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亚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马工程专家、教育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分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国家特支计划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十二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获天津市教学成果成果一等奖,专著《战后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内容摘要: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二卷所收102篇著作为文本依据,从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创性”与功能论意义上的“标识性”两重检验出发,可以归纳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概念谱系。它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核心,由标定历史方位与执政规律的统领性概念、确立政治规矩与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概念、实现理论大众化转译的形象性概念、提供系统施治抓手的操作性概念四个层级构成,分别回答“为什么管党治党”“靠什么统一全党”“怎样让全党听得懂、记得住”“具体怎么干”四问,形成自上而下贯通、自下而上支撑的完整闭环。这一概念群的集群式生成,是理论、历史、实践、文化四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党建理论从“概念阐释”向“概念生产”的历史性跃升,并在命题、传播、体系、话语权四个层面推动党的建设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全面从严治党;自主知识体系
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单元。一种思想是否具有原创性,归根结底要看它是否为人类的政治生活提供此前不曾有过的、能够稳定指称某类现象并生成解释力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概念的提出,无不构成理论创新的界碑。概念之所以具有这种界碑意义,是因为它并非既有认识的简单缩写,而是对一类此前未被命名的现象所作的规定性把握:一个概念一经确立,就同时确立了观察对象的边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展开论证的方向。因此,研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最为扎实的路径之一,就是回到文本,考察它究竟生产了哪些新概念,这些概念又如何组织成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体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二卷的编辑出版,为从整体上探讨习近平党建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发生、发展历程提供了权威而完整的文本基础。本文以两卷所收102篇著作为文本依据(以下简称“文本”),以归纳法递进回答如下三个问题:何谓党建理论中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习近平党建思想生产了哪些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因何而生、意义何在?本文力求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已形成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党的自我革命”为核心,涵盖统领性、原则性、形象性与操作性四个层级的严密概念体系。这一体系的生成标志着党建理论从“概念阐释”向“概念生产”的跃升,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了话语主动。
一
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界定标准与遴选方法
判定一个词汇是否构成原创性、标识性概念,需同时通过“原创性”与“标识性”两重检验:前者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检验,追问概念相对于既有理论传统是否提供新的规定;后者是功能论意义上的检验,追问概念在现实话语系统中是否占据枢纽位置。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原创性而无标识性,概念便停留于个别表述而无法进入公共话语;只有标识性而无原创性,则不过是既有范畴的高频复述。这一双重检验框架,也与学界近来关于标识性概念应具备“独特语义内涵与清晰外延边界”的界说相呼应。
(一)“原创性”的三重判定基准
所谓原创性,不能简单理解为词汇的由无到有。词汇的新颖与思想的新颖存在本质差异,新词若无新的对象与新的规定与之对应,便只是修辞的更替。参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般规律,可以设定如下三条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党建思想原创性基准。
其一,是否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述、也无从论述的新思想。这是就理论前提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其建党学说的重心在于阐明政党的阶级属性与历史使命;列宁虽开创了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但苏共执政仅数年他即辞世,未及对长期执政的内在风险作出系统回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之外的全新课题。凡针对这一课题而生成的概念,即符合原创性的第一重判定基准。
其二,是否解决传统党建理论未曾面临的新问题。这是就现实参照对象而言的。传统建党学说重点回答的是“如何夺取政权”与“如何保持先进性”,其隐含的参照系是与其他阶级政党的横向比较;而新时代所面对的,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防止自身蜕变、如何在没有外部权力更替压力的情况下保持纠错能力的问题,其参照系转为政党与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等充满忧患意识的话语,正是这一问题转换的直接表达。
