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天下”内部性这一新维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铸牢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核心是将先秦“内部天下”观及实践成果应用于当代。“天下”内部性以中华民族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为基础，呈现地理空间内部性、人文内聚性、实践聚合化等特点，可用“漩涡内聚”概括，核心内涵包括“五方之民”共存、单一恒定中心等，实践上体现为“夷夏互变”“大一统”建构等。从整体性思维逻辑看，近代以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等学者及中国共产党均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多元一体格局”“四个与共”“五个共同”等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知，而“天下”内部性为这种整体性提供了历史、理论逻辑支撑。中华民族拥有固有的内部地理空间，“天下国家”是跨越族类的共同体，其边缘以“声威教化”为界。“中国”与华夏是“天下”内部性的概括，中华文明由“五方之民”共同创造，“中国”是共同性的集中体现，华夏—汉族本质是文化与地域概念，包容差异是“大一统”的基础。内部性与内聚属性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源泉，地理空间内部性决定了“五方”事务需以共存共赢方式解决，“漩涡内聚”推进中原成为单一文明中心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推动了“内部天下”成为万民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文明纽带与共同的精神疆域。
关键词：“天下”内部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作者简介：都永浩，黑龙江大学特聘教授。
原文出处：《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26年第2期 第1-15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项目“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研究”(255G102)阶段成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更多的思考角度和理论创新，先秦时期形成的“内部天下”观[1]就是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如果与目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用历史上的“内部天下”观及其实践结果研究、建设当今的中华民族，并总结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种途径、方法等，就是“天下”内部性的历史与理论逻辑。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内部天下”观与当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脉源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从古至今的连续叙事。
“天下”内部性形成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相对封闭的独立地理空间，有利于内部协和体系的形成，并具有三个特点：地理因素的内部性、人文因素的内聚属性和实践因素的内部聚合化进程，这些现象可以用“漩涡内聚”①来概括。“内部天下”观有五个中心内涵，即：“五方之民”共存、共在的空间；存在一个单一的、恒定的“天下”中心；价值共享的内部空间；族类身份互变；内部成员严格的资格标准。从整体性思考“天下”，有三个维度：从“天下”的中心“中国”观“天下”，“中国”是“天下”的概括；从“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一个固有、自在的整体；从单一精神价值观“天下”，“天下”既是文明纽带，亦是一个内部性的精神疆域。“内部天下”观的实践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四方面：从“夷夏互变”到“化异为我”；夷夏逐鹿中原，争夺文明话语权；“声威教化”—对“大一统”国家的建构；从包容差异、尊重多样到“化异为和”[1]。
“天下”内部性即是历史上“内部天下”观及其实践成果的当代应用，核心内容包括：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思维逻辑；“中国”与华夏是对“内部天下”的概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天下”内部性和内聚属性思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源自地理空间特点和历史演变过程的历史宿命；中华民族从历史至今始终存在共同的文明纽带和精神疆域，逐步与“大一统”国家合为一体，形成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天下”内部性：整体性的思维逻辑
近代以来，从整体性角度思考中华民族是主流的思维逻辑。
1902年，梁启超首先从历史上的华夏族类角度使用“中华民族”[2]；1903年使用的“大民族”(中华民族)[3]一词在内涵上是整体性概念。民国时期，视中华民族为整体性概念是主流意识，将中华民族视为单一汉族代名词的观念逐渐被放弃。这一时期，尽管可以将中华民族观划分为“一体论”(包括“绝对一体论”“包容一体论”)和“多元建构论”，但总体上将中华民族视为以汉族为中心融合各族的融合体。
持“一体论”的学者、政客很多，但观点差异较大。“绝对一体论”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蒋介石等。熊十力认为，“五族”同源于一系，后来由于自然地理、生产方式等的差异导致出现“五族”。蒋介石主张中华民族是由五个“宗族”构成。“包容一体论”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主流，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孙中山、顾颉刚、傅斯年、芮逸夫、毛起鵕等。“包容一体论”在“一体”之下“多元”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理论上不承认“多元”的政治独立性。
“多元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吴文藻、费孝通等。20世纪末，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思考，除了中华民族现实中是自觉实体、历史上是自在实体的观点外，主要贡献是论述了汉族与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即“多元一体格局”[4]。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华民族观与“多元建构论”比较接近。比如，李大钊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由众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国民共同体，“五族”文化“已渐趋于一致”，“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5]。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时，一方面是指“各民族”②，也有各民族“总称”“组成”的用法。但是，另一层含义的“各民族”也是整体性概念，是指“团结各民族为一体”[6]，中华民族被赋予“一体性”“整体性”“统一的国家”等内涵，实际上是指“统一的复合体”。
