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具有引发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巨大潜能，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人工智能时代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交汇，对中国经济学发展提出了中国特色鲜明和时代引领性强的建构要求。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在学科建设、理论建构和叙事模式等方面与时代需求存在明显脱节。本文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经济学建设“何以自主”这一关键问题，基于“以中国理解中国、以中国理解世界、以世界理解中国、以世界理解世界”的“四重理解”建构逻辑，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协同视角展开了整体性研究。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中国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建构中国特色鲜明、时代引领性强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建构需要遵循“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与时俱进、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总体思路，建构路径包括明晰学科设置主线和重构学科体系，推动理论和方法创新，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多层次理论叙事模式等。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 中国经济学/ “两个结合”/ 自主知识体系/
原文出处：《中国工业经济》(京)2025年第8期 第5-25页
作者简介：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朱正浩，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商务贸易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赵志栋(通讯作者)，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金融学博士，电子邮箱：Zhidong.zhao@nottingham.edu.cn。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机理与路径研究”(批准号19ZDA077)。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面向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实践，密切结合社会制度和优秀历史文化，总结提炼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逻辑自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能够独领风骚并引领世界。人工智能(AI)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经济学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当前，AI技术及其产业化呈现爆发式指数级增长态势，具有引发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巨大潜力。201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AI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②
AI时代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交汇，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建设的时代背景。学术界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日益深入，已就中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AI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机器学习对研究范式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取得了积极进展。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缺乏对“三大体系”内在关系整合的探讨；二是对“应该构建怎样的中国经济学”讨论较多，而对“如何实现建构”的探索不充分；三是对“两个结合”在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如何落地的研究较为有限；四是尚未系统回应AI时代下经济运行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
本研究聚焦AI时代中国经济学建设“何以自主”这一关键问题，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基于“以中国理解中国、以中国理解世界、以世界理解中国、以世界理解世界”的“四重理解”建构逻辑，根据“背景与问题—挑战与机遇—建构遵循、目标与思路—建构路径”的技术路线，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协同视角对AI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展开了整体性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较为系统地探讨了AI对技术经济范式和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以及给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二是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以“四重理解”为建构逻辑，以“三大体系”建设为建构内容，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整体框架，探索在中外理论互鉴与本土实践深度融合中实现理论自主的路径；三是阐释了AI时代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路径，为探索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种思路参考。
二、时代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类正迈入数字化发展的高级阶段——AI时代。在这一时代，AI技术与其他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AI为代表的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核心动力，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③，同时为中国经济学建设注入了时代内涵。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学面临新的战略任务是：如何在AI技术变革浪潮中，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与AI发展的战略需求，推进经济学自主创新，建构根植中国现实、赓续中国文化、引领时代前沿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1.AI拥有引发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巨大潜力
AI同时具备GPTs和发明方法的特性，具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及整个社会的潜力(Agrawal et al.，2019)。根据Bresnahan and Trajtenberg(1995)的定义，GPTs需要具备三个核心特征：广泛使用性、持续的技术改进能力、在应用行业中引发互补式创新。早期研究从广泛使用性视角判断AI是否能够成为GPTs，例如，Liu et al.(2021)基于1991-2020年383168个AI专利族，发现AI正成为一种GPTs，其应用遍布医疗、健康、金融和教育等多个领域。最新研究提供了AI作为GPTs的实证证据，例如，Goldfarb et al.(2023)抓取2010-2019年美国市场上在线发布的全部招聘岗位列出的技能信息，实证发现机器学习具备GPTs所要求的全部三个特征。Htte et al.(2023)基于关键词法、科学引文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分类法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分类法，对1990-2019年授予的美国专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均支持AI技术满足GPTs的三大特征。Agrawal et al.(2023)基于医疗决策案例分析，发现作为GPTs的AI技术的成功采纳需要博弈、制度变革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这一系列研究为AI成为增长引擎的GPTs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
AI作为一种GPTs，具备引发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巨大潜力。技术经济范式是一套占支配地位的通用技术体系和相关的经济组织模式，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范式”或“技术样式”(Freeman，1991)。当某一组技术渗透到经济系统的众多产品和工艺中，显著降低成本且长期无限供给，就有望成为引领下一代技术经济范式的“催化剂”(Perez，1983)。尽管存在一定争议，但是AI拥有引发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巨大潜力④。然而，潜力兑现需要经历广泛新技术涌现、建成环境以及技术所依赖的组织制度三者之间的复杂匹配与相互调整过程(Freeman，1991)。新范式形成依赖于革命性产品、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扩散速度。AI技术的发展与扩散，正通过一个持续演化的结构调整过程，重构企业竞争格局、产品创新模式、产业组织结构，乃至经济增长方式。早期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AI对经济增长、产业组织、创新、劳动要素等方面影响，随着AI应用的扩散，微观层面的影响涵盖了消费者行为、市场竞争、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多个方面，例如，算法定价对企业盈利和消费者福利产生了影响(Dubé and Misra，2023)，AI应用通过增加知识多样性、打破组织惯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机制促进了企业创新(李玉花等，2024)。从中长期影响看，AI辅助显著提高了员工的生产力，并且低技能员工生产力提升更为显著(Brynjolfsson et al.，2025)。中观层面影响包括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重构、技术扩散与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产业政策与监管等方面，例如，AI促进了产业内的包容性增长，构建和部署产业AI能力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基础(Ritala et al.，2024)，AI凭借渗透性、协同性、替代性和创造性等技术经济特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产业体系(戚聿东和沈天洋，2024)。宏观层面影响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调整与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格局重构等方面，例如，Trammell and Korinek(2023)指出，AI改变了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推动了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2.AI助力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
