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王安石生活散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4 次 更新时间:2023-02-24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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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爱用“盖棺论定”一句话;把这话用到王安石身上,就似乎不怎么完全生效。王安石是有相当魄力的政治家,也是才识卓越的文学家,这是一致公认,没有异议的;但谈到他领导熙宁变法的是非得失,看法就分歧得很了,不特当世,后代同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或欣赏颂扬,或诟诋指责,浮沉起落,便大不一样。所以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直到今天也还需要继续讨论,以求解决。正因为这样,王安石逝世已将近九百年了,其“棺”可能已朽,而论还未完全“定”下来,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怪事。平日翻书,接触到宋人所记关于王安石日常生活的材料,从中可以看见他的性格、癖好、习惯、作风也多迥然不同寻常,像他那样一个身居高位、久著盛名的显赫人物,竟能始终一贯,保持俭朴真率的学者风度,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僚群中,更是凤毛麟角,值得注视的。我这篇小文,不谈王安石评价的大问题,只叙述他的一些生活细节,认为虽屑平凡,却更能显示带有本质性的真实。我们倘能对王安石的人品有所了解,对进一步全面评价王安石的变法也许会有帮助。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个聪明的人,加上勤学苦读,坚持不懈,于是成就了他渊博的学识。《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本传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其实他勤苦学习并非只是少年时代,而是终生一贯的,宋人笔记里就常常谈到他专心好学的情况。例如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说:


韩魏公(按指韩琦)知扬州,王荆公(按指安石)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


彭乘的《墨客挥犀》说:


舒王(按指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知常州,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宴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可赏也。”有窃疑公笑不因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王巩的《闻见近录》说:


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相公欲止则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也。


王安石任签书淮南判官,在仁宗庆历二年至五年(1042—1045年),时为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知常州,在嘉祐二年至三年(1057—1058年),时为三十七八岁,已是中年;其领集禧观使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时年五十七;他在第二次罢免相职以后,便息影江宁府(今南京市),过着十分宁静的退休生活,不再参与朝廷政事,直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日逝世,活了66岁。我们从上面摘引的几段记载看来,知道安石无论在任职或退休期间,总是一心扑在治学上,是终生不懈的。他读书并不是盲目地填充知识,增广见闻,或娱乐心神,消遣光阴,而是偏喜深思力索,追究事理的所以然。据叶梦得《蒙斋笔谈》说,安石在晚年撰写《字说》一书的时候,用意很苦,在案头放上石莲百十枚,借咀嚼以运思;有时石莲用完,竟咬起自己的手指头来,流血而不觉。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英国科学家牛顿在研究问题、思想高度集中的时候,也误把桌上的手表当作鸡蛋投入煮锅的故事,竟如出一辙了。


安石既聪明又勤学,功夫扎实,才得成就渊博精深的学问,这连反对他的人也是无法否认的。《宋史》说他读书“过目终身不忘”,他的一对眼睛,在当时确曾很引起人们的注意。《宋史·李师中传》载:


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


把安石的变法改革说成“乱天下”,这当然是诽谤诬蔑,但安石的目光威严逼人,或许是事实。当时有萧注也懂所谓相法,神宗赵顼曾以安石为问。他说:“安石牛目虎顾,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 [1] 《道山清话》引述黄山谷的话说:“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王荆公目睛如龙。”王铚的《默记》谈王安石不寻常的眼睛就更加神秘化了:


滕元发言杜祈公(按即杜衍)作相,夜召元发作文字,因观其状貌。叹曰:“此骨相穷寒,岂宰相之状也。”徐命左右秉烛,手展书卷,起而观之,见眼有黑光径射纸上。元发默然曰:“杜公之贵者此也。”后与王介甫同作馆职。同夜值,忽见介甫展书烛下,黑光亦径射纸上,因为荆公说祈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叹曰:“子勿相戏,安石岂愿作宰相哉!”


我们由安石的“眼白”联想到他的“面黑”,觉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魏泰《东轩笔录》说:


