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艺发展道路”的命名，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论断之一，标志着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成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理论原创之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是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也是阐发“文艺发展道路”的价值坐标，更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其理论原创性贡献的标识性概念的本质规定，对此需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进行理解和定位。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艺发展道路；标识性概念；文艺的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发展道路”的正式命名，是对一百多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重大成就的一种价值提炼和文艺理论总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集中表述，为在新起点上继续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文艺发展道路”的命名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点之一，是从根本上关乎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论断，是一个有待阐发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
一、什么是标识性概念？
基于中国发展方位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不可逆转的历史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在202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立足本土标识性概念，而不能依赖移植性标识性概念，提炼、构建本土标识性概念，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与前提。学术史表明，构建标识性概念需要以理解作为基础单位的概念为构成要素，并以把握其构建原则为基础。究其根本，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是基于学术史对基础概念的提炼和理论逻辑展开的推演。通常，对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构建应结合相关研究领域和依托具体学科展开，以诉求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何谓标识性概念？本文所指标识性概念，主要是指本土标识性概念，仅在特殊情形下会标注使用移植性标识性概念。事实上，任何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都要以特定概念为基础，概念是人类从事思维活动的工具与达成相互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手段。提炼与构建标识性概念，一定要基于概念为构成要素，基础概念是标识性概念的构成要素。
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是构成新的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概念基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其实质内容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其主要标志则是实现‘术语的革命’，赋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价值内涵是标识性概念应有指向。标识性概念的重心应落在“标识”的评判尺度以及对概念的托举和涵摄上。“‘标识性概念’不仅‘标识’着一种思想、理论、学术体系区别于其他同类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而且‘标识’着这个‘标识性概念’对于理解和建构思想、理论、学术体系的‘范式性’和‘典范性’。”可见，标识性概念是一种学说、思想体系达到哲学高度的表征，这是为何要以“术语的革命”为构建标识性概念评判尺度的依据。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例，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基础上实现“术语的革命”，在理论创新发展中提出一系列契合时代特点和党的中心工作的标识性概念，从而实现了对新时代以来文艺工作、文化建设的指导与价值引导。
以基础概念为构成要素构建标识性概念，此概念一定要有统摄性的“标识”能力。洞察标识性概念的构成要素可以发现，标识性概念首先是概念，必然包含内涵（本质属性）与外延（对象范围）。此后，有学者提出“三要素”说。如英国学者奥格登、理查兹把概念分解成“词汇”“意义”和“指称对象”三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著名的“奥格登—理查兹三角”。有学者在进一步阐释中指出：“三者中，词汇是概念的具体呈现和沟通其他两者的中介：词汇与对象关联，表明概念与经验世界发生的联系；词汇与意义关联，表明概念与观念世界发生的联系。也就是说，意义必须通过词汇才能与对象发生联系，反之亦然。这表明，只有概念才是沟通经验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桥梁，判断、推理、理论等都已脱离经验世界而变成纯粹观念世界内部的‘意义之网’的编织。”其实，“三要素”说仅阐明单个概念的存在形态，还不能充分表明标识性概念构成特征，需要拓展到一定的语义场和关系域中以彰显对一般概念的统摄性。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场域”即语义场或者关系域，表征的是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价值指向性。就此而言，“场域”是构建标识性概念的关键要素，它意味着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所谓标识性概念绝不是孤立的自在性规定，而是在场域中各概念相互规定比较的胜出，正是场域的凝结形构了标识性概念的统摄性力量（基本理念与阐释原则），进而形成对标识性概念的托举与规范。此外，所谓标识性概念之“标识性”乃是在同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中，能够“标识”该体系所达到的“原创性”程度，以及在精神意识上的“主体性”“自主性”，是一种精神知识创造能力的显现，进而在思想体系中占据统摄地位。作为基于对“场域性关系”的某种“标识”，其概念能力原本就内含着基本理念与阐释原则，因而有强大的价值辐射力。
此外，提炼与构建标识性概念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其实，在文化实践中，任何构成要素都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在动态中相互促进与相互支撑，由此形构了标识性概念的动力机制和原则。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标识性概念建构主要源于双重动力：一是现实需要的推动，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特性的驱动。”具体言之，所谓现实需要的推动，就是时代或实践向我们提出要求，要在倾听时代声音中积极回应；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特性的驱动，是指构建标识性概念要遵循学术逻辑和理论推演，充分运用理论洞察力、概括力和感悟力，在理论抽象中实现“具体的再现”。事实上，现实需要为标识性概念建构提供强大动力。
学术实践表明，本土标识性概念一定立足重大本土实践和高度共识的社会经验，能够充分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且契合社会主导文化形态，能充分揭示概念的广泛“标识”力。可见，“标识性概念”“既 ‘标识’着一种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也‘标识’着该种知识体系的‘文明价值’和‘世界意义’”。严格意义上讲，标识性概念之所以超越一般性概念，就在于强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所焕发的价值辐射力与统摄性，由此需要基于概念的家族相似性特点，在场域中以精准命名和清晰的指向性厘清标识性概念的构建原则。对此，有学者强调指出：“与对象相关联的是‘差异性原则’，旨在廓清概念的 ‘边界’；与意义相关联的是‘同一性原则’，旨在提炼对象的本质属性；与词汇相关联的是‘准确性原则’，旨在使概念以恰当的词汇得到表达；与场域相关联的是‘谓述性原则’，旨在形成概念之间的相互解释关系。”这表明标识性概念一定要有清晰的对象边界、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恰当的词汇选择、明确概念间的阐释关系，基于“意义之网”的共在共生在相互促进中才能立得住，这是提炼或构建确定所指的标识性概念的一般原则。
通常，本土标识性概念有如下鲜明特点：