AI应用对经济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影响(Athey，2019)。根据李国杰(2024)的理解，研究范式可定义为“从宏观角度看到的科学研究方式”。综合已有研究，AI应用正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等多维度推动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研究对象上，自主感知、决策和执行任务的人工智能体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例如，随着算法在商品和服务定价方面的广泛应用，实验研究发现算法定价会收取超竞争性价格(Calvano et al.，2020)。研究方法方面，随着机器学习与计量经济学的深度融合，AI应用已显著影响经济研究中的变量选择、研究假设、事件预测和因果推断等，新方法层出不穷，例如，Ludwig and Mullainathan(2024)提出了一个利用机器学习系统化生成假设的框架，探索并验证了法官对嫌疑人面部特征的潜在偏见，使以往高度依赖个体直觉的假设生成过程转变为可复制、标准化、数据驱动的科学流程。此外，随着ChatGPT和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的发展，AIGC在创意生成、写作辅助、文献综述、数据分析、编程支持及数学推导等环节提升了研究的效率和质量(Korinek，2023)。
为了有效应对高维数据和组合爆炸问题，经济学研究过程更加依靠大模型为特征的科研平台。研究过程正逐渐从模型驱动的“假设—演绎—验证”模式，向大模型驱动的“探索—发现—解释”模式转变。新模式以大数据为基础，以算法为工具，从数据中挖掘潜在模式，实现对经济现象可能规律的“发现”。然而，由于算法的“黑箱”属性，必须与经济理论相结合，通过严谨的因果推断方法加以检验，算法才能拥有经济可解释性，实现从相关性向因果性、从现象向理论的转化。正如Athey(2019)指出的，机器学习将大幅提升经济学分析能力，但不会取代对因果与机制的深度思考。跨学科合作正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式，AI嵌入扩大了经济学研究范畴，经济学研究逐渐拓展到算法治理、AI伦理等前沿领域，并向高度交叉融合的科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家与数据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深度合作，正在推动计算社会科学、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数据经济学等学科发展。
3.时代要求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现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AI创新成果集中爆发的技术奇点期，以及AI经济奇点的蓄势待发期。AI时代到来，为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例如，AI时代进一步凸显了市场与政府协同的重要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治理、协调作用，成为重要议题。有研究指出，在AI发展初期，政府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推动经济进入AI变革的内生动态路径(郭凯明等，2023)。AI时代到来，也为中国经济治理带来了深刻变革，正在催生如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市场、平台监管机制和算法治理规则等关键制度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发展正面临双重任务，一是中国特色鲜明，必须嵌入中国情境，深入挖掘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制度逻辑、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新理论和新话语，用于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并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二是时代引领性强，需要紧跟AI时代步伐，在经济实践中重新审视传统理论，推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识旋转门”，逐步形成具有稳定架构和自洽逻辑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适应并引领AI时代的经济实践。
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学在学科建设、理论建构和叙事模式等多个方面与现实需求存在脱节，主要表现为：一是与中国实践和文化根基脱节，二是与AI时代需求脱节。在学科结构上，当前学科分类与课程设置主线不够清晰，对以数据要素和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现象回应不足，体现中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经济治理智慧的学科门类有待强化。在理论构建上，仍存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未能充分回应AI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需求，对技术经济新范式下经济活动特征的系统性阐释不足，特别是与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的融合度不高，例如，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AI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未在理论上得到全面阐释。长期以来，脱离中国实践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还没有被全面反思和打破，“拿来主义”“照搬照抄”的“学徒化”路径仍未被真正突破。扎根中国实践、体现中国文化根基的标识性概念与叙事模式尚待发展，原创性叙事能力仍显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⑤面对AI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要求，如何破解“两个脱节”困局，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经济学人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
三、AI时代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挑战与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内涵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外延上借鉴和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是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⑥，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旗帜与灵魂。在这一思想引领下，近年来，中国学者已就什么是中国经济学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程霖等(2020)提出中国经济学应满足五方面要求，即研究主体主要是中国人士，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经济，研究方法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开放、批判地吸收创新，研究目标应兼顾解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提炼一般性经济规律，研究旨归应确立一种独特、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体系。谢伏瞻(2022)进一步从特征维度总结了中国经济学三大特征，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具有重大理论创新的经济学，还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并指出建构学理化和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已成为中国经济学人的重大使命。经济学知识体系是由经济学概念、原理和方法按照逻辑关系构成的总体，包括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新华，2023)。其中，学科体系提供了按照科学关联构成的学科结构，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性架构，决定“研究什么”，通过明确研究对象和定位、确立学科分类、建构教材体系与人才培养框架，保障研究的方向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学术体系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包括作为知识的学术、为学术服务的组织及惯例，以及从属于学术的活动和文化，学术体系决定“如何研究”，是推动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关键。话语体系是在特定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标识性概念与叙事模式，是经济学价值观念的传播途径与表达方式，解决“为谁研究、为谁发声”的根本问题。进入AI时代，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机遇。
1.学科体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挑战方面。首先，学科设置未能充分预见AI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趋势和新挑战。AI正在引发价值创造、劳动关系和分配结构的系统性变化。以数字劳动为例，劳动本身的从属方式、劳动资料的提供方式、劳动过程的监督方式、劳动产品的归属方式、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劳动权益的保护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如何体现工业化时代劳动的共性与特性？在人机关系上，历经人与机器的操作、交互和融合关系的演变，工业化时代的劳动价值如何精准剥离？此外，智能化到来还引发了社会伦理问题。面对这些变化，经济学学科体系亟须重构其研究边界与理论核心，将AI技术扩散所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纳入学科框架，无论政治经济学，还是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所有二级学科，都面临着诸如此类的挑战。其次，经济学学科体系设置主线不明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逐步融入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体系，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学科的双轨体系。然而，两种理论体系在假设前提、分析工具、理论框架及逻辑推导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经济学多基于个人理性、市场均衡和资源配置等假设，强调市场调节的效率；而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出发，侧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中西方价值观的冲突：西方经济学以“理性人假设”“小政府大社会”等为代表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等价值观不符，也难以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合观和民本思想。这一问题可能在AI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因为算法体现了开发者的价值偏好。学科体系设置主线不清晰，导致当前经济学科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框架，在经济学二级学科设置中，仅有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内涵，导致高校在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中边缘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林毅夫，2021)。最后，教材建设方面，学术论文发表、理论提炼和教材编写相对脱节，难以形成清晰明确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演进脉络(陈彦斌，2025)。
