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省与一般社会批判的本质差异在于，社会自省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实、宣泄情绪或提出碎片化的批评观点。而是以客观的社会实践结果作为检验标准，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完成从发现社会矛盾、诊断认知病灶，到校正发展路径、优化治理框架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完整过程。人类社会的国家机器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其合法性和社会动员能力，需要对其意识形态认知做出完整深刻的宏大叙事。随着社会发展原来有助于社会稳定进步的宏大叙事，会过时也会被扭曲而需要纠正。成熟的社会自省既要与时俱进地对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反思批判，同时又要对各种具体现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改良，逐步完善和重构社会治理模式。没有批判的改良容易沦为对社会痼疾的表面修补，忽视改良的批判则容易走向有破无立和压制不同认知的唯我独尊。近现代三百多年的外社会变革历史表明，社会自省推动理论解构和实践重构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在机制。

以下选取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三个典型的社会自省案例，分析探讨其以宏大叙事批判和实事求是改良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得失。

一.欧洲启蒙运动中英国的社会自省

理解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需要先了解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强大和衰落。欧洲中世纪之前盛行的各种多神教都聚焦于信仰者的现世福报。基督教构建了"原罪—救赎—末日审判，信者永生"的完整解读，为信仰提供了明确的人生意义。基督教引导信徒不仅自己要得救，还要让他人一同得救。基督教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宏大叙事，加上建立医院、学校、孤儿院和赈灾体系等大量非赢利社会实践，使其具备了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号召力和动员力，进而形成了对世俗政权的监督制约。但是在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独立宗教裁判体系和庞大信众群体的超国家组织。逐渐变成为压制社会自省的思想独裁者，严重妨碍着社会进步。欧洲的启蒙运动面对的艰难任务，是引导社会自省对基督教宏大叙事进行去伪存真的批判。继而对其造成的社会弊病进行实事求是的变革或改良。

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社会自省呈现出了英国和法国两种显著不同的路径。英国保留了制度的连续性，法国追求旧制度的彻底断裂和制度重建。英国用理性妥协驯服了权力，法国在革命暴力中一次次形成和结构新的权力专政。自由和民主的共同理念在两个国家引导出截然不同的变革实践模式。

英国启蒙运动以经验主义为核心，重视基于经济、道德、历史实际的社会运行逻辑探讨。大卫·休谟是经验主义哲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逻辑。亚当·弗格森指出社会发展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刻意设计的结果。英国的政治哲学传统强调经验和渐进。英国走出中世纪的路径是贵族放弃对农民人身控制权，但保留了议会中的席位和影响力等政治权力，同时也承担治理地方的责任。英国的贵族阶层在议会中与国王博弈，社会矛盾通过议会渠道得到释放。民众在社会自省中普遍接受了洛克提出了"天赋权利"和"社会契约"理念，监督权力依据社会契约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革命不是创造民众新权利而是恢复被侵犯的权利，由此设定了革命的边界。这种社会自省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合法性和目标的有限性，权利得到保障后相应的变革就应该止步。

13世纪初英王约翰在对外战争失利后的横征暴敛，引发贵族和市民阶层联合反对。1215年英王被迫签署王在法下的《大宪章》，其中对权力予以制约和对权利予以保障的理念，对世界各国宪法制定和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7世纪英王詹姆士二世打压新教势力，推行君主专制。英国议会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率兵入主英国，詹姆士二世不战而逃，政权实现和平交接史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基本原则，以非暴力方式完成了制度转型，为后续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英国在传统制度框架基础上理性改良的社会自省模式，成为推行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重要源头。

二.欧洲启蒙运动中法国的社会自省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情况与英国截然不同。此前法国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国王手中，贵族和教会享有免税特权，作为社会主体的法国第三等级民众则承担几乎全部国家负担。对此伏尔泰抨击教会愚昧，倡导言论自由、天赋人权。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主张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共同约定，人民有权推翻违背契约的统治者。孟德斯鸠主张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制衡，后来成为西方宪政制度的核心框架。启蒙运动前法国的社会现实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第三等级民众，长期完全被排除在三级会议的决策体系之外，也没有合法保障自身权益的申诉渠道。因此相应的社会自省只能倾向于彻底推倒旧制度的激进变革。

1789年5月法国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等级代表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国王路易十六派兵镇压，7月巴黎民众针锋相对武装起义攻克巴士底狱，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1792年8月法国民众经由普选产生国民公会，与9月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时的法国社会自省争取的不是如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要保障个人具体的基本权利，而是要实现彻底推翻专制统治的集体公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这种公意上升为真理后，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同时革命运动中的从众思维，却往往将任何不同意见者都定义为人民的敌人。因此法国大革命一次又一次地以人民的名义夺取和集中权力，并且胜者为王镇压不同政见者。从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到1793年国民公会处死路易十六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再到1794年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被处死，最后于1799年拿破仑以法兰西第一帝国取代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夺取政权后与历史上其他改朝换代的最大区别，是继续遵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基础性价值理念，正式公布《拿破仑法典》彻底否定了封建等级，确定了保障私有制、贸易自由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制度实践方式，宣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君权神授"，而来自人民的意志。催生了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大规模意识形态动员等现代政治元素。也留下了深刻的警示：以终极理想真理之名推行的激进变革，可能滑向改革者之间暴力内斗的深渊。

