层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使企业越来越难以置身于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之外。家庭虽然仍然是托育、教育和代际投入的重要承担者，但其中一部分成本正在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企业培训机制被分担。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结构性转变。比如，姚先国、翁杰关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表明，企业投资确实受到收益外溢、员工流动和激励约束的影响，但这也说明制度安排对于激发企业投资意愿具有关键作用。［41］杜丽群、王欢从家庭经济学视角指出，家庭资源配置和代际动机仍然深刻影响人力资本形成。［42］因此，现实中需要讨论的已经不是哪个主体承担全部投资，而是不同主体之间如何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政府、企业和家庭在投资于人过程中承担的功能并不相同，其投入方式、成本承担和收益获得也存在差异。
（四）能力度量从受教育年限向多维技能结构拓展
受教育年限长期被用作人力资本的核心代理变量，原因并不只是它具有理论意义，也在于它便于统计、比较和跨国追踪。但随着教育普及程度提高，仅用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的局限日益凸显。相同的受教育年限并不意味着相同的知识质量、健康水平、认知能力或职业技能，更难以反映数字技能、非认知能力等新型能力差异。格罗斯曼将健康纳入人力资本分析，表明人的生产能力并不只来源于知识资本，健康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本存量。［43］库尼亚与赫克曼进一步指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形成过程中相互影响、动态累积，其作用无法被压缩为单一的教育年限指标。［44］近年来的前沿研究进一步支持上述判断。多恩等学者利用LinkedIn职业档案构建的多维技能框架表明技能差异对收入分化的解释力远超受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的传统组合，这意味着以单一代理变量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做法面临系统性偏误风险。［45］如前文所论，自动化技术通过任务替代重划了人机分工边界，由此引发的技能需求变化要求度量指标从受教育年限转向对任务胜任能力的多维刻画。中国当前的政策实践也支持这一判断。就业促进、技能提升、公共健康、托育服务、积极应对老龄化以及收入分配调节等政策，均说明投资于人所面向的能力结构已经明显超出传统教育维度。李晓曼等强调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认知技能的重要性，［46］刘甲楠与邢春冰关于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的研究，则从需求侧说明技能结构重组已经成为现实问题。［47］王林辉等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机器人应用通过增加复杂问题解决技能、资源管理技能和社交技能等职业可迁移技能需求，使得岗位任务从常规化、标准化操作转向非常规、高复杂性任务，对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48］这些发现共同说明，投资于人所面向的能力结构不仅在维度上超越受教育年限，更在动态性上呈现被技术变革持续重塑的特征。
（五）少子老龄化叠加下全生命周期再投资特征日益显著
全生命周期视角之所以在当前更加重要，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叠加深化有关。少子化意味着新增劳动力规模持续收缩，单个世代人力资本质量对长期增长的约束作用显著增强。老龄化则表明存量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延长、技能维护需求增大、中后期再投资的必要性上升。琼斯从思想生产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出发指出，当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导致人口下降时，创新活动所依赖的人口基础将被削弱，长期增长面临停滞风险。［49］这一结论说明，在人口增量趋弱的条件下，提升存量人口的能力水平和更新效率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两者叠加的结果是，投资时序不能再以早期集中投入、此后收获回报的线性模式加以理解，而须转向覆盖完整生命历程的动态配置。本-波拉斯的模型说明，随着年龄增长，投资回收期缩短，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激励会逐渐下降。［50］赫克曼等人的研究则表明，早期能力形成具有动态互补性，早期投入能够强化后续学习和技能积累，从而提高后续投资回报。［51］这也是“赫克曼曲线”在教育和人力资本政策讨论中长期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赫克曼团队近年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早期教育干预的收益不仅惠及受助者本人，更通过改善其成年后的养育行为和家庭环境而惠及下一代，呈现显著的代际传递特征。［52］这说明早期投资的重要性与全生命周期投资并不矛盾，前者强调能力形成的基础作用，后者则要求关注能力在成年以后如何继续保持、更新和使用。与此同时，汉努谢克等学者基于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IAAC-L）大规模认知技能追踪数据的最新研究揭示，成人期的认知能力并非不可逆地衰退，而是呈现显著的用进废退特征，即持续使用读写和计算技能的劳动者，其能力衰减速度明显慢于不再使用这些技能的群体。［53］这意味着，全生命周期投资的理论根据不仅来自人口结构的外部约束，更来自能力形成过程本身的微观机制。但在中国当前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问题不能停留在是否重视早期投资上。更重要的是，不能把早期投资高回报简单理解为只需要前端投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使存量人力资本的维护、更新和再配置变得更加重要。宋健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指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以提质替代增量、以人才替代人力，2001—2020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由8.4年提高到10.7年，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年均增长达9.4%，说明劳动力质量提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量下降。［54］同时，退休年龄调整和职业生命周期延长也改变了中后期人力资本再投资的收益结构。汪伟、王文鹏的世代交叠模型显示，预期寿命延长虽然提高了人力资本生命周期总回报，但也可能通过收入效应诱导劳动者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缩短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年限。［55］邱牧远等的研究则表明，延迟退休不仅有助于缓解养老金财政压力，也会通过延长人力资本的使用期限提高个体追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从而提升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56］此外，技术迭代加快导致技能折旧速度上升，终身学习需求随之增强，这要求政策视野从儿童和青年阶段扩展到完整生命周期。陆杰华关于银发经济的讨论，正是这一趋势在中国语境中的体现。［57］
（六）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关系呈现发展阶段依赖的互补性