机遇方面。AI作为GPTs，正在深刻改变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实现方式，为中国经济学打开了发展空间。例如，借助智能出版，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形式、精神、价值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创造性转化(揭其涛和黄三乐，2023)，为构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提供了现实路径。此外，人工智能体的介入拓展了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而机器学习方法的引入则丰富了研究工具与方法论体系。新机遇还来自AI时代学科交叉融合，例如，大语言模型应用使得通过高频和实时海量微观数据研究宏观经济行为成为可能，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学科界限日益模糊，大模型方法有望为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提供新的典型经验特征事实和洞见(洪永淼和汪寿阳，2024)。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拓宽了经济学研究边界，例如，由经济学、管理学与计算机技术交叉融合形成的计算经济学，推动了数据和理论双向驱动的实证研究，为开拓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基础(熊航等，2022)。大数据、机器学习与经典理论的有机融合，推动经济学学科内容框架扩展，也为新型教材建设和复合型人才培育提供了机会。
2.学术体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正面临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挑战。关于历史欠账问题。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渐进式改革推进的，由此涌现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实践经验。例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解决了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追赶中面临的资本积累不足、后发优势难以有效利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陈彦斌，2025)，新型举国体制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等。然而，这些实践经验尚未得到系统化的理论提炼。历史欠账的根源在于当前学术理论建构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拿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的“学徒化”倾向还未彻底扭转，学术理论与中国现象融合度不高。关于现实挑战问题。一是经济学研究命题设定缺乏自主性。不少研究者仍然习惯于跟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对AI时代中国实践的独特理论命题关注不够。二是经济学理论对AI时代经济活动新特征阐释不足，与中国现象、中国元素的融合度不高。例如，随着AI时代大数据作用的凸显，在以往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基础上，数据已作为第七生产要素被提出。但数据究竟如何被纳入生产函数、如何参与价值创造过程、如何确权和定价、如何参与市场交换、如何按贡献参与分配获取报酬，等等，理论回应相对滞后，也制约着数据市场的发展。三是对AI风险的预防与监管研究薄弱。诸如深度伪造、算法“黑箱”、机器偏见与“幻觉”、大数据杀熟、平台垄断与剥削、信息茧房与数字鸿沟、数据安全等问题，亟待加强理论研究。四是学术生态环境问题。评价体系的量化导向使得学者们更注重发表“短平快”的成果，对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追求使得学术命题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对AI时代中国经济实践的深度挖掘，许多研究以中国背景验证西方理论，导致原创性不足。学术共同体缺位，缺乏跨学科合作，研究者与企业、政府的互动流于形式，难以提炼出真问题。此外，科研管理制度僵化，高原创性研究难以获得资助，等等。
机遇方面。首先，AI技术扩散为经济学术语革命和理论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术语革命包含创造新概念和重新解释旧概念两种形式(顾海良，2016)，AI时代涌现的许多新概念，如算法定价、价值对齐、幽灵劳动、智能制造、智能体社交、智能决策、AI伦理等，需要得到系统化的理论提炼。其次，AI时代的中国实践为标识性概念凝练与原创性经济理论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数字中国”、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原创性概念与理论持续涌现。再次，AI时代到来，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其他有益知识融合创新提供了可能。以平台规制研究为例，近年来中国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主张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再生产作为平台规则依据，融合商业资本、生产价格、地租以及垄断价格、双边市场等多重理论，考察不同市场结构与数据权属下商业数字平台的利润与租金，提出综合性、整体性和异质性的平台规制策略(乔晓楠等，2024)。最后，AI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倒逼经济学回归对价值目标的追问，在这一转向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例如，民本理念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获得了融入现代学术体系的理论通道。
3.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标识性概念和叙事模式是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在AI时代，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面临新挑战。首先，标识性概念提炼能力不足。存在“政策—实践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割裂”的问题，这种断裂使得政策实践与学术理论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许多AI时代的政策概念和实践现象尚未转化为标识性概念。其次，过度依赖西方理论的叙事模式。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是“通过采纳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彻底的还原论研究模式，努力获得科学的头衔”(霍奇逊，2017)，主张所有社会现象的结构和变化根据个体特性、目标、信念在原则上可被解释的教条，强调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必须还原为组成它们的个体和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特性，即微观基础。然而，这种叙事模式往往忽视了制度、历史和社会情境因素。在面对AI时代中国经济实践时，中国学者很难通过“拿来主义”的方式，以还原论叙事模式“照着讲中国故事”。究其原因，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在AI技术的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互补技术的产生、引入和应用，会受到原有经济生产模式、劳工技能就业、制度环境等因素影响。中外在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理念与经济治理模式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加之中国正处于深刻社会转型期，这种现实情境决定了简单照搬西方叙事模式不可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实践。这也凸显了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性：唯有在指导思想上将马克思主义实践逻辑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可能突破西方还原论叙事的局限，重建符合中国情境的叙事框架，推动中国经济学叙事从“照着讲”走向“讲清楚”、从“拿来主义”走向自主建构。最后的挑战是学术话语“说了传不开”。一方面，AI时代经济学概念和叙事较为抽象，甚至晦涩难懂，而大众传播要求生动、易于理解，这种不匹配限制了经济学理论的普及；另一方面，如何建构能够与全球经济学术界有效沟通的学术话语也是一个挑战。
机遇方面。首先，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为AI时代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等新概念和新理论，已产生了全球影响力。其次，AI时代为经济学研究范式变革创造新机遇。通用大语言模型涌现将定性与定量分析融合在一起，模型维度越高、训练文本数据越多，定性分析的准确性、逻辑性与智能性也就越高(洪永淼和汪寿阳，2024)，这为破除还原论叙事模式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助于中国经济学者建构能够深刻理解集体行为和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叙事模式，更好地总结中国经验。最后，AIGC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媒介叙事效果，增强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张奎和王秀伟，2025)，推动经济学话语体系更具本土意蕴与全球表达力。
四、AI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遵循和目标
