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是当前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探索，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两种研究路径在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既存在诸多共识，也有较强的互鉴空间。其一，两种研究路径均在反思中发展成型，分别形成“自上而下”和“由外而内”的反思性知识生产样态。其二，两种研究路径都带有方法转型的共同特征，通过“田野调查”和“历史分析”拓展了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生产空间。其三，两种研究路径均以理论创新为核心目标，通过“概念建构”和“理论重构”推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源式发展。反思驱动、方法驱动和创新驱动，既勾勒出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也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经验借鉴与路径参考。从两种研究路径的发展历程来看，未来还需要在深化体系建构、拓展研究议题、关照实践发展等方面持续努力，进一步提升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价值。
黄振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6年第9期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会形成基于自身学科属性的建构路径。从政治学学科视角来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尤为重要。一方面，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大国地位持续上升的总体背景下提出的，体现了鲜明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意涵。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然而，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辐射力却十分有限。当代中国政治学人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亟需构建根植于本土实践，且能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长期深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人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体认与反思极为深刻，也从未停止推动政治学本土化的学术努力，具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条件和能力。
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虽然体现了国家意志，但其根本动力源于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中国政治学正经历深刻变化，其标志是政治学人的学科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并以持续强化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为核心要义。历经四十余年的积累，中国政治学正尝试对既有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与创造性转化，以适应中国学术自主的时代需要。当前，政治学界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至少已在两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是众多政治学人围绕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系统阐述了建构这一体系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能性，展现了政治学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与担当；二是政治学人不仅围绕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广泛讨论，还将其融入具体的政治学研究过程，探索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路径，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由此，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已不再是“是否需要”的应然性问题，而是“如何建构”的实践性问题。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坦途，对中国政治学而言更是如此。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没有可资借鉴的固定模板，始终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探索前行。自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政治学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始终在发展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作为新时代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位，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离不开对实践探索的梳理和总结。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视角呈现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历程，从中提炼并总结经验，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与支撑。
一、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两种路径
近年来，政治学界围绕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开展了诸多探索，推动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新发展，塑造了学科发展新面貌。其中，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研究路径，二者不仅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对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景跃进将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兴起，视为中国政治学步入理论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作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探索，二者在建构路径上不仅存在诸多共识，还呈现出较强的互鉴性。通过比较分析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既有助于厘清两种研究路径的内在演化逻辑，也能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经验借鉴与路径参考。
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都是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背景下兴起并发展的，二者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与特点。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展开的研究。田野调查方法是田野政治学最为鲜明的标志，也让它成为“一个因在学术研究中采取相同研究方法而形成‘方法论学派’，它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政治学必经田野调查获取理论研究材料和学术灵感的学术共同体”。田野政治学经历了颇为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一研究路径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张厚安先生率先开启的基层政权研究，后经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长期坚持与推动。田野政治学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是一种“基于实践的需要，从实践之中生长出来的研究范式”。从发展路径来看，田野政治学的产生和演化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田野调查方法自觉意识的形成、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萌生。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其内在特性可以概括为“有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以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也就是说，田野政治学并不只是强调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有强烈的学术抱负和理论追求。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基于中国实践提炼并产出原创性概念。