既有增长理论并非忽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互补关系，卢卡斯、罗默以降的内生增长模型已充分讨论了两类资本的交互效应，本哈比卜和斯皮格尔关于技术吸收的研究亦明确将人力资本存量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条件变量。［58］然而在大量经验研究与政策实践中，二者的配置决策仍常被分置于不同分析框架和预算科目加以处理，其动态协同的必要条件、作用边界与制度激励机制尚未得到充分展开。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中已指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虽同具资本属性，但其异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不可简单等同，更非机械替代。［59］从中国经验看，教育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提升之间的互补性也已得到经验支持。［60］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互补关系并非静态恒定，而是随发展阶段的演进呈现结构性转换。［61］在经济起点较低的阶段，物质资本稀缺而人力资本同质化程度较高，两类投入在有限资源约束下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当物质资本积累日趋充裕、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短缺日益凸显时，互补效应则显著增强，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当前语境之所以强调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深度融合，恰恰映射出这一配置逻辑正经历从竞争性替代向互补性协同的根本转变。
五、投资于人的理论框架
前文分别从理论演进、概念界定和经验特征三个层面展开了讨论，但这些内容本身尚不构成一个统一的分析工具。要回答投资于人对传统理论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还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把六个特征事实联结起来的逻辑链条，并为其提供微观层面的理论根据。本文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主流应用方式主要有三点不同。首先，以报酬递增与市场机制不足而非报酬递减作为逻辑起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资源配置充分性的判断，若收益结构内嵌递增性与溢出性，则个体决策的加总便不再自动等价于社会最优。其次，效率、公平和韧性不再被看作彼此独立的政策目标，而是共同进入投资于人的制度安排之中。最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产权属性上的差异，为二者的协同配置提供了微观解释。由于两类资本在可让渡性、可抵押性和控制权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也不能简单按照同一种最优化逻辑分别处理。少子老龄化、智能化技术扩散以及物质资本边际贡献趋弱，则构成这一分析框架所面对的现实条件。三者共同改变了人力资本形成、使用和配置的约束条件。基于此，本文从逻辑起点、机制链条和微观基础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逻辑起点：报酬递增与市场机制不足
前文所讨论的六个特征事实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可以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结构出发得到一定程度的贯通。这条逻辑链的起点，即前文已充分论证的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特征。若人力资本投资仅为普通的私人决策，其资源配置大体可交由个体基于成本收益权衡自主完成；一旦其收益结构内嵌溢出性、递增性与外部性，个体层面的最优选择便不再自动等价于社会最优。在这一意义上，传统市场机制并非完全失效，而是存在其自身难以解决的局限。若进一步结合前文所论的特定发展情境加以审视，则这一逻辑起点的现实紧迫性更为凸显。少子老龄化使存量人力资本的维护和更新越来越重要，而这并不是单个劳动者通过私人决策就能够充分解决的问题。智能化技术的扩散又使技能结构和劳动任务发生较快变化，部分能力的折旧和重新组合超出了传统教育投资决策所能够覆盖的范围。与此同时，物质资本积累不断深化，也使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来源。这些变化共同提高了社会层面参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投资于人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本由家庭承担的教育或健康支出予以扩大化，而是在承认市场机制有限性的前提下，重新界定社会在能力形成相关资源配置中的制度角色。这一点也意味着，不能把投资于人简单理解为一种补缺型政策。如果其理论基础仅限于市场失灵，那么政府介入的逻辑不过是在个别环节填补市场留下的缺口。但如果其理论基础还涵盖报酬递增、外部效应与发展阶段转换，则投资于人便具有了远超补缺的结构性意涵，它不仅是对市场机制覆盖盲区的修补，更是在增长方式、人口结构与技术条件发生深层变化的背景下，对资源配置重新进行的主动性、系统性调整。
因此，投资于人既是公共政策议题，更是发展方式命题。林毅夫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介入不仅是对市场失灵的被动矫正，更是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主动促进。［62］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理解投资于人的制度逻辑，其政策依据不止于弥补个体投资的不足，更在于顺应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要求，对资源配置重心实施结构性再调整。
（二）机制链条：从多目标到协同配置
在确定上述逻辑起点之后，投资于人的具体配置问题也随之展开。首先是投资目标的重新界定。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以效率为核心关切，而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中，公平与韧性已被纳入政策目标函数，形成效率、公平与韧性的多维结构。目标函数的扩展，必然要求投资主体的制度安排作出相应调整。既然社会韧性与机会公平无法由个体收益计算自动生成，则政府与企业的制度性介入便具有了内在必要性。然而，多主体参与本身并不自动解决问题，真正关键的是投向何处、如何投入以及何时投入。当人力资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多维能力结构而非教育年限的单一维度时，投资内容便须从教育长度拓展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健康资本与技能结构等多元领域。而当人口老龄化、技能加速折旧与职业生命周期延长三重趋势叠加时，投资时序亦不能再以儿童和青年阶段为轴心，而须转向覆盖完整生命周期的动态配置。
如果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投资于人的配置逻辑实际上涉及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第一层为收益结构判断，即确认人力资本投资内嵌外部性与报酬递增特征，因而资源配置不能完全交由私人成本收益计算。第二层为目标结构判断，即确认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目标已从单一效率扩展为效率、公平与韧性的复合函数，三者须被同时纳入决策考量。第三层为组织结构判断，即在多重目标约束下，政府、家庭与企业的责任边界须被重新划定。第四层为配置结构判断，即在多主体框架内决定投入的维度、时序与协同方式。其中，多维度对应能力构成已无法以单一教育变量加以概括这一事实；动态配置对应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与不同技术条件下投资回报率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一规律；协同配置则对应物质资本、制度条件与人的能力形成之间存在相互嵌入关系这一特征。三者共同构成了投资于人区别于传统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内核。进一步看，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并非仅由其自身规模决定，而是受到基础设施、技术条件、公共服务供给与制度环境等物质条件的深层制约。因此，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预算科目，而是需要统筹考量的配置关系。由此形成的完整机制链条可概括为，报酬递增与外部效应解释了为何个体决策不足以实现最优配置；多重目标结构说明了为何制度性介入不可或缺；多主体分工、多维能力拓展与全生命周期配置回答了投资如何组织的问题；而协同配置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投资如何嵌入更大的发展框架，从而实现物质资本积累与人的能力形成之间的深度耦合。
