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投资于人”人民逻辑的理论内涵。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投资于人”的本质属性，根本目标与投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论述了“投资于人”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应将“投资于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让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落脚于人的发展与解放，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转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投资于人 人的全面发展
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余年蓬勃奋进，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物质财富积累、硬件实力提升等领域取得跨越式突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当前社会也面临着“人的发展”滞后于“物的发展”的新困境。因此，“投资于人”理念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仅仅把“投资于人”理解为增强劳动力素质以推动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把“人”简化为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的本末倒置，这就滑入了工具理性陷阱。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元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投资于人”问题上的本质分野。
一、“投资于人”的马克思主义意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投资于人”是关乎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重大命题。“投资于人”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投资于人”就是要彰显人的价值而非增殖资本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投资于人”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投资于人”要从能力发展、需要跃升、关系共生和个性自由等四个方向来具体实现。
（一）本质属性：彰显人的价值，而非增殖资本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人力资本”概念看似提升了人的地位，实则是对人的彻底物化。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强调教育、健康等投入可带来未来收入增长。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把人看成是可以计算成本收益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揭示了这种异化的根源：“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这段论述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真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人的投资非但没有解放人，反而可能加剧其异化。当教育被视为人力资本积累，当健康被换算为劳动年限延长，当技能培训仅指向就业率提升目标，人就被彻底工具化了，人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沦为可计算、可折旧、可替代的生产资料，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始终强调人的主体性与尊严。马克思并不否认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他坚决反对把人简化为生产力要素。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在于生产多少商品，而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都应围绕如何激发人的潜能、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提升人的自由展开，而不是反过来要求人去适应某种既定的经济结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投资于人”的提出，表明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工具理性的窠臼，确立起以彰显人的价值为本质属性的新范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这意味着，真正的“投资于人”，是要让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职业、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全面地发展潜能，表现出生命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投资”的本质意涵，它不是资本对未来的预付成本，而是社会共同体对每一个成员作为“人”的承认与支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当我们决定将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时，实际上是将投资的重点从资本主导的生产领域，转向关乎人之生存质量的社会再生产领域，这种转向具有价值观回归的意义。举例而言，当前我国大力推进普惠性托育体系建设，若仅从释放女性劳动力、提高生育意愿的角度论证其必要性，则仍停留在劳动力再生产的逻辑内部；而若将其视为保障儿童早期发展权、促进家庭生活质量、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举措，则真正体现了对人本身的尊重。同理，发展职业教育不应仅仅为了填补技工缺口，更要为青年提供多元成才路径，打破唯学历主义的社会歧视结构。唯有如此，“投资于人”才能摆脱“越投资越异化”的资本主义陷阱，转而成为推动人的解放的历史实践。这一根本转向决定了它的起点不是市场需求，而是人的需要；它的尺度不是经济增长率，而是每个人能否感受到尊严、自由与发展的真实获得感。
（二）根本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发展”往往被简化为GDP增长、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人力资本增殖。然而，这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扩张，它不追问“为何发展”，而只计算“如何更快”，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也被“物化”。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所锚定的根本目标，并非劳动力的强化或经济总量的膨胀，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标并非空泛的人文理想，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描绘了三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序列：首先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也即前现代社会；其次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形态；最后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也就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前两种社会形态下的人，都是被他人或者物质奴役着的“异化”的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人，才是从异化中解放了的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投资于人”的根本目标，必须要超越对单向度物质增长的追求，转向第三阶段发展的历史飞跃，更积极的解决人如何摆脱异化走向解放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此处的“复归”，不是浪漫主义的怀旧，而是一个历史性结论：只有当人不再被分工所束缚、不再因生存压力而出卖劳动力时，他才能真正成为“目的”本身。