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承诺指的是政党对国家发展前景与个体生活图景的诺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承诺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又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还关注政党承诺本身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从源头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昭示着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的红线。实践有力地证明，政党承诺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与独特优势。在国家治理中，政党承诺通过理论、理念和话语表达呈现出来，通过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实践体现出来，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的引领价值。
一、国家治理中政党承诺的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政党承诺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不断提出并兑现政党承诺，将政党承诺转化为切实的国家治理绩效。
第一，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党承诺的提出与确立。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其政党承诺孕育于国家治理的实践之中，体现在国家治理的理论体系、方针政策与制度设计之中。其一，宏观的政党承诺确立国家治理的整体目标与系统进程。宏观的政党承诺既关涉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问题，又关涉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1]，将人民置于政党承诺的中心位置，政党承诺贯穿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主线，贯穿着社会主义本质对于国家治理的要求，从而坚守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属性。其二，中观的政党承诺确立国家治理的各领域目标与阶段性进程。在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环节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与总体布局紧密关联的分领域目标，并作出了相应的政党承诺。中观政党承诺表现为宏观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展开，确保国家治理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 等都是政党承诺在不同领域的表现，体现出政党承诺的广泛性与层次性。其三，微观的政党承诺确立国家治理的具体目标与现实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承诺具有真实性、现实性，这些承诺是可以具体化的，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例如，脱贫攻坚中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就是具体化的政治承诺，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吃穿用度、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等方面的保障。概言之，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的政党承诺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基础目标与发展图景。进一步看，政党承诺要想切合实际，就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形象地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3] 在国家治理中，政党承诺不是抽象的，其旨在解决国家治理各领域中的问题，严谨系统的调查是形成合理政党承诺的必备构件。由此，确立起以现实为导向的政党承诺，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两种情形，一种是承诺过高难以实施的情形，另一种是承诺与人民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第二，国家治理进程中政党承诺的恪守与践行。政党承诺一经提出，就对国家治理实践产生了约束力。一个具体政党承诺的提出，能够明确国家治理在某个具体领域的崭新发展目标，对于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产生方向性的引导作用。首先，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的恪守与践行，有赖于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党员肩负着履行政党承诺的责任，必须珍视承诺、信守承诺，将政党承诺作为工作的原则与实践的遵循，成为政党承诺的承载者、实践者。每一位党员履行政党承诺的行动都是具体的，都必须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提出“推行党员承诺”，“有条件的党员每年要承诺为群众办一两件实事。承诺内容要切合实际，具体可行，履行承诺的情况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4] 其次，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的恪守与践行，依托于坚实的组织基础与动员保障。从历史的角度看，“党的组织向全社会的渗透，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同时也扭转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散沙般无序的状态”[5]。（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从政党承诺的角度看，党的组织是贯彻政党承诺的坚实载体。在国家治理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具备有力的动员能力，实现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社会动员，既推动党员开展践行政党承诺的治理实践，又调动起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共同推动政党承诺现实转化的积极性。再次，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的恪守与践行，归根到底依靠坚实的制度保障。在国家治理中，政党承诺的恪守还需要发挥制度体系的刚性约束与根本规范作用，才能确保政党承诺不走偏、不变样。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为实践政党承诺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通过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确为全体党员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恪守政党承诺的实践优势。
第三，国家治理进程中政党承诺的兑现与落实。政党承诺有其固有的生命周期，必须要在特定时间内加以落实，才能真正彰显国家治理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在国家治理中，政党承诺的兑现方式主要有渐进式、整体性与合理化这三种方式。其一，“渐进式”：循序渐进兑现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兑现政党承诺、实现发展目标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兑现政党承诺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遵循着从初阶目标到高阶目标的演化规律。一些政党承诺需要分步骤、分阶段落实，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二，“整体性”：全面系统兑现政党承诺。兑现政党承诺关乎党的形象，必须要完整准确、不折不扣地兑现。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6]。从领域与方式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政党承诺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承诺往往与其他承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全面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例如，在谈及打赢脱贫攻坚战时，习近平就强调，“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7]，“各省区市都层层签了军令状，承诺了就要兑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上上下下必须把工作抓得很紧很紧”[8]。这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全面兑现政党承诺的坚定决心，又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全面落实政党承诺的严格要求。其三，“合理化”：合理评估政党承诺的兑现状况。国家治理有必要对政党承诺的兑现落实状况进行“质”与“量”双重层面的评估。评估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其根本诉求在于推动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得到更好的兑现与落实，在于合理认识与妥善解决兑现政党承诺的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前一周期政党承诺的兑现状况，也可以为下一周期政党承诺的提出与确定提供有益参照。
