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传播在中国的概念意义与表述，呈现出中国化创新的特征。通过史料梳理，国际传播的中国化呈现四个阶段，首先是作为认知世界的理论媒介由学术话语引入，其次是在危机事件冲击、媒体国际传播实践开展的推动下开始中国化，再次是在官方话语吸纳与本土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进入拓展期，最后是新时代以来在“自上而下”领导下概念话语自主创新的全面深化。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是持续的传播与共识建构过程，表现为概念优势构建、规模化扩散、制度化话语行动三个主要阶段。从宏观角度来看，国际传播的中国化受到关系转轨、质效导向和规范重构三个维度历史动力的持续推动。

【关键词】国际传播；概念史；中国化；自主话语与知识体系

卢明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兆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4期“国际传播”专栏

一、问题的提出：自主话语与知识体系视野下的国际传播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传播已逐渐成为我国话语体系的关键概念。中国知网数据库对国际传播主题文献的计量显示，围绕国际传播主题的有关文献数量从2013年的627篇增长到2025年的5739篇，增长近8倍（见图1）。

虽然国际传播概念越来越具有主导地位，但当前对国际传播概念生成、传播的关键语言表述、历史阶段和潜在动力却缺乏细致探讨。对这一脉络进行梳理，能够为构建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提供概念建构的有效支撑，助力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周庆安，2025）。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国际传播这一元概念为核心，以概念史为路径，通过梳理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语言历史现象，探析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历史阶段及其体现的历史特征。

二、国际传播概念研究

19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和国际新闻流通的发展，“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逐渐成为捕捉跨国界信息流动的重要概念。二战后，Lerner（1958）和Schramm（1964）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普遍模式，将传播视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重要手段。20世纪70年代后，围绕传播帝国主义、全球媒介流动不平衡以及“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NWICO）的讨论推动国际传播的概念表述转向对全球权力结构的批判性反思（Schiller，1969；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1980）。

冷战结束后，在西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部分学者主张扩展国际传播的内涵，试图以信息而非民族国家为中心开展概念书写（Mowlana，1997）。另一些研究则尝试通过“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来进行概念创新（Sparks，2007；Volkmer，2014）。然而，这种概念转换存在突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国家仍是传播秩序的重要主体，对国际传播秩序不平等的弊病仍需反思（Fortner，1993；McPhail，2014）。

近年来，全球南方学者持续推动国际传播概念表述的重构（Thussu，2019），强调去西方化与传播理论国际化成为重新理解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其核心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重新审视国际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资源与知识生产机制（Wang，2010；Waisbord & Mellado，2014），挖掘全球南方国家的主体性。这为创新国际传播的概念表述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国际传播进入中国后经历了从翻译、接受到再阐释的过程，并形成了具有本土特征的概念内涵。当前，中国学界针对国际传播展开的概念分析形成了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对国际传播概念的发展进行梳理；另一个是比较分析国际传播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差异。

一方面，近年来有学者逐渐意识到国际传播概念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强调立足中国语境完成对国际传播概念的再阐释（刘建平、张毓强，2020）。然而，在追溯国际传播概念的发展脉络时，学者往往同时关注其历史沿革、制度建构与历史实践，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的对外宣传与舆论思想的发展（丁柏铨，2023）、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传播与对外关系的联系（云国强，2015）、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传播事业的阶段特征（姜飞、张楠，2019）、我国国际传播实践的整体特征演变（程曼丽，2017；李明德、乔婷，2022）等，却较少针对国际传播概念的语言表述变迁开展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国际传播概念的历史梳理侧重实践维度与历史语境的诠释，但对国际传播概念本身的语义结构、意义转化、概念接受与共识生成等问题关注较少。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围绕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等概念进行了梳理与比较，初步探讨了概念之间的边界与区分（丁柏铨，2023）。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对外宣传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功能（刘海龙，2013；王润泽、武家璇，2025）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形象构建与修复作用（张毓强、潘璟玲，2021）。对于历史语境变迁后，对外传播对对外宣传概念的转换与替代问题，学者也进行了充分研讨（肖潇、王夏妮，2012；周庆安、聂悄语，2019；姜飞、张楠，2019）。