因此，发展的终极尺度，不仅仅是人均收入的提升，更是个体能否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多重潜能。也就是说，“投资于人”的根本目标要从如何让人更“有用”转向如何让人更“完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也需要实现目标的根本转向，如教育的目标不应是功利性知识技能体系，而应是全维度生命的培育；同时，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时间缩短，不是为了更高效的产出，而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腾出时间和空间；社会保障要摆脱“奖勤罚懒”的道德预设，成为每个人尊严生活的底线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共同富裕”“美好生活需要”等理念，正是试图跳出西方现代化路径依赖的政治实践。它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拒绝让市场逻辑支配一切领域；它重视经济增长，但将其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投资于人”的探索，不再局限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逻辑，也不再服务于单一经济增长目标，而是指向一个更为深远的历史命题——建构一种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核心的新文明形态。
（三）投资方向：走向能力、需要、关系与个性的四位一体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投资于人”正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决定了它必须超越工具理性，走向人的能力、需要、社会关系与个性四者的辩证统一，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当代实践方案。
第一，在能力方面，要从“适配岗位”到“主体性生成”。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教育的本质是劳动力再生产机制。其核心任务是将个体训练为符合特定生产流程的“标准化零件”。这种模式在技术迭代加速的今天日益显现出结构性危机：技能刚习得即被淘汰，劳动者陷入“学习-失业-再培训”的恶性循环。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能力发展，则应以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他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意味着能力培养不是为了固定岗位服务，而是通过劳动这种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方式来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换句话说，人不应被劳动所奴役，而是在劳动中生成主体性力量。这就要求教育体系转向批判思维、系统理解、跨学科整合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教育的方式不应是知识的灌输，而是问题导向的互动式生成；教育的评价也不应是统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多元化发展评价。
第二，在需要方面，实现从“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的跃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需要也有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从衣食住行的自然生存需要，到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交往的需要，再到成为完整而丰富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等，其本身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并随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不再为生存而被迫劳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兴趣所在的职业和发展路径，劳动本身成为自我实现、创造价值、服务他人的内在动力时，人们可以创造性地参与生产，在集体中实现个体价值，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也就是成为了具有完整性和丰富性的真正的人。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美好生活需要”，早已超出温饱层面，涵盖公平正义、环境质量、文化认同、心理安全感等历史性增长的需求。若公共服务仍停留在物质供给逻辑，忽视对尊严、参与感和意义感的回应，即便经济持续增长，也可能引发普遍的精神空虚与社会疏离。真正的“投资于人”，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社保投资和满足享受需要的消费投资，还包括着对公共文化、心理健康服务、民主协商渠道的制度化投入，使人的内在世界获得与外部发展同步的成长空间。
第三，在社会关系方面，要从“个体原子化”，转变到“共同体成员”。资本主义瓦解了传统宗族、村落等前现代共同体，代之以契约化的市场关系。人在形式上获得自由，实则陷入更深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社会本质被异化”，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合作共生的关系，而是竞争、算计与剥削的对象。中国式现代化拒绝接受这种“孤独的自由”。它试图重建社会连接，通过基层治理创新、社区营造、工会协商、志愿服务等方式，让人重新成为有意义关系网络中的积极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真正的个体独立，恰恰建立在健全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因此，“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向，就是要构建现代条件下的新型社会结构，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超越个体原子化的竞争与剥削，走向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化共生。
第四，在个性自由方面，从“被动服从”到“自主创造”。人的自由发展，是个体能够在非强制条件下探索自我、表达差异、实现独特价值。这正是马克思所构想的“自由个性”阶段的核心内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扩大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人只有当摆脱了谋生的压迫,拥有了充足的自由时间用于艺术、科学、哲学和交往活动时，才能真正走向生活的创造。
总之，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理论中，包含了人的能力建设、需要跃升、关系丰富和个性自由等四重维度。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下，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投资于人”也要以这四个方面为导向，保障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接触人类文明成果，参与人的社会活动。这不是福利施舍，而是解放潜能的政治工程。
二、“投资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技术层面或者具体路径层面的简单模仿或直接移植，而是将人从抽象“经济人”的定式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投资于人”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理念更新和实践推动作用。这种“投资”，并非经济工具意义上的支出行为，而是将人从劳动力商品还原为社会主体的解放过程，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物的依赖”的根本超越。
