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明早期重要思想者奥古斯丁致力于从精神性存在的角度理解上帝和自我，主张信仰使人看见真理而理智使人了解真理，给基督教增添了理性的色彩和内涵。基督教文明中世纪的重要思想者托马斯•阿奎纳力图弥补精神与物质间的脱节，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深化基督教神学。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出凡是运动的物体一定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托马斯•阿奎纳以此为基础追根溯源，推论出作为“第一推动者”的上帝必然存在。随着他被罗马教廷封圣，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被赋予了不可置疑的地位。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创了把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先河。观察自然现象探索其形而上规律的求真，较少直接触及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有不少欧洲的思想者，投身于对各种自然现象“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理性研究，以及与其相应的实验观察验证。哥白尼（1473—1543）提出了日心说，第谷（1546－1601）对仙后座一颗新的明亮恒星进行了长期持续的详细观察记载，伽利略（1564—1642）在比萨斜塔上进行不同重量铁球的自由落体实验。这些探讨都令人信服地否定了基督教会竭力维护的相关基础性论断。进入16世纪后科学革命在欧洲迅速展开。

科学革命付出过惨痛代价，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1548—1600）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后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但是科学革命仍然是而且将来也会是，人类社会付出代价最小获益最多的重大变革。科学革命以构建概念、形成理论和予以证实或证伪的崭新方式，导致了人类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变革。科学思维不仅不断否定前人的许多基本认知，而且对当下的任何科学概念和理论体系也从不认为其具有终结认知的可能。

科学思维遇到新的无法圆满解释的事实时，不是全力维护原有理论而是将其视为可能获得重大理论突破的机遇。这正是科学思维走向成熟的标志。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的强大文化力量，对于社会自省的巨大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革命主将牛顿（1643—1727）敢于在原来上帝专属的认知领域中求真，把天地间物体运动的形而上规律统一于划时代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中，从根本上开启了对客观世界的重新认识。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哈雷赞扬牛顿突破了人在上帝面前的自卑心态，用“没有人能比他更接近上帝”来评价牛顿的敢于创新认知。科学革命将向上帝认罪以获得救赎的社会自省，改变为在用形而上的理性思维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对人类社会既有的认知和行为的不断找错纠错。

真善美作为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人类社会发展终极追求，三者相互促进和制约缺一不可。忽视求真的求善会对真相真理进行剪裁和封存，无限拔高求善目的进而使之神圣化，同时却无视求善手段的虚假和卑劣。忽视求善的求真在错误乃至邪恶的价值观引导下，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求美则是提升求真求善水准的重要精神驱动力。自然科学多次经历了基本认知被颠覆后的突破性发展，不再追求将某些基本认知树立为不可质疑的真理，也无需对既有的权威理论不断进行修补，以保持其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的神圣地位。

2.培根（1561一1626）是将科学研究逻辑组织化的先驱，而同时代的伽利略（1564—1642）开创了以实验数据为根据的近代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在有效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后，可以用逻辑推理和能够严格重复的科学实验检验科学认知之真伪。但是由于一切社会实践都是无法严格重复的一次性过程，因而对社会科学认知难以用社会实验进行证实或证伪。支持或反对既有社会科学判断的事例，似乎都可以在海量的社会实践中似是而非地找到。此外社会自省除了要求真外还要兼顾与人的利益相关的向善求美。因而社会自省中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各种认识，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变化的并不少见。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自省，经历的社会实践代价过于惨重。

3.科学革命揭示出生物世界的进化不需要上帝的顶层设计，适者生存竞争过程中生物界的“绝对无知”可以代替宗教信仰中上帝的“绝对智慧”。马克思也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否定了必须依靠英明领袖引导的社会进步模式。因此社会自省中应该抛弃对大幅度跨越时空的人为顶层设计的崇拜。

回望近现代引起社会生产力跃升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不是顶层顶层设计的产物。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借助于高速计算机的试错找错纠错大数据运算实践，促使认知的快速进化，而并非总是使人类陷于围绕抽象概念构建各种数理模型的苦思冥想之中。这在本质上是用数值计算复杂程度的提升换取抽象数理逻辑推理复杂程度的降低，在试错找错纠错的数值计算中进化认识。

科学革命揭示自然界奥秘的巨大成功，促使的社会自省改变对上帝和人间救星的依赖，于是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基督教文明中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一词具有社会自我主动觉醒的含义，即用理性之光驱散千年中世纪的愚昧黑暗见到光明，并且特指突破神权和王权控制。启蒙运动中的社会自省使人类对基本价值观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都焕然一新。中文“启蒙”一词通常是指学童接受初始教育，因此在中文语境中难以体会其引导社会自省主动进行社会变革的磅礴气势。