“三大体系”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然而，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并非基于“三大体系”的简单拼接。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根本遵循，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立足“以中国理解中国、以中国理解世界、以世界理解中国、以世界理解世界”的逻辑，明确建构目标和发展思路，才能推动“三大体系”在学理逻辑、现实基础、文化根基与价值导向上的深度耦合，并转化为回应AI时代中国实践重大命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进而建构起真正自主的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
1.中国自主的“四重理解”逻辑与“两个结合”根本遵循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是中国特色，关键要看主体性和原创性。无论是拿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还是用西方理论接着讲中国故事，都不可能产生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因为本质上这是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试图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以世界为方法构建起来的中国学，是以西方为标准反向定义的中国学，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沟口雄三，2011)。由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应首先厘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法论，参考孙乐强(2023)的理解，本文归纳出“四重理解”逻辑(如图1所示)。一是以中国理解中国，也就是以中国为方法论理解中国。强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必须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经济思想与治国理政经验，建构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二是以中国理解世界。通过提炼具有一般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和经济理论，将中国特殊经验上升为能够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原创性理论。这种理解不是对既有西方理论范式的简单跟随或验证，而是在平等对话中以中国视角参与世界经济学知识创造。三是以世界理解中国。这并非回到“以西释中”的老路，而是打破西方经济学中心论，突出多样性世界中的中国。这一平等视角有助于搜索、鉴别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用以解释和阐述中国经济现象(如图1所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平等交流互鉴还有助于从全球视野出发，全面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世界价值和历史定位。四是以世界理解世界。AI时代，西方理论正越来越难以解释气候变化、技术异化、社会分化、全球失衡等系列问题。相较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⑦因此，在世界经济学重构过程中，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所蕴含的整体观、民本观、协同观与共生观，为重新理解人与自然、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等重大问题提供了价值坐标。
图1 基于“两个结合”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目标与思路
要将中国实践提炼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必须以“两个结合”作为根本遵循。首先，“两个结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障了中国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键在于回答好“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在AI技术扩散引发技能和就业极化现象、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情势下，尤其需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⑨，保障技术进步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两个结合”保障了中国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使中国经济学在应对AI时代重大变革时，能够突破西方经济学以效率与个体理性为核心的分析逻辑，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逻辑，这是中国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自主的价值基础。其次，“第一个结合”指引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命题和创新发展。中国经济学发展不应机械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话语(顾海良，2024)，而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AI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学理逻辑与现实基础深度耦合。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加速演进、数字经济深度扩展、平台型组织形态重构、算法主导下的劳动分工变革等背景下，应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把握生产关系调整趋势，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动力机制与转化路径，发现并凝练AI时代的中国现象、中国命题，坚持用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思路分析AI进步带来的系统性变化，运用实践标准检验理论有效性，推动经济理论不断创新，更好地回应现实挑战、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引领时代发展(如图1所示)。由此，“第一个结合”指引中国经济学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依赖，逐步形成具有自主命题、自主概念与自主方法论特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最后，“第二个结合”激活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因。要实现真正的自主，必须在“第二个结合”指引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裴长洪，2025)，深入挖掘并创造性转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来应对AI时代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例如，中国古代“义利并重”的价值理念，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超越了以效用最大化为核心的价值假设，面对AI时代算法垄断、平台剥削等问题，这一理念为构建负责任的数字经济发展锚定了价值基础。又如，“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为破解AI时代人与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引，为绿色智能发展注入东方智慧。“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传统文化在AI时代的创造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学面向未来进行价值重塑与知识再造的重要根基，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学走出西方主导的路径依赖，建构真正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世界意义的自主知识体系。
“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贯穿于“四重理解”逻辑中，成为中国经济学建构的方法论支点，推动中国经济学建设跳出对西方理论的修补与嫁接，走向一种真正根植本土、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知识自主过程。首先，“两个结合”贯穿了“以中国理解中国”的全过程，成为自主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立足点。进入AI时代，随着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重构，需要以中国为方法论，识别新现象、回应新挑战、构建新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个结合”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指引在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演变中把握主要矛盾、厘清发展逻辑；“第二个结合”则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为理论注入文化根基，回应AI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二者合力构成“以中国理解中国”的方法论支撑。其次，“以中国理解世界”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知识扩展路径。“第一个结合”指引构建中国概念和理论，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可被理解的理论，通过学术对话嵌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之中，推动中国经济学从本土性知识走向世界性理论。“第二个结合”通过融入中华文明中的整体观、民本观与义利观等，赋予中国经济理论以文化辨识度，为全球经济理论注入多元价值参照。再次，“以世界理解中国”意味着通过中西方理论的平等对话互鉴，重新定位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第一个结合”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使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对话时，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回应中国问题，辨别并吸纳那些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西方理论资源，既不陷入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理论封闭，也不盲目模仿或附和西方理论。“第二个结合”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合和共生”等理念，使中国经济学在全球理论对话中保持开放心态与多元视野，同时坚守自身的文化根基与价值立场，从而在全球经济学格局中展现出独立、自信且具有建设性的理论表达。最后，“以世界理解世界”标志着主动参与世界经济学重构，以中国经验和理论回应AI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经济学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从中国经验、中国历史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参与建构解释力更强、适应性更高的世界经济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个结合”确保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问题，把握技术变革背后的主要矛盾，从“人—技术—社会”整体关系中提炼理论命题；“第二个结合”则提供价值支撑，使中国经济学能够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道器统一”等思想为基础，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伦理、技术进步与人类福祉的经济学价值观，为AI时代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公正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秩序。综上，贯穿于“四重理解”逻辑之中，“两个结合”在方法论上打通了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深层关联，奠定了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世界意义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两个结合”不仅关乎不同理论来源的融合，更关乎知识建构的立场选择与路径创新，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学从“他者叙述”走向“自我表达”，并最终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2.建构目标