（一）激活14亿多人的历史能动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14亿多人口的整体转型，既不能简单复制西方经验，也无法依赖少数精英自上而下的推动，而必须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主体意识普遍觉醒与历史能动性主动发挥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区别所在：后者以资本逻辑主导发展进程，将大多数人简化为劳动力商品或消费符号；而前者则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曾极其精辟的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中，若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性，任何改革都会自行瓦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有意识地通过教育普及、宣传动员、意识形态建设等诸多方式，系统推进人民群众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让大家既认识自身之处境，又清楚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从而更主动、更自觉地去参与其中。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便是一个极为典型、有力的印证。我国的脱贫攻坚绝不是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取得的，而是建立在对贫困群众“志智双扶”为基础上的伟大胜利。国家既给予物质援助，又派出驻村工作队，通过技能培训、典型宣传等形式直接而扎实地唤醒农民对自身权利及发展可能的实际认知。当村民开始主动的提出要学技术，走出去，而非继续被动等待救济时，脱贫方真正具备了可持续性。这种从“要我脱贫”到“我要发展”的转变，既是主体认知觉醒最自然、最鲜明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从“被动适应”走向“自觉创造”的历史能动性的实质性发挥。
从更根本的角度看，此种历史能动性的发挥正在实质性地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巨型社会治理难题”。中国实践表明，当发展成果被普遍共享，话语体系贴近生活，参与渠道畅通无阻时，人口规模就可以转化为发展势能，亿万人民的认知升级彼此联结、互相强化。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被自然地塑造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实现共同富裕
尽管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然而，在传播过程中，这一概念常被简化为“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等分配问题，甚至滑向“杀富济贫”“均质化生活”的民粹主义想象，这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这一论断揭示了财富的本质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人的实践能力的历史性解放。当财富不再以资本的形式压迫人，而以人的发展为前提和目的时，真正的共同富裕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共同富裕绝不是简单的“分蛋糕”，而是通过“投资于人”，系统地提高所有人的实践能力，最终实现所有人的发达生产力的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践能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技能叠加，而是人在物质生产、社会交往与自我实现中不断突破外在束缚、掌握自身命运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正是一条通过制度性赋能，使亿万人民逐步提升实践能力，从而实现从“被动员者”到“主创者”历史跃迁的道路。具体而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通过“投资于人”，推动了教育公平、职业培训、数字普及、创业支持等系统性能力赋权工程，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民获得参与现代生产体系的主控权。人不再被视为分配的客体，而是发展的主体；共同富裕也不是把福利当作终点，而把能力提升作为起点。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在社会协作中发挥创造性力量时，财富才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特权，而成为所有人共享的发展条件，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投资于人”实现共同富裕的独特魅力。
更进一步说，“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场以实践能力解放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力革命。它要求打破教育垄断、技术壁垒、城乡分割、阶层固化，构建一个让普通人也能成为创新主体的制度环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投资于人”意味着“资本主导生产力”的旧逻辑被打破，建立起系统性提升每个人的生产能力的新范式，这不仅是路径差异，更是文明逻辑的根本分野。
（三）重建物质丰裕中的精神联结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式个体”，只有在社会化的合作、互助、共享中才能完整地存在于共同体之中，所以真正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包含着个体能力的提高，又包含着人们之间建立起来自由、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结构。
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矛盾：一方面，市场经济将人的个体性极大程度地释放出来，以极强的效率革命和财富创造促进了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人又被不断的“商品化”，并在此过程中开始走向物化、工具化和原子化。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选择，同时也获得更多的孤独；人拥有更加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但在精神上却失去了更多的彼此信任，归属感和团结程度也在不断弱化。
中国式现代化试图通过“投资于人”走出一条新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重建真实的共同体意识，使社会关系从“以物为中介”回归“以人为目的”。这正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深层命题。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精神文明的本质不是“先富后教”，也并非仅指文化设施普及或文娱活动丰富，其深层意涵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导致的“精神异化”，重建以人的本质力量复归为目标的社会关系结构。因为，人最根本的精神需要——被爱、被理解、被支持、被信任——并非心理层面的个体诉求，而是根植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性确认。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体通过劳动贡献获得社会承认，在公共参与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团结协作中体验情感归属，人才能实现精神的富足。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保持对社会关系质量的关注与建设，物质成果必须转化为增强社会联结的资源，而非加剧精神隔阂的工具。
