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任继愈创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问题实际相结合而建立的一种学说 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 化、时代化、学理化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理论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以唯物 史观为指导，以科学无神论为方法，以批判宗教神学、破 除封建迷信、打破一切形式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为特点， 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说、科学无神论、具体宗教研究 三大分支学科，与党的创新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方针政策体系相互支撑，相互关照， 共同构成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矩阵。
【关键词】任继愈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科学无神论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吕建福，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在纪念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中国宗教学六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重温任继愈先生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历史贡献，有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经验和需要汲取的深刻教训，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性质、特点及其体系，这对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培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人才，推进宗教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宗教问题实际相结合建立的一种学说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学理化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党的宗教工作及其战略目标提供咨询服务和学术建议，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撑。其在中国宗教学中占有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
任继愈先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党中央部署，受命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从组织机构到学科体制的设置，从知识系统到学说体系的建构，从理论宣传到现实问题研究，无不浸透着一位共产党员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比忠诚，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的坚定立场，一位宗教学家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深切关注与理论自觉。任继愈先生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并非仅出于个人学术热忱和书斋研究，而是紧随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的时代步伐，履行新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职责，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通过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途径，解决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宗教的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顾名思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任继愈先生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概念，并加以定义和阐释，明确指出其马克思主义性质。1979年，任继愈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为《世界宗教研究》创刊撰写前言，并发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均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为题，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就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宗教学，既强调其理论根基、价值立场与实践指向均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指明其揭示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根源、说明宗教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规律及社会作用的科学性。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之所以是唯一科学的宗教学，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而唯物史观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和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世界观，能够穿透宗教表象，直指其本质和社会历史根源，从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
其中所说“其他一切宗教学说”，包括标榜价值中立的西方宗教学，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各种唯心主义宗教理论，以神学为导向的各种宗教研究，主要指西方宗教学。当初任继愈先生创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之时，就有反对意见，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学，有学者提出参照西方宗教学来建构中国宗教学。由此也可以看出，围绕建立什么样的中国宗教学，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西方宗教学博弈的主线，后来掀起宗教“鸦片论”的争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解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建构马西合璧的所谓中国特色宗教学，直至现在，还在将西方宗教学嫁接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这些都是西方宗教学及其背后的宗教势力有意而为之，这也是在此不能不重提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性质的原因。
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性质，任继愈先生从学科的指导思想和研究对象来定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各种宗教的产生、发展及其走向消亡的规律的科学；宗教学既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以及宗教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也要研究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无产阶级对待宗教的政策等方面。其中第一句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研究宗教的根本方法。第二句指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共同对象——宗教产生、发展及其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体现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科学性。第三句指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各种具体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以及各种宗教在社会历史上的不同作用，体现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专门性。最后指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特定内容——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政策等，体现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本质特性，也就是学科自身建设的内容。
