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信息技术快速演进与国际政治环境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全球可沟通性成为理解文明交流互鉴、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全球治理变迁的重要议题。技术发展显著降低了跨国沟通门槛，拓展了多主体参与全球交往的可能，但“可连接”并不等于“可理解”。平台权力结构、算法偏见、虚假信息、数字鸿沟和地缘政治安全化，正在重塑全球沟通的条件与边界。当前全球沟通面临制度信任下降、规则秩序调整和公共对话空间受挤压等挑战，但这并非全局性、不可逆的断裂，民间交流、地方实践、平台协作和文明互鉴仍在持续拓展沟通空间。新时代以来，中国国际传播从单向“走出去”转向多主体、多层次、多场景的深度交往，传播能力建设也从信息抵达转向关系生成、意义共建和规则参与。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开放交往中提升倾听、翻译、协商和纠错能力，推动文明对话、全球共同议题合作与数字公共产品建设，在分歧中保持沟通接口，为全球可沟通性的稳定增长提供实践路径与制度支撑。
【关键词】全球可沟通性 文明交流互鉴 国际传播 多主体传播
讨论人
郭毅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芸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岚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闽江学者，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主任
李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处长、高级编辑
陈冬艳 西部国际传播中心主任
赵杨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编委、南方国际传播中心总编辑
李刚存 红河学院区域国别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吴玮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洪波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专业博士
孙墨笛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编辑、《对外传播》执行主编
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不同国家、社会和文明主体得以在更加开放的交往环境中交换经验、表达关切并生成关系。与此同时，国际政治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也带来新的沟通阻滞和冲突风险。总体来看，全球传播生态在交往意义上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持续拓展国际传播的主体、渠道和实践场景。新时代以来，多主体、多层次、多形态的交流互鉴不断深化；新征程上，以“世界市长对话”“中外文化交流周”等为代表的实践，进一步体现了中国推动文明对话、增强全球可沟通性的积极努力。
基于此，如何理解信息传播技术对全球可沟通性的影响，当前国际政治治理环境的深刻变动如何改变全球沟通的条件，新时代以来，中国在何种意义上推动了全球可沟通性的增强，全球可沟通性的未来趋势是什么，中国又应当如何持续作为？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与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研究”课题组组织专家学者展开了讨论。
技术演进与可沟通性的重构
张毓强：信息技术的持续演进不断降低跨时空交流门槛，也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全球可沟通性的历史生成、现实限度与未来可能。
郭毅：全球可沟通性不仅意味着可连接，还意味着可理解、可信任、可协商。今天，全球互联网、AI翻译、社交平台和沉浸式交互技术显著增强了可连接性，进而大幅降低了全球沟通的成本，也提升了跨国沟通的稳定性。但技术在降低语言壁垒、生成多语种内容、帮助个体参与国际表达的同时，也可能伴随深度伪造、模型偏见、虚假信息，放大情绪动员、身份对立。从极致中国化（Chinamaxxing）等热点案例来看，信息技术赋能更多的可能只是跨国与跨文化的个人表达，距离“可理解、可信任、可协商”还有一定差距。
李刚存：全球可沟通性首先不是技术上的“可连接”，而是不同主体在差异中仍能建立关系的能力。它不预设文明之间可以完全透明，也不以消除差异为目标，而是强调不同国家、社会群体和文明主体能够进入彼此的经验世界，在表达、倾听、解释和协商中维持交往，并共同生成意义、处理分歧。由此看，信息技术的价值不能只用速度、流量和覆盖率衡量，而要看它是否扩大了不同主体参与世界叙事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技术可以改善可沟通的条件，却不能替代沟通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伦理责任和制度保障。
吴玮：技术并非单纯的信息传输工具，其设计、部署和使用始终嵌入特定的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和平台机制。今天的全球沟通，虽然因技术下沉吸纳了更多的民间主体，然而入场并不代表平权，更无法实现平等。不容忽视的是信息技术的军事“前世”和商业“今生”自带的偏狭基因。今天的全球化沟通是政治议价后的平台化全球沟通，平台化是形式，商业性、资本性是当前全球沟通的底层逻辑。
陈冬艳：从实践看，信息技术始终是全球可沟通性增强的核心动能，并逐步形成了从媒介平台建设延伸到内容生产、精准分发和效果评估的全链条宣发模式。以西部国际传播中心为例，搭建“3+X”海外传播矩阵，覆盖全球2400万受众的信息接收平台；用AIGC技术赋能中心内容生产，为精准传播夯实底座。信息技术实现从推进媒介平台建设到全链条生产的跨越，让“一国一策”的精细化运营变成可能。
