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题目中的“师范”，取意于扬雄《法言·学行》中的“师者，人之模范也”。如果注意到其后紧跟着的话“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就可以明白，堪称“模范”的“人师”是很难得的。陶行知将“师范”解释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突出了知识和道德的双重意义，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最理想之境便是“铸人”，对于学生来说，能够“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就成了莫大的幸福。我从上大学开始，成为了命运的宠儿，在南京大学遇到的几位堪为“师范”的老师就是其表征之一。如今的自己已是白头老翁，回顾在学术上的点滴成就，无不得自诸师的启迪教诲。龙蛇交替之际，怀人之情弥笃。周勋初师于2024年3月11日辞世，享年96岁。寒夜灯下，不禁回忆起他的嘉言懿行、音容笑貌。甲辰岁末刚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胡小石中国文学批评史论》的两册样书，那就从胡先生的这本书开始说起吧。

2024年，适逢南京大学文学院110周年，很容易让人想起这所百余年院系的传统，尤其是那些被遗忘但在当下又十分有意义的传统，胡小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堪为代表。很多年以前，在某次闲谈中，勋初师曾经提起，小石先生的《批评史》写得最早，陈中凡（原名钟凡，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中凡）先生是看了胡先生的书之后才写的。但小石先生的《批评史》从未出版，也罕为人知。细究其内容，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深具启发，正属于“被遗忘而有大意义”的一支传统。所以，从2022年6月开始，我就约请徐亦然博士一同整理其书，并作了如下构想：其一，呈现小石先生的学术理念，即将文学批评、文学史和修辞学视作三位一体，紧密关联、互相渗透，所以不仅要有《批评史》，也要加入其《中国文学史讲稿》和《中国修辞学史》，同时，还要收入《唐人七绝诗论》两种，作为体现其批评实践的样本。其二，增添三篇附录，分别由勋初师、我和亦然执笔，旨在从不同方面和层面揭示小石先生论著的学术意义。勋初师是小石先生的弟子，又是我的老师，亦然则是我的学生，意欲通过这种编排方式，体现四代人的学术传承。但当我在去年六月撰文之时，勋初师已遽归道山，以致问学无门。拿到新书，更是兴起了几分伤感。

关于小石先生《批评史》和陈中凡先生的书孰先孰后，二者关系如何，既然此前已闻勋初师说，在我编纂此书时，就不可能置若罔闻，无所判断。事实上，这一传闻也得到其他方面的印证。王立兴师在1952年就读南京大学中文系，其后留校任教，他当年也曾听戚法仁先生说过，陈中凡先生是听了小石先生“批评史”课后才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1952年8月全国院系调整，陈中凡先生由金陵女子大学（原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当时“民盟”的一个内部思想汇报材料上，有陈先生自述其与“老南大”的人事纠葛，里面写道：“他（指胡小石）说我在暨大教文学史是抄袭他的，以后我们两人一同教文学史，看谁抄谁。他的文学史被同学批判了。我在暨大教的文学史已有‘周秦文学’一部分在中山大学印出，‘汉魏六朝文学’部分，印在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实际上，陈、胡之间只有“批评史”、并无“文学史”公案。对此事的曲折葛藤，我的最终结论是：胡、陈二书是各自独立的著作，但胡著成于陈著之前，陈著参考过胡著，所以，胡著是第一部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留下的只是稿本而非定本）。然而我的结论是否妥帖，有无失却分寸者，是很期待能够得到勋初师的把关的。但这一遗憾，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了。

从好学生做起

勋初师是好老师，但他首先是一个好学生。关于这个问题，他有这样的“自白”：“从学术的传授来说，又像接力赛跑中的传棒一样，老师探讨某一问题，有些想法没有深入下去，学生听后觉得还可开拓，于是在此基础上深入下去。”（《无为集·书林跋涉的自白》）他最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其少作《九歌新考》，其中以人神恋爱解释《九歌》中的爱情描写，从空间考察各种神祇的地域性，东皇太一由“东皇”和“太一”二者合成等，都是在小石先生的启发下作进一步探索的。记得我在求学阶段，勋初师讲到《九歌新考》一书的写作，抓住了“人神恋”的关键，就“势如破竹”，说这句话时还伴有以手下劈的动作。所谓“进一步”，就不止是敷衍师说，有时也需要弥缝、修正师说。比如小石先生提出神有地方性的判断，这给勋初师很大的启发，并据此做了很多发挥，但他又作了深一层探索，认为“我国古代将神区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其中“天神、人鬼的祭祀大都没有区域性的限制”，“地祇的本义就是地方的保护神，祭祀的地区自然有局限”，因此，只有“地祇的活动范围常有明显的地区性”（《无为集·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这就比小石先生的论断更合乎实际了。

