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兼具普适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价值理念，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一直是判断善恶和取舍利害的有效思维准则。社会复杂程度增加需要提升价值理念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于是逐渐形成了各种价值观体系和意识形态理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进步功绩显著，但是越是复杂的人类认知出错可能性就越大，被扭曲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损害也不胜枚举。人类认识自身社会难以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同时任何社会活动都是不可严格复制的一次性过程，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不能搬用于对社会认知的证实或证伪。因此述评历史是深化社会自省的必由之路。本文述评人类文明各个历史阶段中价值观与社会自省的互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正负面影响。论证社会自省促进价值观跃升，和回归基础价值理念纠正扭曲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
社会自省以找错纠错方式持续进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着深度和广度起伏，甚至还会误入歧途。价值观则以相对稳定和阶段性本质跃升相结合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价值观跃升的驱动源头有四类，第一类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如农耕取代采集狩猎、工业取代小农经济。第二类是认知模式的突破。如从“神话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第三类是道德边界的扩展。如从部落族群内部的道德衡量，扩展为对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道德关怀。第四类是社会自省的推动。社会自省在将价值观落实于实践的同时，也会在争辩中与时俱进产生新价值观念的源头，还会返璞归真于基础价值理念，纠正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下是对人类文明各个阶段中价值观与社会自省互动史的述评。
一、原始社会的价值理念萌芽时期（史前时期—公元前 800 年）
人猿揖别后漫长的原始社会是价值理念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人类社会食不果腹没有财富积累，还要时刻提防洪水猛兽等外部危险。人们往往将自然灾难、狩猎失败等不利结果，在神化思维中归因于触怒了神灵，并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理念。大约一万年前出现了农业，人类开始聚族而居社会走向稳定也有了财富积累和社会分层。公元前2100年西亚的《乌尔纳穆法典》，最早明文规定对社会内部犯错犯罪者，用罚金赔偿制取代血腥的复仇杀戮，这标志着以维护族群集体安全稳定为重的价值理念开始形成。
二.从神话思维转向理性思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200 年）
在这个后人命名的轴心时代，发生了人类第一次用系列价值理念对社会进行找错纠错的深度社会自省。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思想者，先是将目光从人类社会的集体安危，转向对个体人的思维和行为进行系统价值观层面的理性探讨。然后回到以社会集体为认知对象，打开了价值观与社会自省理性互动的大门。
孔子对个体人思考的经典论述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指出智慧的真正源头是个体人的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孔子还主张“仁者爱人”和“当仁，不让于师”。仁作为核心基础价值理念的内涵，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的相互亲善体恤。当仁不让的精神发展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自省深刻责任感。
苏格拉底在深化价值理念和推动社会自省两方面都做得很好。苏格拉底认为人若真知何为正义、勇敢、节制，则必会作为价值观行之。他用“精神助产术”持续向对话者提出诘问，经由逻辑推理暴露对话者信念中的矛盾与模糊，促使其自主反思并形成理性判断。苏格拉底自比为肩负叮咬社会问题唤醒社会自省的“牛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不敬神明”与“腐蚀青年”两项罪名接受审判。由雅典城邦的公民抽签组成的陪审团，经以多数票判定其有罪并且判处死刑。面对雅典城邦“多数人统治”蜕变的“多数人暴政”，苏格拉底拒绝逃亡机会后饮下毒汁平静赴死。十四年后雅典城邦重审此案，改判苏格拉底无罪，惩处主要原告，并树立苏格拉底纪念铜像。苏格拉底之死构建的“个体人觉醒—多数人误判—社会悔悟”闭环，奠定了西方社会自省的基本范式。
轴心时代理性思维的共同历史局限性在于，都没有认识到公权力天然具有自我扩张性，必须用社会制度硬性制止公权力走向专制和腐败”。
三、帝国皇权与宗教神权互动时期（公元 1世纪—公元 15世纪）
在公元1世纪前后东西方社会相继出现了疆域辽阔的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仅仅依靠血缘、神权和武力等传统手段难以控制治理庞大帝国，统治者认识到需要构筑起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社会共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构筑起维系大一统的精神纽带。罗马帝国也以“希腊为脑，罗马为力”的基本格局，增强了帝国的凝聚力。但是尽管儒家痛恨苛政猛于虎，希腊城邦肆意处死苏格拉底也殷鉴不远，东西方帝国仍然都没有用政治制度来限制公权力自我扩张。帝国统治者日益专制腐败，民众不满愈演愈烈。这种社会环境使宗教在社会底层快速传播。东西方帝国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宗教主张的价值观可以用来约束社会自省和维系帝国统治。
佛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假有性空”，即世上一切现象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虚幻的假象。主张通过修行证悟实相之“缘起性空”，进而脱离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进入终极圆满的涅槃境界。中国古代帝王引导民众信仰佛教回避对统治者专制腐败的批判和抗争，寄望于在自我修行中摆脱现世苦难。梁武帝萧衍四次舍身出家，将佛教推向了准国教的地位。武则天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论证皇权神圣性和突破儒家伦理对女性称帝的限制。
但是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占据了大量土地和人口，严重威胁国家税收与兵源。对此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朝武宗和后周世宗，先后大规模捣毁寺院、没收土地和遣散僧人，被后人称为“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佛教原本就没有与与世俗帝王争夺权力的追求，与皇权冲突时佛教仅仅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解释僧人对皇帝和官员不行跪拜礼的理由。古代中国武力主导的一次次王朝轮换，始终没有改变皇权独大专制的政治传统。
基督教主张世人都有原罪，面对上帝忏悔赎罪获救后，有选择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感恩行善的自由，这成为被压迫阶层的精神寄托。基督教早期被罗马帝国统治者打压，先知耶稣被处死。基督教信徒面对苦难具有强大的非暴力坚韧精神，致使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锐不可挡。罗马帝国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容忍基督教不仅对内可以巩固政权，还可以打着“圣战”旗号对外征战掠夺。于是公元392年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此后基督教在欧洲迅速传播。基督教对价值观与社会自省互动的正面深远影响，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化任何人间帝王的合理性，构建起王在神下的权力制衡。为社会自省找错纠错提供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二是基督教思想者后来在希腊哲学基础上构建起了基督教哲学，助力社会自省中的理性思维。