在田野政治学发展的同时，历史政治学也悄然兴起。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历史政治学追问重大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间性因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生成理论。历史政治学主要由杨光斌教授倡导推动，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中心逐步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它诞生于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多元化、并由此引发方法论争论的背景之下，逐渐成长为“一种具有理论雄心和学科抱负的方法论主张和学术潮流”。历史政治学虽问世未久，却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这很大程度上表明，它契合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要求。历史政治学不仅强调历史分析方法的重要性，还形成了“历史本体论—历史延续性—时间空间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历史政治学不仅具备认识论、方法论意义，还具备本体论意义：即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只是认识论层面的观念，还是一种具有不同属性的历史存在。据此，历史政治学也成为中国政治学具有专属性的研究方法。
由于产生背景、演化路径、研究主题存在差异，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显著不同，但二者都以建构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中国政治学为共同目标。这种目标上的一致性与路径上的差异性，使得两种研究路径在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既存在诸多共识，又有较强的互鉴空间。梳理分析二者的演进脉络，能够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借鉴和路径参考。
二、反思驱动：基于自主意识的知识生产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以自主知识生产为前提。自主性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质，体现为一种自觉意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深受西方影响，知识生产普遍面临自主性不足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范畴大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甚至存在对西方理论机械移植、生搬硬套的情况。可以说，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就是在既有知识生产难以自主的背景下展开的，本身也反映出中国政治学面临的知识生产困境。要实现知识生产从不自主到自主的转换，不仅需要重塑知识生产过程，更关键的是树立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的形成，主要源于对既有知识及其生产过程的审视与反思。在较大程度上，反思性是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初始动力，也是催生诸多“新政治学”的源泉。
从发展历程来看，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都具有鲜明的反思性特征。这种反思性隐含着研究者对既有研究现状的不满，以及探索新研究路径的内在需求。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反思中催生了知识生产者的自主意识，同时赋予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正当性与合理性。具体而言，田野政治学的反思主要针对僵化的规范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田野调查完成研究视角的转换，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研究转向；历史政治学的反思则更多针对西方政治学的既有概念与理论，力求通过引入历史分析方法推动研究视角转换，体现为“由外而内”的研究转向。
（一）“自上而下”：田野政治学的反思
田野政治学的反思，主要源于对规范研究方法的扬弃。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学始终未能摆脱“形而上”的规范研究的既有传统。“这种规范性研究着重从价值层面研究政治问题，论证什么是好的、应当的，对政治生活加以规范。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论证、解释，重点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规范研究是传统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其内在的价值与功能。但如果政治学研究局限于单一方法，无疑会限制乃至禁锢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域与创新空间。对此，田野政治学的先行者张厚安先生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
从实践层面来看，规范研究方法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农村改革的兴起密不可分。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一系列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不断涌现，为政治学者带来了理论层面的挑战，既有的规范研究方法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试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特别是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围绕村民自治的讨论进一步强化了田野政治学者的反思意识。依照既有理论，村民自治从未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被提及，因此一度被称为“理论怪胎”。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村民自治？田野政治学者认为，研究者不应拘泥于经典著作的规范框架，而应当面向社会实践展开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本来以社会实践为其研究对象，其正确认识也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远远地脱离社会实践。”实际上，不仅是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诸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都未曾出现过，也无法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答案。这意味着，研究者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进入田野现场，通过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田野政治学的反思性特征以“田野”为根本依据，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突破既有认识的有限性与相对性，进而形成“反思的直觉”。
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田野政治学与既往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实现了从“形而上”规范研究到“形而下”实证研究的转换，即本文提出的“自上而下”研究转向。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学研究不再停留在书本教条之中，而是转向广阔的生活实践。这种研究转向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由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反思所推动，同时契合了知识生产的自主性逻辑。“自上而下”的视角转换，不仅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而且摆脱了既有规范研究的“束缚”，赋予知识生产者以主体性。由此，生活实践成为政治学知识的根本来源，不仅重构了知识生产过程，也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正如周平所言：“走向田野，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由外而内”：历史政治学的反思
田野政治学对规范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在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并非否定规范研究方法本身，而是希望在兼容规范研究方法的同时，拓展新的研究路径。由此来看，田野政治学者的理论反思属于“发展中的反思”，其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历史政治学的反思有其自身特点：一方面，历史政治学是在中国政治学界开展整体性反思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中国政治学主体自觉的产物；另一方面，历史政治学的反思是在中国政治学经历数十年恢复重建后提出的，它面对的是已经成型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属于“发展后的反思”，力求通过引入历史视角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转向。