总体建构目标既要回应AI和数据要素对全球及中国经济产生怎样影响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又要解答新时代中国实践中的重大发展问题这个“中国之问”“人民之问”。由此，总体建构目标应具有双重特征。第一重特征，中国特色鲜明。具体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方法论上坚持“两个结合”，贯穿于“以中国理解中国、以中国理解世界、以世界理解中国、以世界理解世界”的逻辑之中，是建构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托。二是价值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AI引发技术经济范式迭代背景下，展现出中国经济学独有的责任感与世界意义。三是思想内涵应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原创性理论命题和重要论述，转化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核，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紧扣国家战略目标，契合时代发展要求，回应人民根本需求。四是知识来源和研究路径融合了当代实践逻辑与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以建构既能解释现实、又能体现中华文化底蕴的经济学体系。第二重特征，时代引领性强。要求中国经济学紧跟AI时代步伐，在“以世界理解中国”的逻辑中，主动吸收和辨别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知识资源，深入分析和回应AI等新兴技术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学不仅要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高水平理论支撑，也应在“以世界理解世界”的进路中，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学知识重构，通过对话、传播与扩散，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与之相关的议题包括：AI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塑，AI时代劳动、就业与技能结构的变迁，数智化推动经济增长的规律和机制，以及AI带来的社会公平、福利与宏观调控等重大理论挑战。
由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建构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中国实践，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建构中国特色鲜明、时代引领性强的理论体系，深入回应AI和数据要素对经济的深远影响，科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有效解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战略和路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高水平的理论支撑，为AI时代的世界经济学体系重构和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为实现上述总体目标，如图1所示，“三大体系”需要协同演进，共同筑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
(1)学科体系的建构目标。AI时代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目标是：贯彻“两个结合”根本遵循，形成符合AI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经济学科主线，完善与中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AI时代相契合的研究定位、学科设置和教材体系，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方向指引。清晰的学科主线是“以中国理解中国”，实现主体性的首要任务，学科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基，以中国具体实际为基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构建能够回应AI时代技术经济演化趋势的理论框架。这一主线应推动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全面升级，提升中国经济学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辨识与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能力，以及搜索、鉴别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学科体系的研究定位，应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围绕AI时代中国实践要求，全面讨论AI对宏观经济、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与劳动市场的重塑作用，揭示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互动演化，吸纳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义利兼顾”“和而不同”等思想资源，回应AI时代的伦理挑战。
学科设置目标有两个：一是新设立或增强与AI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学科，如数字经济学，系统推动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在AI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探索AI深度嵌入下的企业运行机制、产业变迁路径与经济发展治理规律，推进经济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二是积极推动AI时代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在“边缘地带”催生一系列新方向与新领域。例如，机器学习技术与计量经济学的深度融合，产生了基于机器学习的计量经济学科方向。此外，要实现教材体系对学科体系的有效支撑。当前，学术论文发表、理论提炼与教材编写之间存在脱节，教材体系建设需要与学科体系主线相一致，充分反映AI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吸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提供具有时代性、前瞻性和文化根基的知识内容。
(2)学术体系的建构目标。AI时代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建构目标是：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扎根AI时代中国实践，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生态上建构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经济学学术体系。一是提出一系列具有自主性和原创性的学术命题。学术命题应围绕全球性、时代性以及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展开，而非简单跟随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二是提出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必须在“以中国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依托“第一个结合”寻找价值立场、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形成能够系统解释AI时代新现象新问题的原创性学术观点。三是形成独特的学术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应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实践经验，深入挖掘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所形成的发展经验，提炼出立足中国国情、体现文化底蕴、回应时代命题的经济学思想；同时，还要探索AI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影响，揭示AI技术如何推动生产力跃迁、重塑生产关系，进而构建体现中国立场、融合传统智慧、引领时代变革的经济学理论新思想。四是构建规范的学术标准。在“以世界理解中国”和“以中国理解世界”的互鉴过程中，学术标准应主动融合国际通行规范和AI时代特点。建立覆盖数据采集、样本处理、模型训练、算法选择、结果解释与可复现性等各环节的规范流程，实现学术规范与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同时，推动数据开放、算法透明、研究伦理等方面的标准建设，保障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创新性，为中国理论与世界经济理论的交流互鉴奠定坚实基础。五是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和人才成长的学术生态。学术生态建设应以鼓励长周期原创性研究、支持跨学科合作、形成学术共同体、减少行政干预为重点。
