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30年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创立者耶稣宣扬博爱，即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早期基督教徒主要是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民众。基督教徒拒绝参与罗马皇帝下令确保国家福祉的仪式和献祭，并且拒绝罗马和希腊的泛神论传统信仰。基督教早期发展受到罗马帝国打压，在耶路撒冷犹太祭司的压力下，基督教先知耶稣被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执政官判处在十字架上钉死。罗马帝国皇帝尼禄还以纵火罪逮捕处决了数百名基督徒。公元三世纪哥特人入侵罗马帝国，基督徒再次受到责罚并成为替罪羊。

基督教不主张以暴力推翻世俗政权，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三百多年的传教过程中，面对种种苦难体现出极其强大的坚韧精神。基督教愈挫愈勇不断壮大的传播趋势锐不可挡。罗马帝国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容忍基督教不仅对内可以巩固当下政权，还可以打着“圣战”旗号对外征战掠夺。为此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从此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发了欧洲各国的一系列社会自省与社会变革。

基督教传入之前西方的罗马帝国与同时代东方的汉帝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二者都是国土面积达到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一统君主专制国家，整个国家都是至高无上皇帝的财产。二者都是盛世与乱世不断交替，既有勤政爱民的明君，也有独断专制的暴君。皇权易手也都充满了战争、暴力和阴谋。二者甚至连修筑长城抵御蛮族入侵都不约而同。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传入，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后的社会发展未必会有很大差异。

基督教信仰对社会自省的正面深远影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上帝和《圣经》的唯一崇拜，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化任何人间领袖的合理性，构建起王在神下的权力制衡，为社会自省针对世俗权力的找错纠错提供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二是以耶稣为世人赎罪从容受死为榜样，鼓励着思想者以疑为贵的探讨与民众的虔诚信仰二者间的互动。三是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神父哲学，助力社会自省走上理性思维之路。以下分别予以解说。

基督教在整个欧洲的成功传播并不是主要依靠武力，而是更多运用哲学理性思维来扩大和巩固其信仰。以奥古斯丁（354—430）和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为代表的基督教思想者，在希腊哲学基础上构建起基督教哲学，论证了基督教的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三位一体论和来世赏罚论。将原本自在的世界本体定义为自在又自为的人格化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主张人在上帝面前赎罪后有选择感恩和行善行动的自由。后来这种自由理念衍生出了权利、责任、尊严、平等、博爱等等重要理念。进而导致在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社会自省的理性思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基督教文明走上了一条与中华文明显著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华文明的社会发展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英明君主为历史的里程碑。而基督教文明则以重大思想变革为历史的里程碑，如大宪章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等。

古代中华文明缺乏政治权力间的长期相互制衡，形成了依靠暴力夺取和捍卫政权的成王败寇政治传统。执政者缺乏容许对其大政方针找错纠错的雅量。作为思想者主体的古代士人的道德榜样，则是忠于旧帝王为其守护江山而赴死，或追随新帝王为其夺取江山而献身。并没有形成以坚持真理引领社会自省的历史传统。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只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和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等极少数时段，由于大一统政权式微造成割据政权间的权力制衡，使社会自省在不同思想认识的公开争辩中得以深化。除此以外的中国古近代绝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帝王专政和暴力改朝换代的盛世乱世简单循环之中，都不利于社会自省的持续深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回顾和再认识基督教文明中社会自省推进社会进步的一系列重大历程。公元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迫使国王约翰签署了王权对侯权理性妥协的大宪章。握有候权的贵族阶层以“为了上帝的荣耀”为由，在大宪章中规定：(1)贵族权力属下的自由民不再被出卖或剥夺；(2)无代表，不纳税；(3)未经审判不得监禁人；(4)未予公正的补偿，不能从主人手里夺走财产。国王还是国王但是大宪章树立起了国王及其臣民都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大宪章还引导了后来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们发起的社会自省，其《独立宣言》的措辞也充满了基督教用语：“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其‘造物主’那里获赠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乃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或废除之，以建立新的政府。”

基督教文明的发展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借鉴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讲因果关系讲事物运动的动力，结果却变成了以上帝为第一推动力的僵化神学。教廷同时还以宗教裁判压制不同认识。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了拜占庭帝国，逃亡到西欧的东罗马学者带来了大量古希腊的典籍。厌恶基督教高层的腐败及其虚伪禁欲主义的意大利思想者和市民，率先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在社会自省中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艺，追求个性解放和现实人生幸福，主张自由平等和反对等级观念。思想者主导的文艺复兴于16世纪达到顶峰，形成了主张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旨在把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