二、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
政党承诺打通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之间的板结，维系起国家治理的关系纽带，增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协同性。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与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有力抓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治理支撑。
第一，政党承诺联结了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政党承诺是一种独特的理论表达，是考察国家治理实践的一个独特视角，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 国家治理理论的实现程度，也总是取决于这些理论对于国家需要的满足程度。政党承诺能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目标设定，推动国家治理理论深度满足国家治理实践的需要。由此，政党承诺可以成为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汇合点，推动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
政党承诺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与发展目标，对国家治理理论的建构有着基本的要求，对于国家治理实践的开展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一方面，政党承诺为国家治理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基础方向。正所谓，“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0]。国家治理理论是对国家治理本质的把握，政党承诺是对国家治理本质的集中表现。国家治理的新现象、新经验、新境遇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以以政党承诺为中介，一是看这些经验是否合乎现有政党承诺的要求，二是看这些经验能否进一步塑造新的政党承诺。理论建构不能漫无目的，必须切中国家治理的根本需要。国家治理正在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在现象层面，我们对于国家治理的感性认识不断深化，这其中既有为实践所检验的正确的、积极的经验，也有为实践所检验的错误的教训。政党承诺是一种明晰的“标准”，是一种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方法论”依据，合乎政党承诺的经验方能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与政党承诺预定方向相偏离的教训则应当被记取或重新审视。由此，政党承诺方能在国家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深化，实现更高层次、更多维度的拓展。另一方面，政党承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政党承诺是一种标志性的符号，是一种直接性的工作目标。政党承诺将国家治理理论浓缩为一个清晰、易懂、直接的实践原则，成为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遵循，推动国家治理实践更具有目的性、协调性，使国家治理理论的效能在实践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从而化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第二，政党承诺维系起党和人民群众的纽带。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政党承诺必须置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进行理性认识并得到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承诺在理论上有着明确的表达、在政策中有着具体的主张、在实践中有着丰富的体现，为密切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价值支撑与实践支撑。进一步看，政党承诺与民心的命题紧密关联，可以说，政党承诺是恪守初心、呼应民心的关键，是形成良好的党群关系所应关注的理论命题。从思想内涵上看，“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11]，政党承诺就是出于公心的命题，就是体现民心的思想。
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交往纽带的作用，具有激活国家治理主体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功能，推动国家治理主体倾听民意、获得民心。一方面，政党承诺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深层扎根，维系起政党同人民之间的信任纽带。以政党承诺为引领的国家治理，是“有根”的治理，而不会沦为“无根”的、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相脱节的治理。政党承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对于人民的责任，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的要求。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阐述过中国共产党忠实履行承诺之于建立党群信任纽带的现实作用，他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13] 另一方面，政党承诺作为国家治理的独特命题，推动人民群众更加全面地理解国家治理的特质与优势，树立起坚实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能动性并不一定会自发地生成，人民群众只有在认识到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国家治理之间的一致性时，才可能更积极地投身国家治理实践。政党承诺以话语、概念、命题和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体现着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国家治理实践的重大进展。政党承诺成为具有吸引力的符号，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国家治理是执政党兑现政党承诺的实践活动，其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休戚相关。由此，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推动塑造强劲的主体动力机制，避免主体消极、被动地参与国家治理，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投身国家治理的能动性问题。
第三，政党承诺为国家治理提供协调机制与发展机制。国家治理是长周期的活动，延续性与生命力是关乎国家治理成败的重要保证。国家治理必须在稳定与发展中找到一个积极的平衡点。这就要求，国家治理既要守正，又要创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需要有坚实的目标导向与理论支撑，而二者的汇合点正在于政党承诺。政党承诺提供了内生性的协调机制与动力机制，赋予国家治理以强大生命力。