(3)话语体系的建构目标。AI时代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目标是：提炼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和叙事模式，让中国故事和经验“听得懂、传得开、用得上”，为AI时代的全球经济学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一是提炼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概念。中国特色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中国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关键变量。二是构建一种超越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叙事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应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核心指引，突破西方经济学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基础、过度强调理性选择与市场机制的叙事局限，发展更加注重整体性、历史性与实践逻辑的多层次中国式叙事，应综合考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技术变革与经济发展的系统性互动。着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可信、可用的中国经济学故事，提升中国经济学影响力。三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发展理念融入经济学话语体系。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向世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为AI时代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应立足中国在AI大规模应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智能社会治理、AI伦理建设等方面的丰富实践，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智能治理体系构建。围绕数据要素流通、算法风险治理、AI系统透明度与可审计性等关键环节，提炼具有中国底蕴、可复制推广的治理模式，推动形成契合AI时代发展规律的全球数字治理新规则。
3.发展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1)。这一重要论述通过习近平经济思想得到了系统展开，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由此，AI时代中国经济学总体发展思路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与时俱进、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如图1所示，“以我为主”是指在“以中国理解中国”过程中提炼出能够反映中国实践规律的理论体系。民族性是“以我为主”的鲜明特征，体现为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立场为核心，形成自主的概念体系、分析逻辑和研究范式。“博采众长”是指在“以世界理解中国”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各类经济思想精华。继承性是“博采众长”的主要特征，中国经济学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其他理论流派中汲取营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12)学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开放包容的学科体系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不断拓展学理边界、丰富理论内涵。“与时俱进”是指在“四重理解”逻辑中主动回应AI应用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关注AI对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经济治理和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刻影响，推动形成具有鲜明AI时代特征的知识体系。“融合提炼”是关键步骤，指的是在“以世界理解世界”过程中，通过广泛吸收全球优秀理论成果，结合AI时代中国实践，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学术体系。系统性是融合提炼的核心要求，体现为“三大体系”协同应对新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专业性是融合提炼的另一个特征，需要通过不断更新理论工具，提出前瞻性和创新性政策框架，以引领时代变革。“自成一家”形成于“以中国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原创性是其特征，“自成一家”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脱离国际学术界另起炉灶(姚洋，2023)，而是对全球经济理论的吸收转化，更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深度提炼和升华。“自成一家”要求原创性地提出符合AI时代需求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策略。“自成一家”还要求中国经济学发展必须关怀人类，回应科技向善等共性问题，从中国的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模式中提炼出能够对接全球问题的理论思想，形成具有高影响力的经济学流派。
五、AI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
中国经济学建设就是以中国为主体、推进“四重理解”的知识建构过程。其核心任务在于明确学科设置主线，多路径推进学科体系的重构与学科开放融合，还在于同步推动学术体系的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的表达变革，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知识体系(如表1所示)。
1.明晰学科设置主线、重构学科体系、推动跨学科融合
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的发展思路，在“四重理解”逻辑指引下，学科体系建设应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观照世界、深化本源、贡献全球的多重互动逻辑，推动学科主线、研究定位与学科设置的系统完善。
在“以中国理解中国”过程中，针对“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13)的问题，需要明晰学科主线，在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4)，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学科结构调整、课程改革、教材建设、设立研究中心等举措，系统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基础学科建设。一方面，研究定位要突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所确立的价值导向，坚持人民至上，兼顾公平与效率、诚信法治与生态文明等原则，反对唯利是图和价值虚无。另一方面，应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推动其在学科结构优化、课程设计与人才培养中发挥理论滋养作用。在AI时代，应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以民为本”“天人合一”等理念相结合，回应AI技术进步与技术经济范式迭代、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耦合等现实问题，推动经济学理论与时代实践深度对接。
AI时代新兴学科涌现，学科边界模糊。为了使中国经济学在“以中国理解世界”和“以世界理解中国”互鉴过程中更好地回应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应尽快取消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在经济学学科门类下设立数字经济学或人工智能经济学学科，加快建构以数智技术、数据要素、平台经济、智能监管为核心的“数智化课程”体系。积极推动现有经济学的“课程数智化”，以数智化内容充实政治经济学及其他学科，强化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成果，注重经济学体系内部的学科融合发展。全面加强教材建设。教材建设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涵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破除理论提炼与教材编写脱节问题，推动学术成果向教学资源的系统转化。教材内容应具备权威性、前沿性、平台性、提炼性和中国问题导向的核心特征(陈彦斌，2025)，既能够反映AI时代中国经济学最新研究进展，又能够提炼理论精华、传承优秀文化、回应现实关切，服务教学研究需要。近年来，教育部推出的“马工程重点教材”、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101计划”等，都涉及经济学教材建设，算是良好开局，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如何由点到面推广，仍然任重道远。
2.推动AI时代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必须从学术命题、理论路径、研究方法和学术生态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创新。
第一，破除历史欠账问题的要义在于学术命题要坚持面向国家战略和实践重大问题。这是在“以中国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从源头确保理论原创性的根本途径。学术命题不仅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还要精确聚焦AI技术驱动下的战略议题。例如，在技术封锁、贸易战与关税战交织的环境下，研究如何借助AI推动国内外市场双循环的高效协同，加快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与突破创新。学术命题的确立应面向AI时代的重大问题，例如，AI劳动替代加剧了活劳动相对减少与价值总量增加的矛盾，如何促进劳动者得到全面发展，成为AI实践中的重大议题。面向时代重大问题，关键是在“以中国理解世界”与“以世界理解中国”的互鉴中，从理论、方法与应用层面系统回应全球经济面临的共性挑战。理论上，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总体框架，揭示AI对价值创造、分配机制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方法上，应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导向，注重AI建模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发展逻辑的准确映射，强调算法模型的可解释性与适应性，确保AI推演的因果关系服务于现实经济；应用上，应构建数据与AI治理体系，弥合智能鸿沟，防控算法歧视与隐私风险，实现人与技术的协同发展。面向学科重大前沿，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研究在中外互鉴过程中，应站在学科发展前沿，主动回应AI引发的理论挑战。例如，针对AI应用的价值创造机制、算法与函数并行的资源配置逻辑、算法管理下的劳动权益和劳动关系等，均有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开展原创性研究。