近年来，政治学界围绕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反思从未中断，且在持续深化。这种反思意识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国家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要求与期待。无论是2016年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是2022年提出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都是这一要求与期待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则源于既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即现有理论无法或难以解释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历史政治学者认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根源在于中国政治学既有知识体系的外源性特征。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深受西方政治学影响，却始终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既有理论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较为充分地掌握了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尤其是政治理论。期望从中找到能够解释当下中国政治实践的既有西式政治理论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按照既有的西式理论去解释中国政治实践，中国政治必然存在合法性问题。……期望从既有理论找到解释中国的理论答案，无疑是水中捞月。”究其原因，历史政治学将其归结为政治学理论本身的历史属性，以及理论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去历史化问题，“历史研究发现理论，而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反过来又取决于历史条件。然而，理论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了，从而产生非预期结果”。
当源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政治现实时，探寻新的研究路径自然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流行的研究范式与现实脱节时，就是新范式或新研究路径诞生的节点。首先，如何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外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议程，也是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挑战。70多年来，西方一直在以自己的观念乃至研究范式去判断中国的前途，结果都是一错再错。仅此而言，政治学界就需要寻找新的解释范式。”近年来，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迅速崛起，进一步强化了探索新的解释范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中国政治学在近百年来却一直充当知识消费者的角色，使得拥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未能提供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学学科意义上的知识产品。这种残缺不全的‘政治学生态’需要修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政治学呼之欲出，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对中国政治学外源性问题的反思，抓住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关键。破解这一问题的核心途径，是推动研究从外源性转向内源性，即“由外而内”的研究转型。“由外而内”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来源问题，厘清哪些知识源自中国自身实践，进而构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的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外而内”的路径转换，原因在于“政治在历史中展开，政治又造就历史”，历史进路与政治学本身具有内在关联性，由此赋予历史政治学以正当性。
三、方法驱动：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生产
理论反思有助于形成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但并不必然产出自主性知识产品。要生产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知识产品，需要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开展知识生产的工具与手段，不同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不同的知识生产过程。具体来看，研究方法至少从两个层面对知识生产过程形成制约：一是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制约。特定研究方法通常对应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这决定了知识产品只能在对应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中生成。二是对研究前提和假设的制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非无条件，需要满足特定的研究前提和假设，甚至本身就隐含着特定的价值观与历史观。要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必然要突出知识生产的“中国性”，从而导向以中国为本位的研究方法。
以中国为本位，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提炼和产出政治学理论，而非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经验，或是将中国作为西方理论的“实验场”。以中国为本位并不排斥西方理论，而是要求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以中国经验作为基础与前提。正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指出的：“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以中国为本位是确立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方法层面可以有不同选择：田野政治学聚焦“田野调查”，历史政治学聚焦“历史分析”，两种研究方法都强调以中国为本位的研究取向，都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创造了条件。
（一）田野调查：基于实践经验的方法转型
田野调查是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通常指研究者进入特定场域，通过直接观察、深度访谈、实地参与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过程。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田野调查方法曾长期处于缺席状态。“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政治学从未‘下乡’……在这之前，中国的政治家们做过调查，政治学者极少有过调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政治这类宏大主题，呈现为一种“庙堂上的学问”，既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开展田野调查。直到20世纪80年代，田野调查方法才开始进入中国政治学者的视野，尤其被田野政治学者广泛采用，逐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田野政治学对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田野政治学的建构初期，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处于“不自觉”的状态。此时研究者主要以村庄个案调查为主，以获取所需研究资料为目的，田野调查仅被视为获取资料的技术手段，而非成体系的科学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应用，田野政治学者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有目的地改进、优化田野调查过程，构建起多层次的田野调查体系。一是在调查广度上，田野政治学者不再局限于个案调查，而是组织开展以数千个农户为对象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搜集获取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二是在调查深度上，组织开展基于区域比较视野的“深度中国调查”，对样本村庄进行数月乃至更长时间的驻点调查，产出专业化的调查成果；三是在调查类型上，不仅开展传统的个案调查和问卷调查，而且拓展出口述史调查、家户调查、田野实验等新型调查类型。正是对田野调查方法的深度运用，为田野政治学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撑，也形成了田野政治学不同于其他政治学研究路径的鲜明特色。