一方面，政党承诺为国家治理提供一种协调机制、稳定机制。用通俗的话说，“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一件抓落实”正是政党承诺确保国家治理稳定性、协调性的现实表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形成一整套”[14]。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制度安排不是孤立的，但制度之间确乎存在张力乃至矛盾，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的成效，阻滞着国家治理的进程。政党承诺所发挥的这种协调机制，要旨在于一切制度变革都必须更好地落实与兑现政党承诺。诚然，并不是所有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进行深层次变革，既有制度中能有效实现党对人民承诺的要加以肯定与保留，而阻滞政党承诺兑现的部分就必须加以扬弃与改革，这便是内置于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深层制度变革逻辑。
另一方面，政党承诺为国家治理提供一种发展机制。政党承诺主要指向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展望以及国家发展图景的描摹，关涉近期、中期与长期三种时间尺度，这三种时间尺度下的政党承诺是层层递进的。就目前国家治理状态而言，近期政党承诺主要指向“十四五规划”，时间尺度主要以五年为计；中期政党承诺主要指的是2035年远景目标，时间尺度以15年为计；而长期政党承诺，则在于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间尺度以30年为计。政党承诺及其蕴含的时间尺度，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线索，构成了国家治理实践的时间性规定。而这样一种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地将国家治理的政党承诺转化为政党行动，将发展图景转化为社会现实，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新发展、新突破。
三、政党承诺推动国家治理的价值实现
政党承诺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话语，进一步发挥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显著优势。理解政党承诺对于国家治理优势的塑造，可以从权威性、人民性与有效性这三个基本维度切入。
第一，政党承诺形塑国家治理的权威性。政党承诺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并确立，并依靠党和国家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中落实。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兑现，是塑造党和政府良好形象的重要形式，是塑造党的权威性的关键因素，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国家治理的权威性是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治理的一种自觉认同、自觉参与状态，是有效凝聚国家治理主体力量的关键所在，其体现在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权威地位以及国家治理本身的权威属性上，其基本功能在于推动国家治理各项活动的高效展开。从根本上看，国家治理的权威性是由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所赋予的。政党承诺主要为维护党的权威与形象提供了道义感召、物质基础以及实践支撑。
一方面，政党承诺形塑国家治理的形象，从形象维度塑造国家治理的权威性。国家治理的形象指的是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治理目标、绩效、价值的直观把握与感性理解。政党承诺内在刻画出国家治理的现实诉求与发展进路，直接呈现出国家治理的内容、方向和进路，有助于深化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的认识与理解，激发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权威性的内生性认同。与此同时，政党承诺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独特命题，可以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理论增长点，用于诠释国家治理权威地位的来源，进而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凸显我国国家治理的特质与优势，建构起国家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从国家形象的视角来看，“尽管中国在崛起，但中国还远远没有满足人们心目中的大国定义和形象”[15]。在国家治理中，还有许多形象资源、形象因素可供挖掘。塑造大国形象以及国家治理的形象，必须回归并追溯政党承诺，充分挖掘政党承诺的理论资源。由此，既从形象维度增强国家治理的权威性，又更好地从国家治理实践中找到构建大国形象的着眼点，成为政党承诺价值实现的进阶向度。
另一方面，政党承诺巩固国家治理的价值内核，确保国家治理性质在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从本质维度赋予国家治理以权威性。我国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生动体现在政党承诺当中，二者是互嵌的，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驱动的国家治理逻辑。政党承诺是具有权威性的目标，体现着国家治理的价值正当性与实践规定性。权威性的政党承诺进驻国家治理，再加之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的根本支撑，可以避免一些国家在治理过程中频繁出现的“相互掣肘”“相互否决”“政治极化”等情形，避免国家治理的某些重要议程陷入僵局。总而言之，政党承诺正是一种具有权威意义的价值表达和理论主张，是表达、展示、巩固国家治理权威性的重要支撑。
第二，政党承诺凸显国家治理的人民性。人民群众是国家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国家治理的决定性力量。人民性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根本属性，政党承诺是国家治理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中，政党承诺的确立、践行与兑现的全过程，就是国家开展以人民为中心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整体设计国家治理图景与确立政党承诺之时，就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中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16]，正因如此，在坚定人民立场、坚守政党承诺的基础上，我国国家治理才能在不断的实践积累中形成“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7]。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形式上维护民众利益，但实质上维护资本家与特权集团的利益，形式与实质不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承诺则显示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体现了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真实追求。
具体看来，政党承诺对于国家治理人民性的塑造有着鲜明的现实导向。一方面，围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确定政党承诺，推动国家治理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立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庄严的承诺，不断发展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公共政策体系，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围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确定政党承诺，推动国家治理为实现当前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载体。（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历史的、具体的内涵，涉及物质生产、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各领域、各方面，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是一个具有引领性价值的政党承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政党承诺，贯穿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例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民主政治条件，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撑，发展生态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基础性、可持续的生活条件，等等。这些都是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丰富表现。总的看来，政党承诺给予美好生活、美好社会以积极关注，推动国家治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政党承诺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指标体系来衡量，指标体系的制定、测量与评估必须以国情为准绳。除了指标体系之外，一些定性的评价、主观的感受、感性的体验，同样可以作为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参考依据。从中国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使天下大治，就是一个制度的基本合法性”[18]。天下大治，既可以转化为一个可供测量的指标体系，也可以转化为国家治理参与者的主观体验。对于中国而言，要想使天下大治，就必须要顺应政党承诺的既定方向并将其在实践中加以兑现与落实。