一是体现传承性与民族性，以彰显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提炼和构建标识性概念必须扎根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文化“两创”成果的滋养，彰显中华文化基因。从学术服务于国家需求来看，构建本土标识性概念诉诸凸显独特的文化基因，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阐发中国的价值追求与建构文明中国形象；有利于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价值根基，既涵摄中国革命经验，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从而使本土标识性概念构建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文化实践表明，所谓概念的生命力和有效性主要源自文化主体性的自主意识。究其现实性而言，坚定理论原创性的前提是文化主体性（基本理念与阐释原则），丧失主体性的后果是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模仿他者话语，这已然失去了自我言说能力，更遑论思想话语的原创性。丧失文化主体性，必然失去独立自主的思想创造基点和精神独立自主的价值根基，其学术思想创造因无关乎现实，也就难以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提炼和构建标识性概念一定要回应现实问题和倾听时代声音，即现实所呼、理论所应。所谓时代性是指概念或理论要向现实发言，要接地气和理论及物，由此形成对时代的独特言说、话语表达以及对社会现实的规律性把握，以影响社会与历史走向。
三是立足具体研究领域和专业性学科建设。其实，无论是构建标识性概念还是自主知识体系，都是一种知识生产和文化再生产，必然基于具体研究领域和专业学科设置，离不开理论逻辑的操演。从现代知识生产来看，学科体系关乎知识的构成和传承方式，学术体系诉诸知识生产和更新方式，话语体系追求知识应用和交流方式。从学科体系视角看，学科是“知识的有序整合、知识的传承方式、体系化知识教育教学的组织安排，其基础和灵魂在于对概念、论断、方法的有机组织和逻辑安排”。表明，理论训练、理论思维是提炼或构建标识性概念的一个基本原则。具体言之，“理论”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由此形成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所谓理论思维正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塑造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提炼和构建标识性概念，就是在概念基础上用理论思维的抽象能力发掘阐释实践经验，以深刻的洞察力、领悟力、概括力、思辨力和思想力，使基于本土的具体实践经验升华为一般性理论，以理论的高度抽象把握实在的现实。
提炼和构建标识性概念要基于特定研究领域或学科专业基础，以及某种门槛或身份标识，并关乎相应的知识生产与概念的权威性，进而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断激活存量知识和提供新的增量知识，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这必然要求提炼与构建标识性概念以强化问题导向与倾听时代声音，在积极分析各种实践矛盾中回应现实之问，揭示并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价值，以精准概念命名标识其原创性、主体性和自主性，诉诸新的知识体系的概念逻辑化推演，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奠定基础。在此，格外强调构建本土标识性概念要在整体性观念和系统化思维基础上凸显“中国特色”（本土特色与民族文化），旨在强调立足中国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指向，从而服务于国家需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标识性概念充分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也就是说，作为标识性概念，既要反映本土经验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又要符合一般知识体系原则和要求，旨在国际学术交流互动中提升中国话语权。
二、“文艺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
毫无疑问，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典范，不仅有原创性理论创新支撑，更有基于工作实践部署和筹划的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特征，实现了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并“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思想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建构了文明型政党、文明中国形象。因此，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文艺发展道路”不仅实现“术语的革命”，以理论创新标识概念的原创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特征，为思想体系注入强大动能，是对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指导与价值引领，实现了基于本土实践的文艺独立自主发展。
其实，党的指导思想一直格外注重实践效果导向。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一论断表明，服务于国家需求的学术研究所生产的专业化知识决不会只停留在学科和学术领域，还会对社会形成价值引导和现实改造作用，即“掌握群众”和“变成物质力量”。这启示我们，提炼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典范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要充分考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特征，充分把握和阐发其提升人们对文艺经验和审美价值的认知和认同，在广泛弘扬对外文化传播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和传播力，在以艺通心联结世界中实现价值共享。就此而言，“文艺发展道路”具备标识性概念多重维度上应有的“标识”能力。
具体来看，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显著特征之一是超越既成世界大国“国强必霸”的逻辑，实现“两个文明”相协同的和平发展，这种倚重精神文明力量的和平发展是一种契合人类文明跃升趋势的社会性成长，必然使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得以凸显，发展什么样的新时代文艺、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强国格外引人瞩目。因此，“文艺发展道路”的命名，无疑为新时代继续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强大动能，发挥为新时代文艺发展领航定向的功能，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之一，形成了实践中的价值辐射力和统摄性地位。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演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主动性的精神力量。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重要论述凝结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不仅推动文艺发展契合21世纪以来的文化转向，更是这种转向的现实显现，并在强化“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文化功能发挥上，充分展现“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文化逻辑与价值诉求，旨在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任。以此为提炼和构建标识性概念提供基本遵循，也为“文艺发展道路”何以是标识性概念提供“场域”，以及是否有“标识”能力的试金石。