孙墨笛：若以历史维度观察，每一次技术跃迁都大幅降低了沟通的门槛与成本，拓展了沟通主体的范围。但是，不应将技术变革与可沟通性之间理解为简单、线性、正相关的赋能关系。技术确实增强了接入与表达能力，但连接的泛化并不必然带来理解的增进；平台算法和注意力经济也可能加剧信息茧房、可见性分化和权力不对称。因而，可沟通性至少包含接入、表达、可见、理解等四个维度，当下全球传播生态正呈现“高连接、低理解”的结构性紧张。这也可能是国际舆论场中误读频发、观念极化、冲突与对立攀升的重要根源。
全球政治变局中的沟通困境
张毓强：在地缘竞争、价值对抗与技术安全化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可沟通性降低的趋势及其结构性成因亟待深入辨析。
郭毅：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近30年来的一个逻辑演变特征可能是安全逻辑、价值逻辑和制度竞争逻辑明显上升。这就带来了近年来人们更为熟悉的技术安全化、数据主权化、技术出口管制、平台监管等实践话语，而这些都影响到全球沟通环境。国际政治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非传统安全”。各国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就是当前全球政治治理环境的主要表现。这种“泛安全化”投射在跨国交流领域，导致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原本属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之中。交流本身开始被怀疑、被审查、被限制。这不是技术连接中断，而是政治信任、制度互认的倒退。
李宇：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处于深度变革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国际政治博弈加剧了认知对抗，跨国信息流通在促进不同区域、国家、群体之间的沟通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损害、扭曲了相关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认知。可以预见，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可沟通性总体上仍会受到国际政治博弈的不利影响。
李刚存：当前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是技术通道不断扩张，而政治和制度层面的沟通意愿有所收缩。地缘政治竞争、地区冲突、经济制裁、技术出口限制、数据边界、平台禁限和信息战，使越来越多的传播活动被纳入安全化框架。但对全球可沟通性的判断要综合考量，当前的全球传播呈现连接增强与信任不足并存、互动增加与共识形成困难并存的状态。短期内，政治极化和安全化将继续压低制度性可沟通性；从中长期看，跨国生产、气候治理、公共卫生、人工智能和人员流动又使任何国家都无法退出全球交往。真正的风险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分歧失去表达和协商的渠道。
吴玮：全球可沟通性降低并不意味着全球沟通的停滞或倒退，更像是规则未定时期的动态拉扯。信息技术赋能的“多主体交往”已经冲击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框架，“平台—国家—民间”共同介入全球治理将成为重要趋势。关键在于如何穿越规则模糊期，在新规则建构中持续在场和发声。
赵杨：全球可沟通性的降低主要体现在宏观政治议程中，在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具体领域，民间与社会的交往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因为数字渠道的多元而更加活跃。南方国际传播中心持续开展的广东国际传播与人文交流实践，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间交流的韧性。从民间视角看，全球沟通依旧旺盛、火热。因此，这种降低更应被理解为暂时性结构性摩擦，而非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反而凸显了非官方、非正式的“软沟通”所具有的韧性与价值。
李岚：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意识形态滤镜强化、“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使部分国家转向封闭与对抗，全球可沟通性因此受到挤压。然而，这种阻碍是局部而非全局的、是阶段性而非不可逆的。事实上，政治层面的“逆全球化”与文化交往层面的“深度全球化”正在形成一种张力结构。需要关注的是，当公共对话空间被政治逻辑挤压，文化间性是否会退化为文化对抗。
中国国际传播的多主体转向
张毓强：新时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在主体、渠道、议题和场景上不断拓展，其深度与成效需要从多维视角加以观察。
郭毅：新时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全面增强，呈现出多主体、多层级、多场景的特征。中国在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建设、议题设置、多语种表达和活动组织等方面能力显著提升。沟通议题也不断向全球发展问题、减贫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气候治理、数字治理等细分领域“下沉”。西部国际传播中心2026年7月发布了10集音乐纪录片《西部如歌》，邀请丹麦音乐制作人拉斯姆斯·海德高到西部九省区市采风，把西方的电子音乐和西部省市的民族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西对话。这表明，中国在垂直领域体现出全球沟通的诚意。所以应当看到，“西强我弱”的格局在国际传播的很多具体领域已经明显改观。