这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目的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即具体研究各种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历史，目的在于揭示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具体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教义、教派、经典、理论及其社会意义，以及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目的在于说明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历史作用。这里还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对象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宗教与经济基础、宗教与社会关系、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包括宗教与阶级斗争、宗教与其他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其中上层建筑既包括政治、法律、民族等社会形态领域，也包括哲学、伦理、心理、文化、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辩证研究视角，正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区别于其他宗教学流派的根本所在——它不满足于对宗教现象的静态描摹或价值中立的实证考察，而始终将宗教置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总体矛盾运动中加以把握。
这些论述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辨，而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概念及其内涵和特性，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性质，也足以表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建立的科学体系，它既是一种学说体系，也是一种学术体系，还是一种学科体系。作为一种学说体系，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由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后继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丰富发展的关于宗教的科学理论和系统学说；作为一种学术体系，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系统考察和论证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形态、功能与变迁机制，并以学术方法、学术语言表达其理论成果；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它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理论框架与方法论规范以及学科制度，还有实体机构和运行机制，如高校院系、科研院所、学术期刊、学位点与人才培养方案等，构成支撑其知识生产与代际传承的制度化载体。
学术界一度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宗教观而无宗教学，不认同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只有零散的论述，并无系统的学说。但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宗教异化的本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系统阐释宗教起源、发展与消亡规律，尤其指出宗教的本质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等文中强调宗教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更强调宗教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历史作用。
这些论述并非孤立碎片，而是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逻辑之中，构成严密、自洽、可验证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将宗教置于中国革命具体语境中分析，揭示其与民族、阶级、文化三重关系的辩证互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资本论》对宗教经济基础的剖析到列宁、毛泽东关于宗教与革命实践关系的深刻论述，无不体现其理论的整体全面性与实践指向性，构成系统的完整的宗教观。
任继愈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只不过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或宗教理论体系转化和重构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说体系而已，并建构和转换为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赋予其现代意义。这一建构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血脉，更是通过概念厘清、逻辑重构与历史验证，使其具备学科独立性与学术规范性；它既非对经典文本的简单注解，亦非脱离实践的抽象思辨，而是扎根于中国宗教现实、回应时代重大命题的理论创造，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度与高度。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概念，广义上指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宗教的一切学术活动，包括苏联、东欧以及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相关组织的宗教研究。而在这些国家，“宗教学”被定义为研究宗教的诸学科，分为资产阶级宗教学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其中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为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哲学学科的一个特殊分支。
西方宗教学宣称，英籍德国人麦克斯・缪勒于1870年的演讲中使用“the science of religion”一词才有了“宗教学”的概念，其主编《东方圣书集》才有了宗教学的学科。但作者的初衷不过是对基督教与其他东方宗教进行比较而已，日本人最早将其译为“宗教学”，完全是一种误译。如果说其中有学说之意的话，也不过是指宗教神学；如果说其中兼有学科之意的话，也不过是指比较宗教学，可以将其看作是西方宗教学的一个分支，很难说作者就是宗教学的创始人。
而“宗教的科学”这个用语本身也有问题，研究宗教并不意味着就是科学，宗教更不是科学，恰恰相反，宗教与科学相对立。把宗教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知识门类，西方宗教学从不同视角和方法加以研究，有所谓宗教哲学、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学科，但多回避价值立场与社会改造使命，其学科范式常陷入抽象概念演绎、社会现象描述、神圣空间构拟、叙事文本考据、信仰心理分析的内循环，这些不能说都是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狭义上特指由任继愈奠基、经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完善的学科化理论体系。目前，具有学说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只有中国实际存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核心在于：坚持唯物史观，将宗教置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中加以考察，强调宗教现象的物质根源、阶级属性与历史阶段性；拒绝超历史的抽象定义，拒斥价值中立的伪客观，始终以服务人民根本利益与推动社会进步为旨归。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高度统一，又与时俱进，前者是后者的学理化、学科化、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将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进行学理证成，使政策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从而夯实其理论根基与实践合法性；同时以实证研究反哺政策优化，推动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但一经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沿着学术路径发展，形成自身的学说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与法规，形成两种相对应的系统，前者为学理化、学术化、学科化的系统，后者为理论化、实践化、法规化的系统，两者既相互包含相互支撑，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的理论矩阵，共同构成中国宗教治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支柱与实践指南。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特点
宗教学界一部分人一直有一种声音，宣称要构建所谓“中国特色宗教学”。不要以为这是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另一种说法。且不说其滥用“特色”概念，仅就其用意而论，不过是想在“正宗”的西方宗教学中加入中国本土因素，或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中加入西方宗教学的“先进”内容，或将学术体系与宗教体系融为一体。其目的无非是建构宗教知识系统兼有学术神学特色的宗教学，将无神论排除于宗教学之外，而这正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科学无神论特点背道而驰。
