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24年，教育部发布最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此次修订的亮点之一是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体系中设定了最新二级学科——计算政治学。从学科发展及其理论谱系角度看，计算政治学是政治学与计算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以政治学、计算科学、数据科学及相关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新型学科发展方向。对于这门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新兴学科而言，在信息技术体系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剖析计算政治学的学科理论特质，明晰学科方法体系，夯实学科发展根基，进而对计算政治学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做出更加系统的解读与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褚尔康：《计算政治学的理论范式特征与学科体系建构》，《政治学评论》，2025年第2期，第182页。)
正文
政治学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伊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初步形成，但在其后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学思想长期处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它自己对政治科学的看法，“采用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和不能够研究什么”。其本质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不仅体现于政治研究中的基本原则和假设的应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探讨如何有效使用调查研究、内容分析和统计学研究技术等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资料。而对方法论的讨论必然涉及方法对象的内容和领域，以及概念体系、模型框架与案例分析等方法如何运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整个学科的不断综合，通过方法论的整合使某一特定的子学科与其他学科实现融合与渗透，从而不断推动跨学科的理论创新。而基于方法论的整合功能，使政治科学发展表现在学科的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各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实现了研究成果的互通与媾和。从而通过实现了方法论的整合使得所有子学科之间整合力度也越来越大，以此为基础进行跨学科边界的理论创新目前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政治学方法论对于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研究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存在，不简单是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也是一种探索的“艺术”或“方法”和“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其涉及政治学研究重大的“元理论”问题，其自身的发展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科学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治科学化过程的本质是随着技术知识一体化、一个给定的社会状况的解释性过程。”所谓方法论，即关于“方法”的理论学说，本质上是抽象的、概括的方法哲学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是研究方法选择的价值、规范和标准问题。它涉及什么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其理论根据是什么、资料获取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解释、如何确定众多具体方法的评价体系等。从方法论构成和特征角度看，某一学科传统所具有的结构，通常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不仅聚焦于研究，也促进了彼此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选择的任何特殊假设在它前面都将有过一些观察，诸如它打算解释和观察的对象。这些观察反过来又预先假定已经采纳了一种参考框架、一种期望的框架、一种理论的框架。这个过程体现出方法论的转换性特征，通过一个被学科体共享的方法论构建学科框架，能够凝聚学科发展的要素和体系，从而在学科构建和实践领域不断发展和进步。正是基于上述原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逐渐兴起，作为其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适用和发展，计算政治学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学理论方法论层面，计算政治学研究推动了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深度结合，同时也在研究对象体系层面实现了从传统本质主义到行为主义进而实现机制主义的系统性重构。因此，对于一门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新兴理论学科而言，从历史发展脉络和现实理论研究需要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中，剖析计算政治学的学科理论特质、明晰学科方法体系、夯实学科发展根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计算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起点
计算究竟是什么？从词源上看，它无疑是一个数学用语。英语中的“计算”（compute）一词源自拉丁文“computare”，意指用数学手段确定或得出某些东西。《现代汉语词典》中将“计算”定义为“根据已知数通过数学方法求得未知数”的解释。由此可见，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计算的本义是用数学的方法求值。但作为一般性的解释，上述概念无法囊括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中所使用的计算概念的深刻内涵，更不能满足“普遍计算”思想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在17世纪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伊始，数学在物理科学中得到普遍应用，加之受控实验方法的普遍使用和运用数学对具体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或作用的形式表征和推演，以数学为方法的近代科学在揭示自然界的基本组成和结构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此开始，计算的观念和方法已经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视角，并正在形成一种关于实在本质的新观点。与20世纪计算理论的出现密切关联，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广泛应用，伴随着控制论、信息论等技术的发展，计算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外延也极大地扩展了。可以说，从广义上理解，计算的含义已经脱离数值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看待人类所赖以生存世界的新视角，即计算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部同样无处不在。当代科学家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普遍运用计算或信息的语言来描述、解释和预言自然现象。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在宇宙学、量子引力论、量子理论诠释、分子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前沿领域，同时随着在人工智能、人工生命和虚拟现实技术等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中，以及在信息经济学、认知社会学等新兴的社会科学中，也广泛出现了基于计算的认知模型和方法论证，体现在计算本体论、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等哲学的蓬勃发展过程中。