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是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7]。在古代，家庭、家族、家乡等概念是最小的集体性概念，也是内部关系最紧密的集体性概念③，用“大家庭”来形容中华民族，意在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紧密而牢固的共同体。“五个共同”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性和整体性特征。强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8]。
从“天下”内部性认识上述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牢固基础，是全面思考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逻辑支撑。
(一)中华民族始终存在一个自在、固有的内部性地理空间
中华民族相对封闭的内部自然地理空间是自在的、固有的，因而空间内部秩序的形成带有宿命的色彩。“内部天下”是自在的客体，但在古代，受条件的限制对其认识是不断丰富、成熟的过程。比如，“内部天下”的边缘从四荒、四极、“大九州”到四海、四方就是一个空间想象的递进认识过程。战国时期邹衍提出的“赤县神州”(小九州)试图将“内部天下”空间明晰化，而《尚书·禹贡》希冀找到“内部天下”的边缘，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9]。在《左传》中，西部“天下”看到了目前的山西、陕西一带，北部看到了外兴南岭以南[10]。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想象的“天下”与实际的“部内天下”大致重合。
由上述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族系④的所有族类及其政权都存在于统一的“内部天下”的空间中，都属于“内部天下”的一部分，不存在地域因素的后续“加入”“统一”问题。“内部天下”空间是中华民族的自在、固有的范围，是统一的命运共同体。李大龙对此论述：“无论是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和中原地区，还是不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之外的众多政权和边疆地区，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都是‘天下’的组成部分，是‘一体’的，自始至终都在其中，不存在‘融入’的说法。”[11]
(二)“以天下为天下”：跨越族类之辨的共同体
在中国古代，不以华夏代替“天下”属于微言大义的范畴。从京师到王畿，再从王畿到诸夏(实际是华夏与夷狄的混合体，即华夏族系)，是“中国”范围的逐步扩大过程。“中国”是“内部天下”的核心，但不能代替“天下”，中华民族的“天下”是跨越族类以及古国、王国、帝国身份和范围的综合性的共同体。所以，除个别民族外，所有民族在古代都属于“内部天下”共同体的成员，也属于中华族系的一部分，不存在哪个民族在哪个时期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问题，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立场。
比如，管仲认为，国与“天下”属于不同的范畴，“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12]，提出“国”与“天下”的差别，治理“天下”需要具备包容差异和多样的能力，同时，要具备跨越族类、列国形成一体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秩序认同。荀子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本体的“天下”，精神价值远高于当时的诸国，国可亡，“天下”则是永恒的，不会分裂[13]280。
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既有“大一统”时期，也有局部地域一统时期，甚至多数时期处于政权分立状态，但道德属性的“天下国家”在精神层面、在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层面，始终是一个内部性的整体和内聚属性的共同体，内部聚合化过程也从未停止。
(三)“天下”的内部界限：“声威教化”的边缘
我们在肯定中华民族属于“内部天下”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内部天下”的边缘和边界(国际主权边界概念出现于康熙年间)的问题。如何确定“内部天下”的边缘地带？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化内与化外人的标准，化内即为“天下”之内，化外则为“天下”之外。“化”在先秦文献中含义为“教化”之意。如“观乎人文，化成天下”[14]，即指法《诗》《书》《礼》《乐》为准则“教化”成为“天下”。“化”还有一个延伸含义，即“以威服之”，“威”并不一定要诉诸武力，但一个综合实力强大的中原政权可以对“内部天下”形成统摄作用；反之则会导致新兴势力对中原政权统治地位甚至正统地位的威胁。所以，“先文德(“教化”)而后武力”(“声威”)即为“天下”秩序的根本原则。而且在武的方面非常克制，考虑民生成本和利弊平衡，很少在“内部天下”之外用兵。化外人是“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15]。该定义的核心是“别立君长”和“制法不同”，是指未经过“声教”的化外之人。班固言：“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16]上述意在表明，未经过“教化”和“声威”的夷狄，处于“内部天下”秩序之外，是化外之人，不属于秩序范围之内；反之则表明，只有经过“声教”的洗礼，才能纳入“内部天下”秩序之中。但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与实际的“内部天下”大致合为一体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无论是否经过“声教”过程，在“内部天下”范围的所有族类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政权(《墨子》中的“天之邑”)都属于“内部天下”的构成。
在清乾隆年间“中国”与“天下”大体实现了合一，此时，发生了一个典型事件，乾隆皇帝拒绝了哈萨克部全部归顺的请求，理由有三：一是哈萨克部在“方万里”之外，这是古代对“内部天下”空间最大规模的想象；二是“自古不通中国”“未通贡使”，实则是未受“声教”影响之地；三是在“主权疆域”之外[17]。这样的典型个案很多，如汉宣帝拒绝呼韩邪单于归附意愿、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列出“十五个不征诸夷国”的理由等[1]。以上说明，“内部天下”观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天下”秩序的实践领域。
用“天下”内部性维度概括，有五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内部天下”的边界从未超出中华民族固有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空间的范围。二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天下”空间以“声教”为限度，其边界不以某个民族的整体为目标，所以，在“内部天下”的边缘形成“跨境的民族”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体现。中国“跨境的民族”接受了“内部天下”秩序的规制，也就是从政治主权上(“声威”)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其精英阶层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教化”)。三是“跨境的民族”内部之间的关联主要是各族类之间的内部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基础层级)，不具有政治主权属性。四是“内部天下”秩序主要是解决内部性问题，没有称霸外部的意愿。侧重解决自身问题，不与“化外”发生冲突，不试图改变“内部天下”之外的世界。五是“天下一体”主要是指处于一个政治秩序之中(“内部天下”秩序、“大一统”)和承认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追求各民族之间的内部文化一致。