第二，应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三大路径推进中国经济学术语革命、方法变革和理论创新。第一条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作为“第一个结合”在“四重理解”逻辑的核心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内核与灵魂。关键在于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律，回应AI驱动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实践、新矛盾和新问题，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的新术语新理论，例如，新质生产力作为原创性学术术语，不仅揭示了AI时代生产力发展形态的根本性变化，也为生产关系重构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分析框架，进而奠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演进的基础。此外，在“以世界理解中国”和“以中国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主动吸纳西方经济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的有益知识，形成理论多元互动、方法互鉴融合的开放格局，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学应对AI时代经济变革的解释力，建构具有中国观照、国际视野和实践效能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第二条路径是“第二个结合”在“四重理解”逻辑中的核心体现，强调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的经济治理智慧，如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系、《管子》的“轻重”与货币管理理论、司马迁有关市场分工与政府治理的思想等(程霖等，2024)，为当代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根基和启示。应坚定中华文化主体性，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中国智慧回应AI带来的伦理风险与制度挑战。例如，《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是中国“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AI治理理念的历史渊源。对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表达，有助于系统突破西方经济学在社会伦理、生态治理与价值导向等方面的局限，在“以世界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彰显中国经济学对构建负责任、可持续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独特价值与理论贡献。第三条路径是在“以世界理解中国”过程中，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推动AI时代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逐渐融入中国教学和研究体系，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例如，GDP概念及核算方法、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理论等。然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使其适应中国实践，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布迪厄实践哲学和西方经验主义的合理接洽，西方经济学可以在中国情境中被重新塑造(孙圣民，2023)，应借鉴吸收经济学理论前沿和方法论的优秀成果，以我为主，灵活采用套用模式、改造模式、拓展模式、质疑模式和比较研究模式(方福前，2023)，进行本土化创新。例如，唐跃桓等(2025)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发现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贸易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增强外部选择权、开拓外部市场，促进区域间贸易流通，从而有利于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第三，面对AI驱动的计量革命，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亟须与时俱进，在“四重理解”逻辑中持续推进研究方法变革。一方面，传统实证研究往往依赖于较小规模的样本数据，通过假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面对海量、高频数据时，难以准确捕捉经济行为的动态特征。以行为经济学方法为例，尽管在研究个体决策和心理偏差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其实验设置和数据获取局限于小规模、短期的行为观察，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在消费、投资、生产、社交等领域对人们行为产生的深刻影响(习明明和李婷，2024)。另一方面，许多基于西方社会实践的研究范式，难以回应中国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与制度特殊性，迫切需要方法论的重塑。在“以中国理解中国”的过程中，研究方法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注重实证与规范、历史与逻辑、结构与过程的辩证统一。AI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融合，为识别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其最终目的仍应服务于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化、制度变迁与行为机制等基本问题。研究者必须在扎实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托一手数据与典型案例，从本土实践中提出问题、构建模型，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以世界理解中国”与“以中国理解世界”的互鉴过程中，AI赋能的数据分析方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工具，有助于在中外互鉴中定位和阐释中国经验，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传播提供技术支撑。
第四，优化学术生态，激发中国经济学创新活力。“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15)。一是要打破学术研究短期化和功利化现状，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应以制度创新引领学术创新，不断完善科研管理的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公平规范的期刊编审和项目评审制度，鼓励学者聚焦国家战略和重大实践问题开展深入探索。二是完善跨学科合作的学术生态，应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跨学科研究平台，为学者提供跨领域合作机会，促进经济学学者与AI、数据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合作，催生研究范式创新，培养复合型人才。三是优化学术资源配置。应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非重点高校的资源投入，打破学术资源垄断，营造公平、包容的学术环境。建立国家级数据共享平台，推动研究数据开放，在规范前提下，鼓励使用机器学习等技术提升研究效率与创新能力，激发更广泛的研究潜力。四是完善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学者与企业、政府紧密合作，确保研究基于最新、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构建AI支持的协同研究平台，促进政产学之间的知识共享，确保理论研究紧贴中国经济实践的实际需求。五是学术生态建设需要融入全球化视野。通过与国际顶尖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主办国际会议、组织跨国研究项目、发表国际期刊论文等方式，鼓励中国经济学者深化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分享中国在AI时代中的经验与成果，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全球学术影响力。
3.建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建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关键在于“以中国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打破西方理论桎梏，提炼具有本土逻辑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与叙事模式。
第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6)，“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这些论述明确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中，既要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又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学对外传播的文化基因与价值根基。例如，在数字鸿沟扩大、算法歧视、数据权属模糊等问题凸显的情境下，“仁政”理念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为技术进步如何服务社会公平、提高人类共同福祉提供了中国思路。特别是在“以世界理解世界”的过程中，面对AI引发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不仅要提出本国方案，更要以开放的心态参与世界理论重构，在AI伦理治理等方面贡献中国智慧，逐步塑造具有主体性、开放性和全球号召力的话语体系。
第二，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就是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过程(孙正聿，2024)，“四重理解”逻辑贯穿了这一过程。在“以中国理解中国”的过程中，标识性概念的内涵挖掘需体现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实践逻辑；在“以中国理解世界”的过程中，这些概念进一步抽象为可供比较、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表达；在“以世界理解中国”与“以世界理解世界”的过程中，要求这些概念能够回应全球经济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例如，“新型举国体制”最初是由政策话语转化而来的技术创新领域标识性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在国家牵头下，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围绕战略性目标展开协调协作(路风和何鹏宇，2024)。这一概念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8)的战略思想，也是“政府—市场”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新型举国体制”概念被广泛用于解释中国大型科技攻关、高铁、客机研制等领域，近年来又用于解释AI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数字化重构、数据要素配置机制创新、AI企业创新生态构建等，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更重要的是，“新型举国体制”概念也具有跨国对话空间，其内涵可用于比较日本技术攻关的“举国体制”、美国“内隐式举国体制”等实践样态，从而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理论交流和价值共鸣。“新型举国体制”的例子折射出从中国实际出发、经由本土概念建构、再走向全球比较研究的过程，体现了“四重理解”逻辑的贯通路径，推动中国经济学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形成自主理论表达，通过中外互鉴，最终实现全球传播与理论重建。
