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是王安石写于南京的一篇名作。
杨湜《古今词话》云：“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东坡羡服之语，非引用刘玺遇狐故事。”（《词话丛编》本，末后两句据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补） “野狐精”一语出于禅宗，原指不识正法的旁门歪道，但也可以用来赞叹不拘常规的机灵敏悟。东坡曾不止一次用此语形容王安石的作品。蔡脩《西清诗话》卷中载：“元祐间，东坡奉祠西太乙，见公（指王安石）旧题：‘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蔡氏以此为例，说明苏、王二人在文学方面“胜处未尝不相倾慕”。可知，苏轼见到王安石的《桂枝香》后，发出“此老乃野狐精也”的慨叹，也是由衷的赞美之词、“羡服之语”。和王安石作于同时的三十余家同题之作已经亡佚，我们无从比较其优劣。苏轼唯独称赞此篇，却没有陈述其理由，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在文学上，王安石的散文、诗歌皆可与苏轼颉颃，词体则难相抗衡。苏轼是何等眼光，绝不轻许。何以此篇一出，竟令东坡心折如此？这是我们在欣赏这篇作品的时候，需要同时思考的一个问题。
词分上下两片，词牌下“金陵怀古”的题目，可能是后人所加，但颇能概括其内容。上片写景，乃金陵之景；下片抒情，乃怀古之情。
金陵是六朝故都，昔日为江南繁胜之地。秋天是四季中肃杀之时，文学上自古就有“悲秋”的传统。在秋季的故都登临咏怀，王安石会写出什么样的“绝唱”呢？上片以“登临送目”四字领起，“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则继续点明时间地点。因为是六朝故都，乃称“故国”，“晚秋”与下句“初肃”相对，可知是傍晚之秋。“初肃”非肃杀萧瑟，而是清寒高爽。这不仅是写天气，也透露了作者的心情。登高送目，放眼四望，南朝谢朓曾在金陵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其中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名句，王安石此刻触景生情，必然联想及此，于是写道“千里澄江似练”，把长江比作铺开的白练，如果这句还有所依傍，下一句的“翠峰如簇”则别出心裁，把远山比作聚拥的箭镞。两句既有平面的铺展，又有立体的呈现，但都是远景，属静态描写。下两句则是中景和近景，属动态描写。“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江面有来来往往的船只，江岸有酒家的旗帘招展。而此时的秦淮河上，彩船在水天相映之中，灯火如华星倒落，流光溢彩，一派繁华景象，真所谓“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彩舟”“星河”，色彩对比鲜明；“云淡”“鹭起”，动静相生相成。以上皆“登临送目”所见，而“残阳”“西风”，“画图难足”，又引起下片的感慨之词。
由眼前的繁华自然联想到昔日的“豪华竞逐”，南朝统治者凭藉江南富庶之地，穷奢极欲，纸醉金迷，遂导致国家败亡，覆辙相循，作者用“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予以概括。唐代杜牧《台城曲》中有“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两句，韩为隋朝大将，张是陈后主的宠妃，当韩擒虎率军兵临城下时，陈后主还在宫中寻欢作乐。而“悲恨相续”更兼指江南各朝（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和五代的南唐）亡国悲剧的相继。这种寄慨方式在唐人诗歌中是屡见不鲜的。以李商隐为例，如《齐宫词》的“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纪昀评为“妙从小物寄慨，倍觉唱叹有情”，既讽东昏侯之荒淫误国，又感后代之不鉴前车。又如《咏史》之“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写六朝之相继沦亡，犹如晓梦，形胜难凭，败亡荐至。又如《北齐》之“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以冯小怜一笑倾国与北周军队攻陷晋阳并写，对比鲜明，议论警切。所以，王安石用“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写来，表面上不着一字，但暗含的意思十分丰富，这种以诗入词的手法，在此前的词人是很少使用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 。杜牧的感慨实为千古警句。王安石抚今追昔，于是有“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之叹。“荣”字照应“豪华”，“辱”字照应“悲恨”，但这里更偏在后者。“漫”有徒然之意。自古以来，文人面对此情此景，无非是空叹兴亡而已。与王安石同时所作的三十余家作品，可能也不出传统的窠臼。如果不能鉴往知来，改革现状，那么任何的感叹伤吊也都是徒然的。这是王安石的见解高出于普通文人之处，其立意之新颖深邃，是此篇作品成为“绝唱”的关键。