二、“中国”与华夏是对“天下”内部性的概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中国”⑤从京师、王畿、诸夏到“五方之民”的地域扩展，直至与固有的、独立的地理空间大致重合；“中国”(“中华者，中国也”⑥)从代表华夏正统到“天下五方”都能代表“中国”，阐释了“中国”采集“天下”之精华，“五方”共创“中国”的历史过程。同时，事实上跨越“族类”和“诸国”的“中国”，在“内部天下”的范围内承担“声威教化”的功能，逐步完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建构。民国以前，“中国”不是正式的国家名称，而是正统、“大一统”政权的别称和他称。明朝内外使用的诏书、敕、谕使用“中国”称呼；清朝在对外事务及签订条约时使用“中国”名称。明清时期，入华的外国人使用“中国”、中华等名称。在早期，“中国”与华夏概念杂糅一处，只有在夷狄也能代表“中国”以后，华夏的族类概念才从“中国”概念中彻底分离出来。
关于“中国”与“天下”的关系，研究成果很少。费孝通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18]先秦时期，华夏与“中国”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汉族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19]。京师、王畿、诸夏的地域面积从小至大，都分别在不同的时期称作“中国”，但这些地域均为夏夷大量交错杂居，逐步实现大规模“夷变夏”。“中国”(中华)既是华夏的象征，亦是“内部天下”正统的标志。至秦朝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政权出现，跨越族类的政治共同体观念才开始出现。
“五个共同”包含着“中国”与“天下”、华夏与夷狄，共同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多样性的辩证关系。“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8]
从“天下”内部性的维度思考“中国”与“天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可以辩证、科学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问题。
(一)中华文明是“天下五方”共同创造的
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一般认为古代的中华文明等同于中原文明或华夏文明，而近期的考古发现以及新的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的形成初期处于多线条、无中心的状态，“从发展演进的角度看，由‘无中心’的多元逐渐走向‘有中心’(一体)的多元”[20]。距今8000年前，早期文明的引领者在黄河中游和西辽河流域，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21]。然而，西辽河流域是典型的北狄活动区域。距今5000年前后，由良渚文明率先开启了中华古文明时代，“与良渚文明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22]。这些中华早期古文明的先行者均为夷狄居住的区域。华夏集中居住的区域—黄河中游流域诸文化，在距今4300-3800年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与此同时，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后出现了著名的三星堆文化。苏秉琦形容中华新石器文化为“满天星斗”形态，而中华早期的古文明则分布于华夏先民及其周围夷狄先民活动的黄河中游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西辽河流域，稍后有川西成都平原、河套地区等，呈现出花团锦簇、此起彼伏的局面。
多点兴起的事实表明，中华早期古文明具有多元的、相对独立的起源和发展的特征，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条件限制，很有可能继续沿着这种独立性发展下去，最终形成相对封闭的多个独立文化体系。但是，在“内部天下”的驱动下，形成了“漩涡内聚”的效应，各文明区域的交流在青铜器时期出现加速趋势，最终在黄河中游流域文明的引领下形成了中原文明区，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和中华族系各族类逐鹿的目标。因此，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论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二)“中国”是共同性的集中体现
先秦时期，“中国”与华夏是“内部天下”中心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内部天下”的核心。而在当代的话语中，将中国定义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就代表了共同性。
“中国”是从局部的共同性逐步发展到整个“内部天下”的共同性，即从京师、王畿到诸夏，最终扩展到四海夷狄——“内部天下”边缘，也就是实现了政治、文化、经济等共同性因素对整个“内部天下”的覆盖。当然，古代的这种覆盖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减弱，划分出不同的圈层，从“内部天下”的中心到边缘有序分布，如：“‘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诸夏，则诸夏亦为中国。言各有对，故不同也”[23]。最初的“中国”京师或王畿，其居民事实上也是华夷杂糅的，但已经完成了“夷变夏”，所以共同性因素最高。“诸夏”亦为“中国”，同样是华夷杂居，多数夷狄居民已经完成了“夷变夏”，还有一些夷狄处于身份转换的过程中，所以，共同性因素处于主流。“中国”对四海夷狄，是扩大共同性的最终目标，当然是有限的目标和相对的共同性。总体而言，“中国”是不断积累“内部天下”共同性的结果，简言之，就是对“内部天下”共同性因素的概括。“中国”共同性的扩大是由近至远逐步实现的：“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24]那么夷狄是如何纳入“中国”的？何休认为，是在“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25]。当然，上述对“天下”的评价，还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对于“中国”边缘的治理，仍然要用“因俗而治”“修教齐政”等措施，以期达到“天下”秩序的稳定和平衡。
由上述可以概括为如下认识：历史上和当代的“中国”不是某一特定民族的象征，而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上和当代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体现，是共同性不断扩展的结果；历史上和当代“中国”的共同性主要体现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上，历史上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观为主，当代是以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三)华夏—汉族是文化(文明)与地域概念