相较之下，当前研究仍主要侧重强调国际传播概念的规范内涵，如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与互鉴，实现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周勇、吴晓虹，2024）；又如强调中国主体性的追求、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与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张毓强、潘璟玲，2021；周庆安、刘勇亮，2022；胡正荣、景嘉伊，2023）。然而，多数研究将国际传播概念视作一种既成事实，较少关注国际传播概念本身生成、传播、转换与重构的语言现象。例如，程曼丽（2025）指出，概念表述的变化，不仅是语言现象本身，更反映了党和国家认知规律、开展实践的历史。分析国际传播概念进入中国的话语场域以及进行本土化传播与重新诠释的过程，也是分析党和国家对国际传播实践与规律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梳理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的生成、传播与演化过程，厘析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参考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思路（方维规，2018，2020；邓绍根，2025），本研究重点对国际传播这一概念的语义表达历史变迁过程开展分析，梳理该概念中国表述的演变与阶段特征。

为此，本研究搭建国际传播关键词语料数据库，主要涵盖三种类别的资料：第一类是官方政策话语，包含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领导人重要表述等有关历史档案；第二类是媒体话语，选取我国主流媒体话语，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具有理论属性的报刊；第三类是学术话语，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文库、读秀学术资料库等国内主要学术数据库中收录的学术出版物。通过整合三种话语，本研究从宏观话语的视角开展研究，试图规避既往研究侧重某一类文本而造成的视角偏狭，真正探寻概念表述与生产的全局。

四、何为中国化：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历程

国际传播概念对于中国而言是“舶来品”。二战以来，对于国际传播的理论思考与范式更替，西方国家的主导、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思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中国进入这一过程的阶段则相对靠后。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概念的引入、生成与更替过程，蕴含着历史社会语境变化的深刻背景，“没有‘言说’，‘历史’就不可能发生”（考斯莱克，2010）。概念的使用与表述，既“共时性”地反映特定事件的语境性特征，又“历时性”地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考斯莱克，2010）。通过概念史梳理，本研究发现，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舶来概念不断中国化的历程，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各个阶段的历史特征如图2所示。

（一）认知国际的理论媒介：国际传播概念的引入期

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引入，与传播学的引入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1982年，在逐步引介传播学学科基本知识的过程中，信息跨越国界的流动、国际新闻与信息传播秩序等议题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居延安，1982）。这一时期，正是“依附理论”等批判思潮主导国际传播理论探讨的时期（李智，2013）。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报告随着中国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的发展被翻译、引介，成为我国第一本“介绍国际传播情况的著作”（祝建华，1982）。

此后一段时期，国际传播概念逐渐成为中国学界了解世界的理论媒介。通过这一概念，我国学者引介了海外诸多国家开展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案例（徐兆荣，1990），丰富了对世界各国实践情况的了解。同时，围绕发展中国家反思和批判不平等、不均衡国际传播秩序的浪潮，国内学界与媒体都进一步跟进了相关思想与实践的动态（张黎，1985），为中国学者开展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外部理论来源。此外，来自国际法（关世杰，1997）等学科的跨学科理论借鉴，丰富了国际传播理论脉络的基本构成。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际传播概念作为外来概念被初步引入，主要体现在学术话语的表述上，成为中国认知、了解世界各国国际传播实践与研究前沿的理论媒介。

（二）国际新闻舆论竞争的目标：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初始期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传播概念逐渐被用于考察中国本土实践，本土资源也开始更广泛地介入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表述与传播过程，呈现出中国化的初始特征。

首先，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初始特征体现在借助当时流行的国际传播批判理论反思、评估中国自身的处境上。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将国际传播概念用于考察与认知中国自身在世界传播秩序中的位置和优劣势，深刻批判、反思了世界信息格局的不平衡、不公平状态（秦喻明、林国忠，1998），同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探讨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偏见与“妖魔化”（李希光、刘康，1996）现象。

其次，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初始特征还主要反映在我国开展国际传播实践的使命感与战略需求上。这一过程受到突发事件的冲击效应影响。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后，“国际传播”愈发与正确塑造中国形象、“抢占国际舆论阵地”（张海鹰等，1999）等战略目标搭配起来进行表述。在媒体话语中，争夺国际新闻传播主动权、参与国际新闻竞争、树立良好国际形象逐渐成为重要目标。例如，新华网在2000年7月改版时，突出强调以“面向国际新闻竞争的大舞台……主动参与网上新闻竞争”（贾西平，2000）作为重要目标。又如，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和国际站点的积极拓展，也与“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大台强台”等目标联系在一起（赵化勇，2008）。可见，提升我国媒体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战略使命，是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初始阶段的重要动力。

（三）概念战略意义的提升：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拓展期

进入21世纪后，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官方政策话语中，国际传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使用频次逐步增加。同时，学术话语对国际传播概念的探讨更加深入，与中国资源与本土问题意识的结合更为紧密。