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一种科学无神论，批判宗教神学、破除封建迷信、打破一切形式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是其本质特征。任继愈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各种具体宗教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与宗教神学相对立的无神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它是在批判性地总结和继承历史上的无神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包括两部分：具体宗教研究和无神论研究两部分，前者是研究的具体对象，是目标；后者是研究的思想方法，是工具，这是以无神论来研究有神论。有神论是宗教的核心，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无神论是宗教学的核心，是研究的主要方法。说研究无神论只不过是加强自身建设而已，并不与研究宗教同等而论。
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为一种研究宗教的学科方法论而言。他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在批判性地总结和继承历史上的无神论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和反对宗教神学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神学的影响下，从青年黑格尔学派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进而由对宗教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对法的批判，由对神学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对政治的批判，最终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任继愈先生进一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写了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专门著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阐述了宗教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揭示了宗教存在的根源及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全面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各种形式的信仰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和科学无神论的基础，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路线和政策。
并说：革命导师对宗教神学的研究和批判，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建立的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可见，以批判宗教神学构成的科学无神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过程中具有何等重要，从学说史、学科史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实际上就是在批判宗教神学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在批判宗教神学以及破除迷信过程中发展的，科学无神论是其学说骨干、学科骨架。
任继愈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毛泽东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以科学无神论为其方法论，以批判中国宗教神学为其特点。他说：为实现毛主席的遗愿，完成毛主席的嘱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给以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这是我们的任务，批判神学这是必须做的。
这里所说的遗愿和嘱托，指的是1963年12月毛泽东作出的《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示，任继愈先生概括其精神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他认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两大建设任务，研究宗教是基础和前提，批判神学是核心和方法，二者体用相辅，前者为体，后者为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宗教研究，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而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宗教问题，就是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批判神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宗教，揭示宗教的本质和根源，说明宗教的规律和作用。
科学无神论，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无神论，并非经验主义的旧无神论，是升华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无神论。用于观察人类社会活动及其宗教现象的科学无神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任继愈先生阐述的批判神学，其范围很广，除了三大世界宗教以及主要民族宗教的传统神学之外，主要是指对中国的封建迷信、特异功能、邪教、当代新兴宗教思潮、民间信仰体系以及意识形态化宗教话语的解构与批判。一般表述为批判神学、破除迷信、反对一切形式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以及文化专制主义、宗教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僧侣主义等。
其中狭义的批判对象主要是指几大宗教的传统神学和封建迷信以及民间信仰、现代有神论思潮。广义的批判对象则延伸至一切以超自然、反科学、反人本、反社会为内核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实践，其锋芒直指一切神化权力、个人崇拜、异化人性、遮蔽历史真相的意识形态幻象。其中宗教之外的神学思维模式是批判的重点，尤其将“文革”时期的蒙昧主义现象视为现代迷信，称为特殊形式的新宗教、新迷信。
任继愈先生说：毛主席指出批判神学、反对迷信，不只限于对神佛的虔诚，指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又引据毛泽东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制造种种新宗教、新迷信，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任继愈先生指出：研究宗教，以至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相信神甫、牧师的说教，当然不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中摘取一言半句，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不敢怀疑，也不敢分析，照搬照抄，这也是一种迷信。用神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变成了神学。这种迷信一旦附在身上，使人如痴如狂，陷于一种理直气壮的蒙昧主义。
他还总结说，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就是我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封建神权和宗教迷信的批判还不够深入彻底，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宗法观念和信仰主义、蒙昧主义思想并未从人们的思想深处扫除干净，落后的小生产经济又为这些封建余孽提供了存在的社会土壤，而中国的修正主义骨子里也是封建主义。历史和现实都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深入批判宗教神学、批判封建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他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科学文化是在和宗教迷信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破除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不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迷信思想，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后来的一段时期，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外来宗教渗透加剧，封建迷信沉渣泛起，新的宗教思潮再度流行，邪教围攻国家机关，宗教极端主义暴恐活动猖獗，造成宗教工作一度出现被动局面。现实再度印证了任继愈先生的谆谆告诫，批判宗教神学，破除封建迷信，反对一切形式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何其重要！