法国大革命不需要长期积累的制度改良传统，只需要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它推行基于基础性价值理念的社会自省，容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它不需要各派精英的理性妥协，只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革命力量。因此法国路径虽然往往导致更大的暴力和动荡，却更容易在其他国家重演。法国大革命以血与火的巨大代价为其他国家推翻封建专制提供了一种路径榜样。二百多年来不少国家经历了与法国大革命类似的激烈变革。但是由于许多国家社会自省中的变革目标，还停留在鲁迅所说争取当稳了奴隶的层次上，缺乏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原生基础性价值理性层面的普遍而深刻的社会自省，因而改朝换代之后新政权能够认真落实主权在民和权力制约原则的国家不多。

三.明治维新中日本的社会自省

日本于646年实行的大化改新，为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提供了支撑其合法性的宏大叙事。其核心主要是以中国隋唐儒家学说的忠君、等级秩序和德治等内容，作为治国理念和贵族入仕的考核标准。以佛教的因果轮回、善恶报应观念安抚民众。以天皇家族是天照大神后裔的神话，强化天皇不可质疑的神圣性。1192年起日本进入幕藩体制，天皇只拥有象征性的至上地位，武士出身的幕府将军实际掌控中央政权，下辖的许多藩镇内藩主拥有高度自治权并且各自具有强大的武士群体。到明治维新前夕幕藩统治对内继续执行僵化的封建等级制度，对外则受到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一再欺压中国的震慑，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黑色蒸汽军舰驶入日本江户湾，要求日本为美国船只提供补给并开展通商，否则将发动战争，史称黑船事件。德川幕府无力抵抗美军武力，1854年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港口并且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随后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相继效仿，迫使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难当头触发了对维护幕府统治宏大叙事的怀疑和批判。当时的日本天皇是虚君、幕府掌握实权和众多藩主与之抗衡的政治格局，与英国的王权薄弱、议会强大、中产阶级独立等社会权力结构类似。因此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走通了一段英国式的渐进改良路线。

日本的古代和近代史中世袭的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居于士农工商之首。武士阶层普遍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推崇忠诚、勇气、正义、礼仪和在生死抉择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的武士道精神。但是多数武士经济地位低下，有些战败或失去幕藩领主支持的武士还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浪人。武士只服从于自己的直接主人，不会服从于主人的主人。思想活跃不愿曲意迎承强权的中下层武士，在幕府统治晚期引领社会自省对幕府统治的合理性予以怀疑批判。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新渡户稻造分析明治维新运动时指出：“翻开引领思想和行动的关键人物的的传记和回忆录看一看，他们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水户藩下属的世袭武士藤田幽谷和藤田东湖父子，通过对儒家经典《春秋》中"尊王攘夷"理念的重新诠释，强调天皇的神圣地位和最高权威，对幕府专权进行"尊王攘夷"的系统化批判。其影响在社会自省中迅速扩展，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核心动力。下级武士的家庭出身的福泽谕吉早年学习传统汉学，之后又游学欧美系统理解近代西方的科学、政治与社会制度，逐步形成了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等核心思想主张。深刻推动了日本的近代思想启蒙进程。为此当代日本面值最大的1万日元纸币，正面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为观察外国实情两次偷渡国外失败，以判国罪被关押。出狱后开办了松下村塾培养了伊藤博文等众多维新精英。吉田松阴的系统主张是：摆脱幕府重建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武力驱逐西方列强。民间力量直接与天皇联结形成新的政治生态。1859年吉田松阴再度被捕入狱并被执行死刑，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随后萨摩藩与长州藩这二个最有实力的雄藩形成了联盟，在与幕府军队的较量中不断获胜。1868年戊辰战争期间萨摩藩世袭武士西乡隆盛率军打败了三倍于己的幕府军。接着幕府所在地江户城内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投降，史称“江户无血开城”。幕府向天皇奉还大政，江户改名东京成为日本的首都。

此后明治维新进入历时十多年的近代国家定型和宪政完成期。民间兴起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长州藩武士家庭出身的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首相，政府一边镇压激进民权派，一边循序渐进筹备立宪。1885 年设立内阁制度，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颁布，明治维新历史阶段宣告结束。日本的经济和国力快速崛起成为列强之一。

明治维新留下的最大失误是由武士主导建立的军队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与制度缺陷。武士道精神被异化为对天皇的绝对愚忠和武力崇拜，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内核。“下克上”的传统使中下级军官可无视上级命令，擅自发动军事行动制造既成事实，倒逼中央政府。明治宪法体制存在的巨大漏洞是缺乏对军部的横向制衡，军部可直接绕过内阁向天皇汇报，使军队脱离文官政府制约。军部还可通过拒绝提名或让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垮台。战时大本营条例则将文官排除在最高指挥之外，军队指挥调动只对天皇负责，内阁和议会无权干涉。军部频繁政变等暴力手段刺杀首相屠杀内阁大臣。在发动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面临彻底失败时，竟然要求“一亿日本人玉粹”裹挟全部日本人民陪葬。日本沦为军国主义专政国家给世界和日本自身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本文作者沈庆196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长期在高校从事流固耦合多体系统的教学科研工作，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退休后转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