吕惠卿尝语荆公曰:“公面有 (gàn面上黑气),用园荽洗之,当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也。”吕曰:“园荽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记又稍有不同,谓:“公面黧黑,门人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huì洗面)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王安石是有名的不修边幅者,垢汗为增加面黑之原因,当可相信。叶梦得《石林燕语》更有如下记载:“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折洗王介甫’。公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说王安石成年不洗澡,显然有些夸大,意在耸动观听,提供趣谈笑料而已。但伪托苏洵写的《辨奸论》 [2] ,竟借题发挥,丑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是不近人情的“大奸慝”,实在是不值一驳的恶意中伤。人各有其嗜好与习惯,安石自幼好学深思,珍惜时间,志趣高尚,不汲汲于世俗荣利和物质享受,这正是他真淳朴质,怎能故入人罪,说成是怀奸作伪的行为表现呢?朱彧《萍州可谈》记述安石吴夫人特有洁癖 [3] ,和安石习惯恰好相反;如果说安石不讲究仪容修饰,不搞吃喝玩乐,就是有意作伪,岂不是他和夫人专闹矛盾,自寻烦恼?恐怕世间不会有这样的蠢人罢。


据宋人记载,王安石对于饮食一道,向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毫无中国官僚士大夫贪爱吃喝的积习。朱弁《曲洧旧闻》说:“王荆公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食肴未尝有所择,何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曰:‘何以知公嗜獐脯?’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此。’复问其食时置獐脯于何所,曰:‘近匕筋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而獐脯固在。然后知其特以近故食之。人见其太甚,或多疑为伪云。”据说近代有“疯子”之称的章太炎先生,也有不洗澡及不择食的习惯,怀疑安石为伪,实在大可不必。又《墨客挥犀》说:“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蔡君谟。君谟闻公至,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于夹袋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饮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蔡襄精于茶道,忽然遇着这位门外汉作出这样大煞风景的表演,宜乎初“失色”而继之以“大笑”了。


王安石不好器玩,也不像一般文人学者辄有所谓高情雅致。陈正敏《遯斋闲览》载安石偶尔和人下棋,不愿致思,随手疾应,及棋势将败,便即收止。他对人说:“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可见安石不大留心那些风雅的游艺,正是要储养精力,全用到学问事业上去。吴炯《五总志》载:“有献砚于王荆公者云:‘呵之可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担水,能值几何?’”


封建官僚社会呼奴唤婢,权势相凌,不把人当人,成为普遍风气。王安石做了一朝的大宰相,却能保持平民风度,以平等待人,表现出十足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对安石持反对观点的《邵氏闻见录》就记有如下一事:“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置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这不仅反映了王安石不好女色的品德,也说明他具有悲天悯人的高尚襟怀。


上面提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就在江宁府定居,度过其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活。像他这样一个负有盛名众望的人物,又是怎样安排他这晚年的生活呢?《东轩笔录》记载说:


王荆公再罢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避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


蒋山就是钟山,今名紫金山。安石所筑宅在城东与钟山的中间,因取名“半山园”。他经常挟书出游,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骑驴,还雇了一名牵卒;有时也乘坐“江州车”,自己坐一厢,另一厢由同行游伴坐,如无游伴,即由仆坐。有人向他建议,说老年人最好坐肩舆(轿子),要安全舒服些,他不肯这样做,并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僧惠洪《冷斋夜话》)


王铚《默记》里也记有一则故事说:“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骑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驴)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令张伞,而日光正泻在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荆公,公曰:‘不须。若使后世做牛,须着与他日里耕田。’”这说明王安石就是以一个“山野之人”的本色来处理生活,并对人接物的。


元丰七年(1084年),曾是王安石政敌的苏轼路过江宁,前去看望王安石,安石便把苏轼当作知心朋友般接待,双方感到愉快。《曲洧旧闻》记述这次会晤说: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不语。乃相招游蒋山。


蔡绦的《西清诗话》也述及此事说:


元丰间,王文公(按指安石)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间即俱为禅悦。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不难看出,这时安石与苏轼两大文豪,把旧日的政治歧见抛弃一边,却去欣赏文艺与禅理,心领神会,友谊的暖流接通,彼此的隔阂也就化除了。


过去常有一种议论,说王安石固执得很,是他招致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显然是不符事实的。过去也有不少同志认为宋代的理学家顽固守旧,反对改革,所以诋毁王安石最力。这话也不尽然。陆九渊(象山)不是著名的理学家吗?他就十分推崇王安石,称赞他“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在王安石身上所具有的战斗力,从何而来?我们从上述王安石的生活实践中,似乎是可以找到一点儿启示的。


(原载《龙门阵》1984年第2期)


[1] 《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周辉的《清波杂志》与张舜民《画墁录》载萧注言,一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又曰:“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


[2] 参李绂《穆堂文集》及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辨证。


[3] 凡记二事:其一,安石家有官藤床借用未还,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安石一见,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归还;其二,安石长女来江宁省亲,吴夫人为外孙做了些绸缎衣服,忽见猫卧衣笥内,夫人即叱婢弃去衣物,盖其意不独恐污己,亦恐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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