立足新时代新方位，“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重要体现，中国人民焕发出的强烈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显著标志”。究其意味，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把握，实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实践的引领与促进，以“第二个结合”的思想价值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五个方面的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和巩固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以“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从思想价值的究极性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超越，必然强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文艺发展道路，并把文化建设、文艺发展的基点放在自身实践的力量基础上。这种中国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建构，从根本上克服和扬弃了移植性标识性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既有话语体系，经由不断提炼和构建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的理论奠基，在诉求文化“两创”“三个坚持”以及强化“中国特色”“文艺发展道路”等生成了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基础上中国气派和中国价值的文明主导型话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思想价值根基。创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理论创新史上，标志着我们党由精神主动进一步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化自强，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当下，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既为文艺繁荣提供了条件，也为文艺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提出了挑战。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当下，在全球文艺思潮相互激荡和文艺力量的博弈中，只有真正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高扬人民性，以文艺抒写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精神追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以高品位的精神食粮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主导文艺形态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正能量，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树立新时代的文艺观、正确处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坚持文艺发展道路，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特征。
“文艺发展道路”以新的术语表述新的思想、时代内涵和文明价值，实现了概念的原创性、自主性、主体性，以“术语的革命”形构了“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能力，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注入强大动能，高度契合党在新时代的中心任务，以此被提炼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识性概念，表征其标识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诉求和契合重大文化实践经验以及话语创造的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之一。
三、对标识性概念“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阐释
究其内涵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是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其本质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尊重文艺规律中以文艺方式即高扬文艺人民性的初心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毛泽东指出：“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这种明确的问题导向使文艺发展自觉服务于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深刻影响了文艺发展的实践效果导向，使我们党始终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高扬人民性所焕发的强大价值感召力，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阔步走在“文艺发展道路”上。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以此为“文化发展道路”注入灵魂，是“标识”“文艺发展道路”的压舱石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文艺发展道路”注入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迄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正是因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一系列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成果，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尤其创立了在文艺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了中国新文艺繁荣发展，形成“人民文艺”的蔚为大观。中国共产党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在传承中有创新，不是照抄经典作家论述，也不是照搬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经验，而是强调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此后沐浴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中，新中国主导文艺形态——“人民文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踏上了建构中国自主文艺知识体系的道路。
进入新时代，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创新，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与“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确立有着密切关联，“文艺发展道路”与中国文艺制度有着密切关联。归根结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了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积极回应，是对“文艺发展道路”的铸魂，规定了“文艺发展道路”的根本属性，确保文艺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文艺发展道路”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同构性，并为党的创新理论所规定和要求，决定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规范“文艺发展道路”，成为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是形构标识性概念之“标识”能力的定海神针。
“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纵观历史，不仅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艺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为起点，中国新文艺特别是“人民文艺”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满足了这种理论需求，在实践创新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集中显现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理论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解释世界的能力，更取决于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说，“文艺发展道路”的探索、确立和成熟，始终伴随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构“文艺发展道路”的“标识”能力，有旧瓶装新酒的意味，是对党的文艺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承与借鉴，但将其与“文艺发展道路”关联起来，依然生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创新性指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审美视角的回应与思想价值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渲染了“文艺发展道路”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论断、标识性概念的色彩，为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与方法论保障，是多元文艺思潮激荡中的主心骨、定盘星。