1999年，任继愈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提出“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主张，指出，脱贫先要脱愚，一个国家不仅落后要挨打，愚昧也要挨打。在愚昧的基础上，也难以真正摆脱贫困和落后。要摆脱愚昧，就要树立科学无神论世界观，批判宗教神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这不仅是思想解放的必然要求，更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所在。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毛泽东说批判神学反对迷信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三、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体系，包括学说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以及话语体系四个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部分。它统一规划，同时起步，但其发展则举步维艰，跌宕起伏，逐渐形成，各不平衡，其理论预设与实际结果也有一定落差。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与党的宗教工作体系之间存在内部关系，属于分工协调问题。以中国宗教学为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与西方宗教学体系、宗教文化论、宗教体系之间存在外部关系，属于对抗性问题。
任继愈先生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为具体宗教研究，二为宗教学理论研究，三为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政策。其中第三个主要由党政部门理论工作者研究，另外形成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系统。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历史时期，第一个学科发育完全，知识系统建构充裕，达到饱和状态，以至于出现一定的宗教化偏向。第二个宗教学理论研究出现较大问题，主要是受到西方宗教学以及宗教界的影响，导致内部发生分化，宗教学学会改名宗教学会，无神论学会一度停止工作。无神论研究机构及组织也与宗教研究机构及组织分离，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
如此，任继愈先生当初设计的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统领科学无神论、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政策等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科体系与其结果出现落差，需要强化和完善，这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如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科学无神论、具体宗教研究、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政策四大分支学科。这一体系既承继任继愈先生的整体构想，又立足新时代宗教工作实际，应在理论整合、学科交叉与实践导向上持续深化。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与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体系，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都受党的统一领导，双方之间是一种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的关系。党的宗教工作分为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宗教政策、宗教管理三大部分，其中理论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说发生关系，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紧紧围绕党的宗教管理实际工作展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说体系，分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科学无神论两大类，根据学术研究逻辑和学科领域建设展开。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最初分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著、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基本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受到西方宗教学理论以及宗教文化论的解构性挑战，在宗教鸦片论的争论中内部发生分裂。如在某本原理著作的写作出版过程中，最初的名称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后改为《宗教学原理》，又以“原理”被人使用为由，改成“通论”，其性质就变成基本理论，不仅不是原理，更不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
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理论反被倒逼得以发展，其代表作就是李申教授的《宗教论》，分为神祇论、事神论、功能论三大卷，融会中西宗教情况，完善基本理论。同时，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宗教学界对其的研究淹没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一些人有意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代之。
后来任继愈先生去世，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名称才被重新提出，直至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并对宗教学研究人才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要求，这就摆正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指导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具有的同等意思。
这一历史性论断不仅赋予学科建设以政治高度，更在学术层面厘清了理论边界与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提供根本立场与方法论指引，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则以其学理深度反哺宗教工作实践。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与西方宗教学体系以及宗教文化论之间一直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只是西方宗教学随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时隐时现，形势有利时大张旗鼓，形势不利时隐蔽对抗。如20世纪80年代的南北鸦片论争论中，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宣传教育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分为鸦片论、幻想论、基石论、反映论、异化论、掌握论，进行意义肢解，可以说一度将其批得“体无完肤”，乃至翻转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对宗教的否定一变而为肯定。
从而，一度造成“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局面。即便取缔“flg”、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反对宗教渗透等一系列政治行动之后，西方宗教学还在建构所谓中国特色宗教学体系，以西方宗教学理论框架包装本土宗教学体系，将宗教学分为人文科学的宗教学和社会科学的宗教学两大体系，罗列出29个之多的宗教学二级学科。
这也影响到国家编制的学科分类目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不过是众多西方宗教学理论之一，完全被边缘化，失去了主体地位和指导意义。202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宣布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之后，有人转而又将西方宗教学理论范式植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在某部讨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的著作中，赫然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宗教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学。
这种生硬嫁接不仅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本质，更模糊了其与资产阶级宗教学的根本界限，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学术倒退，背离了马克思强调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基本判断，也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绝非西方学科范式的复刻，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服务于治国理政的理论武器；其生命力在于对宗教现象的阶级分析与实践批判，而非在西方话语迷宫中自我消解。唯有坚守立场、厘清源流、强化学理根基，方能在新时代关键节点上，真正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切实发挥其在意识形态安全、宗教事务治理与文化自信建设中的核心支撑作用。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