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就业群体的历史出场，本质上是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等新型生产方式替代传统工业组织模式的必然结果，对依托“单位制”建立的传统党建模式构成了结构性挑战。具体表现为政党组织化整合的刚性要求与新就业群体高度流动性的张力；政党传统的宣传教育职能与群体利益诉求工具理性的张力；政党引领的秩序逻辑与平台资本控制的技术逻辑的张力。针对这些张力，未来方向在于超越单纯的组织覆盖，迈向一种系统性的治理生态构建，将党建工作深度嵌入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与生活场景，最终实现政治引领与治理效能的统一，巩固党在新兴领域的执政根基。
【关键词】新就业群体党建 历史出场 内在张力 优化方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党中央高度重视“三新”党建工作，持续加强工作部署和政策供给。这不仅标志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在新领域的全面拓展，更深刻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社会结构深刻变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作出的深远战略擘画。新就业群体党建并非简单的党建工作范围的延伸，而是新时代社会整合与制度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这项工作的成功推进，不仅将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贡献宝贵经验，更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前行、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巩固奠定坚实而广泛的社会根基。
一、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历史出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党的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工作的场域、内容、形式与方法，必然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迁。
（一）地域性嵌入：传统社会的党建模式与阶级动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是一个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导、外部面临列强侵略、内部存在封建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空间场域上，这一时期的党建工作主要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展开。党建工作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其核心场域是广袤的农村，党支部建在村上，党的工作围绕发动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展开。正如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等条件。而“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党建工作的场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化”和“阶级动员”特征。在社会场域上，党建工作的核心任务是打破传统宗族纽带，构建以“阶级”为核心的新型政治认同。这一认同生产的过程被一些学者描述为中国革命中的“翻身”现象，即通过“诉苦会”“阶级划分”等方式，将分散的农民塑造为具有共同阶级利益和政治意识的革命主体，不仅“突破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还使原来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产生新的认识，并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翻身感”成为许多民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动力，为完成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动员奠定了基础。在组织场域上，凸显出军事化与半军事化的组织逻辑。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党的组织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有军事化色彩，强调高度集中、统一指挥、铁的纪律，推动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工人和农民快速成长为具备强大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以此保证在分散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阶段，党建工作成功地在一个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中，通过创建地域性政治—军事共同体和重塑社会阶级认同，开辟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初始场域，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组织化贯通：工业时代的单位体制与总体性整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开启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工厂、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大规模、标准化、集中化生产。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变革，催生了“单位制”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党建工作也随之实现了其场域从革命时期“地域性根据地”向建设时期“组织化单元”的宏大转型，完成了对城市社会乃至整个国家肌体的深度嵌入与全面整合。由此形成的单位制党建就是以“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内嵌于这种“单位社会”形态之中，“为了谋求社会整合和推进现代化，并与此同时确立和巩固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核心地位”。总的来说，单位制和单位制党建在全国范围内促成了一种同质性极高的“总体性社会”，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在空间场域上，“单位”不仅是生产场所，更是集政治、经济、社会、福利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体。