所以，好学生不是“不违如愚”，而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如果“师之所存”恰恰就是“道之所存”，那当然要坚守不移。勋初师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听小石先生讲授《楚辞》的时候，“常将当代诸家的学说与之作比较，最后结论是，小石师的说法最为可信”，所以也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继续“阐发师说”（《无为集·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小石先生在课上从不评论学界同行，所以这个“比较”是勋初师自己的事，并逐渐有所体悟，得出如下看法：“闻一多以诗人气质进行考证，纯属主观的安排，结论并不可信……姜亮夫的《九歌》研究也令我失望。他暗袭闻氏之说……然而在字句上都讲不通，更可说明此说之难通……游国恩下的功夫最深……而他对材料不作鉴裁，甚至把一些很后起的文献，如《搜神记》等，都用作考证先秦神祇的史料，从理论上说就不够严谨……郭沫若研究屈原……考证工作做得不细。”这种通过比较的读书方法，也是汪辟疆先生传授的“参读之法，即将诸书参合比勘”（《艰辛与欢乐相随·综合研究，锐意开拓》）。勋初师又说：“读前人书时，不必持崇拜的心情……大家在作研究时，应该致力于发现问题，看准前人的不足之处，不必心存维护而帮着修修补补，应该另辟蹊径，大胆开拓。”（《馀波集·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这里说的“前人”，是包括师说而又不限于师说的。他在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发现了其未曾“明言”的“据以构建全书框架的一种学说”，即“常用载道、缘情或尚用、尚文这两组对立的概念去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种文学思潮的冲突与发展……这一研究成果，体现了罗先生的努力方向，试图以此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这种借助某一时代思潮或某种二元对立的观念作为把握历史发展工具的做法，是19世纪最为流行的“黑格尔主义”的习惯思维方式，就是找出一种发展逻辑，用以将不同时期、不同个人的不同表达联系起来，这在东西方人文学界都影响深远，也产生过一些卓越的著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音乐史著作——保罗·亨利·朗（Poul Henry Lang）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来说，罗先生与当时的周作人、郭绍虞，以及日本的儿岛献吉郎等人的思维方式一样，都直接受到英国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影响。勋初师所处的时代已与罗先生不同，所以就能够清楚看出以往“时代的特有烙印”，他指出：“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都是极为丰富多彩的，研究者的视角如仅偏于一端，则每陷于片面。即使对某一具体的文学批评家而言，理智与情感也是无法割裂的。”（《馀波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也往往遵循这种模式，采用比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阶级斗争、人民性、儒法斗争、人性解放等为贯串始终的基本线索。但抛弃了这些宏大叙事，难道就可以满足于注重细节的“碎片化”叙事吗？如何在两者间求得一动态平衡，这真是个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多么希望九原可作，能够征询勋初师的高见。