其三,是否形成稳定的理论规定性。这是就概念自身的成熟度而言的,也是三重判定基准中最具约束力的一条。一个真正的原创性概念,必须具备明确的内涵边界、清晰的对立面和可展开的下位范畴,能够被反复使用而不失其义,能够被写入党的重要文献而成为全党的共同语言。仅在一时一地使用的生动比喻,纵然形象,也不足以称为原创性概念。这一基准要求对原创性概念的遴选必须经受住反复使用与制度化写入的双重检验。
(二)“标识性”的三重判定基准
如果说原创性概念注重其来源与规定,标识性概念则关注其在话语系统中的位置与效能。其衡量标准表现为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一是辨识度,即语义的独特性。概念应当一经出现即指向特定的理论主张,不易与其他话语混淆。“大党独有难题”“第二个答案”即属此类,它们几乎不可能被误读为一般性表述,因而具有极低的语义误读率。
二是凝聚力,即统摄的能力。概念应当能够统摄一批下位命题和具体举措,充当理论的“结点”。“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是标识性概念,正因为它把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等诸多线索汇聚于一体,并在党的二十大以后进一步扩展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凝聚力的强弱,直接决定概念在理论结构中所处的层级。
三是传播力,即跨语境的通达性。标识性概念应当能够跨越理论与实践、干部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界限,以最低的认知成本传递最丰富的政治意涵。“老虎”“苍蝇”一起打之所以家喻户晓,正在于其表达张力和传播效率。需要强调的是,传播力并非理论性的对立面,而是理论彻底性在话语层面的外化。
(三)遴选结果与四层级概念图谱
依上述基准考察文本可以发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概念群并非平面铺陈,而呈现出清晰的层级结构。其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其核心是“党的自我革命”。围绕这一主轴,向上生成标定历史方位与执政规律的统领性概念,向内生成确立政治原则与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概念,向外生成实现理论大众化的形象性概念,向下生成提供实践抓手的操作性概念。四个层级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同一理论逻辑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统领性概念回答“为什么管党治党”,原则性概念回答“靠什么统一全党”,形象性概念回答“怎样让全党听得懂、记得住”,操作性概念回答“具体怎么干”。以上四问依次覆盖理论的合法性论证、规范性确立、传播性转译与操作性落实,构成一个自上而下贯通、自下而上支撑的完整闭环。任何一个层级的缺失,都会使概念体系或流于空泛,或失之琐碎。
需要说明的是,四层级概念图谱与2026年6月正式提出的“十四个坚持”并非同一序列,也不构成对后者的复述。“十四个坚持”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内容领域为经,呈现“总—分—总”的工作布局结构;四层级概念图谱则以话语功能为纬,是对贯穿两卷本全部102篇著作、反复出现于不同内容领域之中的核心词汇所作的横向归纳。二者一纵一横,恰可彼此参照:同一条“坚持”往往同时激活统领性、原则性、形象性、操作性概念中的若干项,而同一概念也常常服务于多条“坚持”。以功能而非以领域为分类依据,正是本文得以呈现概念间层级关系的方法论前提。
二、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谱系解析
依据上述标准对文本核心词汇进行系统检视,可以归纳出统领、原则、形象、操作四类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概念谱系的词汇群。
(一)统领性概念:标定历史方位与执政规律
第一,“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提供实事求是的精确坐标。文本明确指出,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这里的关键词是“独有”与“特殊”:难题之所以独有,不是因为别的政党没有困难,而是因为这些困难由自身规模、历史和长期执政地位这三重变量共同派生,其他政党在结构上不具备产生这类困难的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和借鉴。这一判断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以他国政党经验直接比附中国问题的正当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不是空泛的定性,而是被展开为六个具体的“如何”: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六个“如何”分别对应初心、团结、能力、状态、纠错、生态六个维度,构成一个具有诊断功能的分析框架。由此,“大党独有难题”从一个客观判断变成一套亟待解决的问题清单,进而从话语变成工作议程。可以说,能否由描述性判断转化为可操作的议程,正是原创性概念区别于一般词汇的关键所在。
第二,“党的自我革命”与“第二个答案”。如果说“大党独有难题”回答的是“我们面临什么”,那么“自我革命”回答的便是“我们靠什么解决”,二者构成问题与方案的对偶结构。文本的表述极为凝练:面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第二个答案”这一表述的原创性,需要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是历史层面:它把一个跨越八十年的政治学追问重新激活,使自身理论创新与延安时期的思想传统建立起可追溯的谱系关系,从而具备历史正当性。其次是机制层面:文本用一连串医学的意象界定自我革命的实质,如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等,论述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这一界定的关键在于“免疫力”隐喻,它指向的是一种内生的、持续的、不依赖外部触发的纠错机制,从而在机制层面区别于以外部制衡为前提的政党理论。再次是关系层面:文本特别强调,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两个答案都要求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可见“第二个答案”并非对“第一个答案”的替代,而是二者的贯通与融合,其间是深化二者关系而非否定二者关系。