政党承诺确保国家治理主体“在场”，从主体维度增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里的“在场”，指的是国家治理主体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国情具有深度复杂性，要想有效开展国家治理，主体的代表性、多样性至关重要。政党承诺凝结着党与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需要以及共同价值追求，因而具有吸纳主体力量的积极效能，能够从利益与需要的不同角度出发激活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动性。由此，兑现政党承诺就成为多样化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的建设性事业，主体始终“在场”，各方面的智慧与资源汇入国家治理中，推动国家治理实践向纵深展开。
从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比较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政党承诺的有效、真实、具体兑现，可以避免出现类似于一些国家将选举承诺变为“空头支票”的失效治理情形。西方多党制下政党选举时的承诺与政党实际的行动成了“两张皮”，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在美国，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而言，“什么能帮助他们赢得选举，他们就干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党魁们把代表大财团和特定阶级利益的观念加入进去。当然，选举获胜之后，他们可能全然不顾竞选时的诺言，另行其事。选民此时已难以加以控制。”[19] 这些政党作出的诺言具有虚假性，缺乏必要的落实机制，也就从根本上难以实现。这一点为美国民主政治过程所印证，例如，奥巴马从选举时呈现的“变革”总统形象变成后来的“妥协”总统，“当初的竞选承诺不是成了泡影，就是打了折扣，政策缺乏连贯性和长期性”[20]。与之相反，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贯穿着党对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中体现着自身的政党承诺，体现着对于民心与民意的回应，“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21]。由此，国家治理主体的交往更具有真实性、广泛性与有效性，而非仅仅停留于某个时段、某个时刻的“虚假”交往。
四、结语
理解我国国家治理的划时代变革，必须确立起以中国为本位的学术立场与学术主张，必须关注与发掘中国概念、中国命题。政党承诺是我们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性突破的一种可能视角，是继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理论资源与实践资源。从历史维度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承诺，围绕着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展开，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激励广大党员和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党承诺围绕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展开，激励广大党员和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政党承诺围绕着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展开，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激励广大党员和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承诺围绕着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展开，激励广大党员和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关涉巩固政党承诺的历史性课题。建章立制必须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目标在于解决国家治理中的具体问题。政党承诺是众多国家治理问题议题的理论升华，是众多国家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既有抽象的、一般的、整体的承诺形式，又有微观的、具体的、生动的承诺表述，可以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提供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价值引领与实践引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政党承诺本身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这一制度的独特因素。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可以巩固国家治理主体的初心和使命，明确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同时，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也为政党承诺在国家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2]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很多新特质，其中，政党承诺就是能够反映这条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新”的重要因素。政党承诺是走自己的路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新阶段必须继续坚持并深化研究的理论命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然开启，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自己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必须把握新时代新阶段贯彻政党承诺的新要求，由此才能牢牢将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6页.
[2]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7-18页.
[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111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页.
[5]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87页.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
[8]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64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1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7页.
[1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15]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17]《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
[1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21页.
[19]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20]柴尚金:《变革中政党: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
[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文章选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