（二）“符合中国国情”是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旨在强化其现实维度，要求新时代文艺发展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符合中国国情”作为“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强调了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要有当代生活底蕴，以及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使文艺发展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坚持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文艺精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现实的磅礴伟力驱动新时代文艺行进在“文艺发展道路”上，使我们更加自觉发展和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更加自信地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以“符合中国国情”为关键词形构“文艺发展道路”的“标识”能力，是从现实性维度强化新时代文艺发展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契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强调文艺要承担成风化人的职责，坚持弘扬正道、立德树人、培根铸魂，追求德艺双馨。既要以精品的有效供给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又要以艺通心、沟通世界，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强调文艺发展要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始终是党的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决定了党的文艺政策的价值指向，甚至是探索确立“文艺发展道路”的衡准之一。正是基于时代语境和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等观点；同样，新时代是文艺繁荣发展的舞台，强调文艺的精品创作与生产，将文艺发展的价值重心落在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上，强调“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新征程中”，倡导“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要求，以此“标识”了“文艺发展道路”的现实维度，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创新要求。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于不可逆转的历史新进程，是中国的现实国情，这种巨大的世界场域要求文艺发展要形成强大的托举力量，以展示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使得文艺发展愈加追求创新和坚定文化自信，是中国国情的要求使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文艺发展符合中国国情，不仅易于发挥以艺通心沟通世界的价值共享功能，充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感召力，还能满足“国际社会希望解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秘诀，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的诉求，进而愈加凸显坚定文化自信的必要性、迫切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 ‘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 ‘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强调在遵循“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中，当代文艺创作要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华民族审美自觉。究其创新性而言，以“符合中国国情”形构“文艺发展道路”的“标识”能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理论原创性之一。
（三）“符合文化传统”是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旨在凸显其历史维度，强化文艺发展要在赓续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中创新，以文化“两创”滋养当代文艺创作
文艺创新发展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文艺肌理中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文艺繁荣发展必须传承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以此厚植了“文艺发展道路”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中华文化底色，不仅强化了文艺发展对中华文脉与民族根脉的赓续，浓彩重抹了文艺的中华性，还格外强调了文化“两创”对当代文艺的滋养和文化续根。由此凸显“文艺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理论创新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就文艺发展和理论创新而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艺理论思想和话语资源，是今天建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强化以“符合文化传统”形构“文艺发展道路”的“标识”能力，旨在重续中国自主文艺话语根脉，使中国文艺发展植根中华文化沃土，使新时代中国文艺在中华大地上茁壮成长，让中国文艺说“中国话”、有“中华性”，真切表达中国价值，弘扬中国力量，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渲染民族形式，张扬文化主体性。究其根本，这是在文艺发展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肯綮所在，旨在传承中华美学精神，使当代文艺发展彰显中华美学风采。
当前，需要充分认识文化传统对当代文艺创新发展、巩固与重构中国文艺发展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明视野更新的重大价值。文化传统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中格外凸显，不是对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否定，而是对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滋养，中华美学精神日益成为中国文艺现代性的文化根基，有了传统文化底蕴的注入与支撑，“文艺发展道路”更加厚重坚实，更加自觉地向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迈进。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文艺在中国现代化探索中展开，是中国现代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中国新文艺（现代文艺）原本就是赓续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学艺术，而不是消灭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学艺术；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文学艺术，固然有着对西方现代文艺的汲取和借鉴，但不是照搬照抄和移植其他国家的文艺；是中华文明视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传统的强化，铸牢了“文艺发展道路”的文化制度根基，以一种历史主动的姿态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既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又广泛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不断培育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中，丰富和拓展了“文艺发展道路”内涵，坚定了思想价值引领，使“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赋予“文艺发展道路”以历史的连续性和思想的创新性。
