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选序》是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著名文献，自清代阮元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以中文、日文、英文解读者甚多。仅就“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句的解说，不同意见就达十余种，但没有一个解释堪称圆满。究其原因，不是态度不认真，不是知识不丰富，而是对解读方法的理论基础缺乏反省和自觉。“CD阅读法”是一个拟构，名称改造自西方文学批评，内容则引申自中国学术传统。用这一方法重释《文选序》，不仅可以使人们对旧文献获得新理解，也可以促进学界对理论和方法予以更多的重视和探讨。
作者：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
原题：《重释〈文选序〉——“CD阅读法”例解》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1期
从近翫、远观到“CD阅读法”
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学者，无不知道萧统的《文选》。读《文选》者，无不重视《文选序》。最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阐发此序内涵的，首推清儒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曾写专篇《〈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影响颇大。此后，中外学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释读者不一而足，但在主旨的论定上却歧义纷出，莫衷一是。细审前贤诸说，几乎无一态度不认真，无一学问不渊博，但其解释却难有堪称圆满者，究竟原因何在？坦率地说，就是因为对释读方法的理论基础缺乏必要的反省和自觉，往往不假思索地循着某种“惯例”行事而已。为达成较为理想的解说，我提倡从“近翫”“远观”进到“CD阅读法”。虽本文仅以《文选序》解说为例，但我希望这种阅读法对于其他批评文献的释读也能带来较为普遍的意义。
“CD阅读法”借用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外壳，以求便于听说记忆。一个是“近翫”，也可以译为“细读”，即close reading。我从中借用了一个C，强调阅读要注重文本脉络，从容玩味。针对前者之不足，后来又有了“远观”，也可译作“远读”，即distant reading。我从这个概念中借用了一个D，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远观，也近翫，既细读，也远读，因此命名为“CD阅读法”。
如果注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拘泥于文字的表面，那么，对于文本“细读”的实践在中国堪称“传统”。在中国的文本解读传统中，除了“细读”，当然也有“远读”，强调不能只见其“小”，不见其“大”，导致因小失大，但强调和实践都不如前者。重视“大判断”、不废“小结裹”，都体现了“CD阅读法”的倾向。所以，这一方法的实质植根于中国的本土经验。
文学批评文本，类似思想性、观念性文本，需要采用上述“CD阅读法”，而且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字词典故的解释。古代文学批评文献的解释，不是简单的白话翻译。文学批评文本中的概念，有其针对的问题以及需要回答的内容，我们可以借用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来说明：“除非你知道一个命题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否则便不能说出它的意蕴。如果你误解了这个命题的问题，也一定会误解它的意蕴……每一个命题都回答一个与自身严格相关的问题。”无论是“细读”还是“远读”，引导我们关注思路的永远都应该是这个“问答逻辑”，这也是“CD阅读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选序》讨论的问题有二：一是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涉及文学体类的形成；二是选文的范围和标准，涉及什么是文学的“佳作”。
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文选序》云：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一个字是“时”。萧统从历史现象中总结而来的结论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但繁复、华美之极又会反过来追求简单、质朴，萧统虽然未及见，但“随时变改，难可详悉”是可以概括上述现象的。与“进化论”的观点相比，萧统的意见应属于“变化论”，虽然“变化”有时也体现为“进化”。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於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此论“赋”的兴起。“源流实繁”的“源流”一词，实偏重在“流”，指赋的题材不断扩大。从萧统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人的观念中，文学体类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题材的扩张。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此论“骚”的兴起。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
此论“诗”的兴起。无论是四言五言、三字九言，都以情志为本，故起首就标明宗旨：“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虽然这属于《毛诗序》中的老话，萧统的引用还是想表明，情志可以表现为“正始之道”，也可以透露出“亡国之音”，诗与政治良窳、时风清浊有着密切关系。以下论诗赋以外的各体文学源流：
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
“颂”亦为六义之一，故先论之。沿用的还是《毛诗序》中的论调。
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此总述其他各体的名称或要义。这些文类颇为庞杂，文体既繁，作者不一，所以不再说始于何时何人。“陶”“匏”皆为古代乐器。中国古代乐器有八类，虽由不同材质制成，但都要娱乐人耳。“黼”“黻”是两种织绣的花纹，都是为了让人赏心悦目。这里强调的是文学审美，重心落在“声”（入耳之娱）和“色”（悦目之玩）。
选文的范围和标准
《文选序》就是这样继续展开了：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总集产生的前提就是别集的大量存在，目的就是“去恶留善”。但没有录入《文选》中的，并不都因为这些文籍不属于“清英”（精华），其宗旨、条例如何，需要进一步说明。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何焯改为“表”），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