（三）微观基础：资本异质性与协同配置
上述机制链条主要在宏观层面解释了投资于人的制度逻辑，然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为何不能简单并列，还需要从微观层面进一步说明。舒尔茨早已指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虽同具资本属性，但二者在收益归属与配置方式上存在重要差异。人力资本天然附着于其所有者本人，不可能像物质资本那样脱离个人独立配置。物质资本的可抵押性与控制权的可配置性，也意味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迥异的激励基础。若人力资本确具不可分离性与不可抵押性，而物质资本则在可抵押性与控制权配置上占据结构优势，则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便绝非两类同质支出的简单替代，而是两类异质资本在不同产权结构与激励条件下的配置问题。协同配置的内涵不应被窄化为两类投入的简单加总，而应理解为在异质资本条件下对其作用方式的系统性重组。
这一微观基础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将投资于人从道义性叙事重新拉回经济学分析的轨道。既然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产权属性，那么接下来就需要考察投资收益由谁获得、投资风险由谁承担，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如何形成有效激励。物质资本可借助所有权界定、抵押机制与控制权配置实现相对清晰的投资回收；而人力资本则受制于主体自主性、迁移可能性与能力不可剥离性的多重约束，这决定了投资于人的制度安排天然更为复杂。由此，政府为何介入、企业为何投资不足、家庭为何受制于收入与预期约束，便不再仅是经验层面的观察描述，而是可以从资本异质性这一理论原点出发获得系统性解释的命题。
六、未来研究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之一是人的现代化。投资于人作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实践命题，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持续推进，更需要系统性的理论支撑。构建中国投资于人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这一议题从政策话语走向学理建构的关键一步。未来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一）多目标框架下的投资配置优化
首要问题在于当效率、公平与韧性三重目标并存时，投资于人的资源配置应如何展开。传统模型大多假定目标单一，而现实政策往往必须同时回应增长、分配与风险应对的多重诉求。未来研究可尝试将这三类目标加以操作化，并系统考察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与不同主体结构下，三者究竟表现为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前文所论及的公共教育投入偏向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等经验研究，已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路径。
这一问题还涉及政策资源如何配置。教育、医疗、托育、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往往分散于不同的政策体系之中，若缺乏统一的目标识别与绩效评估机制，资源投入极易陷入各自优化、整体失配的困境。因而，与其单独比较某一种政策工具的效果，不如进一步考察不同投入组合能否同时改善生产率、发展机会和风险抵御能力。前文关于公共教育投入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为开展这种比较提供了基础。
（二）多维人力资本的度量体系构建
当受教育年限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人的能力时，如何测量人力资本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问题涵盖两个层面，一是投入侧指标的设计逻辑，二是结果侧变量的扩展路径。已有研究已经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健康和技能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如何把不同维度组织起来，仍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尤须警惕的是指标堆砌倾向，多维度测量绝不意味着将所有可得变量简单叠加，而须严格区分三类指标，即反映能力存量的指标、反映能力形成条件的指标，以及反映能力转化效果的指标。若此区分模糊，研究者极易在同一指数中混淆投入、过程与结果变量，非但无法提升测量精度，反而会显著削弱解释力。因此，未来研究需要首先把这些指标区分开来，再讨论不同能力维度之间的关系。围绕认知能力、健康资本、数字技能、非认知能力以及制度支持条件建立具有层次性的测量体系，可能比简单增加指标数量更有意义。这样才能进一步回答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究竟如何形成，以及不同投资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结果。
（三）全生命周期投资的时序安排
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转型，使得投资时序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是否应优先早期投资”的静态判断，而是转向不同年龄阶段如何最优组合投资的动态命题。未来研究可在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同步纳入退休年龄调整、技能折旧加速与多维能力异质性等多重因素，从而系统探讨不同人口结构条件下的最优投资比例配置。前文所论及的预期寿命与退休行为、延迟退休与人力资本再投资等研究，已为这一方向奠定了较好的分析起点。
然而，更具实质性的推进，要求将儿童、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群体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加以考察，而非沿用传统做法将其分拆处理。这一方向的核心难点在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投资目标、回收期结构与外部效应存在本质差异。儿童阶段的投资侧重基础能力奠定与长期动态互补效应的培育；中青年阶段的投资更多关联教育分流、技能升级与岗位转换；老年阶段的投资则聚焦于健康维护、工作能力延展与脆弱性降低。三者的投资逻辑并不一样。如果把这些投资简单放在一起比较，很容易掩盖它们之间的差异。因而，全生命周期投资更需要被理解为一种动态配置，而不是把不同年龄群体简单并列。