田野调查方法对于强化以中国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增强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有重要作用。其一，田野调查以中国为研究场域，田野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必然以中国经验为依据。通过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田野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实现了本土化，并且伴随政治实践，不断拓展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例如，曾经作为“显学”的村民自治，本身就是中国特有的基层政治制度，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性”，也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资源。“村民自治是一项亿万农民参与的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要真正了解、认识这一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只有深入其中，去直接观察和切身体验，才能把握其内在的运动规律……通过深入的实际调查，有利于将生动具体的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创立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其二，田野政治学不仅注重田野调查，而且特别强调田野事实在知识生产中的优先地位，提升了知识生产的自主性水平。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田野政治学“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裁剪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生产者主要通过归纳方法产出理论知识，是一个对经验材料不断去粗取精、提炼概括的“精粹”过程。通过将田野调查置于知识生产的核心位置，田野政治学从一开始就能规避外源性理论的影响，产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其三，田野政治学者不仅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从方法论层面拓展和深化了田野调查方法本身。例如，田野政治学广泛运用口述史调查方法挖掘和记录历史事实，通过引入将“心”比“心”的口述史研究路径，构建具有自主性的田野调查方法。正如张奎力所指出的，“从自主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走向自主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再从自主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走向自主的政治学学术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二）历史分析：基于历史经验的方法转型
“以中国为方法”的实质是立足中国经验产出政治学理论。中国经验不仅来自当下，而且植根于历史。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言，历史在中国政治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找回历史”。由此，历史分析方法进入了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野，也为历史政治学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中基于历史分析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政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核心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历史上的政治现象与问题通常被归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学科属性差异使得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野主要聚焦于当代。其二，中国政治学长期受西方政治学的深刻影响，带有较为明显的外源性特征，既有政治学的概念、范畴、话语与中国历史传统之间缺乏内在关联，难以开展有效的知识生产。
历史政治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学的外源性特征及其研究中历史维度的缺失，并试图通过引入历史分析方法，推动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转型。“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延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尽管政治学主要关注当下，但政治现象并非只诞生于当下，它同时也是历史演化的产物，受到历史条件的深刻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历史理性传统，这是西方政治学不具备的特质，也为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本源型的叙事特色。历史政治学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提出了“历史本体论”，即历史存在社会史和政治史两种属性，历史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性，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会演绎出不同的历史政治理论，并由此构成不同的、以“政治”为元概念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其中，欧美历史具有社会史属性，中国历史具有政治史属性，这决定了历史政治学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政治学”。
通过引入历史分析方法，历史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首先，将政治学研究引向历史深处，有助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为产出基于历史经验的政治学理论创造了条件。其次，中国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提供有益的历史滋养。这不仅符合中国政治实践的内在逻辑，也与“第二个结合”重大论述高度契合，因而具备了修正和完善既有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潜在价值。最后，中国历史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中国性”，也就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条件出发，提炼总结政治学理论，这将有效改变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外源性特征，赋予中国政治学以主体性和自主性。
四、创新驱动：基于理论建构的知识生产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标是产出创新性的政治学理论，进而解释和引领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理论创新是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旨归，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理论的生命力源于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力，社会变革越是深刻，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就越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较大，理论创新的空间也极为广阔。对此，景跃进认为，中国政治学经过40余年的发展，不仅正在步入理论创新的新阶段，还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范式革命”。
无论是田野政治学还是历史政治学，都将推动政治学理论创新作为基本出发点。其中，田野政治学虽以田野调查为核心方法，但其最终目标仍是建构中国本土理论。其所倡导的“有理论关怀的田野调查，基于调查的原创性理论”，正体现了田野调查与理论建构的内在一致性与高度统一性。历史政治学则从创立之初就以“发现理论”为目标，提出了重构中国政治学原理体系的学理方案，以此推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理论创新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二者推进理论创新的策略和方式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创新模式。具体而言，田野政治学注重以概念建构为切入点，通过“由点及面”的方式推动理论创新；历史政治学则更强调理论框架的建构，尝试在既有理论框架下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重构政治学理论。
（一）“由点及面”：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建构
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元素，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大多源自西方，对中国政治实践的解释力普遍不足。在此背景下，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尤为迫切，也成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中国要构建完备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须以概念建构为突破点，提升概念供给能力，同时采取恰当的概念建构策略，加强概念的生产和供给。”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人对概念建构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他们直面本土经验，从本土材料中进行概括、抽象或演绎，这一方向与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高度契合。其中，田野政治学在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将核心概念建构置于突出地位，形成了“由点及面”的理论创新路径。