首先是儒家典籍，即六经，此乃人生准衡，不可加以去取。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以立意为宗”的子书，其重心不在“能文”。即便有些段落很精彩，也是作为“立意”之辅助，不宜裁割。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属于“篇章”。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从这段以下，连续出现了三个词，“篇章”“篇翰”和“篇什”，不是单行的文章，就不在选择范围之内。子书及子史中所载“美辞”不选，因为都“事异篇章”。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史书也同样自成起讫，浑然一体，与单行之文不同。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中也评论说：“裴氏（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与本序说史书“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表明萧氏兄弟对该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
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史书中有赞、论、序、述，本来是与史传合为一体的，但班固、范晔往往用心撰著此类文字，重视文采，故选入。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辨析
《文选序》中歧义最多者，就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两句，而要真正理解，又不能局限于此二句、此一段甚至此篇文章，所以尤贵“CD阅读法”。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其含义为何？二是其能否代表《文选》的选文标准或萧统的文学观？
要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首先须辨明其重心所在。从文学批评的立场读《文选序》，阮元当其首，他的理解重心放在了“沉思”“翰藻”，朱自清已经予以批评。这两句话的重点在“事”“义”，而非“沉思”“翰藻”，所以要继续讨论的就是“事”“义”的含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看成“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的重申，这是一种“误读”。它们不是同义反复，而是一种递进关系。
其实对于“事义”一词的诠释，在朱自清的文章中，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的。不仅路径正确——结合《文心雕龙·事类》等篇的论文之语为参证，而且结论可信。“事”专指引事引言，也就是典故成语；“义”则指典故成语中蕴含的理。
王运煕沿着朱自清的解释路径行进，所以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朱文对“事义”和“翰藻”的理解“过于狭窄”，他要加以扩充，导致的不足有二：一是泛化了“事义”的内涵，不合《文选序》的文本含义，也不合文本系统的含义；二是将“沉思”的解释丢弃了，而这个词并非可有可无。所以，我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
“事”指用典或引语，“义”是典故成语中蕴含的义理；“沉思”即深思，“翰藻”即华美的辞采。典故成语的运用要出于深思，而非一味堆砌；义理的呈现要辞藻华美，不能仅仅“以立意为宗”。
如果要在文学批评的系统中，也就是一个时代语境中考察“事义”的概念，我们就需要结合《文心雕龙》。当然，宋齐时代以来的文坛风气，属于这一文学批评“问答逻辑”中所针对者，也必须同时关注。“事义”的“事”，主要指典故成辞，这与宋齐以来的文坛流行风气密切相关。针对这一弊病，《文心雕龙》专列《事类》篇以纠正之。《文选》则既通过选文以作文坛示范，也在《文选序》中揭橥其意。所以既强调内容，也重视内容的表达。“事义”的传达表述要归于“沉思”和“翰藻”，二者也可在以下的意义上互文：“沉思”故能出之以“翰藻”，“翰藻”是为了呈现“沉思”。由此可见，这里的“沉思”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装饰。
将文学批评的系统往前延伸一些，“沉思”和“翰藻”以及两者相交错的观念，在《文选》所选录的作品中也能得到印证。王褒《四子讲德论》，文中引《传》曰：“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这应该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思”之在文献上的最早呈现。至于在文学创作中尤其强调“思”，则始见于《文赋》，其中多次重复出现“思”，并且都将它与“言”对举，这也就是萧统的将“沉思”与“翰藻”对举。
萧统受时风影响，视辞采为“事义”的最关键因素，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一曰“综辑辞采”，二曰“错比文华”，三曰“归乎翰藻”。在他看来，衡量佳作的标准，一项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能文为本”，“能文”不是“末”而是“本”。这个“文”需要炫耀自身的物质存在，因为这个存在本身就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炫耀自身存在可以由很多因素达成，但最直接、最醒目的因素就是“翰藻”。
现在我们来讨论《文选》的选文标准，或曰萧统的文学观，我以为这两者是统一的。仅仅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两句当作《文选》的选文标准当然是不够的，但若反过来说，这两句话与其选文标准无关，那就更荒谬了。萧统的文学观念和选文标准，与刘勰是一致的。刘勰在创作论上主张情志、事义、辞采、宫商四项要素缺一不可，而且是不变的方法。在批评论上揭橥的“六观”，略去“通变”和“奇正”，其他四项，“位体”与“情志”相关，“置辞”与“辞采”相关，“事义”“宫商”的用语则完全相同。所以，“六观”批评论中的这四项与《附会》创作论所述也完全可以相互印证。
现在我们来完整地看一下《文选序》。萧统展示其选文标准和文学观念，是散布在全文的不同段落中的。在谈论诗的兴起时提及的文学要素是“情志”，在综述各类文体的要义时提及的是“辞采”和“宫商”，所以在强调史书的赞论序述时，就仅仅突出了“事义”。如果完整地阅读和理解《文选序》，我们就可以看到，和刘勰一样，萧统也强调了文学四项要素，只是在不同的段落中分别突出。总之，情志、辞采、宫商、事义等四项要素是衡量《文选》所有不同体类“佳作”的共同标准。自阮元、朱自清以来，人们只重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话，被它们的修辞吸引了，也迷惑了，甚至当成了口号或标签，以作为萧统的选文标准或其文学观的代表，导致其他文学要素都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或弱化了，并最终导致《文选序》的解说都或多或少离开了萧统的本来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