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气候变化、地缘冲突与伦理困境频发，这些问题凸显了西方现代性范式局限性，亟须从多元文明中汲取智慧资源。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经典蕴含“仁”“和”“天人合一”等深刻的哲学观念，凭借其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洞察，展现出超越文化边界的普遍意义。探讨中国经典如何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类共同财富，不仅涉及文化传播，更关乎文明互鉴与全球共生的未来路径。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经典，主要指承载中华文明根本精神与价值观的典籍著作，涵盖儒、释、道等经典文本。“人类共同财富”意指这些经典中所蕴含的能够回应人类普遍关切的价值理念与解决思路。“世界性意义”则强调中国经典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被不同文明理解、接受与再阐释，并最终参与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影响。
既有研究在中国经典外译史、重要译者个案、具体文本的跨文化阐释等方面，已取得丰富成果：或聚焦于翻译策略的技术分析，或致力于梳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多数研究仍受限于中西二元叙事与技术化视角，倾向于采取一种文化输出的立场，将中国经典视为被传递的对象，未能充分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共生与互鉴的全球框架中加以考察。本文旨在超越文化输出范式，从人类文明共同演进的高度，审视中国经典如何融入全球思想对话，并激活其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潜在价值。
一、中国经典外译的范式演进历程
中国经典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并非单一、线性的历史进程，而是在不同阶段呈现出迥异的翻译动机、阐释策略与文化立场。总体来看，这一历程经历了从早期传教士的宗教附会，到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研究，再到当代以文明互鉴为目标的双向对话三大范式的转型。每次范式的更迭，不仅反映了中西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也体现了中国经典作为文化“他者”逐渐被识别为人类共同财富的认知深化。
中国经典西传可追溯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以利玛窦（Matteo Ricci）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在“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 strategy）的指导下，首次系统地译介了中国儒家经典。利玛窦秉持“儒家—基督教”融合理念，极力论证儒家伦理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并无根本冲突；柏应理等人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将“四书”的部分内容译为拉丁文，在欧洲引起轰动。
此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以耶附儒”，即采用基督教神学与哲学概念来“格义”中国思想。例如，常将“天”译为“God”（上帝），将“仁”解释为“Christian charity”（基督教之爱）。其目的并非真正理解中国文化，而是为传教事业扫清障碍——证明中国人也曾沐浴在“自然启示”之中，从而为“福音之光”的降临做准备。这种翻译策略虽首次将中国思想纳入西方视野，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选择性阐释与意义扭曲。在此阶段，中国经典被视为一个可被基督教话语收编的“他者”，其价值需依附于西方宗教体系方得以确认。
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职业汉学的兴起，中国经典的翻译主体从传教士转变为专业汉学家，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和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他们的翻译活动呈现出系统化、学术化与相对客观化的特征。理雅各耗时20余年完成了《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五卷本的翻译；卫礼贤翻译的《论语》《道德经》《易经》至今仍被德语世界视为权威译本。
与此前相比，他们力图摆脱神学前见，试图从文本和历史语境本身理解中国思想。理雅各广泛采纳中国注疏传统，卫礼贤则试图捕捉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核”。然而，这一时期的翻译仍深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之中。理雅各常以基督教伦理和启蒙理性为尺度评判中国思想，如将“仁”译为 “benevolence”,弱化了儒家“仁”的本体论内涵；卫礼贤虽充满同情，但其阐释深受当时德国神秘主义思潮影响，将《易经》塑造为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之书。此时，中国经典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其形象仍被西方学术话语所“抽离”和“建构”为他者，其价值需经过西方学术体系的认证方得以成立。
进入21世纪，中国经典的译介活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并提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翻译活动呈现出主体性增强、双向互动性凸显的鲜明特征。
此时期的范式转型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翻译主体多元化，中国学者与学术机构从“失语”转为积极主导。例如，赵彦春以韵体英译《道德经》、许渊冲的经典诗歌翻译等，旨在从源语文化内部把握精神实质。第二，传播路径立体化，翻译工程与国家文化战略（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紧密结合，通过国际合作出版、数字学术资源共享等多模态渠道推动传播。第三，阐释取向价值化，翻译的目的从单纯的文本转换转向共同价值的发掘与对话。例如，安乐哲（Roger T. Ames）与罗思文（Henry Rosemont）合作重译《论语》，刻意避免西方哲学术语，采用“焦点—场域”（focus-field）等阐释性翻译，旨在还原儒家思想的关系性宇宙观，并使其成为可参与全球伦理对话的文化资源。
在此范式下，中国经典不再是被动的研究对象或奇异的他者，而是主动走向世界、寻求理解与共鸣的文明主体。翻译行为本身成为一种文明对话的实践，旨在推动中国智慧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供全人类共享的“世界性智慧”。
回顾中国经典外译的数百年历程，其范式经历了从“附会性阐释”（宗教化）到“抽离性研究”（学术化），再到“对话性互鉴”（价值化）的深刻演进。这一历程不仅是中国经典跨越语言边界的旅程，更是其文化身份从“被西方表述的他者”逐渐转向“参与全球对话的主体”的蜕变史。每一次范式的转向，都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人类对文明多样性理解程度的不断深化。历史经验表明，唯有超越单向度的输出或居高临下的研究，走向以平等尊重和共同价值探寻为宗旨的文明互鉴，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普遍智慧才能真正彰显其世界性意义。
二、中国经典中的“人类共同精神财富”