借鉴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量化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以经验性研究模式和证据为依据，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为过程，以量化分析为主要手段，成为较为成熟的方法体系。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实证主义长期作为量化分析的代名词，通过寻找新的量化分析方法和建立新的测量工具，以便获得相关数据和信息。通过规范化数据的获取，并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观察干预是否会对实验组造成影响。工具性方法指的是政治学研究用来收集处理和分析有关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数据和资料的方法，以使政治学研究能在经过精确计算的基础上解释和说明研究对象。这是与当代政治学从定性研究所追求的定量研究整体趋势相适应的。这种工具性方法包括定量分析、个案分析、实验分析、模拟分析、调查研究、形式理论、未来分析、内容分析、要素分析、目的-手段分析、实验室方法等。这一部分方法的发展，使政治学研究掌握了较多的、收集和分析材料的手段。因此，与实证主义的传统相一致，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所谓计算政治学（computational politics），是指运用数学形式和模型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定量、模型化分析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通过上述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计算政治学研究是以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s）的方法论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政治学科研究的分析范式的重构，进而带动对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思维的转变，并引发了政治学学科发展思路的转向。可以说，以“行为的规范刻画、建模和可计算”为特征的计算政治学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重要的发展领域和方向。但从其影响力来看，计算政治学研究暂时还没有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其作为一门带有交叉特征的新兴学科，在计算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数学方法的深入应用。而对于广大适应于传统形式逻辑分析范式的政治学研究学者而言，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发展的新的变化需要。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对于如何破解定量分析的价值有涉与价值无涉问题有待进一步明晰，对于如何深化数学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有基础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计算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概念、范畴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和认识工具都不是不变的，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由于研究对象的历史性质，更具有不断变化的特点。各个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有具有时代特点的范式体系。从科学的发展来看，并非完全是因为对象的变化产生了科学思想的进步，更多时候是基于方法论的工具性发展和进步对构成真实世界的、更加分化的一系列有规则的物质进行系统性的探索和建构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政治学科的发展和政治科学体系的研究深化，以方法论为模式的科学范式构建正在成为学科发展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在概括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当代特点的新概念、新范畴，扬弃那些无法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旧概念、旧范畴，并对那些仍有学术生命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体系做出适当的改造，使它们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内容、新含义。
虽然从学术热度和学科发展角度看，计算政治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向出现时间并不太长，但从学科溯源层面看其发展历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并非凭空而出的分析范式，而是深厚根植于政治学研究历史土壤、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正如徐大同先生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特点的论述所认为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经历了由抽象理性思维向实证理性思维演变的过程，由着重关注政治制度向着重关注政府运作转变，因此它的历史发展线索是“变中有不变”。在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理性主义（rationalism）传统则是希腊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鲜明特点。正如费希特所认为的，西方政治社会发展按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分为五个主要的时代，即蒙昧理性时代、权威理性时代、无理性时代、理性科学时代，以及理性技艺时代。而这五个时代，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古希腊哲学所构建的精致的理念论哲学体系，扩展了研究全体存在的知识，以客观唯心论与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反思了当时希腊的科学文化知识，深化了希腊古典文明的理性传统与人文精神。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政治是人的事务，人的价值实现与否，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即一种理性的选择。柏拉图的思想旨在探索并解答自然、社会与人生现实中的问题，他还提出多种别具一格的学说，包括伦理政治型的城邦国家学说、吸纳当时前沿科学知识的宇宙论、法哲学思想、艺术哲学思想等，几乎论及当时的全部精神文化。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经验世界”与“共相世界”的形式逻辑分析工具的创立，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理念对古希腊乃至西方政治学理性传统的影响，都强调政治、哲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基础，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融与交叉，治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对计算政治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和现实价值。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从格劳秀斯开始，到霍布斯、斯宾诺莎、普芬道夫、洛克等一大批重要思想家，均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实验和分析研究。正如孔德指出的，实证哲学的首要特征就是它把所有的现象都看作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准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实证主义政治思想在19世纪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既是解释新的现实问题的新方法，政治思想趋于实际的新需要，更是科学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孔多塞创造了“社会数学”一词，这是社会科学脱离形而上学的一个标志性概念。人是社会的，要由数学或科学的态度加以衡量。数学或自然科学与人或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前者的对象是重复的自然现象，即一定的条件一定会产生一定的结果，通常可以做到清晰精确；后者的对象是人和人在社会中的活动，它比前者要复杂得多，因为社会是由有无数复杂意向的人构成的。可以看出，“社会数学”的概念是“社会科学”概念的雏形，这种数学思想并不是纯粹逻辑的或者先验的观念，因为它面向人的社会本身——从数量方面分析社会的事实性与历史性。而配第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由静态的“存在研究”扩展为动态的“演化研究”，直到边沁“幸福和快乐”的政治正义、利益、苦乐、权利与义务量化探索。乔姆斯基基于自然语言系统构建完成的数学模型，使通过数学符号和规则描述社会语言现象成为可能。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政治学家发现传统政治学定性研究导致“分析与理解往往禁锢在狭隘世界里，晦涩而难以言喻”。因为数学是唯一精确演绎的科学，所以人们才常常把一般理论的数学公式作为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加以运用，甚至在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定量分析的地方也在进行不懈的探索。例如，罗尔斯在论述正义问题时，通过运用一种借鉴经济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使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与历史的和分析的研究相分离，从而区别于以往政治哲学家关切的正义和更高的道德性等实质性问题。
这种基于理性的模式使政治哲学与经济学一样具有了特殊的逻辑性和精确性，也开创了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研究领域大量引入经济学博弈分析、社会学模型构建等一系列量化分析方法的先河。伊斯顿认为，这种发展变化导致了政治学研究理论的任务和功能在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即基于方法论转向所带来的研究体系的转变。但在他看来，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排斥或抛弃一切传统意义上从历史角度研究理论的方法，也并非开辟了完全特殊的研究领域。他认为，这种变化只不过是使那些在传统理论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人们疏于关注和本身不合时宜而一直无人问津的方法和问题，即广泛存在于政治学研究传统中的理性思维的继承和复兴，是计算量化思想得到了新的和较密切的重视的结果。行为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政治学最终可以成为一门能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因此研究资料应经过严格的定量分析，以便精确地说明政治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对这些关系和规律的分析，应当采用数学处理方法。因此，在1975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手册》中，有学者就提议称这个研究领域为“计量政治科学”（polimetrics）。这个名称包含了（像“计量心理学”中的“心理”一样）对古希腊“城邦”（polis）的一种明确指涉——这是一个简明但有力的象征，标志着以理性和规范化为特征的政体类型，即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实现对这些政体的“计量化”目标。而从现代意义上计算政治学学科构建初期基于统计数字拟合方法应用，到将社会现象作为复杂属性组合并按照集合关系进行分析的QCA方法的使用，以及将研究对象“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特征分析技术方法运用的不断深化，可以看出，计算政治学研究范式从雏形到成熟伴随了政治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