从历史过程看华夏，主要是文化(文明)和地域(“内部天下”的中心、中原)概念，而非单纯的族类概念。在中华初期古文明中，长江中下游流域、西辽河流域是夷狄活动区域，稍晚期的川西成都平原文明也是夷狄活动区域，这些区域的居民在春秋、战国时期陆续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秦、楚、燕、吴、越等春秋时期的列强被“诸夏”视为夷狄，但到了战国末期，诸强陆续成为诸夏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华古文明早期华夏就与夷狄混居在一起，如“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26]。“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27]依据历史文献，夏朝的主要部落是羌；东夷的分支商族系建立了商朝。孟子承认，华夏是由各族类融合而成，认为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28]。类似文献记载不胜枚举。
秦以后，中华族系内部的族类融合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所以，华夏—汉族是文化(文明)与地域概念，严格地说不是单一族类概念，更不是原生性族类概念。华夏—汉族是“天下五方”共同缔造的，是对“内部天下”综合因素的概括。在“漩涡内聚”过程中，源源不断汲取了有效资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源泉和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五方之民”共同体)的化身。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夏夷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嵌入关系，“天下一体”“天下一家”“四海一家”的历史观念完全是“内部天下”秩序的客观反映。
(四)包容差异、尊重多样是实现“大一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历史“中国”是共同性在“内部天下”范围持续扩展的结果，最大的共同性是在“夷变夏”中实现的，事实上也大规模实现了“夷变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上的高度一体性和精神价值上的高度认同是可以实现的。但对整个“内部天下”巨大的差异性和丰富的多样性而言，要想彻底消除族类间的差异或实现全部的“夷变夏”是不可能的，也违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既然夏夷间无法完全实现“化异为我”，“化异为和”就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也就是将潜在的对手转换为友邦和紧密的同盟。所以，对于这些有“差异”的夷狄治理方式就是“因俗而治”和“修教齐政”，也就是在核心要素上达到共识，而不追求在一般的族类生存要素上的一致，即求同存异。在核心利益上相互兼顾，获得双方利益上的最大化。如果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只能导致“内部天下”族类间的零和竞争，无法建立起平衡、稳定的秩序。
《周易》“厚德载物”，老子“冲气为和”，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左丘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同相异”，戴圣“中和位育”，《尚书》“协和万邦”，等等，都表达了对差异性、多样性的辩证认识。在中华民族的“内部天下”秩序中，差异和多样是客观存在，不可能完全人为消除；差异性和多样性与共同性和统一性完全可以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相互兼容。但原则是差异性、多样性不能影响共同性、统一性的发展方向，前者要适应后者，融入后者，成为后者协和的组成部分。《左传》记载：齐景公与晏婴讨论“和”(“和”本身包含多样性、差异性)与“同”的区别(“异”)，晏婴提到烹饪与音乐，烹饪是用各种原料完成的，音乐也是用各种曲调、声律等结合而成的[29]。某种菜肴和音乐作为最终的作品(“和”)，各个元素(多样性)都要为这些作品服务，要适应这些作品。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和”，多样性是“和”的基础和条件，“和”是对多样性的概括。与此相反，“同”则不包含多样性。同样，“中国”是差异性和多样性相协和的结果，面对“内部天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时，需要在坚持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包容和尊重，向相互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协调。无论华夏还是夷狄主导下的“中国”，包容差异、尊重多样都是实现“大一统”国家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两者共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永久主题。
三、内部性与内聚属性：中华民族凝聚的源泉
“天下”内部性最重要的内容是从内部性和内聚属性的维度思考“天下”。从当代的视角看，“内部天下”的“五方之民”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的古代存在形式，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共同命运具有本体性基础，并带有深深的宿命色彩。从自然地理空间的特点看，“中华民族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理空间”[30]，这个空间在冷兵器时代是有效的，至少在17世纪以前如此。这个地理空间的内部性和人文空间的内部聚合性，成为形成内部聚合化实践过程的基础。
所谓中华民族的内部性，是指地理空间的特征而言。中华族系的各族类间为了共存、共在，必须建立一种对“五方”均有利的“内部天下”秩序，以维护“内部天下”的稳定和平衡。同时，还需要建立“五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空间和共享的价值空间，以保证在共同空间内建立持久的协和与共赢关系，也就是需要树立起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和”⑦观念以及实施“和”策略。对于“内部天下”之外的世界，采取相对隔绝的不干预和绥靖政策。当然，也不能否认个别古代民族局部突破了这一规律，比如，历史上的蒙古族统治集团既是“内部天下”秩序的实践者之一(元朝的建立及其“大一统”统治秩序的实施)，也是以草原王朝为中心突破“内部天下”空间的外溢力量(如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利等各汗国，其后代也建立过很多帝国、汗国，比如，莫卧儿帝国、帖木儿帝国、哈萨克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对“外部天下”秩序进行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构。
内部聚合性的基础是地理空间的内部性，地理空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生存于其中的“天下五方”和“五方之民”之间的所有问题都是内部事务，解决内部事务的原则是共存、共赢、兼利，而不是零和博弈、自身利益最大化、胜者为王。“内部天下”的各方需要处于稳定的内部循环和平衡状态，只有这样，“天下”各方才能建立起共存、共在关系和对各方都有利的内部秩序。赵汀阳认为，“天下体系”这种内部性的特征除了相互利益最大化，还要相互伤害最小化。他还提出，“天下体系”的兼容普遍主义，协和是一种兼容能力、一种化敌为友的能力，共在、漩涡模式等观点，这些观点对于深入认识“内部天下”的内涵都是有帮助的[31]。