与之呼应的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一组下位范畴。文本要求把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四个自我”把抽象的自我革命拆解为可评估的能力维度:净化指向清除杂质,完善指向补齐短板,革新指向破除积弊,提高指向增强本领,四者构成从“去弊”到“增能”的完整链条。一个统领性概念能否稳固,往往取决于它是否具备这样可展开的下位范畴:正是“四个自我”的存在,使“自我革命”得以从口号转化为可考核的能力体系。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概念经历了从工作要求到战略布局、再到治理体系的三级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之从党的建设的一项内容上升为党和国家事业总体布局的构成部分;同时明确宣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从而将其内涵界定为一项“永远在路上”的长期性事业。
更具理论意义的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实施一系列变革实践,健全一系列制度规范,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并进一步要求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四个全”规定体系的覆盖范围,“十六字”标准规定体系的质量要求,二者相合,意味着管党治党已从单项突破转入系统集成阶段。在概念史与党建理论语境中,当一个概念从“主题词”演进为“体系词”并获得体系性规定后,它不再仅仅用于描述某项具体的管党治党工作,而是上升为贯通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范式”“系统性框架”与“科学方法论”。
(二)原则性概念:确立政治规矩与政治立场
统领性概念解决了历史方位与总体路径问题,但一个拥有一亿多名党员的大党要形成统一意志,还须有明确的规范性依据。原则性概念承担的正是这一功能。
第一,“两个维护”与“两个确立”。文本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明确定位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这一定位的原创性在于,它把一项组织要求提升到“原则”与“规矩”的规范层级,使其具有衡量一切党内行为的根本尺度地位。尤为可贵的是,文本对这一原则的阐述并非只有正面要求,还包含大量对执行失真的警觉:指出落实中还存在温差、落差、偏差,有的空喊口号、搞形式主义,有的未经批准提出不严谨的政治口号、政治术语,存在拔高、牵强的情况,甚至搞成“低级红”“高级黑”,有的口头上喊着“两个维护”,实际想的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强化自己的权力。“低级红”“高级黑”本身即是极具辨识度的原创表述,它精准命名了一种以拥护之名行损害之实的政治现象,其概念价值不容低估。一个原则若只有正面规定而无对失真形态的命名,便难以在实践中获得可辨识的边界。“两个确立”则指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与“两个维护”构成从政治判断到政治行动的递进关系。
第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与“最本质的特征”。文本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这一论断的原创性在于,它将党的领导从具体的执政实践层面,上升为国家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有机统一,确认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主体、制度和实践上的高度一致性。“四个意识”与“四个自信”则分别从主观自觉与价值认同两个方向为这一本质规定提供支撑。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一固定的表述序列构成从认知到信念再到行动的完整结构。
第三,“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概念以格言的形式重述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文本指出,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进而阐明,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此处的理论创新在于对“江山”这一传统政治意象的彻底改造。在古典语汇中,“江山”指涉疆土与政权,属统治者所有,人民不过是其治下的对象;而该表述通过双向等式,把“江山”与“人民”完全同一化,使政权的所有者与政权的服务对象合而为一,从根本上巩固了政权与人民相统一的党的宗旨。
同时,“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一论断,为反腐败提供本体论层面的根据。腐败之所以不可容忍,不仅因其危害后果,更因其与党的宗旨使命相冲突。这意味着反腐败并非一项外在的纪律要求,而是党的性质的内在必然。文本正是在这一逻辑上指出,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一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把反腐败从后果论提升为本质论,从而使“自我革命”获得不依赖外部压力的动力来源。
(三)形象性概念:理论的大众化转译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最具传播效能的一类概念,是把抽象政治原理转译为日常经验意象的形象化表达。这类概念常被视为语言风格,实则具有独立的理论功能,解决的是理论如何被一亿多党员真正内化的问题。在一个规模巨大、成员构成高度多样的政党内部,理论若不能为其成员所真正理解、掌握并贯彻到行动之中,其统一意志的功能便会在传递中衰减。