党建工作通过“支部建在单位上”，实现了对城市社会肌理的无缝隙覆盖。工厂、机关、学校、国营企业成为党建工作的主阵地。在社会场域上，个人通过单位获取资源与身份，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形成了对单位的全面依赖，还在单位的生活场景中形成了独特的单位文化和道德伦理，“单位社会的生活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社会行为的常态。”党建工作正是基于这一组织和文化结构，将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人员管理、福利分配等全部纳入单位体系，实现了对“单位人”高效而全面的政治整合与秩序建构。在组织场域上，与计划经济和大型组织相适应，党的组织建设走向高度科层化和制度化。党内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组织生活趋于规范化，形成了自上而下、层级分明的执行体系，确保了党对庞大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的有效掌控。这套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新中国能够完成社会革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基础的关键组织保障。它将党在革命时期锻造的组织优势，成功地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
（三）网络化调适：数字时代的空间拓展与科层张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生产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知识、数据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涌现，社会交往方式呈现出去中心化、即时性、虚拟化的特征。生产方式的这一深刻变革，正在对传统的党建工作场域进行着“解构”与“重构”，使其呈现出“网络化”和“再组织”的复杂态势。在空间场域上，党建工作的场域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大规模向网络空间延伸。智慧党建平台、线上组织生活、网络党课等成为新常态。在社会场域上，“单位制”的式微和灵活就业的普及，导致社会个体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乃至“网络人”，其劳动状态也由过去以单位为核心转向以数字平台为技术支撑、零工经济为生产方式的“过渡劳动”状态，这种劳动方式的平台化转变使传统的组织覆盖模式面临挑战。党建工作必须探索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网络社群等新兴场域中建立组织、发挥作用的新路径，实现对社会流动个体的“再组织化”。在组织场域上，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网络舆情时，显得反应迟缓。党建工作需要探索更为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动员机制，提升组织的敏捷性和回应性。数据驱动决策、精准化教育管理、个性化服务成为党建工作的新要求。“经济社会数智化转向正推动现代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效能发生深刻变革，促使数智化党建逐渐成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范式。”这要求党组织必须完成从依托“组织化单元”到驾驭“网络化节点”的深刻转变，通过理念、机制和技术的全面革新，实现其在数字时代的“再组织”与功能强化。
在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生产的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变革，既带来了传统组织优势被稀释的空前挑战，也提供了拓展执政基础、革新治理模式的重大历史机遇。个体化是以新就业群体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群体的重要特征，其实质是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迫从家族、单位等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网络中脱嵌，以个体为单位直面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但这种个体化并不意味着危及社会整合，相反，脱离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个体不得不更加依赖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这为新时代党建工作开辟新的社会整合路径创造了契机，具体表现在网络空间拓展了其场域的广度，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考验其整合的深度，而扁平化挑战则迫使其进行组织的现代化升级。这是一次比前两次转型更为复杂和艰巨的再组织、再赋能过程。
二、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内在张力
数智时代新就业群体党建所遭遇的组织覆盖与有效融入难题，并非简单的技术性或操作性障碍，而是深嵌于当前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结构性产物。网络化、数据驱动的平台逻辑替代了传统的科层制企业框架；算法治理重塑了劳动控制与权力关系；前两者共同作用，加剧了劳动者“社会原子化”的生存境况。其内在矛盾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侵蚀了传统党建所依赖的组织边界、权威关系与集体性基础。
（一）组织体系的固化网格与劳动形态的流动网络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然而，新就业群体“强分散、高流动、差异大、类型广、规模小”等核心特征，恰恰对党组织追求的稳定性构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从现实表征看，首先，从业人员的流动性极高。一名快递员或网约车司机可能同时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其工作和生活区域频繁变换，服务周期长短不一，且其生产活动并不与平台直接发生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种跨平台、跨地域、高频次且不发生正式劳动关系的流动性从业方式，使得传统依托于固定工作单位、固定居住社区的党组织设置模式难以有效发挥效能。其次，党员底数难以精准掌握。由于组织关系与实际工作地分离，大量党员处于“人户分离”状态，加之企业不愿或无力进行精细化管理，导致“口袋党员”（组织关系在身，但不参加组织生活）和“隐身党员”（不主动亮明身份）现象普遍存在，这使得一直以来以党员为抓手的党建工作方式失去了有效的着力点。最后，新就业群体内部呈现出显著的业态异质性与类型分化特征，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红主播、网约车司机等不同群体在空间分布、工作模式、就业形态、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例如骑手关注安全保障、主播重视技能提升、网约车司机聚焦接单公平等。新就业群体的内部多样性对传统党建的同质化工作模式提出挑战，促使党建工作提升其公共服务供给功能，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的多元需求。