内聚属性可以转化为一种循环不断的聚合力，在地理空间内部性的影响下，形成内部循环机制，即“旋涡内聚”⑧，“距今3800年左右，中原地区逐步成为中华古文明的中心，随之成为‘天下’的中心，‘漩涡内聚’效应开始显现。由于中心(中原)具有强大的吸收力，‘天下’的资源(文明价值、正统属性、人口、经济潜力等)向中心聚合，形成入口强、出口弱的‘漩涡内聚’现象。”[1]“旋涡内聚”现象的长期存在，将会导致整个“内部天下”只会形成一个单一的中心(“中国”、中原)，这个中心具有政治、文化(文明)、经济、人口等综合性优势。“内部天下”的中心是中华族系所有成员共同缔造的，“天下五方”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中心的代表者，并非由华夏独享。比如，秦第一个建立“大一统”国家，但秦曾被视为夷狄。秦以后，北魏、辽、金、元、清等成为局部或整个“内部天下”的代表者。这个中心最终成为在“内部天下”不可取代的、唯一的核心，因而是不可逆转的稀缺资源。夷狄若想成为“大一统”或局部一统政权的建立者，只能首先成为这个中心的代表者，否则会处于非正统的地位。在“旋涡内聚”现象影响下，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单一的价值信仰体系，即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若想成为“内部天下”秩序的守护者和实施者，成为“内部天下”的统治者，必须承认并认同中华价值观，维护“中国”(中原)的文明和正统地位，才能获得自身的政治正统性。无论是华或夷，遵守这一价值观则被视为华夏或“内部天下”的正统代表；放弃它则都被视为夷狄或失去对“内部天下”的正统代表权。比如，夏变夷的例子：共工和鲧明确出自华夏族，后来共工和鲧及其族人因战乱迁往偏僻之处，远离中原，逐渐放弃华夏礼仪，因而由华变夷⑨。
内聚属性和“漩涡内聚”效应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内部聚合化”的相关观念和政策的出现，比如“大一统”思想、“和”观念、“夷夏互变”“服事制度”(“五服制”“九服制”等)、“因俗而治”“修教齐政”“化夷为我”“化异为和”“声威教化”，等等。
中华民族的历史内部性、内聚属性及其内部聚合化过程，对于当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诸多借鉴意义。
(一)“天下”是内部属性的共同体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与国家观是差异明显的两个观念体系，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体系有密切的关系。先秦思想家意识到，列国体系是“天下”的一种过渡形式，最高目标是将“天下”建成理想的大同社会，亦谓精神化的“天下国家”。如此“天下”的意境，必须建立在内部性基础上，否则其逻辑是无法成立的。《礼记》对这样的社会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32]419想象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平等、公平、安全、秩序井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种社会必须建立在跨越列国、族类之上，并且以一个想象的内部地理空间为依托，需要降低列国、族类在“天下”所处的位置，以个体为基础突出内部“天下”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即“天下为公”，“天下”是万民⑩的“天下”，而不是哪个人的“天下”，当然也不会是哪个族类的“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33]《吕氏春秋》将“天下”视为有差异、多样性的整体。老子提出民贵的思想。荀子则从辩证的角度认识君王与百姓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4]118墨子将“天下”提升至形而上的位置，将“国”的位置(格)降低，提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35]23，描绘了一个完全平等的臣民社会的情景。
“内部天下”的固有性、独立性虽然是受自然地理空间相对封闭的特点所影响，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能够维持其统一和完整，需要一种持久性的纽带。除了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纽带外，还需要打破以列国与族类为特征的共同体的藩篱，建立一个消除了内部列国分立体系和族类之辨的新的“内部天下”秩序，即“五方之民”共同体。荀子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13]280
当然，先秦时期民贵思想和“天下为公”的理想，仅仅限于思想认识层面，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从未完全应用于实践，但这种思想本身则具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当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要建立在国民国家的基础上，保障不同身份的公民权利的真正平等，在此前提下集体性的权利才能降低到不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程度。“铸牢”的基础是人民性，对象是我们国家名称的主语“中华人民”。不能将中华民族理解成带有族类色彩或原生性的扩大版的人们共同体。从本质上而言，只有将中华民族理解为中华人民或中国国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有效进行。
(二)“内部天下”的“五方之民”是具有宿命色彩的命运共同体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内部性的共同体，“大家庭”“四个与共”是对这种内部性历史过程的恰如其分的论述。“天下”只有在内部性、内聚属性和内部聚合化的前提下才能化解“天下五方”的冲突和矛盾，这种状态就是“漩涡内聚”现象。内部聚合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就会将各方的关系归类为内部事务，这就是将“天下”视为最紧密的集体—“大家庭”的原因。
比如，“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6]荀子将“四海之内若一家”与人才、勤奋和对偏远国家的有效管理联系在一起[34]124。《礼记》将“天下”视为家庭，而其中的国形容为“一人”，辩证地认识内部性“天下”与国的紧密关系：“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32]431。这样的文献记载秦以后还有很多，如“混六合以一家”“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入主中原的夷狄政权同样将“天下”视为“家”。前秦皇帝苻坚提到“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37]。《魏书》经常提到“天下一家”“四海为家”，如“朕既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迟速无常”[38]。元初名将刘整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39]这实际等于说，不在完整的疆域上实现“大一统”，其政权将不被视为正统。金朝海陵王“为以一天下”，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40]，同样视“天下”统一为正统的标志。乾隆皇帝在辩证清朝的正统性时说：“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正统必有所系。”[41]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表达“天下为家”之意，所有“天下”的族类都可以代表“天下”，主要看正义在哪一方，也就是“有德者君天下”，而不该由某一方独占。