第一,精神之“钙”与“软骨病”。文本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形象地说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并进一步申明,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这一组隐喻具有内在的完整性,同时提供了本体(钙)、病理(缺钙)、症状(软骨病)和疗法(补钙壮骨),构成一个自洽的解释框架。相比“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这样的规范表述,它把一个抽象的思想要求转化为可感知的身体经验,从而大幅降低了理解门槛。文本在讨论斗争精神时甚至将其扩展使用,指出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得“软骨病”、患“恐惧症”是无济于事的,显示该隐喻已获得在传递过程中不失其本义的跨语境生成能力,这正是形象性表达是否已上升为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标志。
第二,“笼子”与“牛栏关猫”“纸笼禁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制度治党最广为人知的表述。真正体现概念生产能力的,是围绕这一核心隐喻衍生出的批评性概念。文本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因此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牛栏关猫”精准命名了一种特定的制度失灵,即:不是无制度,而是制度的颗粒度与规制对象不相匹配。文本在多处使用这一概念批评制度过于原则、缺乏量化标准、彼此脱节、弹性空间过大的问题;同时,将这一概念与“纸笼禁虎”并提,指出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避免“牛栏关猫”“纸笼禁虎”,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进而以“明规矩不彰,潜规则必然盛行”揭示制度空转的后果。“牛栏关猫”指向制度设计的疏漏,“纸笼禁虎”指向制度执行的软弱,二者共同构成对制度有效性的双重检验标准,使“制度笼子”这一正面意象获得可供反向判断的分析工具。
第三,“老虎”“苍蝇”一起打。文本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扎紧制度的笼子,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并进一步细化为“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这一概念的功能是划定反腐败的覆盖范围,其对立面是选择性反腐。与之配套的“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则从原则层面给出同样的规定,二者互为表里。前者确立规范,后者传递态度,共同保证同一政治目标在不同话语场域中的一致性。
第四,“总开关”与“压舱石”。文本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比作“总开关”,把理想信念比作“压舱石”,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并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问题,根子还是这两者发生了动摇和偏差。“总开关”概念的解释力在于其把纷繁复杂的违纪违法现象归因于一个总的控制节点,从而为思想建党提供正当性论证,表明不解决总开关问题,任何末端治理都只是修补支路。
综观这一类概念可以发现,它们并非随意的比喻,而具有共同的取象逻辑。多取自身体医疗(钙、软骨病、排毒、免疫力、去腐生肌)、日常器物(笼子、牛栏、总开关、压舱石、钉子)和日常生活(打老虎、拍苍蝇、抓早抓小)三大经验域。这些经验域的共同点是全民共享、无需专业背景,因而具备最大的传播半径。更重要的是,三大经验域在结构上恰好对应三类理论功能:身体医疗意象用于说明病理与疗治,日常器物意象用于说明制度与约束,日常生活意象用于说明范围与力度。取象与功能的这种对位关系,说明其中包含自觉的选择而非修辞的偶然,实质上是群众路线在话语层面的自觉实践。
(四)操作性概念:提供系统施治的实践抓手
第一,“关键少数”与“头雁效应”。文本强调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指出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并指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把这部分人抓好了,很多问题就好办了。与之相配的是“头雁效应”,文本要求抓住“关键少数”,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形成“头雁效应”。“关键少数”是一个典型的治理策略概念,它把有限的监督资源与最大的风险节点相匹配,其背后是对组织内权力分布不均衡这一事实的清醒承认;“头雁效应”则从正面刻画示范传导机制。二者一负一正,构成压力与引领的双向设计。此外,“塌方式腐败”作为对区域性、系统性腐败的命名,同样具有高度辨识度,它揭示的是腐败在层级结构中的传导性,而非个体行为的简单叠加。
第二,“四种形态”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文本要求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日常管理监督立足于早、着眼于小,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立即处理,多积尺寸之功,经常防微杜渐,在执行纪律上更加细化,实践“四种形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层层设防,时时提醒,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体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并将其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方针相衔接。这一组概念的理论贡献,在于把党内监督从事后惩处的单一模式改造为分层递进的梯度模式,实现纪律建设逻辑的重构:监督的目的不是处理人,而是通过前置干预降低违纪的发生概率。“严管就是厚爱”这一表述,则以最简洁的方式化解全面从严治党与保护干部积极性之间的表面张力,其内在依据在于,严与爱的对立仅在事后惩处的框架内成立,一旦监督重心前移,二者即归于统一。
第三,钉钉子精神。文本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并要求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刹住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钉钉子”意象的精确性在于它同时包含方向的专一(对准一处)、力度的持续(反复敲击)和效果的可验证(钉牢为止),因而成为落实观的最佳载体。它所针对的,正是作风建设中最常见的一阵风、反弹回潮问题,其理论指向则是把作风建设由运动式治理转变为常态化治理。