正如马克思强调：“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今天，中国的生产力已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新阶段，相应的社会关系也必须升级——从“竞争性个体主义”转向“协作性共同体”。在社区建老年食堂，不只是吃饭，更是情感联结；农村的文化礼堂,不只是场地，更是集体记忆载体；工会的心理疏导，不只是减压，更是重建归属感。“投资于人”正是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再造“新型共同体”，实现物质丰裕与精神充实的辩证统一。
（四）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
传统发展观把自然当作可无限攫取的客体，故而用牺牲生态环境的方式获取经济增长，又在资本扩张的逻辑下把山水林田湖草沙都简化为生产要素，生态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断超越了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强调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投资于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环境改善，更在于将生态环境嵌入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涵。
首先，人的全面发展首先以健康的生命体为基础，而健康直接依赖于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若这一过程失衡，不仅破坏生态，也异化了人自身的发展条件。当雾霾导致呼吸系统疾病频发、重金属污染威胁食品安全时，人的体力、免疫力与生命质量便遭受系统性损伤。这种“身体的异化”使劳动能力萎缩、认知功能退化，遑论精神自由与社会参与。因此，生态保护不是外在任务，而是恢复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基本权利。只有在清洁、安全、可持续的环境中，人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物质可能。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看似投资于物，实则是投资于人，实实在在的重建人的生命再生产条件。
其次，在商品社会中，人的感官日渐被消费逻辑殖民：听觉沉迷于流量噪音，视觉困于滤镜幻象，味觉屈从于工业添加剂。而生态实践——如耕作、植树、观鸟、徒步——则提供了一条感性能力解放的道路。当人赤手触摸泥土、静听林间风声、凝视星河流转，其感官不再服务于交换价值，而重新成为“生命体验的器官”。这种直接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使人从消费机器回归真正的存在者。正如马克思所言：“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生态劳动不是谋生的异化活动，而是自我确证的自由表达。唯有在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审美力、共情力与整体感知力才能真正觉醒，实现感性的全面解放。
最后，在生态实践的不断丰富中，当人意识到自身与河流、森林、气候乃至濒危物种命运相连时，其自我认同便超越了孤立个体或利益计算者，升华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员。这种生态伦理意识，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新高度。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今天，无数志愿者担任民间河长、参与碳中和行动，并非出于功利目的，而是基于对家园的责任与对未来的承诺。这种非工具性的公共精神，正是“真正的共同体”中自由人联合体的雏形。生态伦理因而不仅是环保意识，更是超越资本逻辑的新社会意识形态，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占有”走向“共生”的历史性和解。
（五）奠定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之基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往往伴随着战争与殖民。归根到底，这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列宁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先发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形成垄断，赚取超额利润，扩大与后发国家的差距，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维持并继续扩大这一差距。这种由资本积累逻辑导致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现代国际关系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零和博弈的逻辑下，传统现代化模式往往依赖于对外部资源的占有与控制，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决定了传统高消耗模式的终结。针对这一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判断，更揭示了西方以“外部资源依赖”和“存量博弈”为特征的现代化路径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可持续性。若全人类沿用此模式，地球生态系统将无法承载，冲突将不可避免。
在此双重约束下，“投资于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破解发展困境的关键变量，也是连接和平发展道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部机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传统的资本积累依赖于不变资本（土地、原材料）的规模扩张，而“投资于人”则是通过提升可变资本（人力资本）的质量，推动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教育、健康及科研领域的持续投入，中国实现了以技术创新替代资源消耗的发展转型。当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人的创造力而非地缘资源的占有时，对外扩张与掠夺便失去了经济理性的支撑，和平发展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而言，“投资于人”所驱动的和平发展现代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路径与价值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全人类利益的相互依存性与共同性。不同于领土资源的排他性，由“投资于人”所产生的技术进步与知识成果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三者关系可概括为：“投资于人”是微观动力机制，“和平发展现代化”是宏观实现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终极价值目标。通过提升人的主体性与创造力，中国证明了现代化不必以战争与掠夺为代价，从而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将本国发展融入人类共同福祉的新文明形态。
三、以“投资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迈出重要步伐
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科技革命加速、社会结构深刻变迁与人民需求多维升级的复杂图景，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找到了一条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那么“投资于人”就是这条道路的地基。在这场伟大战略的纵深推进中，“投资于人”不是附属工程，而是核心主线，不是零星的民生政策，而是一项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