首先，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官方话语体系对国际传播概念的吸纳与使用快速增长，使其从一个专业细分领域逐渐拓展至关涉我国宣传工作整体布局的战略概念，战略意义得到突出强化。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指出“推动中医药科学的国际传播”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工作目标之一（国务院办公厅，1998）。这是官方话语中较早对国际传播概念的明确使用。可以看出，此时国际传播概念仍然主要应用于推动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尚未拓展到其他工作领域。但2005年前后，这一概念在我国宣传工作的官方表述中得到更突出的使用：2006年纪念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建65周年大会提出，我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应“由对外广播向国际传播转变”（王南，2006）；200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提出，“必须坚持把提高主流媒体的国内国际传播能力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李长春，2008）；2009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下发《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将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程曼丽，2017）。可以观察到，国际传播概念在我国宣传工作中的战略意义得到空前加强。

其次，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国际传播概念的探讨更加深入。知网数据库中，国际传播主题的研究数量从2000年的33篇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564篇。根据“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精确匹配）的统计，在2000年至2012年间，相关书籍数量从3本逐渐波动增长至18本。2000年，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了由刘继南主编的《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和蔡帼芬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被称作国内首次以国际传播为标题出版的本土著作（刘笑盈、麻争旗，2002）。也是在这一时期，国际传播概念越来越与中国本土的实践结合起来，开始更多被用于梳理、整合中国自身的国际传播经验，不再只是用于认知外部世界的中介概念。比如，程曼丽（2006）在《国际传播学教程》中专设“中国的国际传播”章节，以国际传播为主轴，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传播的历史，将中国经验融入国际传播史的书写。又如，对同时期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案例的关注在这一时期大幅增长，中国主流媒体开展国际传播实践的案例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与提炼，并开始与国际媒体机构的国际传播案例形成比较分析（王庚年，2009）。这反映出，中国学界已逐渐通过国际传播概念主动搭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经验桥梁，使中国经验不断融入国际传播的概念话语体系。

（四）概念话语的自主创新：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成熟期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际传播概念的传播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概念中国化全面深化与成熟，并开始了全面的话语表述自主创新。

首先，国际传播概念表述与使用的战略层级进一步提升，真正关涉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传播的亲自表述与多次强调，是最重要的标志。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近平，2018）。这一表述显示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关涉国家软实力建设、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环节。战略层级提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国际传播概念在更高层级的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得到使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2023）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新华社，2021）文献层级的提升，反映了概念战略意涵不断提升的过程。

其次，国际传播概念的表述被赋予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与目标。一方面，服务国家利益、改善国际形象、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等战略目标得到较好延续。例如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习近平，2023），延续了我国国际传播概念紧密嵌合我国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特点。另一方面，国际传播概念在对外关系层面上被赋予了新的道义与规范使命。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传播的价值引领作出重要论述（史安斌、刘长宇，2022），体现了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远大追求。此外，国际传播概念还越来越深入地与全球文明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等党和国家对外关系的重大理论创新结合在一起，中国化概念创新与本地理论资源的关联更加密切。

最后，国际传播概念的要素、层次与内涵更加清晰，中国化理论创新不断深入。例如，叙事与话语体系作为核心载体，在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国际传播概念表述的重要关联语义。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2018）。又如，媒介技术的革新给国际传播生态带来的重大变革，也成为国际传播创新的重要维度。2019年1月25日，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习近平，2020）。再如，对于国际传播效果的认知，逐渐转向更系统、更全面整合效率和效果的“效能”观。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重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新华社，2024），集中体现了概念表述自主创新的新成就。

五、何以中国化：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基本逻辑

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是一段舶来概念逐渐取代其他同类型概念并成为主导概念的历程。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建构概念优势、形成规模效应、制度化概念表述三个环节的共同作用（王婉潞，2025），这构成了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基本逻辑。

首先，国际传播概念本身具备相对突出的道义与规范优势。这种概念优势在经过广泛探讨、辩论后，消弭了既有分歧，进而建立认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媒体开展国际业务的步伐加快，对外传播面临新的形势与特征，既往工作思维难以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亟需通过新的概念来认识、指导实践。恰在2000年后，国际传播概念与其他平行概念间的比较探讨不断增加，并显示出其概念优势。在较早以国际传播为标题的本土著作《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中，学者已经开始主张用更为积极的术语替换对外宣传概念，认为国际传播、对外传播等概念更容易被受众接受，能传递更为积极的信息（刘林利，2000）。此后，围绕概念转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且普遍认为国际传播相较其他概念更为成熟。例如，有学者提出，从对外宣传向国际传播的转换，是“国家在树立国际威望上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李智，2005）。程曼丽在所著的《国际传播学教程》中也提出，“随着我国对国际传播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我们在观念与行为上必然经历一个由‘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再到有意识地参与并利用国际传播更好地表达、呈现自己的过程”（程曼丽，2006）。还有中国学者对比内涵相近的平行概念，通过否定、批判另一概念的合法性，强化国际传播的概念优势。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全球传播”。如关世杰（2004）认为全球传播模糊了信息跨国流动中的政治因素，不利于“客观理解地球上信息传播现象”，也不利于“由国际传播引起冲突的解决”。史安斌（2003）也指出，全球传播内含美国文化普遍主义意识形态，需要谨慎区分与辨析。经过这些历史过程，国际传播概念具备了相较于其他概念的突出优势，既反映在概念本身紧密结合实践的能力上，更反映在意识形态和道义合法性上。