赵杨：衡量沟通维度的增加，不能只看议题的覆盖面，关键要看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关系的变化。目前，南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实践经验表明，国际传播正在从内容“出海”转向全链路服务。更重要的是，它在报道中主动征集海外媒体关心的问题，并将这些关切带入采访过程，推动传播从“我要说什么”转向“大家共同关心什么”。
孙墨笛：全球南方也是多主体转向的重要对象和基础。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自身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且致力于推动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事实上在为全球可沟通性重建物质基础。当全球南方国家得到发展，获得表达自身经验的能力与自觉，全球沟通格局才可能真正从“中心—边缘”结构走向平等对话。
王洪波：新时代以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加强是全方位的，效果是显著的。整体呈现出从讲好中国故事到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从能力建设到效能提升、从文化“走出去”到文明传播的转变。政府部门、智库高校、企业地方、文化机构和民间团体共同参与，使国际传播资源和力量得到拓展，也推动中国故事从走向世界转向走进各国受众。
吴玮：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实现了“立体化扩容”，但沟通深度仍需进一步提升。过去中国的对外沟通主要依靠政府外交及官媒外宣两大抓手，如今中国的对外交往实现了全面动员。但当前的对外沟通仍然停留于信息传递和成果展示阶段，容易形成“展示多、互动少”的问题。下一步，应从“说服”转向“可被理解”，即便存在分歧和误解，也要保持继续谈下去的真诚与勇气。
李刚存：中国国际传播正在由相对单向的“走出去”，转向话语互嵌、情感交流和多向互动。主体上，由中央层面的外交与专业媒体，扩展到地方政府、城市、企业、高校、智库、文化机构、社会组织、青年和普通创作者；空间上，由新闻舆论场扩展到经贸合作、教育科研、城市治理、文旅消费、数字平台和社区生活；机制上，由单次宣介逐步转向共同议题、联合生产、双向反馈和长期关系维护；内容上，由“介绍中国”进一步进入共同发展、文明观、现代化道路和全球治理等深层议题。中国的全球沟通正在从国家形象展示扩展为国家、地方和社会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关系网络。不过，沟通深度最终仍应以是否形成稳定联系、相互理解、现实合作和危机中的信任韧性来检验。
李岚：新时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已从单一声部扩展至覆盖官方、民间、个体、企业、城市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复调网络。传播策略也从“以我为主”的单向宣告转向以受众认知框架为参照的精准触达。本土语境的融入使抽象的国家发展叙事被拆解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微观体验，低语境的表达形式为高语境文化的跨文化解码提供了认知阶梯。在沟通深度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从“信息交换”走向“意义共建”。
交往视阈下国际传播能力转化的关键
张毓强：中国传播能力的提升能否转化为全球可沟通性的增强，关键不仅在于信息的触达，更在于其能否促成理解、积累信任并拓展协商空间。
郭毅：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增强在客观上有助于改善全球可沟通性。中国是全世界少数具备独立建设全球传播基础设施能力的国家，这不仅丰富了全球信息结构，也为全球南方乃至更多国家参与全球沟通提供了表达空间。2025年初美国政府“封禁”TikTok遭民众抗议、“小红书对账”等现象表明，中国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全球沟通的重要变量。
赵杨：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传播能力的增强能否强化全球可沟通性，关键在于它是否降低了普通人参与跨文化交流的门槛。南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的“IPGuangdong”国际传播平台，吸引了超过4500名海内外创作者共同生产内容，这本身就是打开更多交往的入口、创建一个多方参与的信息交换空间。这使普通民众、企业、侨胞都成为沟通节点，从而缓解了官方口径与民间感受之间的断裂，让全球受众能够接触到更立体、更鲜活、更真实的中国形象。
吴玮：中国传播能力增强本身就是全球可沟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在国际交往秩序可能发生重组的历史时期，更应当保持必要的对外沟通与发声，这本身就是维持全球可沟通性的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播能力的每一次增强，都是在为全球可沟通性浇筑新的桩基，至于全球沟通的“桥面”如何搭建、如何同行，那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共同完成的下一道命题。
孙墨笛：当前，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新的深刻变化，加强可沟通性、增强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瓶颈也正在从“有没有体系化国际传播能力”的产能问题，转向“传播内容能否与外部认知结构相适配”的适配度问题。未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心应在巩固既有产能优势的基础上深耕需求侧，将更多资源转向对海外受众认知结构的深入洞察，以及在地化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构建，并据此反向校准内容生产、渠道选择与话语策略。