（二）计算政治学的本质特征
那么，为什么计算政治学研究经历了漫长学科发展积累，而到近年来才形成了稳定发展的研究范式呢？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政治学一般采取“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演绎和推理，通过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锲而不舍地追问政治学的本质性“元问题”，从而实现“定性”研究范畴的体系化构建。这种分析范式，其依据在于文本空间的形式逻辑特征，即通过命题和论证，探讨政治学运行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构建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研究理论体系。此时数学因素的介入使对事物的界定基于这样一种要求：这种对物的规定并不是以经验方式从物那里抽取出来的，却是对物的一切规制的基础，但同时也为其研究和探索创造了空间，其学科发展的逻辑脉络呈现出在不同空间形态中“量化性”不断深化的基本特征，即通过形而上学注重理性的作用，在这种理性的作用下，抽象的能力、逻辑论证以及数学得到了发展，这种能力成为政治科学客观性的基础。这种思想方法深受把改革社会作为其学说的主要任务的实证主义影响。孔德明确提出，实证哲学的使命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组织而不是破坏，他将这种社会科学冠以“社会物理学”的名义。在他看来，科学在于追求确实、可靠和对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的描述和记录，知识靠观察和经验才能探求和发现。因此，哲学和社会科学也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只追求事实。要把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作为其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认为实证的基本性质就是发现规律。在孔德的推动下，实证主义以更加趋于理性化的方法论，构筑起自身的理论形态和哲学体系。这不仅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和科学结合起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传统，同时开启了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新的历史篇章。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政治学“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使基于理性的模型化的统计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问题研究之中，实现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不断融合的研究路径转换。上述分析范式的改变，突破了传统基于“文本空间”的政治学研究视角，而更加强调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和整理，力图通过对统计学样本的分析，挖掘其背后蕴含的运行规律，从而开启政治学研究的“量化”路径探索。而近年来计算政治学研究思想的发展，则更加侧重基于动态运行的“机制主义”视角，在方法论层面围绕将复杂的政治关系“化约”为清晰、严谨、确定的“数量关系”，通过对收集到数据的“量化”分析、判断，以达到更加清晰认知和把握政治行为主体规律的目的。“数据是系统收集到的关于世界的信息要素”，受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定量方法和测量方法得到采用。这些研究方法与生物学和生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使当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它要求人们具有历史学、统计学、数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这一要求促进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从本质上理解，“政治”以社会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因此，有关政治的研究无论是从学术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而言，都是对政治系统要素间约束条件的本质、来源以及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行使社会权力的实现方式所进行的分析与思考，正如拉斯韦尔把政治看作“谁获得什么，什么时候获得，如何获得权力”的一般范式一样。而对于政治权力的认定，则被认为是X拥有对Y的权力，可以表示为：（1）X有能力通过某种方式让Y采取行动；（2）这些行动遵循X的意愿；（3）如果没有X的意愿，Y不会采取这些行动。而伊斯顿则认为，“整个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中的主要趋势是致力于基础性研究。以往的研究遭到了抨击，因为它们缺乏科学的精确性，过分执着于研究即时的社会问题而舍弃了基础理论，不能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种种述陈之处缜密甄别，忽略了理论作为悟彻之主要工具的意义”。这是因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类似，传统政治科学研究几乎无法只有一个单一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工具模式，并以这一方法论工具范式体系作为界定学科的标准。换言之，作为一门学科而不是科学形态，政治科学的科学性被质疑的关键，也是从它所关注的核心领域以及在种类繁多的形式中对“政治”对象的角色认知和方法论层面来进行界定的。
从西方早期基于制度分析与选择的行为主义对政治科学的制度、组织机构、法律等逻辑主义的批判，到基于理性选择所形成的与数学方法严密性充分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利用，其理论发展的本质是方法论层面“实证精神”的传承与深化，即在抽象虚幻逻辑概念的解构基础上，对于行为个体“理性选择”因果关系的分析与解读，进而从个体行为关系的联结主义出发，获得社会发展共同性的价值性判断。随着社会学方法的广泛使用，以统计量化模型为特征的分析模式正在成为政治科学理论研究的共识，并在几乎所有政治科学研究者对制度框架和机会结构所设定的参数范围内来分析某一特定的行为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与其他传统意义上基于逻辑分析方法的政治哲学研究者相比，掌握和接受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论、理性选择等现代化分析方法的政治科学家所接受的方法论训练，使其对于数量模型等工具的应用从自发转向了自觉，进而影响到其对于政治学理论研究观察与分析的视角与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政治学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并不断提高其借鉴和吸收其他成果的意愿和能力。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逐渐兴起。作为其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适用和发展，近年来计算政治学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学理论方法论层面计算政治学研究推动了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深度结合，同时也在研究对象体系层面实现了从传统本质主义到行为主义进而实现机制主义的系统性重构。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更加注重定性分析的原因，主要在于在相关研究中“把已有数据和问题当成了给定的因素”，使相关研究“把精力集中于如何进行有效的推论以及数据修正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研究设计本身”。有学者提出，计算政治学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阻碍政治学者探讨政治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使研究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繁多和具体的数据的分析上，热衷于设计精巧的公式和模式，结果陷于大堆大堆的具体数据中不能自拔”等问题。
而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对计算政治学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做出清晰的分析和解读，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思路。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方面，数学为自然科学也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工具。一门科学的完善程度，可以从它成功地运用数学的状况反映出来。自然科学成功地运用数学，给社会科学提供了先例。数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不仅限于计量的职能，即对数量进行计算比较，而且推进到模拟的阶段，即用算法进行数学模拟。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是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重视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科学技术工程和社会管理中，定性分析必须借助定量分析才能技术化、工程化、实用化。计量已成为思考和决策的根据，没有计量就不可能有精确的思考和决策。客观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因此在原则上都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用数学来描述。有些对象暂时不能用数学处理，只是说在当前条件下还没有描述这些对象的数学工具。随着数学的发展和我们对关注对象的目的方面的认识，也有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数学应用的范围。思考、计量、决策不可分的特性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计算政治学的时代特点