其次，一个概念走向主流，还需要容纳足够多的话语主体，建立广泛共识，从而形成传播的规模效应。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意识开始，逐步扩展到媒体话语与官方话语，再在官方的资源投入与主动引领创新下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共识。新时代以来，这种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在官方表述上，国际传播的主体范畴明确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新华社，2013）。2015年、2016年、2024年、2025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强调加强和拓展中外人文交流，运用民间力量推动国际传播实践。这些概念表述清晰体现了国际传播多元主体格局的认知不断巩固，为国际传播成为拥有广泛认同与共识的主导概念提供了认知基础。另一方面，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主动推广国际传播概念的话语实践，有效促进了概念的大范围扩散。这一过程既通过党的组织传播渠道，也通过媒体话语的再生产进行概念扩散与共识建构。同时，近年来各地省级政府也逐渐开始将国际传播概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使国际传播的概念贯通中央与地方，形成了整体性、系统性的联动。本研究统计，新时代以来，国际传播在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使用，首先出现在2017年的浙江省（车俊，2017），随后，江苏、广东、重庆等10余个省级政府都曾多次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汇报国际传播层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可见，国际传播概念经过了多主体扩散的传播过程，促进了共识的构建。

最后，概念主导地位的形成，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使概念表述形式化，再通过话语行动巩固概念地位。对于前者，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党的重要文献明确将国际传播写入文件，这是概念制度化的重要体现；202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五章第四十四条“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也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制度化了国际传播概念。从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文件、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文件到2026年的“十五五”规划文件，连续三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文件都明确写入了国际传播，这也是概念制度化深入的体现。对于后者，国家对国际传播实践的资源投入与支持不断增加。在财政部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与2011年预算草案报告中，中央财政首次明确将“加强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新华社，2011）列入财政预算，随后，围绕国际传播的财政预算一直是草案的重要部分。同时，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机构不断发展，如1999年7月，被称为“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国际传媒和国际舆论的机构”（佚名，2000）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同年10月，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二级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成为较早的国际传播学术科研机构。此外，自2018年以来，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开始加快，截至2025年8月底，全国范围内有关机构数量已达168家，在全国多个行政层级上形成了国际传播实践的联动，结合数智技术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卢明江、杨肇祎，2026）。

可见，概念优势、概念共识、制度化话语行动等多个环节，共同形成了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发展与传播轨迹。

六、为何中国化：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历史动力

本研究通过概念史梳理，提炼了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回应了超越美国主导、推进“国际传播‘国际化’”的理论命题（Lee，2015），呈现了中国自主创新与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历史进路。一种概念能够成为主导概念，总是蕴含着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历史变化（李宏图等，2012）。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也由多重历史动力所驱动。

（一）关系转轨语境中的概念中国化

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首先反映了中国与全球互动过程中身份关系转轨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转变要求维护和平与发展、扩大对外交往、修复国家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甘险峰，2004）。在这个阶段中，由“宣传”向“传播”的观念转换成为必要（肖潇、王夏妮，2012），而国际传播概念作为在全球具有较好学科基础、理论根基、研究谱系的术语，在海外话语体系中具有相对成熟的受众基础，既能够较好整合中国对外宣传的历程，又能修复既往宣传工作路线形成的认知冲突，还能够提供中国了解世界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前沿的窗口，这种对话优势使得国际传播概念渐进完成了对平行概念的替代。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提升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程度加深，中国的国家身份逐渐向“负责任大国”演变，在对外关系中的规范与价值引领角色不断强化。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核心在于自主话语的语义拓展与创新，这一过程源于大国崛起过程中对当前世界秩序结构性缺陷的反思与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既往具有西方主导色彩的国际传播概念话语，已难以适应当前话语博弈与竞争的整体状态，无法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当前中国的自身诉求，因而结合中国本土实践与话语创新成为必须。在新时代，国际传播概念通过整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创新，与西方主导的叙事与话语体系开展博弈，逐渐形成超越西方模式局限性的替代性规范，反映了中外关系转轨对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的驱动作用。

