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和现代社会重要组织形式，不仅承担技术创新、创造财富和促进就业等经济功能，也通过绿色发展、公益实践、产业链责任管理等方式参与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价值创造，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国家间发展鸿沟加剧等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却固守企业经济行为与社会治理相分离的立场，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社会多边治理机构，导致源自企业的力量与政府间组织无法形成治理合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因此面临无法按期实现的挑战。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呈现“东升西降”的格局态势，这充分说明，亟需系统辨析中外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分歧与实践差异，深化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炼与总结，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助力。
积极探索企业经营活动同社会治理议题的融合路径
现代社会治理所指向的公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劳动权益保护、数字治理等，往往具有复杂成因，也无法单纯依靠政府力量解决，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企业拥有资本、技术、组织和管理优势，通过自身经营活动中纳入社会责任管理，参与公共问题解决，形成与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协同的治理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积极引导企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近年来，我国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制定政策性文件，引领不同类型企业发挥优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环境变化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由传统公益活动逐步转向战略化、体系化管理。越来越多企业设立社会责任管理部门，将责任理念融入企业治理体系，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和发展阶段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特别是国有企业、平台型企业等，由于自身具有较强公共属性和广泛社会影响，更加积极探索企业经营活动与社会治理议题之间的结合方式。
越来越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重点工作范围，为企业提供社会责任数据服务、管理咨询、审计认证、评价评级等的专业机构日益活跃。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源自于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授信、供应链责任审核、消费者可持续消费行动，以及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本地投资运营的相关环保、就业、安全等方面要求，已然构成企业发展的外部社会生态。这意味着，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是企业立足自身经营理念开展的道义实践，更是企业夯实经济活动的社会根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选择。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解释力困境日益凸显
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解释却相对滞后，有些理论主要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改革开放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依托于跨国供应链社会责任审核和市场准入责任要求，向我国企业输出社会责任标准。与此同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解释逐渐盛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诸多方面日益呈现出自身固有的解释力困境。
首先，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无法解释企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功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弗里德曼认为，企业依法纳税且遵守社会基本法律道德底线，就已完成对公共事务责任担当；除此之外，最大限度创造经济价值是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尽管新制度主义等经济学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作出部分修正，但这类理论仅将社会责任视为提升企业声誉、获取利益相关者认同的工具，最终目的是为企业创造长期市场竞争优势，社会责任只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企业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框架下无法兼容，对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诠释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忽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机制特点。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要形成于成熟市场经济环境，其责任议题、评价体系和实施要求都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经验特征，忽视不同国家面临的现实社会发展境况，也背离了国际社会倡导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西方企业社会责任不但未能助力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反而在某些大国操控下异化为对其它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频频以生态环保、“强迫劳动”等社会责任议题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种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
最后，无法解释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也无从融入我国主流社会价值观念。我国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市场中的企业，不论是承担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使命的国有企业，还是在丰富市场、保障就业等诸多领域积极作为的民营企业，都以自身的责任行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将企业行动与社会要求相分离，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是政府，奉行所谓“商业的归商业，政府的归政府”原则，因而难以阐释中国企业蕴含的“家国天下”价值理念与责任担当，更无法指引中国企业有机嵌入社会治理体系。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自主知识体系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科学指引。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通过不断资本积累，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内部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组织规模的扩大化是生产组织社会化的具体表现。然而，这一过程不断扩张，必将激化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催生社会两极分化、劳动者主体性消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条件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与社会生态影响之间的机理阐释，为构建中国本土企业社会责任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学理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推动技术进步和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影响劳动关系、分配结构、生态环境和公共利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规范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环节，也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价值基础。自先秦以来，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士”秉持入世原则，力求克服一己私利，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树立完善个体道德修养、投身经济活动、参与社会治理相统一的价值目标。一方面，“士以载道”，以“家国天下”的社会价值理想作为个人人生价值目标，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格载体；另一方面，“士自任以天下之重”，“士”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从先秦以来的政治参与，扩展为宋明以后的工商业行动，展现了参与“社会治理”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商业伦理”路径。这一宝贵思想财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供了深层次的精神动力。在西方理论为政府与市场关系、公平与效率问题、工商业主体参与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依据及其边界等方面问题争论不休时，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源自于各类企业主体的丰富履责案例，为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总结奠定了实践基础。我国各类国有企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等，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所面临的社会责任期待各不相同，企业能够根据自身行业属性、地域特点和主营业务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而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制定规范性或指导性文件，协同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实施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和评级评价准则，引导我国企业针对本土性、当下性、社会性问题，采取科学的社会责任实施方案，将企业履责资源有效投向社会性问题的解决。丰富多元的实践是开展系统理论总结的前提。我们应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征，系统梳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成果，积极构建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自主知识体系。
郭毅（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宋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