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构筑了思想基础，思想者通过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认识到，后来的教会教阶制、神职人员世俗化、经院哲学烦琐争论等等，都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由此触发的社会自省主张《圣经》的权威在教皇和教会之上，基督教徒应该对圣经自主解读，从上帝那里直接获得的精神救赎。16世纪初期是德国的市民和农民在社会自省中大觉醒的时期。

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派人去德国兜售赎罪券，对此基督教神父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前贴出反对销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论纲认为基督教信众告解圣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肉身的苦修和禁欲若无内心的忏悔便毫无用处。论纲的公开提出使赎罪券在德意志各地销路大减。次年教廷对路德提起诉讼，但是在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庇护下马丁·路德得以出逃。1520年利奥十世又发布通谕《斥马丁·路德谕》限路德于60天内改变立场。马丁·路德公开烧毁教皇通谕隐居于瓦特堡，致力于圣经的德语翻译并相继发表《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等3篇文章，阐明其神学见解并且以此为政治纲领构建起了基督教的路德宗。这时马丁·路德的拥护者已经行动起来，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

同时期的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逃避到瑞士，于1536年发表神学著作《基督教原理》认为人的得救与否由上帝决定，否定罗马教廷的权威，还在道德层面肯定了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正当性和积极意义。这对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促进作用。约翰·加尔文构建起基督教的加尔文宗，并且于1541年在瑞士日内瓦组建起共和政权。在瑞士、尼德兰和法国南部等地，宗教改革也都以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在英格兰、北欧各国等世俗中央政权势力强大的国家，则削弱了罗马教廷地位，由国王担任独立自主的国家教会的首脑。路德宗、加尔文宗及其他在宗教改革中脱离罗马教廷产生的宗派后来统称为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流派。在中国“基督教”一词往往单指基督新教。

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上层的封建领主、贵族、官员和僧侣的生活享受，全部通过农民的税务和徭役提供。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农奴其境遇每况愈下。宗教改革中不断深化和推广的社会自省，引发了1524年闵采尔领导的以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为中心的德意志农民起义。起义者发表了斗争纲领——《书简》，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德国施瓦本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则提出《十二条款》和《帝国改革纲领》，包含着废除农奴制，取消小什一税和死亡税；由村社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和选举传教士等系统要求。上述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反映出的社会自省深度，显然大幅度超越了同时期中国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提出的“迎闯王，不纳粮”口号。也超越了三百多年后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的东王杨秀清，在与天王洪秀全争夺权力时以上帝附身之名的装神弄鬼。

宗教改革奠定了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基本原则，促进了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打破了罗马教廷的精神束缚，促进了重视现世生活的人文自由精神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教育等领域的空前繁荣。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信众刀刃向内的改革，破除了罗马教廷对上帝和圣经的解释垄断。它破除的是对人的崇拜，保留了对上帝的信仰。

与一切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有其对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基督教利用唯一之神的绝对权威提高了其价值体系的执行力，同时也增强了其走向极端化的危险性。在中世纪和近代这种危险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十字军东征；基督教教廷专制腐败；对近代殖民侵略和贩卖奴隶行为视而不见的默认。

基督教的一神教主张必然对其他宗教持排斥态度。自1096年起基督教教廷鼓动对伊斯兰教盛行的中东地区反复进行十字军东征，二百多年中造成数百万人丧生和巨大物质损失，严重破坏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基督教教会及神职人员并不是全知全能的无私之神，缺乏有效监督的教会权力必然滋生腐败专制。大肆贩卖赎罪券和用宗教裁判残酷迫害对基督教神学持不同意见者，给基督教留下了造成黑暗中世纪的千古骂名。

葡萄牙人于1442年开始使用柏柏尔人为奴隶。西班牙人于1502年开始把非洲黑人输入美洲，英国和荷兰的奴隶贸易分别开始于1562年和1619年。到18世纪中叶，奴隶贸易达到极盛，英国在1763年就有150艘船去非洲运载近4万黑奴。手握神权和国际话语权的罗马教廷及各地基督教会对此熟视无睹，置圣经中人们生而平等和爱上帝爱邻人的教诲于完全不顾。149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作出教皇子午线，为当时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势力范围。后来随着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社会自省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教廷及教会的上述负面作为，自作自受地导致其在近现代西方政治舞台上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