第三，构建包含整体观宏大叙事和微观诠释的多层次叙事模式，体现了“四重理解”逻辑的内在要求，是突破西方经济学还原论叙事束缚的关键路径之一。“以中国理解中国”过程中，必须将微观具体视角与宏观贯通视角相结合，建立起兼顾宏大制度逻辑与微观行为机制的叙事框架，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实践具有情境结构复杂、主体协同程度高的特点。例如，“新型举国体制”作为适应AI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一种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复杂结构，“把一国之内社会分工不同、性质不同的行动主体动员起来，以完成任何某一类行动主体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的任务”(路风和何鹏宇，2024)。这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是西方经济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叙事模式难以涵盖的，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逄锦聚，2023)对此展开深入分析。同时，也要看到，“以世界理解中国”与“以中国理解世界”的中外互鉴过程，离不开微观层面真实而具体的行为分析。宏大叙事也因此不能替代微观层面的复杂行为。例如，AI时代，可以抓住大语言模型和机器学习带来的机遇，利用定量与定性、宏观与微观融合的方法，通过自下而上“见微知著”的分析，探讨“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在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中得到具体落实。
第四，面对AI时代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学亟须解决“说了传不开”的问题，推动学术话语从“表达自身”向“有效传播”深化。在“以世界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将中国概念和理论嵌入全球问题结构中，用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讲清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要在标识性概念提炼、论证方式上增强与全球学术界的“通约性”，使中国经验能够在全球共同议题框架下被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AIGC等新技术，把“以民为本”“和合共生”等核心理念以可视化、可交互的方式呈现出来，增强经济学话语的现实感和传播力。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协同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理论从“讲得好”走向“听得懂、传得开、用得上”，有效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
六、余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以AI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在于，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旗帜和灵魂，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四重理解”为建构逻辑，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建构，打破长期以来学科设置、研究范式与叙事模式上对西方理论体系的路径依赖。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并将其落实到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四重理解”逻辑中，做到既要“研究真问题”，又要“真研究问题”，并贯穿于“三大体系”建设全过程。“研究真问题”要求立足AI时代中国经济实践，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践重大问题、时代重大问题、学科重大前沿，深入探讨AI时代的“大问题”。在“四重理解”逻辑中，既要坚持“第一个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中国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又要贯彻“第二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与经济思想资源，增加问题的文化厚度。“真研究问题”既要坚持“第一个结合”所确立的实践论导向，又要落实“第二个结合”要求的文化自觉，强化学术观点的原创性、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和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在“四重理解”逻辑中，注重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中国现实情境中挖掘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真研究问题”同时意味着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唯实”且“唯时”，立足中国实际、汲取文化基因、紧跟时代步伐，设置具有前瞻性和应用性的学科。“真研究问题”还要求提炼能够准确反映中国特色和AI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构建多层次叙事模式，增强中国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总之，只有贯彻“研究真问题”和“真研究问题”的要义，并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中国经济学才能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和学术生态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加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立起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经济学国际地位。
中国经济学发展应融入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内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历次产业革命密切相关，历史上，中国痛失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从世界经济巅峰滑落，一度沦落到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地步。此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恰与以AI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了历史性交汇，这一时代背景赋予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从“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19)。由此，AI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研究AI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新源泉和国家竞争新优势问题，为中国经济实现“变道超车”的模式和路径提供理论指导。以AI为主导的数字技术革命性创新下，颠覆性创新和替代式竞争成为常态，为企业间“大洗牌”和国家间“大分流”提供了时代的机会窗口。中国如何通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是AI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学应系统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四新一高”，完成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二是研究百年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对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1)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界紧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时代主题，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改革部署，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22)。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以世界视野和时代视角，沉下心来研究“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和改善持续做出新贡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着时不我待、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
感谢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金融提升乡村文化产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和路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②《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
③“数字技术和AI技术”的讨论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④“AI引发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讨论”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⑤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⑥参见林毅夫：《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人民日报》，2025年8月12日。
⑦《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⑧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⑨《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⑩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11)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12)参见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13)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14)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15)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16)参见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17)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18)参见《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521页。
(19)参见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1)《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年9月27日。
(2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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