（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机制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是前文理论框架中尚未充分展开的部分。现有讨论更多停留在政策层面的规范性判断，对于二者究竟如何产生协同效应，仍缺乏足够的形式化解释。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置于同一增长模型中，考察两类资本之间的联合生产关系。同时，也可以利用区域或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教育、健康、公共服务、技术吸收等领域中的联合效应进行经验检验。这里真正值得回答的问题并非二者是否互补，而是互补效应在何种条件下显现、在哪一发展阶段更为显著、又经由何种微观机制传导。除此之外，研究还可将互补关系区分为直接互补与间接互补两种类型。前者指教育基础设施、医疗资源与公共服务的改善直接提升能力形成效率；后者则指技术设备更新、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基础设施扩展，通过重塑岗位结构与能力需求，间接抬升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这一区分的理论价值在于，为“同样增加投资而政策效果迥异”这一经验谜题提供了结构性解释。对经验研究而言，区分两类互补关系亦有助于精准识别作用通道，避免将异质效应混同为单一的互补性估计。
总体而言，上述四个方向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多目标配置需要更可靠的度量工具，全生命周期投资需要解决不同阶段能力变化的测量问题，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机制又涉及能力形成与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未来如果能够在理论模型、经验数据和政策实践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投资于人就可以逐步从一个重要的政策概念转化为具有明确边界和可检验命题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蔡昉：《人口红利：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框架》，《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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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欧文·费雪：《资本和收入的性质》，谷宏伟、卢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54页。
［11］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no.1（1961），pp.1-17.
［12］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吴珠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作者前言”，第4页。
［13］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Man：An Economist’s View，”Social Service Review，vol.33，no.2 （1959），pp.109-117.
［14］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刘群艺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22-27页。
［15］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第3版）》，陈耿宣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8-36页。
［16］Jacob Mincer，Schooling，Experience，and Earnings，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p.41-63.相关理论中译参见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译者序”第ⅳ页、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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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第25页。原文引自Sherwin Rosen，“Special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vol.1，no.1（1983），pp.43-49.
［32］Lucas，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p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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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Daron Acemoglu and Jrn-Steffen Pischke，“Why Do Firms Train?Theory and Evi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3，no.1（1998），pp.7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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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Michael Grossman，“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0，no.2（1972），pp.22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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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Ben-Porath，“The P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Life Cycle of Earnings，”pp.35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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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Jorge Luis García et al.，The Dynastic Benefit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NBER Working Paper，no.290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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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宋健：《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中国人口均衡发展》，《四川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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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马海涛、朱梦珂：《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展：理论框架、演进逻辑与财税支持政策》，《当代财经》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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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