（二）质效导向语境下的概念中国化

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自主创新，也源自党和国家对国际传播工作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后，扩大和世界交往、积极改善对外关系的工作目标促使对外传播工作出现从“宣传”向“传播”的观念转向。进入21世纪，在多重国际突发事件的冲击下，推动中国媒体“走出去”、把握国际新闻报道话语权成为新的共识，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实践与能力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传播的客观物质与能力基础愈发完善，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仍系统性存在。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对国际传播工作的认知进一步升维，从重视客观的能力累积演变为强调能力向质效转化，如何切实提升与评估国际传播精准度和实际质效成为新的追求。

从能力到质效的认知深化，对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创新具有直接影响。改革开放后，国际传播引入中国，成为联接中外的理论媒介，回应了当时历史语境的要求。随后，随着获取国际新闻报道话语权成为显性议程，国际传播概念与国家利益和目标的结合更加紧密，囊括了媒体拓展国际新闻实践、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语义，战略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获得了更多资源和财力的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传播工作转向强调质效转化，国际传播概念表述吸纳了“效力”“效能”等中国化语义创新，对效果的精确性、整体性、针对性提出更高要求，体现党和国家对国际传播工作认知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构建具有战略性、整体性和复合性的评价体系成为重要目标，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仍需兼具学理属性和实践指向的框架创新，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创新也将持续深化。

（三）规范重构语境下的概念中国化

国际传播的理论发展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和规范属性，而中国接触国际传播概念的起点，同样具有特殊的规范与价值内涵。规范是主体间对于行为“合适性”的共识判断，对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Acharya，2004）。二战后，由西方国家现代化理论支撑形成了国际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然而，该范式所包含的线性思维、简化逻辑、霸权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等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者的猛烈批判。恰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引介国际传播概念。20世纪80年代，“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发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报告成为中国最早引进的国际传播相关著作之一。这份报告批判、反思了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传播秩序，提出了对更均衡、更平等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价值追求，也使中国与国际传播概念的接触天然带有规范色彩。

然而，在随后英国和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极格局瓦解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对于国际传播概念的规范反思并未充分有效地扩散，反而在后续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重新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逻辑的影响。近年来，西方世界的发展出现内生性危机，国际传播秩序不平衡与不公平的结构性困境仍然存在，但当前国际传播理论却缺乏有力的叙事、概念与话语体系来重启对传播秩序的反思，从而回应这一时代命题。而中国的崛起，恰恰填补了这一话语体系缺位的空白。新时代以来，在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创新的引领下，我国的国际传播融合了本土的国际传播实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体系，为重思国际传播概念话语提供了规范反思和创新的话语动能。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既继承了反思世界信息秩序的目标，更提供了引领国际传播规范重构的重要动能。

七、结语

本研究分析表明，国际传播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中国化的整体特征。作为一个舶来概念，国际传播在进入中国后，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嵌入本土实践经验与话语体系，逐渐完成了对其他概念的替代与转换，确立了自身的主导地位。进入新时代，这一概念进一步结合本土理论进行语义拓展与话语创新，展现了清晰的自主话语体系建构与发展轨迹。这一历程并非一蹴而就，存在概念优势、规模效应、制度化话语行动等主要过程机制，反映了关系转轨、质效导向与规范重构等深层次历史动力。

国际传播概念中国化历程不仅揭示了我国国际传播自主话语体系建构的脉络，更揭示了全球国际传播知识与话语体系的前沿趋势。在国际传播经典话语体系中，西方经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普遍主义”的迷思，中国的本土实践从未真正进入其话语核心，更多是作为边缘化、异域化、地方化的“例外”被言说。然而，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矛盾丛生，霸权地位难以维系，话语体系的道义合法性也广受质疑。相较之下，中国通过自身实力的增长与对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的贡献，在全球化面临多重风险的变局中，为世界注入了“确定性”。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全球战略，为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当下全球化价值失范的背景中，提供了规范与道义引领。这些趋势显示，中国经验不应再被视为国际传播的“边缘”与“例外”，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生成的话语创新也不应再只是地方性知识，而是正在展现突出的全球示范与引领力。在这个意义上，梳理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既是对国际传播知识与话语体系缺陷的反思、纠正与补充，弥补中国经验的长期缺位，也明晰了中国经验对全球国际传播知识与话语体系发展的真正贡献，而这也将成为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进一步演化的基础。

本文引文格式：卢明江、刘兆希：《国际传播概念的中国化：一项概念史分析》，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4期，86-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