启蒙运动并不是在科学革命完成后才开始。在科学革命早期社会自省就开始用科学思维反思人类社会自身重大问题。启蒙运动最早发生于英国，其社会自省的特点是在社会实践中力图使斗争与妥协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早在1215年英国诸侯举兵打败贪婪无能的国王约翰，却没有另立国王而是制定大宪章制约国王权力开辟了英国宪政之先河。在牛顿成名之前英国思想者霍布斯(1588-1679)就指出没有公权力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在混乱中争夺自然权利的战争状态。构建公共秩序的合法性起点，在于每个人将部分自然权利交付给国家形成公权力。国家就像巨人怪物利维坦（Leviathan），其生命源于人民为避免陷入动乱的自然状态而产生的对于政府的需求。思想者洛克（1632-1704）进而主张对政府权力实行监督与制衡，当政府背叛了人民时革命既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义务。这种理论后来对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制定都有极大影响。思想者对君权神授的彻底否定，使英国的社会自省不再指望天降救星式的明君，而是致力于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1688年发生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专制的英王詹姆斯二世，却又把其女儿及作为荷兰执政的女婿请到英国成为愿意服从议会的新国王。这种对公权力持续健全制度性约束的相对平稳的做法，在英国社会自省中得到了普遍认可。

八百多年来依此理念英国的理性妥协在议会两院、朝野两党和劳资双方中陆续展开。理性妥协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和战略，还成为英国社会自省中的一种文化精神与历史传统。由于消除了极端社会撕裂和暴力对抗的政治土壤，英国可以反复出现罢工、游行示威和执政者的不断轮换，但是很少出现街头的暴力抗争和大规模社会动乱。但是很难指望其他国家中国王愿意成为王在法下的虚君，改革胜利者愿意保留原来的国王并且仍然予以尊敬。因此英国启蒙运动的道路和社会自省的模式难以普遍推广。

法国的启蒙运动及相应的社会自省有着与英国迥然不同的特点。中世纪后期的法国在国王、教士和贵族狼狈为奸的巧取豪夺下民不聊生。进入18世纪后在民众反对专制王权统治的社会自省中，法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有着伏尔泰（1694—1778）、孟德斯鸠（1689—1755）、狄德罗（1713—1784）和卢梭（1712—1778）等新一代启蒙思想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主张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用语）。在全新的启蒙思想引导下法国民众社会自省的诉求，已经大不同于此前宗教改革时期德国起义农民和光荣革命时期英国下层市民的诉求。在法国大革命（1789—1794）中发生的三次民众武装起义都在转折关头推动了革命进步，显示出民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法国大革命是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和人性中的各种负面因素的一次流血牺牲和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利益妥协，而是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直接造就出现代民主国家，但是其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为后来民主运动在欧亚大陆许多国家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法国大革命中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实践，也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就启蒙运动及相关的社会自省而言，法国大革命超过英国的光荣革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与大革命以前的法国不同，同时期的北美社会没有强大的封建专制，而大量从欧洲而来的移民中多数是经受过宗教改革思想洗礼的清教徒和新教徒。早在1620年“五月花”号帆船在陌生的北美新大陆靠岸前夕，移民们在船上就签署了“自愿结成一个民众自治团体”之共同契约，其政治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相媲美。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所占的最大便宜，在于他们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就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以及他们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后来才变成平等的。”

美国启蒙运动的社会自省中，对于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权力的分立与相互制衡等社会问题的认识具有突出地位。1787年召开的费城制宪会议如主持者华盛顿所说，会议充满着和谐和为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美国的宪法不是诞生于团结的大会中的一致通过，而是诞生于以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两种思想体系公开公正的争辩冲突之中。美国是在社会自省中通过理性争辩完成了建立民主政体与宪政秩序的双重任务。随着两党制的形成，美国社会自省的主流思想逐渐形成了对不同认识的包容，政治民主体现为以法治与秩序为基础的宪政不断演进。美国思想者的著作和民众的社会自省都具有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特色，这也为二百多年后成功商人特朗普二次成为强势总统留下了伏笔。

科学革命前半期由西欧的英国、法国和荷兰领先文明发展，德语地区则还是许多各自为政的封建邦国。发明了微积分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1646－1716）为世所知的成就，大多都是他用拉丁文和法文发表的。莱布尼兹主张宗教不应成为理性的阻碍，而应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引导深化社会自省推动社会进步。

德国的启蒙运动也与法国形成鲜明对比。法国是启蒙了的民众反抗专制统治者的压迫。而在德国则是启蒙了的专制君主带头推动社会进步。强大的中央专制邦国普鲁士，依靠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进行国家管理和征税。随着法国启蒙思想在普鲁士精英阶层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杂志《柏林月刊》的撰稿人中，出身于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者占压倒优势。社会基层的行会却顽强抵抗各种改革尝试。普鲁士启蒙思想者推动腓特烈大帝进行了一系列开明专制改革，提升了国家机器效率和廉洁治理作风。

德国的启蒙运动还有一个特色是德国思想者康德、黑格尔等人，在深化启蒙运动的哲学认识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康德调和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与培根的经验主义，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标志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被视为近代哲学的开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强调事物的发展是通过矛盾的统一和斗争而获得，矛盾的冲突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进步。黑格尔的思想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