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面对自然界的祸福莫测和人类社会内部的弱肉强食，人们难以做出深刻全面的解释，而社会行为需要有稳定的认识引导。对此相对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创立宗教以基础性信仰引导社会行为。人类文明数千年的社会实践一再证实，崇拜公平正义之神或已逝去的圣人，比崇拜活着的帝王领袖更加有利于社会自省和社会和谐。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活着的人都会犯错误，一旦被推上神坛必然不断吸引拉大旗作虎皮的阴谋家，利用其错误谋取私利。
严肃的宗教都有着对超自然和超世俗向善力量的基础性信仰，还有着作恶者必将受到末日审判等言之凿凿的警示。引导信徒坚信无需构筑对世界的全面深刻认知，只要坚持因信称义身体力行，就可以从世间苦难和自己的错误中获得解脱，并且在来世进入无忧无虑的天堂。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引入上帝作为创造世界万物的唯一之神，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同时又都负有原罪，需要通过虔诚信仰上帝来获得救赎。后来又基督教哲学的系统性解说，基督教逐渐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广泛持久传播。
佛教是非神权宗教，从哲学角度讲佛理，从宗教角度讲信仰。其核心教义是世界本体是假有性空，世间万物皆因缘和合而生，众生在六道轮回中不断流转，唯有通过修行才能达到涅槃境界，摆脱生死轮回之苦。佛教在东亚以及东南亚得到广泛持久传播。
严肃的宗教引导社会自省在向善行善中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用“众生平等”、“人不是神”、“王在神下”和“沙门不敬王者”等教义，反对崇拜任何活着的人，从根本上否定世俗王权的绝对权威，形成了神权对王权的非制度性制衡。另一方面引导广大信众面对社会矛盾时，首先依照宗教之道德戒律反思自身。与使用暴力的帝王和装神弄鬼的巫师比较，严肃宗教引导的社会自省利于推进社会稳定。但是忽视或回避对社会制度的找错纠错，则是所有宗教引导社会自省中的共同缺陷。
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确比宗教思维更加缜密。但是科学和哲学的探索越广泛和越深入，面对的新问题就越多。因此需要宗教以稳定信仰超脱不断新增的各种烦恼。在人类社会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中，仍然有时会如朱清时院士所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一览众山小的认知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宗教超自然和超世俗的基本理念，必然聚焦到探讨世界万物形而上的本质的本体论，和探讨认识主体如何获得知识的认识论。而哲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恰恰也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探讨的方式，哲学是提炼出观念和命题后进行逻辑推理，宗教则是在信仰经典教义基础上领悟神的启示。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如宗教圣徒那样能够接受神直接启示的机会极少，因此宗教教义的深化也往往借助于哲学。
佛教把一切事物都称为“法”，佛教中的“相”是“法”表现于外的可以由心识观察描述的各种特征。大乘佛教认为一切诸法之各别相（如地之坚相、水之湿相、火之热相）皆为虚妄，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没有永恒的固定不变的自体，这就是“空”。这种空就是宇宙万有的真性本体，亦即诸法之实相。法作为一切事物、物质、精神和现象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假相。这种“假有性空”的本体论理念成为佛教般若学的中心思想，而“缘起缘灭”则揭示了一切法生灭的认识论因果联系。
大乘佛教在东汉中期传入中原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本土的儒道学说也已经相当成熟。佛教在中国传播开始时并不顺利，儒家认为佛教是与孔孟之道对立的“夷狄之术”。然而与北方游牧民族武力侵犯中原肆意掠夺财富不同，手无寸铁远道而来的佛教徒有着普度众生的宏大叙事，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中国的士人阶层对两汉经学的繁琐、谶纬神学的怪诞普遍感到厌倦。出现了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辨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玄学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与大乘佛教般若学的“假有性空”不谋而合。大乘佛教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到两晋时期佛学者谈玄和玄学者论佛已经成为时尚，西域佛学大师接踵而来，佛教经典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人们希望有新的精神家园能够皈依。佛教的善恶均有因果报应和普度众生至西方净土的教义，迎合了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融入社会自省之中。佛教还对统治者的官方自省产生深刻影响。西域佛学大师佛图澄七十九岁时来到洛阳，劝解掌握重兵的石勒少行杀戮。经佛图澄的劝解当时行将被杀戮的人中十有八九获免。石勒成为后赵的开国皇帝后“事澄甚笃，有事必谘而後行”（《晋书·佛图澄传》）。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使王公大臣纷纷衣冠南渡，玄学和佛学中探讨智慧的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南下襄阳，专门讲习般若学十五年。前秦皇帝苻坚大力推广佛教，公元351年派兵攻占襄阳，六十七岁的道安被迎接到长安主持译经。翻译出了《中阿含经》等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又对译经文体厘正规范，给汉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
听闻道安讲般若学后出家的慧远，则到庐山东林寺组建起南方佛教中心。慧远迎请多名西域高僧入庐山译经，又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化解了佛教礼仪与中国帝王至上传统礼法的重大冲突。南方的另一位高僧支道林则对社会自省中作为思想者的士人阶层予以深刻影响。针对玄学之“适性就是逍遥”说法，支道林反驳指出：古代暴君夏桀和大盗盗跖都以残害为性，假如适性就是逍遥的标准，那么他们也算是逍遥了？支道林为庄子的《逍遥游》作注，书成之后一时硕学俊彦莫不叹服。东晋的晋哀帝即位后请支道林到建康东安寺开讲《般若道行经》。