概念是对事物的一般性概括，通常以单词或短语表达。概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规范性概念，这类概念通常被描述为不同的“价值”，指向某些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另一类是描述性概念，这类概念通常指向客观存在的“事实”，具有价值中立的特点。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主要指向描述性概念。从“概念之树”的维度来看，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属于“类政治概念”，即代表一种知识分类或知识领域，致力于构建一套基于田野调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具体而言，田野政治学建构的核心概念主要涵盖四个层面：一是围绕“人”（农民）建构的概念，如“农民理性”“韧性小农”等；二是围绕“制度”建构的概念，如“家户制”“关系叠加”等；三是围绕“国家”建构的概念，如“国家化”等；四是围绕“历史”建构的概念，如“祖赋人权”“长周期政治”等。
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有其自身特点，反映了其基本学术主张。一是原创性。田野政治学建构的诸多概念都源于对田野调查材料的创造性提炼，具有原创性特征。长期以来，田野政治学坚持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强调学术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将田野事实和实践经验作为概念建构的基本来源。毫无疑问，概念建构的原创性离不开研究者的创造性思考，但这种思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植根于丰富的田野实践。田野调查的概念建构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能够有效打破既有的规范性思维，赋予知识生产以主体性。田野调查的重要价值在于发掘被“遮蔽”的经验事实，并从中抽象概括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概念。二是相对性。田野调查具有较强的情境性，表现为调查对象与事实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从而具有相对性特征。相应地，基于田野调查提炼的概念往往会与其他概念形成比较和对话，共同构成完整的概念组。例如，“家户制”概念是相对村社制、庄园制、部落制等概念提出的，“祖赋人权”则是相对于“天赋人权”而言的。三是中国性。无论是原创性还是相对性，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都基于中国的田野事实展开，因此具有极强的“中国性”。这里的“中国性”并非刻意建构，而是基于事实经验归纳提炼的自然结果。与借用外来概念不同，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直面本土经验，是从本土材料中概括、抽象形成的建制性概念。
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主要通过归纳法对田野事实进行提炼概括而产生。这是一个对田野中获取的经验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加工过程。它既不能忽视、隔断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又不能沦为纯粹的概念呓语，而需要在概念与事实之间建立有机关联，通过建构新概念，深化人们对事实本身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要求研究者深刻把握田野事实的内在特征，从中抽象出反映事实本质属性的核心内涵，否则很容易陷入以个人经验推导一般性结论的“致命的自负”，概念建构也会落入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的窠臼。
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高度契合。政治学知识体系“如何自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构建具备主体性与原创性的政治学概念“何以可能”的问题，核心是要回答：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政治学概念，才能体现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自主”，而概念建构正是实现“自主”知识生产的基本路径。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坚持以中国为场景的田野调查为方法，以中国实践为主的田野事实为基础，既体现了鲜明的自主性价值与中国立场，又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
（二）“点面结合”：历史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重构
概念建构之所以能成为田野政治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与其“自下而上”的知识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将田野调查置于核心位置，田野政治学才得以积累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也具备了提炼产出原创性概念的基础。与田野政治学不同，历史政治学更侧重从政治学原理层面论证自身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基于历史事实的经验研究。从这个视角来看，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具有“点面结合”的特征。
一是理论框架的搭建。历史政治学提出了“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时间空间化”的基本理论框架，作为其研究的“四梁八柱”。“历史本体论”强调中国历史的政治史属性，即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国历史首先是一种政治史。“历史连续性”表明，中国政治史具有极强的连续性特征，形成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即“中华文明基体”。所谓文明基体，是指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族群，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由文教传统形成的恒定文明信念与生活方式，其核心要素包括：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本思想的政府观、仁爱为本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外关系上的天下观等。“时间空间化”是相对于时间进程而言的，强调“历史”并非只属于过去，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体，“未来”很难脱离过去的路径而发生，“现在”是过去一系列关键性实践的累积性再现，而越是久远的“过去”所发生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事件，影响越是深重，甚至出现路径依赖之上的“路径锁定”。“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时间空间化”勾勒出历史政治学之于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意涵，也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可能的路径和方向。
二是基本概念的重述。政治学原理是由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一系列“概念集群”共同构成的整体。历史政治学不仅提出了自身的方法论，还尝试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对政治学的“概念集群”进行重新表述。这些概念涵盖政治、权力、国家、政体、政党、科层制、民主、治理等。例如，围绕政治概念，西方学界主流观点是基于对抗性制度变迁形成的权威性资源分配学说，而历史政治学认为，中国历史始终强调民心的重要性，要求实现“致治”与社会和谐；围绕国家概念，西方政治学强调国家是战争制造的民族国家，而从历史政治学视角来看，中国是由文明史观塑造的文教型国家；围绕政体概念，西方政治学侧重将政体定义为权力的组织形式，但历史政治学认为中国应当是“治体”，即维护大型政治秩序的价值、制度与方法。
从建构理论框架到重述基本概念，历史政治学初步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理论进路，为基于中国历史开展政治学研究创造了条件。当前，历史政治学的理论重构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比较分析中发现“中国”，即通过对比中西方政治的历史条件与背景，提炼中国政治学的独特属性。无论是建构理论框架还是重述基本概念，历史政治学将西方政治学作为参照，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提炼相应的政治学理论和概念。例如，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以及时间空间化等概念，都生长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同时又区别于西方的政治历史传统。二是在重构原理中揭示“历史”。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从重构政治学原理出发，通过重构理论框架、重述基本概念，提供了一套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原理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本质性的基本规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方法与视角。
五、启示与走向
