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作为研究生导师代表在这里向各位新同学讲几句话。我是南京大学1981级的研究生，也就是比各位同学早45年的老学长。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我们有幸聚集在这里，从纵向看，是南京大学124年的历史；从横向看，是处于动荡不安、充满危机和挑战世界中的中国。所以，我想要讲的题目就是《南大的·中国的·世界的》。但我的时间有限，只能大题小做、长话短说。

作为南大的研究生，理应对南大的校史、校风有所理解和认识，并能够有所践行和推广。南大的起源，是1902年筹建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来正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再经过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及金陵大学，最终成为南京大学。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西学东入中国，当时的士大夫颇为轻视，“以为殊方小道不足学”。甲午战争之后，国家危机日益深重，“有志之士，莫不人人奋袂言西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江师范学堂应运而生。“中国师范学校之立，以两江为最早，聘日本教师十一人，综合中西”（以上引文俱见李瑞清《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同学录序》），这为南雍学脉奠定了基本特色，那就是为救中国而办学，为民族崛起而求学。从两江毕业的优等生，无一不具备中西知识，更无一不具备世界眼光。当时的时代大问题，就是中国的存亡、民心的觉醒，简言之，就是救亡。这里的“救亡”，面对的不止是“亡国”的可能，更有“亡天下”的可能。亡国丧失的只是政权，亡天下丧失的则是民族文化。要想建设新社会，需要造就新国民，其标志就是拥有新文化。

要达成这一目标，当时有三条路径：一是固守传统，这注定失败；二是文化革命，全盘西化，这以北大学者如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在当时最为风靡；三是文化改良，走融合中西之路，这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以及后来的东南大学学人为主。他们担忧“新说之灌输无闻，旧籍之研究日荒”（《史地学报》），强调“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国故西学，齐重互见”（《文哲学报》），这些人涵括了西洋文学系、国文系、哲学系、史地系等不同学科。面对革命，改良就显得落后；面对激进，温和就显得保守。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有的史学家如英国的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甚至用“极端的年代”来概括二十世纪初世界潮流的特征，所以在南北对峙中，东南学者落败了。

然而从两江、南高到东南大学的基本精神，既不守旧，亦不骛新，其流风馀韵仍然保存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校风之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强调“我们要养成新的学风，尤须先从矫正时弊着手”，从而“提出‘诚朴雄伟’四字”，以“负担起特殊的使命”，这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中央大学之使命》）。这四个字，也成为今天所有南大人都耳熟能详的校训。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今世界大势下的中国，以及中国著名大学的使命。今日世界大势就是全球化，虽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存在，但互联网的日益发达，使得每一个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为前所未有的紧密，一个人的声音想要传遍世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突出自我、强调个性差异所导致的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误解、冲突，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频繁。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明大国，有责任在统辖人生重要问题的方面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从而在现代世界中扮演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因此，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和新文明的伟大任务，也就是今日南京大学面临的伟大任务，涉及各个不同学科，并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现代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建设，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同时又要以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之长的姿态面向世界，从而在世界各民族之间搭建可以沟通往来的桥梁，“帮助人们深刻认识人类多样性中固有的同一性”（马约尔《人类文明史·总序》），就像我们校歌中唱的“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面对这样的建设目标和建设途径，每一个南大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与南大传统的校风、学风是非常合拍的，因此更有理由在完成这一伟大的当代使命中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

这样一个伟大的当代使命，既是南大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完成这一使命，不能依靠短时间或少数人，而是有赖于长时段和很多人，其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构成，就是一级又一级新入学的研究生。我们期待在入学伊始，研究生就拥有这一番自觉，并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时光中付诸实践。最后，请让我引用一段17岁时的马克思说的话，一段激动人心的、让人感到发烫的文字，见于其《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二〇二六年九月十一日讲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