在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中，佛教进入中国得到了蓬勃发展。梁武帝精心研究佛教理论，几次入寺做和尚还援引《楞伽经》主张全面素食，从此汉传佛教形成了出家人吃素的传统。全社会对佛教之热情则如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但是佛教势力的迅速壮大也给世俗政权带来了大难题：数以万计的僧侣不当兵不纳税，遇到天灾时众多财大气粗的寺院还趁机吞并土地，使农民生活更加困苦。全球古代应对宗教与世俗政权矛盾的方法无非四种。第一种是基督教构建起王在神下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罗马教廷的神权与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王权相互制约。第二种是伊斯兰教构建起宗教领袖高于世俗统治者的政教关系。第三种是古代日本僧兵成为封建领主麾下的武装力量，和尚世俗化后寺庙成为其家族继承的文化产业。古代中国大一统至上的国情民意，则使上述三种解决方法在中国都行不通。于是“王权之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的灭佛运动，成为应对宗教与世俗政权矛盾的第四种方法。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基之初喜欢和高僧坐论佛理。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很多人入佛门躲避捐税及兵役。拓跋焘在攻伐北凉前颁布诏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一律还俗为国征战。拓跋焘实施的灭佛中很多无辜僧人被诛，经书被焚、佛像被捣。拓跋焘被权臣所弑后，继位者下诏停止灭佛，佛教渐渐恢复，至孝文帝时北魏僧尼已超过200万人。
还是在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宇文邕被权臣宇文护推上皇位时实为傀儡。宇文护做亏心事太多，为求佛祖保佑大建寺庙和允许僧侣不纳税。导致出家风气再次盛行，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宇文邕用计诛杀宇文护后下令“灭佛断道”，经书道书被焚烧，僧侣道士被驱逐，寺庙道观被夷为平地。北周灭北齐后还把“灭佛断道”扩展至中国整个北方地区，毁寺庙4万余座，勒令强迫300万僧道尼还俗。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盛行，影响了社会自省和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佛学之“假有性空”思想深化了玄学之“以无为本”思想。佛教所主张的自我解脱和超度求生等教义，适应了遭受长期战乱的广大信众平等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佛教排除了杀富济贫等极端主义主张，世俗统治者往往容忍佛教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佛教对皇权滥用的制约。
佛教对古代中国社会自省的负面影响，则主要在于其重求善而轻求真的思维取向，强化了中国传统儒学的相同缺陷。真善美是古今中外社会自省共同的价值追求。“真”是指客观之存在及其背后形而上的客观规律，“善”是指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崇高品质，“美”是指积极的情感或审美体验。缺乏求真引导的求善，其对善的认识往往失之肤浅，社会历史陷入没有实质性进步的盛世乱世简单循环。
全国统一的隋唐政权建立后，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佛教经典翻译更系统，义理更明确。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的重要特色在隋唐正式形成，各有独到的思想主张、师承关系和专重之经典。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这时出现的新变化是，从士人到民众的思想与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儒学面临迅速式微的困境。
唐代韩愈以鲜明“反佛”论述指出了佛教盛行的重大消极影响，并且首次明确了儒学的传承谱系，主张“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维护中央集权的稳定和统一。佛教在义理上受到了影响深远的阻击。唐朝后期极度偏好道教长生之术的唐武宗，发动了史上第三次灭佛“会昌法难”。废毁大批寺院，迫令二万多僧尼还俗，没收寺田数万顷。虽然二年后唐宣宗即位立即下诏复兴佛教，但是随著唐王朝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又一次动乱频仍的大分裂。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後周在世宗当政时，因财政窘迫于公元955年发起史上第四次灭佛。佛教经此法难唯剩禅宗及净土宗作为社会自省中的精神寄托还在民间流传。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深。其间也曾或有排佛，由于禅学具有理学精神特色，往往在排佛後皈依禅宗者仍然甚众。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中佛教虽绵延不绝，然而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清末的太平天国武装起义以信仰拜上帝教为号召，其排佛造成的祸患不亚於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法难。
晚清时期中国佛教遇到新的强劲对手是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基督教。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多个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许多特权，其传教活动中依仗其特权和清朝官府的偏袒引发了诸多教案冲突，一度演变为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此后基督教传播将主要的精力财力投向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通过在中国创办的西式学堂，出版发行自然科学和人文书刊，基督教成为传播西学的渠道。基督教会还在许多城市开设了西医医院，通过治病救人和培养中国的西医医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基督教在中国举办慈善事业，消减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仇视心理。相比之下力不从心的中国佛教对社会自省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取而代之对社会自省产生深刻影响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科学思维和马克思主义。晚清短暂的佛教复兴的主角，也已经不是佛家的僧人而只是如杨仁山、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参与居士佛教活动的革命者和文化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