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没有固定模板，仍需持续探索。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作为这一学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取得了积极成效。通过梳理两种研究路径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二者存在诸多共同特点，不仅提升了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自主能力，也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经验与启示。
一是反思驱动形成自主意识。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在“空地”上进行，而是在既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展开，必然会受到现有知识体系的制约。由于长期受西方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的影响，中国政治学长期处于不自主状态，突出表现为政治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在于形成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其核心动力来自对既有政治学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反思。无论是田野政治学还是历史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带有强烈的反思性，并在反思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立场与研究方法。由此可见，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经历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即通过反思发现既有知识体系的不足与短板，进而探寻推进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新路径。
二是方法驱动提升自主能力。研究方法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在方法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需要依托多元方法构建各具特色的知识体系。方法不仅是一种研究视角，更体现着特定的研究立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是解决知识生产“何以自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提升知识生产自主能力的问题。知识生产的自主能力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撑，其核心要义是“以中国为本位”。这要求知识生产者始终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出发，提炼政治学的概念与理论。无论是田野政治学还是历史政治学，从研究方法来看，都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田野政治学注重运用田野调查方法，面向当下中国的实践经验；历史政治学注重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面向历史中国的实践经验。只有坚持立足中国本位，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才能真正产出属于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支撑。
三是创新驱动产出自主成果。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是产出具有原创性的政治学理论。这既是衡量知识生产是否自主的核心标准，也是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标。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之所以在学界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在于二者都将理论创新置于突出地位。一方面，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才能真正产出有价值的知识产品，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知识来源；另一方面，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强化自主知识生产能力的过程。无论是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还是历史政治学的“理论重构”，都兼具创新性和中国性，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打下更为坚实的根基。
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从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反思驱动、方法驱动和创新驱动构成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个关键环节，对未来深化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亟待在共识与互鉴过程中持续拓展深化。
首先，深化体系建构。体系性与系统性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体现为知识经有序组合而形成的整体。当前，在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努力中，学界更多关注“自主”问题，对“体系”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比如，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厘清“自主知识体系”与“既有知识体系”的关系，尤其需要厘清它与源自西方的政治学概念、范畴的关系，这是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无论是田野政治学还是历史政治学，由于更多强调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反思，很容易放大自主知识体系与既有知识体系之间的张力，甚至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与此同时，两种研究路径虽然已取得明显进展，但其自身的体系化程度仍然不足，与既有的知识体系也缺乏有效衔接。比如，田野政治学提炼了诸多原创性概念，但这些概念呈现出零碎化、个别化、孤立化的特征，是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距离体系化的“概念家族”仍有较大差距。此外，由于以“田野政治学”为主题的方法论论文与研究纲领发表不够充分，其方法论阐释和知识建构的路向仍不够明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体系化水平。
其次，拓展理论议题。知识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方法、理论等范畴构成的知识网络，以持续性知识积累为核心特征。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根本落脚点是产出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理论知识。通过梳理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两种研究路径总体以“方法转型”，即田野调查和历史分析为核心特点，尝试通过概念建构或概念重述的方式，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然而，方法与概念固然是搭建知识体系“大厦”的基础要件，但只有持续产出理论知识，才能真正筑牢知识体系的框架与根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针对既有理论议题，引入新研究路径后，其所提供的回答是否比其他理论视角或方法更具解释力。第二，通过引入新的研究路径，能否发现新的理论议题，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解释。总体而言，现阶段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更多停留在方法与概念层面，在运用方法和概念回应具体理论议题方面仍有不足，其在理论知识供给上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最后，关照实践发展。政治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其知识既来源于政治实践，也承担着关照实践发展的功能。因此，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以关照实践发展为目标，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田野政治学尽管强调田野调查方法的基础性，但在概念建构和理论取向上偏向“追溯历史底色”，容易和现实政治实践产生区隔。例如，田野政治学提出的家户制、祖赋人权、韧性小农等概念，均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历史事实提炼而成，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关照明显不足。历史政治学从一开始就强调切入历史视角，更易拉大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政治学发展中潜藏的风险，源自它与其经验基础的剥离，因此从方法论层面防范历史疏离经验、逻辑疏离历史，重建经验世界的完整性、历史世界的统一性和逻辑世界的自洽性，是历史政治学后续发展的关键。政治学终究是以治国理政为核心目标，随着时代变革发展，无论是历史政治学抑或田野政治学，都不能停留在历史深处，而需要关照现实经验。只有将研究真正落脚于现实的治国理政实践之中，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才能获得更为持久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赋予更为深厚的内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