（一）经济建设：让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一论断的深层含义在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提质增效，更应体现为发展成果向人本身的发展转化。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技术重塑生产方式，劳动形态加速变革。若发展不以人民为中心，极易陷入技术进步而人被边缘化的异化困境。因此，“投资于人”必须和高质量发展同步推进——通过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使劳动者在技术迭代中实现能力更新；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通过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通过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激发大众创业活力……这些举措背后，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劳动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途径。
（二）政治建设：让人民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人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被动的治理对象。《建议》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具体制度设计。《建议》提出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这些机制让人民群众在社区治理、政策制定、公共服务评估等环节真正“说得上话、使得上力、见得到效”。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关键，正是通过教育普及、权利保障和社会赋能，使人具备真实的政治主体性。因此，“投资于人”在政治建设领域的核心体现，在于培育能够真正参与民主治理的有觉悟、有能力、有组织的人民主体。通过普及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提升公民理性判断与公共协商能力；通过发展民生保障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使人摆脱依附性生存状态，获得独立人格与表达勇气；通过推动信息可及与公共文化供给，增强群众对公共事务的理解与参与效能感。正是这些对人的能力建设与尊严保障的投资，使议事协商、听证制度、代表联系机制等民主形式得以从程序空壳转化为真实的政治实践。
（三）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人的精神世界
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性不仅和经济条件有关，而且和精神条件、文化条件密切相关。“十五五”《建议》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背景下，“投资于人”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手段提升人民的文化主体性与创造力。《建议》提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纳入“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这标志着价值观建设从宣传倡导转向制度化育人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通过“投资于人”的实践过程，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培育出来的主体品质。通过教育公平、公共文化供给与职业培训等人力投资，使人摆脱生存焦虑，获得独立人格与公共理性能力，才能真正内化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理念。当个体在文化参与中成为创造主体而非被动消费者，诚信、敬业、友善等品德才得以在实践中养成。
在文化事业中，投资群众性文艺创作，使红色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增强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在文化产业中，培育兼具人文素养与创新能力的人才，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内容生产；在国际传播中，依靠具有文明自觉的交流主体讲好中国故事，使价值观以“人”的温度实现感召。这些都是“投资于人”在文化建设领域的生动实践。更进一步，“投资于人”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具象化实践。它向全体人民传递一个根本信念：人的价值高于资本增殖，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制度安排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对自身及社会关系的认知升级，也是“投资于人”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在精神层面的投射。
（四）社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筑牢发展底线
“十五五”时期将“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列为重大民生目标，并建立评价标准、资源配置机制与投入保障制度。这表明我国正在从普惠性覆盖迈向实质性公平。《建议》提出，“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这意味着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不再以户籍为门槛，而是以实际居住需求为导向，尤其向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这些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投入，筑牢了人的发展底线，是“投资于人”在当前阶段的重要发力点。此外，面对日益突出的心理焦虑、社会疏离等问题，未来“投资于人”还需拓展至心理健康服务、意义教育、人际支持网络等社会心理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社区治理创新、志愿服务发展、社会组织培育，激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性，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联结。真正的社会建设，不仅要让人“活下去”，更要让人活的有尊严、有关怀、有希望。
（五）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建议》提出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推动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低碳出行成为全民自觉。这不仅仅是技术或制度问题，更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我们治理沙化土地、修复湿地、推广新能源汽车，不只是为了“环保达标”，更是为了给下一代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这是一种最长远的“投资于人”。当绿色生活方式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内在价值追求，这标志着人类文明从征服自然走向共生共荣的跃迁。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投资于人”，其深层意涵在于将以人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理想转化为制度实践。它不只是关于投资的资源分配问题，更是一场关于谁是发展主体、为何而投资的文明抉择。从破解“人的异化”到推动“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激发亿万人民能动性到构建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正在重塑发展的逻辑内核。未来，唯有始终坚持把人的发展作为最高尺度，才能确保科技进步、生态转型与社会治理不偏离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重跃迁。
作者赵凯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李宇，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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