但词体并不适宜于议论，故作者写至此便戛然而止，回到眼前。“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历史陈迹皆随流水而去，眼前只有寒烟笼罩下的衰草，凝结成一片伤心的绿色。照理说，衰草的颜色应是枯黄的，但绿色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被赋予一种伤心惨目的象征意义，如李白的“寒山一带伤心碧”（《菩萨蛮》） ，杜甫的“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 ，杜牧的“多少绿荷相倚恨”（《齐安郡中偶题二首》） ，陆游的“伤心桥下春波绿”（《沈园二首》） ，以至郁达夫的“红似相思绿似愁”（《春闺二首》） 。所以，“凝绿”在这里实际上是要突出其象征意义。最后，作者化用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来结束全篇。《后庭花》全称《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所创的曲调，宫体诗的代表，前人都将它看作亡国之音。王安石在化用时，加上“至今”“时时”等词予以强调，更有惊心动魄之效。《古今词话》说苏轼见到这篇作品后，叹为“野狐精”，大为“羡服”。东坡何以“羡服”此作，《吕圣求词序》曾有一解释：“世谓少游诗似曲，子瞻曲似诗，其然乎？至荆公《桂枝香》词，子瞻称之此老真野狐精也。诗词各一家，惟荆公备众作，艳体虽乐府柔丽之语，亦必工致。”这是泛称王安石在文学上各体皆工，即使是小词，“亦必工致”，所以能得到苏轼的称道。但王安石的词在整体上不堪与苏轼匹敌，苏轼唯独称赞此作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因为其“工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现象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词兴起于晚唐五代，其作用无非是在歌筵酒席之上“娱宾遣兴”“聊佐清欢”，故其内容也多为“侧艳之词”，风格多为纤丽靡弱。宋初词人，亦多偎红倚翠、滴粉搓酥之作。这种情况，至苏轼而有彻底改观。胡寅《酒边词序》指出：“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碧鸡漫志》卷二也说，苏轼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些评论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词到东坡打破了《花间词》的垄断地位，使晚唐五代以来属于“艳科”的词境得到了升华。苏轼的“以诗为词”，在本人是认为“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 ，在他人则认为“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 。可见，其在词史上是属于别转一路的，是打破常规的，“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以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其豪迈超旷的气概，把江山、历史、人物融于一篇的格局，在词史上是崭新的和空前的，胡仔评为“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 。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在冷静的描写中寄寓了人生感慨。郑文焯评为“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大鹤山人词话》） 。
而苏轼评论作品，也往往从自己的审美理想出发，不以传统标准衡量。如他赞叹柳永《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等句云：“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卷七） 注重的是其开阖恢阔的笔力，是以“诗句”为标准，也就是从“以诗为词”的眼光出发的。所以，当东坡读到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的时候，必然能够在心中产生“戚戚焉”的感动，必然会有惺惺相惜的共鸣，因为，王安石的这篇作品，是当时词坛上极少数的符合东坡词学理想的典范之一。刘熙载《艺概·词概》指出：“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桂枝香》一篇实可当得此评。这里的“一洗五代旧习”，与东坡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在词史上皆为打破陈规的出格之举；而其“瘦削雅素”，与东坡的“瘦逸”之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怪乎东坡要叹为“野狐精”，誉人实为誉己。
词是音乐文学，故以声为主。李清照在《词论》中谓词“别是一家”，主要也是从音律上着眼的。但“以诗为词”，就要变“以声为主”为“以意为主”。虽然后来词家在声和意两方面或偏重或并重，但在当时，“以意为主”就是对“以声为主”的革命。晁补之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声律，自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 李清照《词论》说苏轼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又说王安石“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 。如此看来，其词在声律上也必然不符合李清照“别是一家”的标准。但在“以意为主”方面，苏、王两人皆有独到之处。上文已指出，《桂枝香》成为“绝唱”的关键在于其立意之新警，苏轼词也有同样特点。张炎《词源》卷下“意趣”条指出：“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并举出苏轼的《水调歌头》《洞仙歌》，王安石的《桂枝香》，姜夔的《暗香》《疏影》，认为“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这里的“清空”，指的是描写手段上的“笔不周而意周”。“清”是摒弃铅华秾丽，“空”则笔力瘦劲超拔。
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总能摄其神理，少作面面俱到的铺叙。看似用笔不周，其实寥寥数笔，已精神全出，在“不周”处更显其“周”。这既需要“意周”，也需要“凌云健笔”。所以，苏轼赞美王安石的《桂枝香》，是有充分理由的。
从词史上看王安石的这篇作品，它与苏轼词一样，为打破“词为艳科”的观念提供了创作实绩。而苏、王的“文章知己”，也由这篇作品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