勋初师是幸运的，他遇到过很多名师，并亲承音旨。作为学生，他“阐发师说”“完善师说”的地方不止《九歌新考》，这里不妨再举几例。勋初师平日与我们闲聊时，曾说到自己的“得意之作”，著作有《九歌新考》《诗仙李白之谜》，论文有《〈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梁代文论三派述要》等。我们看小石先生的论著，他在《批评史》中论述齐梁时代诸派别，归纳为非文学论、声律说和折衷说，后来在其《文学史》中又修正为反文派（以裴子野为代表）、主文派（以刘勰、钟嵘为代表）和折衷派（以颜之推为代表）。不难看出，勋初师的《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与上述论断实有渊源，但在具体论述上，他分为守旧派（以裴子野为代表）、趋新派（以萧纲为代表）和折衷派（以刘勰为代表），显然更为合理。《诗仙李白之谜》是又一部学术力作，论题集中在李白的文化背景研究，其中就有李白及其家人名字的寓意。这个问题，首先也是由小石先生注意到的，1943年，他在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讲授“杜诗研究”，半个世纪以后，台湾大学裴溥言教授将当年的课堂笔记整理成文，其中就说：“（李白）父李客原居安西四镇之一，是为西突厥之地，后被吐蕃所陷……再其子‘明月奴’之名亦可证，盖胡人名字多为‘奴’，亦可佐证……李白自其父以上数代居于碎叶，白生于此，且居此有五年之久，故白能通蕃语。纵父系为汉人，而居突厥若干年，母系绝不是汉人……白之次子名颇黎，亦非中国名……可知白至少有一半为西域人。”（裴溥言《杜诗研究笔记》）其后小石先生并未就此撰著为文，但口陈言说是自然的。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要言不烦，虽未作展开，却已开辟了广大的探索空间。勋初师在其书的“名字寓意”节中，对此详加研讨，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作出了更为充分的论证，也得出了更为切实可信的结论。还有一种工作，是对前人的补苴罅漏。比如小石先生在其《文学史》中曾有《两汉模仿文学一览表》，勋初师又重加增订，制成《两汉摹拟作品一览表》（《文史探微·王充与两汉文风》）。小石先生的教学和研究宗旨是：“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胡小石论文集·书艺略论》）有这种意识的老师，其实也还有待于具备这种意识的学生才能奏效。清人蔡世远评论韩愈《师说》云：“唐时知道者，独有一韩子，而当时又少有肯师者，即如张文昌、李习之、皇甫持正，韩子得意弟子也，然诸人集中亦鲜推尊为师者，况其他乎……故韩子痛切言之。”（《古文雅正》卷八）好老师固不易求，好学生又岂是轻易可得？怎样做一个好学生，勋初师已经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按照唐代沩山灵祐禅师的说法：“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临济录·行录》）一个好学生，就应该努力追求“见过于师”，才能在学术接力赛中完成“传棒”，才算不辜负老师的“婆心”。

锺山愚公  学林智叟

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收录了勋初师的自选集，他命名为《锺山愚公拾金行踪》，全书共分四辑：一、先秦两汉文史研究；二、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三、唐代文史研究；四、宋代至当代文史研究。全书冠以自撰序言《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如果结合其早先的两部论文集《文史探微》《文史知新》来看，“文史结合”是勋初师学术的基本特色，并且从先秦通贯到现代。其治学规模之宏大，学术见解之通达，在同辈学人中，允属一流。他虽然自谦为“锺山愚公”，在学术的锱铢积累阶段，也的确下了不少“笨功夫”，而一旦发为论文，又往往能从常人意想不到处着眼，结论餍服人心，成就的恰是“学林智叟”。在勋初师看来：“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人之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无为集·顺其自然地登攀》）这当然要忌讳平庸。在《楚辞》研究中，他喜读闻一多书；在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史研究领域，他爱读陈寅恪书，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文章，精思妙解，益人神智……考虑问题时想落天外，得出的结论迥异于人，可以启发思维。”（《馀波集·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但这里面也有一个分寸感。忽略基本文献的阅读，不按正常方式解释，一味追求出奇制胜，钩玄猎秘，其结果往往难免钻牛角尖，成为好行小慧的暖姝伪夫。没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就难以做到见解通达；只有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继作综贯会通，才能别出手眼，不求异人而自异于人。勋初师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勋初师在晚年曾经将当年小石先生的教导归纳为三点：一是开阔视野；二是理论启发；三是材料甄别（《艰辛与欢乐相随·综合研究，锐意开拓》）。我以为这是互有关联的非常重要的“金针”。开阔视野就会广泛阅读，除了专业文献外，也会包括现代的各种理论和海外学人的论著。理论著作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给人启示，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思维。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必然会涉及很多方面的材料，而材料的价值是有“等级”的。无视或忽视这一点，一些看起来有理论、有材料的论著，就未必能“餍服人心”。在一些国外汉学家的著作中，这一弊端尤为突出。年轻学者喜读海内外新书，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如何在吸取其长处的同时保持批判的距离，勋初师拈出的中国学术研究的三根“金针”，就很值得大家回味。