当前政治科学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通过方法论的继续扩展和渗透，进入更多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以纯粹化、严格的方法论为工具形式，不仅体现为概念、理论和方法在不同的学科和子学科之间的交换，也体现为信息、物质、指标、统计数据以及实证研究的日常实践之间的深度整合，从而实现重组和整合政治学研究体系，进而获得学术发展的结构化成果。在这种空间形态的转换中，可以清晰地分析出“计算范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明晰了作为一种基于量化简约处理的模式，从而构建起其学科体系的坚实根基。政治学在不断取得各项成果（概念化、理论化、建模和数学化）的同时，诸多研究领域已经被基于量化分析的工具和方法所占领。特别是随着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和完善，不仅改变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一切科学的表达方式，而且还改变了科学分析的性质本身及其能力。数学方法提高了对问题研究和分析的精确性、严密性，而电子计算机提供了对社会系统复杂而大量的数量关系进行计算的有力工具，不但大大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和质量，而且使社会科学逐步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关于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和定性的说明，也开始表现为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的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在一些领域和问题上利用数学模型模拟社会生活过程，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根据实验结果，选择实施方案，使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获得了“实验”手段。受上述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论、语义哲学、分析哲学等的各种现代形式分析方法影响了政治思想方法研究。新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反对用人本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解决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主张把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以便帮助人们摆脱虚幻的和主观妄想的思想方法，进而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合理安排。这种分析方法的突出特点是数理逻辑方法的广泛应用。正如福格尔所言，“通过语言描述的模型有可能和通过数学方法描述的模型一样抽象”。从政治分析技术的角度看，在此期间出现了各种采用现代技术手段的方法。例如，为了搜集事实，社会调查的形式得到了丰富，主要有实地调查、信函问询、资料卡分类、受控实地试验、抽样问卷等。同时，为了确保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性，能够以科学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开始借鉴统计模型的分析方法对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进行计算机量化分析，从而迈入了计算信息时代。
随着政治学研究定量分析和模型化分析方法的不断深化运用，以数据编码形态的析取、分析及建模为特征的定量研究思路不断拓展和延伸，政治学研究逐渐走向以“精细的（量化）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而识别出特定现象背后本质特征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种通过更加精练方法呈现数据并对实证对象进行综合性分析的研究范式转变，计算政治学发展呈现出信息视域下数据化理论研究的模态转变。信息能够被编码并传递，但信息独立于编码和传输过程而独立存在。随着信息和网络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空间即信息空间在酝酿发展。这不仅成为获取关于世界信息的方式，同时也成为重构客观世界的重要模式。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政治学研究呈现出信息手段不断渗透的新趋势，从而更加呈现出从“样本空间”到“数据空间”转换的趋势。对于计算政治学这个新兴学科而言，它经历了从文本形式逻辑到数字统计分析再到数理逻辑方法应用的发展阶段，清晰展现出从形式逻辑层面对抽象概念的“文本”表征空间，到基于统计学意义的行为人模式的“数字”模型空间，再到信息技术时代基于个体信息特征的“数据”实验空间的逻辑体系和脉络发展进程，并在现实问题研究中最终实现了从单纯“逻辑分析”、复杂“量化分析”到宏观“系统分析”研究范式的历史性跨越。也正是依托于信息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计算政治学研究实现了从传统政治学研究体系中渐进独立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线性演绎推理、非线性量化分析到系统模型构建的方法论历史进程。
二 计算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结构
现代计算政治学发展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性决策这一核心内容，观察分析同个人、团体、政党等政治行为体相关的政治活动或政治参与现象，产生了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层次的一系列概念、理论和分析模式。同时，它还重视吸收现代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借用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的数理分析和信息处理手段，为政治学引进了一套崭新的思维方法、分析路径和解释模式。所有这些，都使政治科学迥然不同于过去偏重于价值观探讨和抽象思辨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它们总是与政治背后的一系列因素相互联系。很多非政治因素被用来解释政治，这也是政治科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相互交织的一个主要原因。但长期以来计算政治学之所以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主要在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现象价值分析的“可计算性”持怀疑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复杂社会现实是一种基于复杂系统形态的“混沌”状态，因此不能完全被“化归”为纯粹的逻辑，往往“忽视了模型对理解政治世界可以起到的其他重要作用”。那么，如何从理论层面剖析政治“价值分析”能否“定量分析”，这一理论难题成为学科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如何从理论层面处理好复杂性世界与差异性数据之间的关系，成为构建、完善计算政治学研究范式基本逻辑的重要切入点。
（一）量化分析范式
古典政治科学充斥着大量规范层面的感性概念（如公正、权利、爱国主义、美德、暴政等）。而区别于这种分析范式，在行为主义分析范式中，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将政治过程的解释简化为社会、经济或文化等变量，使对政治生活的制度形式和组织形式分析以量化的形式进行处置和解读，这一分析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个人主观思想的影响。研究者根据其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假设，能够证明个体不可能自动选择通过合作解决公共问题。其认为理性的、追逐自我利益的个体不可能通过合作行动寻求公共目标的达成。而在现代政治分析方法中获得信息、处理信息及回溯信息的图式，是在环境提供的输入信息流范畴内起作用。也就是说，个人对信息的需求必须从环境供应的角度来理解，即人们根据自身的倾向选择信息源，而从信息处理角度看，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成为环境偏见信息和自身预先存在的倾向性的复杂产物。这通过将问题转向其源头的方式得以解决，考察公民有意识地控制获取和处理政治信息的成本的方式。集中在个人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他们所处群体影响的程度方面，则是考察了公民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组合中被实现或被阻挠的方式。公民选择并没有将个人行为视作外部决定因素的直接产物，而是被视为与其环境相伴相生。在偏好受到环境信息供给左右或影响的同时，公民也将其偏好通过自己的信息取样标准施加给环境。简而言之，政治信息产生于个人化定义的公民目的和由环境决定的信息供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