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的负面深远影响，则是其自身逐渐成为“思想独裁者”，设立宗教裁判所压制社会自省。基督教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独立法律体系和庞大信众群体的超国家组织。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博弈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欧洲历史。罗马帝国内部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周边日耳曼蛮族不断入侵。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废黜了西罗马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成为西欧唯一具备跨地域组织能力的政治力量。基督教会认为古希腊哲学崇尚人的理性思辨，有悖于基督教依靠天启的信仰模式。从5世纪开始基督教会在西欧严控希腊典籍，绝大多数古希腊原著被销毁。西欧进入了延续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四、回归理性与人本价值的时期（公元14世纪—公元19世纪）
11 世纪后期欧洲与中东地区的贸易复苏，商人和十字军东征中的西欧人从拜占庭和阿拉伯地区带回大量古希腊典籍。12 世纪大翻译运动开启，经院哲学运用古希腊的逻辑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阐述基督教教义。与此同时意大利繁荣的工商业创造现世财富，却被基督教会贬低为追逐浮华。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民众按教会指引祈福后仍然大量染病死亡，动摇了教会代言上帝的绝对权威。社会自省的反思重点转向压抑人性的神权是否值得延续，于14世纪引发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且逐步席卷欧洲。许多思想者在社会自省中从“人”的角度全方位地审视宗教、财富、艺术和道德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使人文主义价值观兼具了解放性与稳定性，也防止人性解放演变为社会秩序崩坏。不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批判尚未质疑教会神权合法性。
1517年教皇派人去德国兜售赎罪券，对此基督教神父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前贴出反对销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论纲主张基督教信众告解圣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使赎罪券销路大减。马丁·路德被教廷提起诉讼后在选帝侯腓特烈庇护下出逃，构建起了基督教路德宗。同时期的法国的约翰·加尔文在道德层面肯定了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正当性和积极意义，构建起基督教加尔文宗。英国议会1534 年立法宣布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最高元首，教皇不再拥有对英国教会的任何管辖权。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欧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观察自然现象并且探索其变化规律的自然科学，较少直接触及统治者的既得利益，16世纪欧洲科学革揭示自然界奥秘的巨大成功，促使社会自省彻底放弃对上帝的依赖，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启蒙运动于17世纪最早发生于英国，其社会自省的特点是在社会实践中力图使斗争与妥协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进入18世纪后在反对专制王权统治的社会自省中，法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美国建国前后的社会自省对于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权力的分立与相互制衡等主要社会问题的认识深刻而且系统。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是一场人的觉醒、理性认知、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制度变革的接力赛。其中价值观和社会自省互动呈现出清晰的“破局—深化—验证—重构”的承前启后关系。 文艺复兴给人们用来感受和观察社会的身体和眼睛。宗教改革给人们摆脱神权束缚的独立灵魂。科学革命给人们提供不惧权威敢于批判专制的理性思维方法。启蒙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反对神权和皇权的束缚，用理性照亮社会的重大思想变革，形成了“价值观驱动社会自省，社会自省重塑价值观”的良性循环。经过长达四百年的奋斗，到19 世纪末西欧诸国和美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业技术和社会制度等多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同时还留下了扩大殖民侵略和大规模贩卖黑人奴隶等种种历史劣迹。
五、意识形态的深化和扭曲导致人类社会冰火两重天的时期（公元 1900 年—）
西方的政界和学界19世纪末的宏大叙事，认为人类社会将像自然界一样不断有序进化，最终实现一个和平、繁荣、理性的世界。但是令人惊诧的是进入20世纪后短期内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至今从未停止过。一些战乱不止的国家和地区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人类社会还面对着核战争和全球变暖等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但是同样令人惊诧的还有，在如此乱世中人类社会竟然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化），大批原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解放，联合国构建起全球人权事业的基石，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导致上述现代社会中冰火两重天社会现象的主要思想认识根源，一方面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进步，不断放飞科技创新使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社会财富快速扩张。另一方面是极端扭曲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导致了两世界大战，后来又滋生出霸权主义在世界各地发动局部战争。扭曲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还在一些国家内部造成惨重损失，例如苏联内部的肃反运动中逮捕的人数超1500万，被处决的人数达数十万。美国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政府以“反共”名义肆意进行政治迫害，大量民众被无端解雇、监禁，甚至被迫害致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意识形态造成了损失惨重的十年内乱。
历史一再证明人类社会共同的基础价值理念，才是人类能够共存、共商、共建、共享未来的根本保障。它们是不同文明之间能够进行对话的通用语言，也是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繁荣世界的价值底座。进入20世纪后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相关领域的开创性探讨。从罗尔斯 (John Rawls)的“正义优先于善”到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的“基础性价值的优先性”，再到到马斯洛的(Abraham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都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洞见：任何复杂的价值观体系正确性和有效性，都植根于更为根本的基础性价值理念。社会自省回归基础价值理念纠正被扭曲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才能避免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误入损害严重的歧途。
（本文作者沈庆196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长期在高校从事流固耦合多体系统的教学科研工作。2007年退休后转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