从所处的时代环境来说，勋初师谈不上优越。他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不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对于古代文史的系统学习，也是自1950年进入大学以后的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步入正常的读书生涯，是到南京大学开始的。”（《无为集·书林跋涉的自白》）但身体不好，又大大影响了学习效率。真正集中读书的时间，主要在大学延期毕业的最后一年，以及随小石先生攻读副博士学位的第一年中。之后便是各种政治运动，其学术活动也往往不由自主地配合政治运动而展开而变化。比较理想的学术人生，最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延展。但若不幸而未能逢到这样的时世，大多数人会采取与世俯仰、随波逐流的方式，最终只能在学术上交一份白卷。勋初师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后来也成为他的人生格言——顺其自然地登攀。这就是“结合工作进行研究，顺其自然地进行攀登，既做好工作，又能产生研究成果，身心也容易保持平衡”（《无为集·顺其自然地登攀》）。这是他的学术经验，更是他的人生智慧，归结为“身心保持平衡”。每个时代不同，虽然整体上可能呈现为发展、停滞或后退，但对于有志者来说，怨天尤人或随波逐流皆不可取，“顺其自然地登攀”堪称金玉良言。

勋初师的学术成果丰富，类型众多，有文献整理，如《唐语林校证》《张骘〈文士传〉辑本》；有文献研究，如《高适年谱》《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人笔记小说叙录》；有专书研究，如《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文心雕龙解析》；有专史，如《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有专人研究，如《诗仙李白之谜》《李白评传》；还有教学与研究经验实录，如《师门问学录》《艰辛与欢乐相随》。但更多的还是单篇论文，他也更注重单篇论文的写作。针对学术界的好大喜功，动辄以“大部头”“拳头产品”“高显示度成果”等虚浮不实之语自饰的现状，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或许重提此事已近不识时务，我总觉得凡为学人者必须在单篇论文上下功夫。研究某种学问，总得循序渐进，搜集材料，甄辨考索，发掘意蕴，然后写成单篇论文……这样的研究论文多了，学界不断涌现新的成果，学术才能前进，才能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繁荣。”（《无为集·读稿杞忧》）即便是专著，也贵在以论文为基础而形成。《九歌新考》《诗仙李白之谜》就是典范之一。

因为处理的课题类型多，所以积累的学术经验也就特别丰富。2017年7月12日我去看望勋初师，他谈起了自己的两种近著，得意时便喜形于色：一是《文心雕龙解析》，驳斥了很多人，二十年内不会再有这样的书出现；二是《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此后无人能写二十讲，顶多写两三讲。我觉得这倒真如老杜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今学术界专家多，大家少，在勋初师的观察中：“把当下的学者与前相比，发现目前活跃于学坛的大都是一个个小专家，已经少见堂庑博大的学者。”（《馀波集·从古今不同教育方式说起》）专家往往守着某一特定领域，操练某一特定方法，养成某一特定趣味，也因而具备某一特定经验，所以要专家谈治学经验，充其量确实也只能“写两三讲”。但勋初师治学面广，他也有这样的自我认知：“从先秦到晚清，这在当代学术界是不多的。”（《艰辛与欢乐相随·关于论文选题和治学方法》）。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朋友来说，其治学经验是值得认真学习、仔细思考的。

《文心雕龙解析》最初只有十三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曾用作本科生教材，内容包括“解题”和对正文的“分析”，另有注释，则未附在教材中。其后又补写了两篇。现在出版的《文心雕龙解析》五十篇，其“解题”和“分析”皆出于勋初师之手，另外三十五篇的注释，则由其门下诸生分工合作完成。此书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就在于“解题”和“分析”。与勋初师的其它著作相比，这部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富有论战色彩，对以往《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的论点多有辩驳。我不敢说他的观点都能获得普遍接受，但能够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刘勰其人其书，这是毋庸置疑的。勋初师曾对我说，写作这部书，他的长处在于熟悉学术史，故能将刘勰置于各种学术源流中考察衡量。而现代多数的“龙学”研究者，对先秦诸子流别、对汉代今古文经学、对六朝玄学和佛学往往比较陌生，或者仅知其一而不知其余，所以产生了很多误解而不自知。

正因为具备良好的学术史修养，勋初师曾有意研治此学，而且重在百年来的现代学术。其《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及《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二书就是在这一方面留下的痕迹。2009年9月我去台湾开会，购得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一书，回来后有次闲谈中提及，勋初师遂向我借阅，看完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应该是2010年1月14日。此信恰好夹在书里，就保存下来了。其中这样写道：