第四,“党内政治生态”。把自然生态概念引入党内治理,是一项重要的概念移植。文本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并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文本还揭示了政治生态与“四风”的因果关联,指出“四风”问题越积越多、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生态隐喻的理论意义在于引入三个新的分析维度:整体性(生态是系统而非个体之和)、累积性(污染是渐进而非突发)和修复成本(破坏易而恢复难)。由此,管党治党的对象从“个别腐败分子”扩展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整体环境”,其时间视野也从即期处置延伸为长期涵养。文本所强调的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
由上述四类概念的解析可见,四个层级之间存在明确的支撑关系:统领性概念提供总体判断,原则性概念将判断转化为规范,形象性概念使规范获得传播能力,操作性概念则使规范落地为具体机制。概念图谱的价值,正在于呈现这种彼此支撑而非平行并置的结构关系。
三、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
上述概念的集群式生成并非偶然,而是理论、历史、实践、文化四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四重逻辑分别提供概念生成的理论前提、历史依据、现实动力与文化底蕴,缺一则概念或失其根据,或失其效能。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当代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基本原理。文本在多处把新时代的奋斗表述为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的理论承继关系。在此基础上,这一思想又实现重要推进:经典作家所论的先进性、纯洁性,主要是相对于其他阶级政党而言的属性判断,其成立依赖于横向比较;新时代的核心追问,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如何自我保持,理论重心由此从“是什么”位移至“如何坚持”,从属性判断转向机制建构。这一位移正是概念原创性的生长点。“自我革命”“四个自我”“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概念,无一不是围绕“如何坚持”这一新问题而生成的。
(二)历史逻辑: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经验凝结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凝结。“第二个答案”对延安窑洞对话的直接援引,本身就是历史逻辑的显性表达。文本进一步将党的百年奋斗概括为一个双重过程,既是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伟大工程,并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将党的建设定位为“伟大工程”,是延安时期即已确立的传统;新时代概念群的历史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接续。此外,文本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则以精神谱系的形式,为整个概念体系提供历史人格化的支撑。
(三)实践逻辑: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的现实回应
如果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规定概念的来源,实践逻辑则提供概念生成的直接动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几乎都可追溯到具体的实践困境:“牛栏关猫”源于制度笼统而失效的教训,“关键少数”源于一把手监督难的现实,“四种形态”源于监督执纪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两极化状况,“大党独有难题”则是对党情深刻变化的总体回应。这种直面问题的清醒,正是概念生产的现实动力。
同时,文本清醒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两个长期存在”的判断,实际上宣告概念体系的开放性。只要挑战持续,概念生产便不会终止。
(四)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产物。文本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指出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生成中,这一“结合”体现得极为具体。文本大量引用《盐铁论》《老子》《国语》《周易》等典籍以论证廉政、慎微、修身之理,并将“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样的民间谚语提升为党建命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直接化用传统的慎微思想,钉钉子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则取自民间劳作经验。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辞藻挪用,而是把传统政治文化中关于修身、吏治、防微的智慧,纳入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现代框架,在保留其经验直观性的同时置换其价值前提,使新概念天然具备文化亲和力,激活受众既有的文化记忆,为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
四、从“概念阐释”向“概念生产”的历史性跃升
综合前文分析可以看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概念的数量,更在于概念生成方式的转变,即从“概念阐释”向“概念生产”的跃升。所谓概念阐释,是指以经典作家和既有文献提供的概念为基本词汇,对其进行注解与应用,理论的创新空间被限定在解释层面;所谓概念生产,则是指立足自身实践,自主创设新的概念、命名新的现象、界定新的规律,理论由此获得设定问题的能力。这一跃升可从命题、传播、体系、话语权四个层面加以说明。
(一)命题层:为执政党建设生产新的规律性命题