在“内部天下”的范围内，中华民族是内部性的共同体，是固有的、自在的，身在其内的所有族类都命系于天。内部的空间是天赐的，其关系是宿命的，是共在、共存的关系，只要不脱离这个空间，内部性的关系就始终存在。所以，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并非仅仅来源于当代的需要，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延续性。各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均为内部性问题，只能依靠内部机制和力量解决。上述已经谈到跨境的民族问题，历史事实表明，跨境的民族，其内外联系仅限于原生性的族类起源和内部文化体系之间，而与“内部天下”其他族类之间的关系则主要包括如下：在地理上同处于一个内部的空间；在政治上处于一个共同的“内部天下”秩序；在文化上受到相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教化”；在文明上拥有共同的中心(“中国”文明、中原文明)。如果按目前现实的疆域面积，“大一统”国家是逐步实现的，但“内部天下”空间是固有的、自在的，具有天赐因素和宿命色彩，从始至今是从未间断的统一、完整的共同体。
(三)“内部天下”是共同的文明纽带和精神疆域
关于古代文明，《周易》有多处记载：“文明以止”“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德刚健而文明”，主要指人类在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层面达到的突出高度，是其他人类群体及社会效仿的对象。按照西方的古代文明三要素标准—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若按我国古代文明主要以古代国家和阶级形成、出现为标准，中华古文明有五千年历史。但在“内部天下”的范围内，不可能所有的空间都处于文明状态，所以，中原文明就成为“内部天下”文明的代表和标志。获得中原文明的话语权，就等于获得了政治上的正统性，夏或夷为获得这个文明的话语权而持续逐鹿中原，渐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纽带和文明共同体。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所谓的精神疆域，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在“内部天下”跨越政权、族类的“教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跨越政权、族类的认同形态。而且这种认同形态非常稳定、持续，如先秦的秦、楚、吴、越、燕等列国逐步“夷变夏”；秦后的匈奴、鲜卑、三苗、氐羌、契丹、女真(金朝)等族类都有将先祖追溯到炎黄谱系的记载，这对“内部天下”精英阶层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认同是非常有利的。“天下”的范围受到三个条件的约束：相对封闭的独立地理空间、“教化”空间(化内)和“声威”(政治势力范围)空间，第一个条件是固有的，第二三个条件是逐步拓展的，但没有超出固有的空间范围。
在先秦时期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诸家融合的价值观认同，比如，在对“德”的认识上，“《周易》的‘厚德载物’，老子、孔子、孟子的‘德’，《礼记》中的‘明德天下’等。”“孔子的‘德’是一种治理的工具，包括‘仁义礼’，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则将‘德’与仁政结合起来，扩展为‘四德’，即‘仁义礼智’。董仲舒完成了‘五常之道’的构建，即‘仁义礼智信’，亦谓‘内天下’的核心价值观。”[1]除此之外，历史上的核心价值观还包括“和”“和而不同”“中和位育”“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等诸多内容[42]。秦以后，无论夏或夷，其“大一统”或局部一统的政权，“有德者居天下”或“有德者君天下”都是获得政权正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居天下之中”“塞外一统”“幅员极广”等条件均无法与之相比拟。康熙皇帝在回答大臣建言是否修缮长城的一段话，是对其精神疆域的最好注脚：“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43]。
目前，我们构筑、建设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要是指中华文化认同和价值信仰，核心内涵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共同文明纽带、精神疆域的认同，本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精神疆域、文明纽带，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44]。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近现代的爱国主义是“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价值信仰，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和当代的核心价值观、价值信仰的典型概括，以思想作品、代表人物、文明成就、国家和民族象征、伟大工程、文化遗产等具象化的表现形式为特征；中华民族形象是对中华民族古今核心价值观、价值信仰抽象化、精神化的高度归纳和概括，体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最具代表性和思想价值的定义和概念。
(四)“内部天下”是利益共同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45]中华民族的“天下”是内部性的共同体，共同的利益必然随之而生，当然，这个利益不仅仅指物质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大一统”)，文化利益(共同文明纽带、精神疆域)以及共同的生存空间等，以上内容在上文已有论及。赵汀阳对于“天下体系”的利益联系有这样的论述：“如果说互相伤害最小化是一个消极的理性原则，相互利益最大化则是一个积极的理性原则”[31]。内部性的利益共同体最主要的特征体现于两方面，即兼容(共存、共在)和兼利(相互利益最优化)。《墨子》《荀子》《六韬》等先秦文献对“天下”利益均有论述。比如，墨子在人与国之上设置了带有神性的“天”，所有的“天下”之人和大小之国都属于“天”所有，提出人之间要兼而爱之、兼而利之[35]23。荀子提出：“裁万物，兼利天下。”[34]127《六韬》记载，周文王问如何使“天下”之人归心时，答案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46]。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总结如下几个结论：一是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天之臣”不仅仅是指“天下”的臣民，而是指无论身份地位高低的“天下”平等之民。二是“天下”无论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政治性单元，都属于“天下”的普通组成—“天之邑”。三是“天下”兼容、兼利，平衡“五方之民”和各方的利益，但所有的利益都是“天”所赐予，“天”的整体利益才是第一位和最为重要的。上述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各民族成员平等权利与民族团结的关系、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上述关系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是有裨益和借鉴价值的。
四、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内部天下”观的三个主要内涵：其一，地理空间具有内部性、固有性，中华民族(古代的“五方之民”共同体)具有天赐的整体性。其二，“内部天下”中心(“中国”、华夏、中原文明)的形成是中华族系诸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漩涡内聚”现象所促成，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族类。“五方之民”的所有优势资源向中原区域持续汇聚，影响了“中国”、华夏、中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所以，“中国”、华夏、中原文明是“内部天下”的概括，是共同性的集中体现。其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源于“内部天下”的内部性、内聚属性和内部聚合化过程。