顾氏一代学人，而遭际如此，令人扼腕。我本有意治学术史，观此益知此道之难行。盖余氏隔岸观火，自可从容道来，我等身处此地，大而至于政治环境，小而至于人事纠缠，均难信笔直书，于此可知个人难于突破环境之限制者多矣。

受到主客观方面的双重限制，未能从容研治百年来现代学术史，对于勋初师来说，恐怕也是一份“未尽的才情”吧。

“师范”的力量

勋初师曾说：“老师的榜样起着熏陶的作用，可能对学生的影响更大。”（《无为集·书林跋涉的自白》）不知他是否意识到，作为老师的他自己，正是一个光辉的榜样，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得到勋初师去世的消息，我不求工拙地拟了一副对联：

百万言等身著作永为学界存典范

卌馀载把手传教独向苍天哭斯文

就内容来说，也算是实录。

上勋初师的课，应该是1981年下半年的“《文心雕龙》研究”选修课，我是课代表，也有理由与老师多一点接触。记得曾经将自己的习作《推源溯流论》呈交老师批改，过了一周，勋初师把文章退还给我。上面的批改很简单，只是用铅笔在有的地方打问号，或者写上几个类似“可删”，“不必”的字等，至于为什么“可删”，为什么“不必”，就不做进一步说明，我也不敢进一步追问。后来慢慢体会到，凡“可删”者，往往有堆砌材料之嫌，至于“不必”，可能是一些失却分寸的过头话。

那学期课程结束前，勋初师出了一个题目作为考核：“你认为《文心雕龙》哪一篇最重要？”我的答案是《知音》。这是个好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关键看如何回答，讲出了什么道理。四十年后我给本科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涉及《文心雕龙》，我的看法还是这样，只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作业”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

1984年11月，我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和勋初师同在一个古代文学教研室，那时每周都有业务学习，一个教研室的老师同聚一堂，基本上就是海阔天空的闲聊。当时的经济状况较差，每个教研室每年只有几十元的经费，可以提供一二位老师外出开会。勋初师时任古典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又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大概不需要用教研室的经费，他外出开会也就比较多，也常常谈论会议见闻。但因为他很忙，我也不便打扰，所以除了教研室活动，少有其他接触。

1986年9月，我考上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勋初师和郭维森师为副导师，读书期间勋初师升为博导，所以毕业时就有了两位导师。第一年是课程学习，我选的是《论》《孟》（算一门）、《老》《庄》（算一门）、《周易》、《左传》、《史记》，共五门。都是自己阅读，写读书报告，分别呈交给程、周、郭三位老师。关于《周易》的读书报告，我写的是《钟嵘及其〈诗品〉与〈周易〉的关系》。史书上只有一句话，说钟嵘“明《周易》”，但他“明”的哪家的《易》？是郑氏《易》还是王氏《易》，抑或兼而有之？其“明《周易》”的学术背景对于《诗品》的撰著又有何影响？呈交给勋初师时，他一看题目就说：“我也写了一篇讨论《文心雕龙》和《周易》的文章。”过了几天，他给我一份论文的油印本，读完后，我感觉我们的某些论证思路有相近者，由此而感到莫大的鼓舞。

大概是1988年的5月20日，正值南大校庆，各院系都组织论文报告会，我和张宏生同学作为博士生也参加了，我们那场的主持人正是勋初师。我报告的是《从儒家人性论看孟子“以意逆志”的提出》，宏生报告的是《论史记的悲剧感》。讲完后，由勋初师点评，他肯定了我的论文角度特别，“一般人想不到的”，这同样也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博士毕业留校后，学校分配住房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与勋初师家的直线距离大概就50米，来往就密切起来，不仅有学问上的求教，有时也有生活琐事上的求助。比如1996年7月4日的日记：“早晨发现冰箱又坏了，只好将一些食物送到勋初先生家的冰箱中保管。”因为住得近，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现。某天的日记中记载，晚上在湖南路“红跑车”西点屋看到勋初师和师母在里面吃奶油蛋糕，感觉他们好浪漫，那个场景好温馨。

后来我搬了几次家，先是南秀村，继而是龙江小区，最后是朗诗国际，距离勋初师家也越来越远，但隔一段时间总会去看望他。老师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状况时好时差。有一次去探望，勋初师送我一根领带，说：“我现在已经用不着了。”他倒是淡淡地说，我心里却涌起了悲伤的感觉，同时又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有时逢到他精神好的时候，讲话滔滔不绝，令人高兴。2017年7月的一天，他谈起时人喜弄“材料”，认为清代一流学者都不是只在材料里面转圈的，材料本身不是学问，重点是从材料中挖掘出意义。恰好我带了新出的《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一书呈送，就当场翻到其中一页念了一段：