从计算政治学发展的历程看，定量方法的应用就是其鲜明的学术特征和符号，因此，有学者又称之为计量政治学或政治计量学（metrical politics）。发表于1985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计量政治学》一文开启了我国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篇章。而李瑛教授也认为现代政治计量学方法是以某种政治关系学说为假设，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根据统计数据，对一定政治关系进行计量，并通过计量结果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的分析方法。上述文章的诞生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政治学界对政治学定量分析研究的重视。正是在拉金（Ragin）等教授的推动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融合发展成为政治学研究量化转向的重要时期。而加里金（Gary King）等教授撰写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所开创的KKV分析范式，则成为计量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构建完成了学科研究的基本范式体系。计算社会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是抽象化（abstraction）成为社会系统运行与控制的基本趋势。布尔代数模型分析方法的引入，使计算政治学研究从基于概率统计学的方法延伸至基于个体行为的特征量化分析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抽象并没有消除实体的信息内容，而是通过标准化的抽象，更加突出事物的实证要素信息，从而进一步摆脱具体空间场域的实体性限制。基于量化分析的方法，使数据信息成为解释学意义上的重大理论转变，从而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观念体验，以及更为新颖和独特的方法和模式，并且将传统意义的概念进行了格式塔转变，赋予其新的视角和观察维度。这种特定的量化处理模式，“以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有效性和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的形态达成的一种纯粹性的认识”，实现了政治性研究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模式质的飞跃。在这种量化分析范式体系中，计算政治学研究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现实空间宏观对象的整体描述，而更加倾向于基于量化结果的个体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注重由个体要素到结构要素的结构体的研究。而随着大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计算政治学的发展更加有利于通过数据处理中心实现信息流在多维层面的系统性传递，以及研究方法从功能主义分析模式到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转变。这种基于量化方式描述研究对象的方法，成为数据空间特殊的观察模式和方法，即以政治学主体行为表现的信息流和数据流为基础构建结构模型，能够有效实现分析对象从宏观整体特征到微观行为模式分析的转换，从而达到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重要目标。
（二）模型分析范式
从现代分析哲学视角看，“计算”已经不再是一个数学的专门概念，而是已经上升为一个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分析范畴，成为信息时代认识事物、研究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观念和新方法。这种新的社会研究范式，不仅对自然观、生命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随着计算机的问世和广泛应用，计算已经不再限定于计数和数值运算的范畴，操作任何种类的符号或信息的过程均是计算。从现代信息哲学角度看，只要能够运行各种软件来处理信息就是计算本身。在计算机的软件层次上，发生的基本过程就是数据(或信息)的表征和对这些表征实施的操作。因此，从计算认知哲学出发，以计算的普适性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得到了深化和发展，在现代哲学研究视域中，“计算”已经被定位于探究人的认知系统的具体的表征类型和操作机理，并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认知理论或模型的过程。在计算政治学发展进程中，基于政治学的“可计算性”分析其理论渊源可以溯及皮亚杰结构主义和吉登斯结构主义思想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而从计算社会学研究角度，萨尔加尼克（Salganik）、谢宇等教授明确了社会学定量分析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实际运用的范例。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和近似认知。这种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卢卡斯（William F.Lucas）教授的《政治及有关模型》一书，则是从应用数学和模型构建的路径出发，强调通过政治模型“选择数学结构以及给出元问题及结构的对于关系”，以便对数据加以组织和处理。该著作提出了近20个经典的政治学数学模型，从而成为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奠基著作之一。虽然这一著作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计算政治学的专业性著作，但在研究方法和内容层面均对计算政治学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聚焦学科发展的重要研究基础。随着大数据分析和建模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大规模数据的抽象将不再完全消除实体的信息内容，而是通过抽象的过程去刻画面向虚拟特征的事物实证内容。在此过程中，政治学家的研究方法只有获得并掌握更为丰富的实质性对象特征，并且具备包含相关变量条件提取的基础性知识体系，才能有效实现政治模型的构建与完善。这种基于数据关系模型的应用，可以通过实体化、具体化以及实证化，形成分析的模型框架，而其重要价值在于以模型化的建立为导向进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建构，从而实现计算政治学研究向实验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转向。
在此过程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统计分析方法，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减少与所观察到的事实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因果解释的数量，在于通过工具的中介在量化指标和分析对象之间建立合理的表征途径和方式，也可能依据其他研究已经得出的判断，从而依据变量间关系取得认知模式的发展。因此，在这种政治学分析范式中，以模型分析方法分解信息是方法多元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不再依靠去社会背景化和集合化的数据。分析者会尽可能地从对一组人的理解上开始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围绕个体及个体经验的组织构成层面来进行研究。对于被分析的问题而言，这种探求的目标是嵌入在一个单方程中的一组数量有限的变量，这个分析模型设定了这组变量的相对影响，而相对影响需要解释的变化比其他任何竞争变量和方程都要多。同时在许多研究中，对理论理解的象征性关注被数据所稀释和回避，因果关系方法的分析研究也被驱逐到了边缘。实际上，它们成为只有潜在自变量并由少数分析人员所操纵的计算机的简单运用。分析尺度和指标，一些是预先设计好了的，一些是作为可能的构想脱离数据分析而反复出现的，另有一些则是通过计算机和合理化推论从反应模式中挖掘出来的。研究的特征取决于借用每个学术学科的概念、假设和研究方法，并将它们作为整体研究设计的每个组成部分的内部逻辑来运用的程度，将政治行为的新时期研究的各种学科贡献或起源挑选出来可能会有所帮助。他们收集的资料反映了该学科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新技术在不同角度展现出的激动人心的创造。提高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新技术的能力的目的，在于获取研究者需要的数据。
（三）实验分析范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验政治学的研究蓬勃发展，这正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计算范式的广泛应用。正如皮亚杰所言，“没有逻辑-数学的框架，就不可能达到实验的事实”，其基本原理强调，尽管社会生活各种复杂现象和复杂系统形成的条件千差万别，但它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抽象和模拟，通过算法或规则，加以模拟、描述和表达。也就是说，抽象的政治学研究对象无法直接测量，必须通过特定的指标来进行表征和替代，并对特定指标与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达到合理分离和研究客体行为的目的。“实验研究的本质特点是数据生成过程中研究者的干预”，并明确将政治实验对象界定为“研究数据来源”。从本质形态上理解，实验改变了被经验物与经验过程，显现出结构或常量的技术是具体的，它是与人类实践相结合的人造物。实验手段又是一种中介物，它是人类建构客观实在的居间调节者。结合当代计算主义思潮的兴起而泛化的过程，我们就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抽象的计算概念的实质，从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看工具、仪器、机器、组织、方法、技法、系统以及我们经验中的类似事物的总体。在技术形态体系中，通过把逻辑看作形式的演绎系统，推理的有效原则可以明确地表示成演绎的规则，这样一旦推理的原则以这些规则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直接应用到表征，而不用知道表征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也不用担心结论是否有效。基于这种实验方法，政治学研究“通过从给定的观察整体中收集相关数据来检测他们的理论”，并实现“案例可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计算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本质是对特定政治学对象携带有用信息资源的系统性构建，是从人们认知的世界中抽取信息并使之数据化和符号化，进而通过储存、组合和加工实现基于信息化的政治学研究过程。“直接考虑数据中不存在的条件组合……将促进研究者面对更多一般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在此过程中，数据成为进行统计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设计的核心对象和焦点内容。以数据为中心的统计要素分析模式，包括对数据的获取、加工、处理、开发。这种研究范式取代了传统以实体为物质特征的模型化研究模式，更加强调在抽象数据对象中所蕴含的信息价值，这种分析方法的应用更加有利于对个体政治行为的立体化描述，更加有利于以实验性的方法对政治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模型化与数据化处理，实现对实验变量的介入性操作，进一步达到政治学研究从描述性到验证性学科属性的根本性转换。这种基于实验分析方法的应用，从计算性思维的角度对政治学研究对象进行解构分析，并且从计算模型的规范尺度对研究对象做出解释和改造。虽然计算科学的基础是数理逻辑，但是在形式化逻辑的基础上能够将现实社会进行数字空间的“实验方法”构筑。因此，如何进一步彰显计算政治学作为一种实验性科学的属性特征，成为当前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和方向。