基于上述认识的影响，“内部天下”观的核心内涵是其内部属性，在“内部天下”空间发生的所有事项均为内部事务，必须依靠内部秩序和力量来解决。所以，“内部天下”观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整体性、内部性、统一性、延续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中华民族有如下重要结论：一是历史上的内部空间政权分立但“内部天下”却是完整的、统一的；二是“内部天下”无论处于“大一统”、局部一统或政权分立状态，“内部天下”或中华民族(“五方之民”)始终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共同体；三是在“内部天下”空间内，无论中原王朝与其他政权之间处于什么状态的关系，甚至于敌对的关系，但均不影响“内部天下”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五方之民”)的历史完整性和统一性；四是所有“内部天下”空间曾经存在过的政权和民族始终为“内部天下”或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存在何时成为中国、中华民族历史一部分，或纳入“内部天下”秩序之中的问题；五是绝大多数“跨境的民族”的形成均是“声威教化”的结果，是由本质区别的内外两部分组成的，其与“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内部联系体现为政治一统性和在文明纽带、精神疆域上的共享、共识；六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与历史上的文明纽带、精神疆域是延续和补充、完善的关系；七是“铸牢”的基础是跨越族类之上的人民或国民，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由所有入籍的中国居民(包括未划入56个民族的入籍人群、外来入籍人群、港澳台居民和华侨等)组成的法律与政治属性的国民共同体。而华人是加入了外国籍的外国人，不能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则会出现逻辑反噬问题，使得共同体的内部属性受到严重的侵蚀。但由于华人(11)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则可归入“中华儿女”这个更为宽泛的概念之中。
注释：
①在“天下”相对封闭的多样性空间内，形成了“漩涡”互动现象。由于中原具有较大的综合优势，因而形成入口强、出口弱的“漩涡”效应，笔者将其形容为“漩涡内聚”，即“中国”的面积逐步扩大、人口趋向集中，而边缘面积逐步缩小、人口渐趋减少；“内部天下”的人口较少外溢；“中国”的范围逐步与内部性的“天下”重叠。
②《评〈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说：“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③“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西汉]戴圣编纂，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标点本，第1162页)。
④对于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借鉴东北史东胡族系、肃慎族系和夫余—濊貊族系的用法，使用了“中华族系”的概念，以体现华夏和夷狄在“内天下”体系中共存、共在的关系，即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存在的同时，共同性、一体性是主导和方向；而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时，则侧重体现中华民族共同性、一体性为主的关系和内涵。在秦朝统一后，进入中华民族内涵为主、中华族系内涵为辅的历史阶段(参考都永浩：《“天下”内涵及与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4期)。先秦的中华族系笼统可以分为西戎族系、南蛮族系、东夷族系、北狄族系和华夏族系，中华族系从历史过程看是以华夏族系为核心的，华夏族系是由五大分层族系交互融合而成。如果再细分下层族系，比如东北有东胡族系、肃慎族系和夫余—濊貊族系，其他区域类推(都永浩、王禹浪：《“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2期)。
⑤最早关于“中国”的提法出自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1963年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有“余其宅兹中或(国)”一句话，“中或”指的是王畿。(于省吾：《释中国》，收入王元化主编《释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中国”是王畿、华夏诸族、中央政权、中原等多义混合的概念，比如，(从西周至北宋)：“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十·六月序)；“中国之民，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杨雄撰：《法言：问道卷第四》)；“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戴圣编纂：《礼记：王制第五》)；“泛滥为中国害”(桓宽撰：《盐铁论：卷十·申韩第五十六》)；“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一○二》)；“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石介撰：《徂徕集：卷十·中国论》)等等。
⑥[元]王元亮撰：《唐律疏议释文》，收入[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元至正十一年，余志安刻本；参考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6页引文。
⑦即指协调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
⑧指“天下”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内部聚合属性以及内部聚合化过程。
⑨“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本，第22页)。
⑩《尚书》中多次出现“万民”的记载，如《尚书(今文)：周书·无逸》：“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古文)：周书·君陈》：“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
(11)从更为准确的角度判断，华人是指各族中国人加入外国籍的这部分人群，而不单单是指汉族。
原文参考文献
[1]都永浩.中华民族的“内天下”观：概念、维度与实践[J].民族学刊，2024(2).
[2]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三卷·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N].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73.
[3]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四卷·新大陆游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70.
[4]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5]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九日)[G]//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8-479.