八十五年前，陈寅恪先生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于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学界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新材料”而忽略了“新问题”，如果缺乏“新问题”，即便有无穷的“新材料”，也形成不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新问题，新材料照样会被糟蹋。

勋初师颔首而笑。

尽管勋初师的体力有点衰弱，但脑力依然清晰，尤其是记忆力惊人。所以，我写了文章，有时还是会呈请指教，也同样得到了切实的指点，这里再举几个例子。第一例是2015年11月26日，我将写成初稿的《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呈请指教，文章有两万多字，但次日就收到他的回信：

文章已草草读过，看不出什么问题，觉得很好。视野开阔，论证细致，应当可以成立。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时间内读过一些陈寅恪的书，后来方向转移，不再关注，因此你提到的好多书，我都没有看过，也就无法提出什么意见。不过有两点你似可以注意：1.“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关系 ，先后可以调一下，古人一般首先看重“知人论世”，再讲“以意逆志”，否则会流为陆王心学。2.叙述“以诗证史”，不必追溯宋人与今人如何如何，但中国本身传统也可提一下，中国自有以诗证史传统。杜甫之作世称“诗史”，宋人即有很多纪事诗之作。钱牧斋与朱鹤龄之反目，即因朱默守陈规，钱则强调以诗证史，故别著《钱注杜诗》以畅厥旨。记得钱在书前曾有一些说明，自明条理。以陈氏对钱氏之关注，则可说明其学术渊源之深，亦可为你这文章增一顿挫，且可坐实“文化本位论”之说，然后再放开畅论其所受之国外影响。

我遵照勋初师指示修改后，再次呈请指教，他在11月29回信说：

新稿已草草看过，修改得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讲到钱牧斋的成就时，不要用“极高”，用“很高”够了。因为对他的分析争议很多。

我在当天回信说：“‘极’字确实有失分寸，已改。”

2017年11月1日，我将新写了半篇的论《春江花月夜》一文呈请教诲，写邮件给勋初师：

我这两天新写了半篇文章，因为中旬要去蒋寅那儿开会，催我交稿，就只好先写到这里了。文中对程先生的意见表达了异议，但同时发挥了胡小石先生的意见。重心在于，我想试探一下纯文学研究论文的写法，想要把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和文学理论结合起来，不敢自信，敬呈指教。

明天我要去北京参加“北京论坛”，后天还要在钓鱼台国宾馆发表我的论文，题目是《东亚视野下的经学与文学——以〈孟子〉为例》。蛮好玩的，《孟子》一书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命运各有不同，在经学和文学中的呈现也各有姿态。

11月4日勋初师就有了回应，因为我在北京开会，他就打电话给我。说这篇文章对他来说，犹如“倾盆大雨”，建议我就此煞尾，但可以考虑写成一本书。说到小石先生，他特别强调胡先生“有悟性”，还说：“你表彰我老师的观点，我很高兴。”鲁迅说自己用长篇小说的材料写短篇，我也常常用写书的材料写论文，往往头绪纷繁，有“复调”之态，读者骤遇此类文章，势必如逢“倾盆大雨”。遵照师说，我那“半篇文章”就成了“全文”。

2019年6月，我应《文学评论》编辑部之约，撰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文章，写完后打算呈请勋初师审阅，约好26号去看他，没想到25号晚我自己突发心梗，住院手术。出院当天写一邮件，附上近作。勋初师看后让曹虹转告，没有什么意见，而特别认同了我的分期，即将八十年代归为上一时段，令我深受鼓舞。

2020年初开始，中国大地遍布疫情。勋初师和师母住在养老院，我们也无法前往探望，以电子邮件联络为主。同年4月29日罗宗强先生去世，我写了一篇怀念文章，也寄给勋初师一阅，他回信说：

你的《忆罗先生》文已看到，情真意切，你对他的为人理解很深刻，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评价也很充分。篇幅不大，但很全面。我觉得你很重感情，身体也不太好，本来是想给曹虹打电话，手机上记录了两个号码，不料是你接的。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一切都顺其自然度过。