三 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逻辑运行模式
科学理论研究能够认识世界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拥有一种能模拟许许多多对象或系统的能力，即通过表征的形态进行模拟和分析的过程。对于认知科学而言，这种认知的模拟观打开了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域。一个模拟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表征和建构运行的过程，从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蕴含着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客观世界中的事物都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无量的“纯质”和无质的“纯量”。计算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系统论、信息论等基础之上的一种科学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正如伊斯顿开创的政治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强调以系统方法对政治学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这也为计算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从学科发展角度看，对一项传统理论进行加工和改造，应当为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结合找到切实可行的基点或接口。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从系统论角度着重分析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组合的协调配合、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等运行机制，也成为计算政治学逻辑体系运行模式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一）表征维度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现实的政治系统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灰色系统（grey system），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主自足的封闭体系，具有非自足性，依赖与之配套的各项制度及与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体系相衔接的复杂系统。对于复杂系统而言，分析其基本运行规律的前提在于对系统本身的抽象和模拟。因此，计算政治学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表征（superficial characteristics），即通过模型和数学工具的引入，实现对政治学对象的编码和模型分析，产生出新的抽象和符号化再生信息，从而满足信息结构与外部客观世界物质结构的耦合化分析研究路径，并最终达到“对任何政治情境都能以无限多种方式、多样性的目的进行建模”的目标。换言之，就是将现实社会的主体内容以逻辑信息的方式，过渡到数字空间层面进行处理，从而完成政治学研究实验性的价值取向的量化分析可能性探讨。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编码的抽象程度越高，对现象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判断将越深刻，通过编码和抽象，可以去掉更多通过语言描述所无法清除的无效干扰数据，在更高的维度上发现符号逻辑和语言无法形式化和清晰表达的隐含逻辑，从而实现“一个运算结构过渡到另一个运算结构”的过程转变。而从认知哲学理解，人们之所以需要借助计算机算法来解决现实性社会问题，是因为需要借助认知模型将认知负担控制在合目的的范围内。由于现实世界包含了太多变量，在全面把握这些变量的基础上再进行决策是无法实现的，基于现实的复杂逻辑关系大大超出了自然人的有限认知能力。计算模型体现了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可以直接根据复杂系统的微观作用机制设计局部演化规则来模拟复杂现象。
从表征维度看，所有的这些比较研究活动都涉及一个双向往复的过程。一种简化的动态模型或者一系列中性化的概括，是由基础理论归纳而成的，将注意力引向那些被认为是变革动力的基本变量。经过一些筛选和判断过程，这种模型能够识别出一系列示范案例，并且以基础模型或框架中的关键变量为线索，对体系化的模型架构进行整合和系统化。但由于宏观政治过程都很复杂，存在不确定性和价值冲突，因此不能从对宏观政治过程的描述中判断模型的对与错。变量关系分析被认为比变量自身的质量和信度还重要。当各种制度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及其操作性指标日益被优先考虑时，这种问题显得尤其严重。在实际运用模型过程中，需要获取过硬的数据，从而对指标体系进行系统完善。无论统计学和方法论如何日益完善，不管其理论原理和体系如何宏大，实际应用的数据本身均为表征要素的目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对比较数据的系统收集，这些描述政治要素变量的数据才能经得住考验。
（二）建构维度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如何实现研究对象变量的精准分析，其原理也是实现人为操纵改变因变量来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实验性核心思想。因此，所谓建构性，其本质就是“获得良好调整逻辑-数学特征的结构”。由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往往是人的社会性行为，在有限实验空间中基本不可能模拟出对应的现实性社会环境，更难以复现变量间的对应关系。计算政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目标，在于采取“数字化”设计，通过原型模拟系统的开发，探索将实验对象行为的环境以数据空间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数据空间环境中实现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实验“模拟”，以新的结构化联系模式内生出抽象和虚拟的空间特征，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最终实现计算政治学研究体系构建的目的。同时，从各种真实实体中抽离产生的信息重组后的结构体系成为一种新的实体性存在。通过参数的表征达到对社会总体性把握和认识的目的。这不仅体现为一种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更体现为一种基于过程的互动性，其重要意义在于揭示现实政治学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计算方法结构和运作程序的高度复杂化，能够以充分的“数据化场景”以及更为先进的“计算算法”实现对政治运行过程的虚拟分析，从而实现“在受控比较中，研究者对两个或更多案例中现象进行配对考察”的目标，即通过建模等抽象化研究工具，对政治学运行的复杂现实进行抽象，从而进一步深入把握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根据复杂系统的微观作用机制，通过在政治学系统中元规则的选取和设定，设计算法和演化规则，来模拟复杂现象。这种自下向上的计算模型，从政治学意义上理解，体现了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即可以直接根据复杂系统的微观作用机制设计局部演化规则来模拟复杂现象。
（三）规范维度
数据结构和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包括文本、多媒体等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等不同类型，如何把这些数据耦合为政治空间所需要的数据集合体，成为计算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内容。计算政治学研究面对的不仅是规范语句和规范诠释的文本，同时也是一套调整现实社会关系的行动规则。“无论语言描述的模型还是数学模型，抽象的模型本身并不是终点。”通过规范化、结构化处理模式，数码和信息的“压缩”技术可以实现对复杂社会的规约化处理。“运用模糊集合的相关算法或计算软件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应的转化机制，获取最终对客观世界的解读。具体而言，就是在计算模型层面预设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事实或者事实类型，使相关预设事实的规范体系得以有效调整。通过对评价指标的定性设定，使政治系统之间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关系降维成简单性和线性的可模型化体系，有效提升政治系统适应运行环境的能力和需要。可以说，上述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从形式上看已经脱离了传统基于个体关系的社会分析模式，而是通过构建“精密”的运行机制，如原型模型设计和具体计算机软件环境实现对输入系统信息的有效处理。