最高层次的概念生产,是命题的生产。“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均属对某类政治关系的规律性断定,而非对既有理论的复述。这些命题具备理论命题的全部形式特征:主词明确、谓词具有普遍性、可被后续论证展开、可被实践检验。文本关于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的定位,同样属于这一层级。当一种思想开始生产“建党原则”级别的命题时,它已不再是既有学说的应用性延伸,而具备了学说自身的品格。
(二)传播层:完成理论向大众语言的转译
第二个层面是话语传播能力。前文分析的形象性概念表明,习近平党建思想具备一种鲜明特征:把高度抽象的政党政治原理,转换为无需专门理论训练即可理解的日常语言,且转换过程中并不损失理论精度。“钙—软骨病”“笼子—牛栏关猫—纸笼禁虎”“老虎—苍蝇—微腐败”三组概念,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语义体系,能够精确区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问题。这在政党理论史上并不多见。多数政治理论要么精确而晦涩,要么通俗而模糊;能够兼顾者,往往意味着理论主体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唯有身处实践之中,才可能同时掌握问题的精确结构与表达的经验形式。就此而言,这些概念的大众化并非降低理论水准,恰恰是理论成熟度的证明。
(三)体系层:从单点概念到体系集成
第三个层面是概念的体系化能力。孤立的新词不构成理论创新,只有当概念之间形成分工、支撑与层级关系时,才谈得上体系。从文本的时序演进看,这一体系化过程是清晰可辨的:早期概念多为单点突破,如“中央八项规定”“四风”“老虎”“苍蝇”;中期概念开始形成布局,如“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等;近期概念则明确指向系统集成,如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并摆在首位,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等;最终整合为“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文本要求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同样体现出从要素到结构的思维转向。概念体系的形成,是一种思想从“有观点”走向“有学说”的标志。2026年“十四个坚持”的正式提出,可以视为这一体系化进程在更高层面得到确认的结果。本文所归纳的四层级概念图谱,则是对这一进程发展轨迹的追溯性还原。
(四)话语权层:确立自主知识体系与理论主动
第四个层面涉及国际比较视野。文本明确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并在理论创新层面提出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这一立场的理论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拒绝借用他者的范畴,就必须自己生产范畴。上述所有概念,正是这一必要性的产物。
从话语效果看,这一自主概念体系与西方主流政党理论形成根本性的范畴差异。西方政党理论以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和分权制衡为解释框架,其隐含前提是政党无法自我约束,故须依赖外部制衡;“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等概念,则从如下前提出发:一个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利益、没有任何自身特殊利益的政党,具备自我纠错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二者的分歧不在结论而在预设,因而不可能通过在对方框架内的论辩获得解决,只能通过各自解释力的实践检验加以判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将这一方案表述为普世模板,而是把它作为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贡献提出。文本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的盛况,并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这种“提供选择而非输出模式”的姿态,本身也是话语自主的重要表现。真正的自主,既表现为不依附他者的范畴,也表现为不谋求以自身范畴取代他者。
五、结语
通过对《习近平党建文选》两卷本的文本考察,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层级清晰的原创性概念体系。它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核心,由统领性、原则性、形象性、操作性四类概念构成,分别承担定位、统一、传播与实施四项功能。这一体系不是概念的堆积,而是同一理论逻辑在不同抽象层次上的展开,也与2026年正式确立的“十四个坚持”总纲彼此印证、互为表里。
第二,这些概念的生成有其深层机理。理论上承接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历史上接续党的建设传统,实践上回应长期执政条件下的现实困境,文化上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四重逻辑的交汇,决定了这些概念既具科学性,又具历史感,还具亲和力。
第三,概念生产方式的转变,是这一思想最值得重视的理论贡献。当一个执政党能够为自己的政治生活自主命名,能够生产“建党原则”级别的规律性命题,能够把这些命题转译为全党全社会通行的语言,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自洽的体系时,它就不再需要借助他者的范畴来解释自身。这正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党的建设领域的具体实现,也是当前学界围绕这一思想密集展开概念史、标识性概念研究的深层动因所在。
当然,概念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实践。文本反复提醒,思路要求都是明确的,关键在于抓落实要真正到位。对研究者而言,后续值得深入的方向至少有三:一是对单个概念作专门的概念史考察,梳理其从初次提出到定型入典的完整轨迹;二是对概念的实践效应作实证检验,考察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转化程度与变形风险;三是在本文所提供的横向概念图谱与“十四个坚持”这一纵向工作总纲之间建立更为精细的对应关系,探讨二者如何相互校验、相互丰富。唯有如此,概念研究才不至于停留在“文本”内部,而能与鲜活的党建实践形成真正的对话。
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