以“符合文化传统”形构“文艺发展道路”的“标识”能力，有效回应了中国文艺的历史之问，以文艺发展表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性，在世界舞台上回应了当代中国从哪里来、要走向哪里的世界之问。究其根本，是当代中国人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在赓续中华文脉中巩固文化主体性，浓彩重抹“文艺发展道路”鲜明的中华文化底色，在历史主动中巩固文艺主体性，推动新时代文艺坚定地走“文艺发展道路”，使“符合文化传统”成为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之一。
（四）“高扬人民性”是理解“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旨在张扬其价值诉求，形构坚定文艺发展立场的逻辑骨架，在传承基础上创新了“人民性”内涵
毋庸置疑，“高扬人民性”是“文艺发展道路”的鲜明标识和基本特征，内在地规定了“文艺发展道路”的价值指向，是新时代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追求。需要明确的是，在文艺思想史上，人民不等于人民性，人民与人民性是两个概念。相对而言，人民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人民是一个集合性的较宽泛的有着崇高意味的政治概念，包含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内涵的概念；人民性是主要用来描述艺术和人民之间艺术审美关系程度的价值判断概念，不仅是一个在强调艺术性基础上偏于阶级性或党性原则的价值判断概念，具有文艺伦理价值意味，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中，人民性是关于阶级社会文艺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立场以及伦理价值追求，是一个有确切所指的概念。尽管人民的概念是流动的，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变化，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等都有过丰富的论述与创新发展。事实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在列宁那里已解决，文艺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已解决。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文艺为什么人”的科学回答，奠定了“文艺发展道路”的价值之核，使“高扬人民性”内生于“文艺发展道路”的价值追求。此后党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文艺的人民性内涵，从毛泽东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到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江泽民要求“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再到胡锦涛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直至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判断“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从而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指导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总遵循。
在人民概念的历史性建构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语境和中国发展新方位，发展了人民的内涵，“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在传承基础上，既强调尊重个人出彩机会的个体性内涵，还强调“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更立足掌握历史主动的大历史视野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作者。……人民是文艺之母”，创新了人民性的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把人民概念提升到历史本体论高度，把文艺的人民性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理论原创性所在。中国现代意义的“人民性”文论思想萌发于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文艺理论概念则确立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明确使用“人民性”概念，但有关于文艺的人民性论述。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战争时期，‘人民性’概念虽然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但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上的应用还比较少见。”在文艺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关于“人民性”的文论思想，以及强化“人民性”判断的价值追求尺度，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党性立场和价值判断。事实上，“人民性”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它一定是具体的所指，一定关联于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及其对艺术卓越性的追求，是基于一定立场做出的价值判断——是否有人民本位思想和尊重人民主体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基于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艺的人民性”的认识，丰富了人民性内涵，强化了人民性的价值指向，亮出了文艺人民性旗帜，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总遵循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原创性理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人民性”的文艺观的集中表述，也是对社会主义文艺高扬人民性的价值判断，体现了对经典作家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新发展，还鲜明地亮出了党对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根本要求，确保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践表明，以“高扬人民性”形构“文艺发展道路”的强大“标识”能力，推动文艺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全社会营造了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人心，网络文艺空间日益清朗，文艺批评敢于亮剑，现实主义文艺焕发光芒，文艺新业态蓬勃发展，各种现象级作品不断“破圈”“出圈”，文艺全方位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呈现出艺术高峰的群峰并峙盛景。“高扬人民性”是“文艺发展道路”的价值核心点，始终强调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相互学习和成全，在共在共荣共享中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契合时代语境变化，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使得“高扬人民性”成为理解和把握标识性概念“文艺发展道路”的关键词。旗帜鲜明地提出“高扬人民性”的论断以规范和引导“文艺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艺观的理论创新点之一，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
结 语
“文艺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人民主体和把握时代特征，在尊重文艺发展规律中逐步确立，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拓宽和行稳致远。可以说，“文艺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14亿人民的磅礴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文艺经验和大众审美经验提升为中国文艺理论的独立自主之路，是铸魂强体、赓续传承、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之路；是推动中华民族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化自强的动力源之一，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艺繁荣发展的强大价值引导力与思想引领力。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