在社会系统运行中，这种基于算法的政治实验结果，能够“还原”为社会关系系统，通过算法自身空间的规范化构建，达到“算法治理”的耦合性介入，从而实现规范性预期与现实性效果的科学与价值维度的有机统一。这就意味着，基于计算政治学的发展路径，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体系化和模型化，正确描述外部世界的基本特征，规则体系的形成带有鲜明的非量化色彩。在外部环境内化为政治主体行为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被映射到内部空间，通过规范系统空间要素的简单性运行（或可以称之为运算），并将自身系统的规范性特征“投射”到外部空间之中，可以使政治行为有效调整社会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计算政治学作为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应当以研究历史的梳理为切入点，以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为着力点，以范式转换和价值判断为分析要点。在历时态层面，纵向分析计算政治学学科发展历程，梳理具有影响力的思想观点，提出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认识，从而为学科理论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在共时态层面，重点分析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剖析当前的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着重研究在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对政治学研究的深入影响，提出政治学研究从表征到实验范式的理论结论，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方法论层面，综合分析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正是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未来学科发展将围绕政治系统的基本规律性问题，就不同系统规模的计算方法和模型特点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主流模型的特点和适用规律，并就复杂模型环境下政治行为分析方法的运用进行探索，从而为计算政治学的发展构筑更坚实的根基。
四 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逻辑空间体系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以“空间的转向”为标志的重要思想革命。以怀特海（Whitehead）、海德格尔（Heidegger）、福柯（Foucault）、吉登斯（Giddens）等为代表的诸多思想巨匠，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正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着的哲学思想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他们认为，在对世界的体验中，空间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这种时代发展和社会存在所带来的社会意识的变化，具有必然的客观规律性。这些思想者的研究思路从传统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本体-认识”哲学认知传统逻辑，逐步转向以“语言-情境”为特征的空间系统哲学研究范式。这种技术发展的路径体现为对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重大思维转换，同时也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模式。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在于将社会视作空间结构复合体，同时从空间外化功能和建构性的角度，对人类认知体系的外部性特征做出了科学的论证，从而催生了对西方现代哲学研究举足轻重的空间哲学（space philosophy）体系。随着上述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影响，以波普尔（Popper）、列斐伏尔（Lefebvre）、苏贾（Soja）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将空间的概念体系从现实性物质领域逐步深化至抽象的空间领域，剥离开附着于其上的诸多定语和限定修饰，其本质就是空间化的文化范式的转变，从而实现了从新的研究视角对人类活动的现实空间、抽象空间等关系方法论的转变。
（一）空间性与政治性
空间哲学认为，“不能将空间的社会建构性固化，看成一成不变的。相反，只有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过程的动态性出发才能准确把握空间的社会建构性的具体性与内容性”。因此，以苏贾的观点为代表的空间理论提出根据空间的不同属性，将空间截然划分为物理空间（自然界）、精神空间（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和社会空间三种并列存在的空间。在空间政治体系中，“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不是在自然空间基础上创造了社会空间，而是把自然空间打上了社会的烙印，社会空间具有社会规定性、社会属性。而且，社会空间的自然性并没有丧失。因此，社会空间只是指社会性的空间或者社会化的空间。在空间与政治关系的构建中，空间建构在“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空间的政治性没有被很好地认识，所以没有将空间以及空间规划当作一个批判的对象，出现了批判视域的空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空间的政治性。但是，空间仅仅被认为是政治过程的产物，是被动的、消极的，只是政治活动的舞台、剧场。“我们生活的空间维度，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深深关牵着实践和政治。”同样，政治也充斥着空间的维度。空间性与政治性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不仅政治影响空间，而且空间也反作用于政治。空间是一种政治性的建构力量。因而，空间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由此推论，空间问题与空间重构过程的分析，必然会被放到当代政治和理论的重要维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在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政治学”这种理论体系中，“空间的重组就始终是社会权力通过其得以表现的框架的重组”。也就是说，权力不断通过空间重组实现自身的重组。空间的生产与权力的重组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生成关系。在这种体系架构中，权力与空间是双向建构、双向生成的，“权力被建构在我们组织空间的方式中，而空间的组织结构正表达着权力的行使、分布和存在”。从政治学角度看，空间的存在本质上标志着同时存在的事物的一种秩序。空间的组织形式、结构、意义与功能都不是空间所自有的，而是社会建构、赋予的。社会并不创造空间，而是改变了空间的组织形式、结构、意义与功能。空间生产就是重塑空间的组织形式、结构、意义与功能。不同的社会建构必然产生不同的空间的组织形式、结构、意义与功能。空间因为其共存性所以是人类生存秩序的维度。但从实践角度看，空间秩序思想不只停留在一种逻辑构造上。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工具来进一步研究实际时空秩序安排——这种安排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型之和之间进行的——的差异”。也就是说，要寻求不同的空间秩序安排，探索替代性的生产方式。
空间的本质就是人与空间、社会与空间的关系。空间的本质是人在认识与改造空间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人所赋予的。进而言之，空间本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呈现与映照。空间是人的对象化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空间的复杂性源于社会的复杂性。“去除了空间的物质性，使其成为纯粹的思维过程和表征，这是思维的一种直观方法，同样使得我们无法看见各种情感地理（Affective Geographies）的社会结构”。因此，从本质上看，空间“属于数学、技术的范畴，而且毫无疑问，属于空间逻辑的范畴”。空间范畴和空间逻辑主宰着后现代性。空间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建构的重要维度。其所倡导的基于符号化和代码化的抽象空间结构与现实物质世界的交往关系体系，成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人类思维方式与经验分析模式的重要切入点。而这种范式理论与空间哲学的结合，使现代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聚焦于分析对象域的变化，以研究方法的代际提升和对象的范式转化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空间性与计算性