李刚存：总体来看，中国传播能力增强对全球可沟通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条件性。传播研究中的相关讨论一再表明，技术可以提升信息抵达的效率，却不能自动消除不同主体之间的认知距离、意义误读和经验差异。如果传播仍以单向表达为中心，以活动数量、流量曝光和情绪赞同作为主要指标，信息可能增加，关系却未必改善。中国传播能力真正转化为全球可沟通性，需要把倾听、回应和自我解释纳入传播过程，允许外国主体以自身经验参与议题设置和中国叙事，并在分歧与危机中保持渠道开放。一个“可沟通的中国”并不意味着单纯增加表达数量，而是意味着能够被接近、被理解、被讨论，同时也能够在交往过程中理解他者、回应差异并共同解决问题。传播能力的最高形态不是控制意义，而是创造意义得以共同生成的条件。
李岚：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正在突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积极推动以文化间性为内核、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对话型传播模式。其一，通过充分激活他者叙事的主体性，中国为全球受众提供了参与意义建构的中介载体；其二，通过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复调叙事网络，中国打破了单一视角的话语垄断；其三，通过将本土经验锚定于全球共通议题，中国实现了“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
李宇：中国自身的传播能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强化全球可沟通性，但影响程度有限。全球可沟通性的信息内容流通范式更加聚焦于有思想深度、价值高度的内容。相关成功案例也表明，沟通性的增强需要着力优化内容供给策略、传播范式、对象定位精准性等方面。
面向未来的全球可沟通性
张毓强：面对技术扩展与政治分化并存的未来格局，中国如何以开放交往、文明互鉴和共同实践拓展全球沟通空间，值得持续讨论。
赵杨：未来全球沟通将更加日常化、轻量化，即每一天、每个人、每件事、每个空间都成为独立的传播节点，通过兴趣、职业、生活方式等纽带形成松散持久的跨国连接，而人工智能的辅助翻译和内容推荐会进一步模糊语言和文化障碍。媒体自主内容生产应与民间大众表达相结合，进一步激活普通人的表达能量。应更重视效果评估，不是以转发量论英雄，而是通过长期跟踪海外民众对中国产品、文化符号的认知变化，及时调整叙事方式，让沟通真正扎根于对方的日常生活，从而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可沟通性的稳定增长。相较于“大水漫灌”式传播，云南野象北迁所获得的全球关注说明，真实、具体、有人情味的日常细节更有穿透力，应当为“意外共鸣”创造更宽松的生长空间。
郭毅：国际传播能力，不只是表达能力，还包括倾听能力、协商能力和纠错能力。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继续为全球沟通提供稳定、可连接的桥梁，更要在一个沟通被安全化、信息被阵营化、全球治理被碎片化的时代，继续通过多层次交流，为世界提供一种不脱钩、可理解、可信任、可协商的沟通实践。
吴玮：全球可沟通性将建立在全球沟通可进入性的基础上，包括技术可进入、平台可进入以及话语可进入。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战略选择不应是“修补旧秩序”，也不应是“另搞封闭阵营”，而是成为“多主体、多中心治理”中开放且能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基座。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不做沟通断裂的推手，不做全球裂变的旁观者，而做那个在乱局中坚持“递话筒”而非“抢话筒”的文明型力量。
李刚存：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可沟通性将继续呈现技术扩展与政治分化并存的特点。全球社会不太可能回到单一中心、统一叙事和稳定共识，而会形成多中心、多层级、议题化的沟通网络。因此，未来的关键能力在于提高不同主体在差异中继续对话和协作的韧性。中国应当坚持高水平开放，继续推动传播主体下沉，围绕全球共同议题建设可持续合作平台，参与建设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公共产品，并改革传播效果评价，把信任积累、关系持续和危机沟通能力置于单纯曝光指标之上。更重要的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的情况下，仍应保持开放沟通的基本立场。可沟通性不是顺境中的礼仪，而是在分歧条件下不终止关系的制度能力。
李岚：展望未来，全球可沟通性的发展将呈现出全民参与、关系建构和技术深度融合等三大趋势。面对这些趋势，中国应构建更加开放的文化间性空间，以价值共享替代奇观展示，加快自主数字平台建设与技术标准“出海”。推动全球可沟通性从“被看见”走向“被懂得”，从符号输出升级为意义共建，从文化展演深化为价值对话，这是国际传播学界需要共同致力的价值方向。
李宇：全球可沟通性的基础在于对话规则，而对话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文明对话规则的范畴；文明对话规则的形成和调整，也与不同文明主体国家之间的实力变化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中国应当更加深入地参与文明对话规则的完善与调整，并在新领域积极推动规则建构，以塑造更加有利于全球可沟通性的制度环境。
张芸：今天讨论“全球可沟通性”，不能再沿用一种线性的技术乐观主义，即认为连接越充分，沟通就越深入。数字技术确实扩大了全球交往的规模，却未必同步增加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全球可沟通性的核心问题，可能已经不再是如何消除边界，而是当数字主权强化、平台体系分化和地缘政治张力上升之后，不同体系之间能否继续保留接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与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研究”（项目编号：26ZDA09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