中国经典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与文化的限制，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智慧资源，关键在于其蕴含了一系列关于人类根本性问题的深刻思考。在当下全球治理失序、伦理共识薄弱、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这些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阐释，展现出极强的当代价值与对话能力。本节将选取三组核心观念，剖析其如何从“地方性知识”升华为可供全人类共享的“共同财富”。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的民族国家范式，强调主权独立与国家利益至上。然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时，各国往往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天下观”与“和而不同”理念，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天下观”是一种以“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情怀为核心的思想，以去中心化、包容性的世界体系想象为根本特征。《礼记·礼运》有云，“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即是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赵汀阳将其阐释为“一个世界”的哲学，其核心在于“无外”原则，即在这一框架中不存在永久性的他者或外部性，所有参与者都应以对天下负责为基本原则。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以关系性和责任性为核心的伦理基础。
与此同时，“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其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它承认并尊重差异性与多样性，追求的是在保持各自特质基础上的和谐共存，而非同质化的一致。这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东方方案，即通过对话与互鉴构建一种“对话文明”。这正是破解当前全球治理僵局所需要的政治智慧。
在伦理层面，儒家“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思想构成了一个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差序性伦理体系。其核心“仁”不仅是最高的道德德性，更是一种将自我与他人关联起来的“关系性”存在。安乐哲指出，儒家的“仁”是一种“角色伦理”，它通过在具体人伦关系中培养感通与回应的能力，为实现全球伦理从“抽象规则”到“情境化实践”的转化提供了路径。
“生生之德”（其源可溯至《周易·系辞上》中的“生生之谓易”）进一步将这种伦理关怀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生生”意指宇宙万物永不停息的创生过程，而人之“德”在于参赞化育、促进生命的繁荣。这与当今全球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在相通，但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与管理路径，赋予发展以深刻的伦理与生态向度。它要求人类的发展必须以维护和促进生命网络的整体繁荣为最高目的，从而为应对生态危机与科技伦理挑战提供了一个源于德性伦理的回应框架。
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源于道家与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观念，正日益成为建构生态哲学、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并非主张人与自然的简单同一，而是强调二者构成一个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通过“天人感应”思想阐述了人的行为应与自然秩序相协调。这种“整体性”思维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分认知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构建非对抗性的生态存在论提供了可能。
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它要求人类尊重万物固有的本性与规律，行事应因循自然而非妄加干预。这一思想深刻批判了现代性中那种以征服和控制自然为荣的倾向，倡导一种“无为”（即非强制性的行动）的生存智慧。它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古老回声，更是一种深刻的生态宇宙观，指引人类如何以谦卑的姿态诗意地栖居于地球家园。
中国经典中的核心理念，如“天下观”“仁爱”“生生”“天人合一”等，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共同财富”，并非因为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因为它们从各自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提炼出了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并给出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考维度。通过当代的创造性阐释，这些思想得以与全球治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生态哲学等现代议题进行深度对话，从而超越了其原初的历史与文化边界，展现出跨越时代的强大解释力与生命力。这正是中国经典参与塑造人类共同价值未来、为破解全球性挑战提供“东方智慧”的根本所在。
三、当代挑战与未来路径
中国经典的世界性传播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必须在传播范式上进行系统性创新。
首先，挑战在于阐释权的困境。西方学界长期主导对中国经典的阐释，常以其哲学框架进行切割与标签化，如将儒家伦理标签化为“威权符号”，将“道”简化为“神秘主义”，从而遮蔽其内在复杂性。打破这种“被表述”的状态，夺回文化话语权，已成为根本问题。
其次，传播效能瓶颈明显。目前的传播仍主要局限于学术界与汉学研究圈，尚未能有效触达西方公众与更广泛的知识界，导致中国智慧难以真正参与塑造国际大众的文化认知。
最后，“文化折扣”现象突出。经典中高度凝练的概念与思维方式，与西方受众之间存在较大理解差距，容易被简化、误读，甚至被视为“他者的奇观”，严重削弱了接受的效果。
应对这些挑战，须推动多维度创新：在路径创新上，应从单一文本翻译转向多维叙事，结合学术翻译与大众读物、影视剧、数字产品等，使抽象理念变得可感、可知、可参与；在主体创新上，应构建“中外协同”的阐释共同体，由中国学者提供深度文化解读，目标语国家学者进行语言转换与再创作，以兼顾准确性与接受度；在平台创新上，须借助数字化技术，如建设多语种经典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翻译，通过社交媒体以轻量化形式精准触达受众，实现“精准滴灌”式传播。
综上所述，破解阐释权、效能瓶颈与文化折扣三大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传播范式向多维叙事、中外协同与数字赋能的方向转型，使中国经典融入世界思想市场，成为被广泛分享的智慧资源。
四、结论：迈向一种新的文明对话伦理
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经典从“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智慧”的转型历程。其外译范式历经从“宗教附会”“学术抽离”到“文明互鉴”的演进；“天下观”“仁爱”“天人合一”等理念彰显出应对全球问题的普遍价值。面对当前传播困境，需以多维叙事、主体协同与数字赋能等创新路径予以破解。
这一历程的本质是中国经典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价值被不断重新发现与世界化。其核心启示在于，中国经典传播的终极目的并非文化“输出”，而是参与构建一种基于平等、互鉴与共享的文明对话伦理。它拒绝中心主义，主张所有文明具有同等价值，均可为人类未来提供“思考选项”与“智慧参考”。中国经典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自传统、直面普遍问题的思想资源。
展望未来，这一进程将助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构。我们应避免简单套用西方话语，转而从自身文明传统中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与叙事，以此为基础，开展与世界平等、建设性的对话。唯有持续为全球提供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思想公共品，中国经典的世界性意义方能充分彰显，文明对话的新伦理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作者信息：黄振华，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02206。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