在空间理论中，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在空间性划分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不过分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词，我们就可以区分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其认为世界由三种空间形态构成：世界一，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二，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世界三，概念东西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世界——自在的理论及其逻辑关系、自在的论据、自在的问题境况等的世界。波普尔认为，世界三是世界二即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世界三是自主的、有本体论意义的客观实在；世界二是世界三和世界一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必然中介，世界三不可能对世界一发生任何直接作用，这包括人类创造的理论、概念、问题，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语言，以及使用这些语言所表述的文本、程序和其他编码形式的作品，如交响曲、雕塑和绘画等。广义世界三，包括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产品，例如工具、机构和艺术品。世界三可以包括所有的人工制品和人工自然。按照波普尔的广义理解，世界三几乎得到了无限的扩张，并且对未来是完全开放的：它随时准备好接纳人类所创造出的任何新的精神产品。信息编码（如比特）本身虽然不属于世界三，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属于世界三。计算机表现出的潜能和智慧，应当而且必须理解为有关技术和思想即信息时代世界三自主性和超越性的表现。从计算空间角度看，当计算机程序被人按照某种意图编写出来后，它已经是世界三的构成要素了。在数字化世界里，文本只是一系列的0和1的编码，它们之所以有意义，关键有两个：一是符合某种编程规则，这与其他文字符号因遵从某种语法规则而获得语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是它的能动性来源于计算机的驱动，如果在此方向上追根溯源，能动的根源在于计算机中央处理器中的晶体振荡器。在此意义上，数字化信息存在的基本特征与此前的模拟信号相比，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在这场以芯片硬件和算法软件为技术特征的工业革命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数字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和引导下，不断从现实性实体性特征走向代码化虚拟性表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直接现实联系向代码数据中介联系转变。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在传统客体与主体的思想两分法领域中，一种带有相对独立性的“数据空间”正在形成，促成了人类认知方式和思维形式的重大思想范式的转变。随着数据空间的指数级增长，空间属性的特征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数据空间的自身结构或语法创造的不同信息之间的诸种关系能够更加有效地分析外部世界。现代社会成功地通过功能系统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但在快捷方便地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不得不将这种需求满足和依赖关系加以模式化、功能化。模式化、功能化的处理方式才可能实现这种批量的、集中的满足。随着技术革命的深入，网络信息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网络组织成为新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网络组织形式为社会-空间组织的变革提供了可能。网络技术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的就是网络组织模式的诞生。网络技术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网络技术自身。进而言之，网络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不是普通的网络，而是通过信息技术运作的特殊类型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网络将改变我们组织、管理、生产、消费、斗争与反抗的方式——实际上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网络组织成为新的社会-空间的组织模式。所以，网络组织方式的历史变革也实现了人类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变革。这也正是网络技术变革的深层意义所在。网络组织的运作呈现分散化、去中心化的趋势，具有多元性、多中心性的特征，使现代政治学发展日益呈现出一种平行、分散的组织方式，进而带动和催生了以算法为组织架构的政治学分析工具体系的模式化转换。
（三）空间性与算法性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从空间形态角度看网络社会的兴起必然带来政治学方法论的变化，“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组织重塑了空间和地方的关系。由此，空间重组主要建立了一个新的空间结构，构成了新空间的基础。网络组织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新的交往形式。社会关系得到重构，社会交往形式也从垂直的等级交往向平行的网络交往转换。从信息空间角度看，信息和知识确实是重要的，在经济和社会中普遍如此。但是它们不像我们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样具体。具体来说，在新技术范式（信息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一种由电子通信技术组成的结构——具有发展动力的社会网络。网络被看作一种社会结构。这也是网络化社会结构和蕴含在网络化逻辑中的具体的关系组合。因此，卡斯特主要把握的是社会的结构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网络社会就是指在网络组织形式之下产生的新的社会结构。同时，卡斯特提出使用“网络社会”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将全球的和本地的制度、组织和社会参与者联网的能力置于政治分析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网络社会也融合了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随着控制与反控制的进行，网络社会概念转而强调组织变革以及全球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网络社会概念是对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内在张力的一种揭示。空间组织形式与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流动性与多变性。空间的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变革不断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生产方式决定了空间的组织方式与结构。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有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产生了不同的空间形态。所以，在网络社会，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的重构不仅导致了社会的转型，而且导致了空间的转型与重组。社会的转型也必然伴随着空间的重组、网络社会的空间转型。随着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变，网络信息技术成为组织与塑造空间的主要手段。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不断建构空间，最终导致了空间组织形式的变化，由此形成了网络化的空间组织方式与结构。对此，从政治形态角度看，空间通过信息、交通和远程通信体系的转型而不断被重构。从新的空间形态角度看，空间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受到信息技术与网络组织的控制。由此，空间的组织形式及其形态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技术和组织的变迁，空间关系也能发生革命。这种革命改变了地方之间的关系，并且影响了政治关系逻辑的建构、维持和瓦解的内在过程。
人们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一切方面基本是在网络空间里组织的。随着网络组织的深层发展，整个社会的组织形式与结构都在走向网络化。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是一种中介、一种社会结构。所以，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结构，网络技术产生了网络社会结构，赋予了社会全新的性质。社会形态也随着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新的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存在形态的数字空间体系中，传统政治行为必须首先数据化才能进行代码层面的“数据化场景”处理，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算法对现实社会活动的影响和调整，从而通过数据化、代码化、算法化的流程转型完成范式认知体系和运行模式的逻辑运行体系构建。这不仅涉及以数据载体及信息要素对复杂世界的特征进行数字化表征，同时还需要通过算法抽象运算在信息环节分析现实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数字化符号形态的转换，形成对被描绘事物本性中所隐藏的深层对象结构的映像，而这种数字形态所表现出的状态是现实性世界的某一部分特征，即在数据空间中体现为具有逻辑组合性质的“数据集”。这种“数据集”可以对现实对象进行模拟化处理，其并非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而是按照相应的计算方法和数据获取规则所进行的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模型化构建。整个基于数据空间体系形态存在的政治学分析过程将以数据为中心，从现实社会存在中抽取系统组成要素，进而建立面向对象的数据信息要素数据库，并对要素指标等构成元素进行模型化和算法化转化。在此基础上，从空间外化功能和建构性的角度，实现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可以看出，计算政治学必然走向以算法政治学研究为核心的分析模式，借助形式化符号分析政治行为及其运行过程，将定量与定性分析、数据收集与解释融合为一体。因此，如何从理论层面分析数据与实体的关系，在方法层面构建算法工具与对象体系之间的解释体系，进而在实践层面构建算法政治学对特定数据对象进行处理的工具模型，成为算法政治学范式体系构建的基础性内容。在技术体系向社会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如何理解算法本身从一种技术形态逐渐转换为“作为解决问题的技术”“社会技术系统”“象征权力的技术力量”，将成为计算政治学研究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