其时勋初师已年逾九十，但思路依然清晰。尤其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我的关怀之情，令我倍感温暖。

一个学者能有成就，离不开他人的帮助，所以一旦有所成就，便应该回馈他人，对所在的学术团队做出贡献。1988年2月，南京大学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全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勋初师就是学术带头人之一。1999年，他又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科带头人。注重团队建设和学科的整体发展，是勋初师心念所系之事，也因此取得了成功。他在2014年12月21日给我和曹虹的邮件中写道：

程先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即患严重心脏病，我接手古典学科时，当时佛教文学、敦煌文学正风行，而此间老的一代，只能讲思想性、艺术性，我乃让曹虹专攻佛教文学，赵益专攻道教文学，章灿搞赋，学科门类一一补足。如今于此均有成就。参加四川盛大佛学会议，自是佳事……可见王气已转向东南。《唐人轶事汇编》结束，严杰于笔记小说方面已有论文陆续发布，我乃让其向此发展，秀成治《旧唐书》多年，学有心得，我乃让其完成《旧唐书辨证》一书。

所谈即学科整体布局和发展等问题。在这一方面，勋初师也是我们的榜样。2016年11月24日，我读完《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一书，致信老师：

曹虹昨晚带回老师新著治学经验谈，今天白天一气读完，虽然有的文字以前就读过，但完整阅读，更有新的震撼力。加上师母的两篇感性文字，使得本书另有一种别致的风格。老师智慧不可及，但伯伟不敢以此自怠，当以老师为榜样，在永恒的攀登中求得日有寸进。

伯伟本月17号率领八仙过海，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和高丽大学出席了两个会议，其中包括士玲、正岚二女仙，她们的论文也受到好评，将翻译成韩文刊登在《大东文化研究》。承蒙他们的支持，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事业日益进步，影响力也由东亚扩展到北美。伯伟新著《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已由高丽大学沈庆昊教授翻译成韩文，即将出版。会后又在成均馆大学韩国汉文学研究所演讲，所以晚一天返回。却顾所来径，若非老师的不断教诲，连今日微薄成绩恐怕也拿不出来。今天是感恩节，虽然是洋节，但感恩之心中外一如。多谢老师！

勋初师次日回我邮件说：

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一方面把个人的历史总结一下，另一方面，也对家人和师长表示感恩之情。

自己觉得一辈子活得很艰辛，幸亏后半生有了转机。最大的安慰是我们这个团队能健康发展，自己也尽了很大努力。现在你的这个团队发展趋势很好，比起其他学校都占有优势。你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也非常不容易。古代文学学科之内，其他成员也各有所长，各自都有很好的发展，整体实力目前名列前茅，而且能够相互团结，前景看好。希望今后仍能通力合作，培养一种集体的团队精神，年轻一辈千万不可滋生追求个人突出，轻视别人长处之风。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事，希望你们这种尊师重道和相互支持的精神继续传承。

读这封邮件，让我想起的是俄国著名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演员的话，要热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钱锺书拒收弟子，在他看来，“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谈艺录补订》），更别说尚未“青出”就已然“相悖”者。无论在文学史、艺术史还是学术史上，求其“不背不累”，真罕如凤毛麟角。但如果学者能秉持“热爱心中的学术，而不是学术中的自己”，在学术团队中，就比较容易成为好老师、好学生、好同事，也比较容易形成团队精神，相互支撑。勋初师的榜样值得效仿，其教诲也值得铭记。

2022年底，疫情管控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开，勋初师不幸染疾，由于医院也没有药物准备，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虽然从鬼门关逃生，但身体遭受了重大打击。2023年3月，我和曹虹去养老院探望，他神志虽然清楚，却无力讲话。听说我要去复旦大学参加《王水照文集》新书发布会，乃努力跟我说出“向王水照问好”几个字。最后一次去看勋初师，是在当年12月25日，那天他的精神特别好，和我们谈了很多往事。我们心中暗暗祈祷，并且认为他的身体定会转好，然而，两个多月以后……

回忆从学勋初师四十多年的往事，深感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堪称“师范”的前辈。“丘原无起日”，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但“江汉有东流”，勋初师奋力推进的南京大学的学术事业，一定会如滔滔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路高歌，勇往直前的。

乙巳年初二至初三日

原载《中国文化》2025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