[6]毛泽东.论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G]//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95.
[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25.
[8]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EB/OL].新华社，2021-08-28.
[9][周]先秦诸子.尚书：夏书·禹贡[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91.
[10][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九年[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715.
[11]李大龙.中国之为天下，新疆何以为疆？[N].中国民族报·道中华，2023-03-16.
[12][春秋]管仲.管子：卷一·牧民第一[M].李山，轩新丽，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9-10.
[13][战国]荀子：正论[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西周]姬昌.易经：贲(卦二十二)·上火贲[M].于海英，译注.北京：华龄出版社，2017：83.
[15][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化外人相犯[M].岳纯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7.
[16][汉]班固.元本白虎通德论：卷第六·王者不臣[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28.
[17]清实录(第一五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6：891-893.
[18]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G]//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61.
[19]费孝通.代序：民族研究——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G]//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11.
[20]高江涛.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点浅识[EB/OL].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22-08-24.
[21]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4).
[22]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J].中国史研究，2022(4).
[23][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七·民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39.
[24][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第六[M].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14.
[25][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第一[M].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8.
[26][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4.
[27][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0：1941.
[28][战国]孟子：离娄下[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50.
[29][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年[M].郭丹，程小青，李斌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902.
[30]都永浩，王禹浪.“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线[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2).
[31]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
[32][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第九[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33][战国]吕不韦，等.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M].陆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2.
[34][战国]荀子：王制[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35][春秋战国]墨子：法仪[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36][春秋]孔子，等.论语：颜渊篇第十二[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18：148.
[3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三·载记第十三·苻坚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0：1940.
[38][北齐]魏收.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0：240-241.
[39][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六十一·列传第四十八刘整[M].北京：中华书局，2000：2527.
[40][元]脱脱，等.金史：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七李通[M].北京：中华书局，2020：1863.
[41]清实录(第二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六)·卷1225·乾隆五十年二月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424.
[42]都永浩.从“天下”内聚性认识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与价值[J].民族学刊，2025(1).
[43]清实录(第五册)：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三十年四月至五月(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本)：677-678.
[44]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
[4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0：2463.
[46][周]六韬：文韬·文师第一[M].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