总的来说，新就业群体党建陷入组织化难题的根源，在于工业时代形成的、基于业缘和地缘的并以科层技术为依托的传统组织逻辑，与数字时代催生的、基于网络化和个体化的、以零工经济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过渡劳动逻辑之间的深刻冲突。前者强调集中、稳定和可控，后者则表现为分散、流动和自主。当试图用前者的框架去“框定”后者时，必然会产生结构性的摩擦与错位。
具体来说，这些从业者在社会结构中系统性地脱离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赖以存在的两大基石，即作为工作场所的“单位”与作为生活场所的“属地”。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在新就业群体身上被急剧加速和彻底化，使他们进入一种组织性的“悬浮”或“漂泊”状态，从而对国家治理体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冲击。首先，劳动关系的模糊化使得现行劳动法律和社保法规难以适用。由于平台企业通常规避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从业者难以被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其在工伤、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权益面临巨大风险。特别是其中占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即便有意愿也难以在就业地以职工身份参保。其次，该群体的高度流动性、跨地域作业和收入的不稳定性，使得传统的以地域和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方式失效，“甚至带来国家治理的特定信息盲区”。可以说，新就业形态在所有核心维度上都与传统模式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重要的是治理层面的。传统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恰恰建立在对“单位人”和固定时空逻辑的掌控之上。当治理对象变为流动的、去组织化的“社会人”，且其行为日益受到非国家行为体——平台算法的调控时，原有治理体系的根基便发生了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新就业群体也难以被平台的算法技术有效组织起来。他们与平台的关系本质上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即时交易关系，而非具有社会性、情感性和伦理价值嵌入的组织网络关系。平台扮演的是任务分发与绩效监控的角色，而非传统“单位”所承担的全面社会政治功能，其结果是个体和公共的制度化关联中断，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面临没有组织而必须为自己负责的局面。具体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则意味着其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日益与实体化的组织体系相剥离，进而被整合进一个无远弗届的数字网络中，其社会文化心态不再与工作场所的性质高度趋同，也难以对当下的生活空间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可以说，在新就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类别，这对传统党建工作的组织化逻辑构成了直接挑战。
（二）治理结构的条块分割与平台生态的系统整合
在对组织覆盖的空间布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之后，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核心症结就指向了相关治理主体的权责配置困境。目前“行业管理部门之间、行业管理部门和属地之间在责任边界上还不清晰，‘都管都不管’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谁来主责、如何协同”成为紧迫的治理难题。这一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其一，平台企业的角色定位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作为连接、管理新就业群体的关键枢纽，平台企业在理论上被寄予了承担党建主体责任的期待。然而，其根本属性是遵循市场逻辑与资本增殖规律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理性与政治任务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部分平台企业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选择性遵从与象征性执行的倾向。一方面，出于政策合规性与声誉管理的需求，平台企业会进行形式上的配合；另一方面，由于党建工作被视为可能侵蚀利润的附加性行政成本而非内生性责任，其资源投入、组织保障与实质性参与的意愿严重不足。其结果是，平台内嵌的党组织功能易被“悬置”，难以对企业的核心运营（如算法、薪酬、劳动保障）产生实质影响，党建工作的核心主体责任在市场逻辑的冲击下被显著弱化乃至虚化。其二，政府层面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典型的“条块分割”特征，引致协同失灵。新就业群体党建作为一项跨领域、综合性的社会治理议题，“有机结合了单位、行业、非公企业、街道社区等党建模式，表现出更多的复合性”，其管辖权能被分散于组织部门、网信、交通、市场监管等多个纵向的职能部门与街道社区等横向的属地单元之间。各“条”状部门倾向于从行业监管本位出发，其政策难以覆盖跨行业、跨地域流动的劳动者；而各“块”状单元虽有属地管理之责，却往往因缺乏对平台经济的有效介入手段与信息资源，而难以采用既有的党建工作方式介入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这种治理单元的碎片化与权责配置的模糊化，导致党建的组织覆盖和实际影响出现缝隙、重叠与冲突，最终造成了责任耗散与治理合力缺失的困局，难以构建起一个权威统一、运转高效的责任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家治理的“条块”架构与平台资本的“系统”架构之间的不兼容是造成治理体系权责配置困境的根源。“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将管理权限划分给纵向的行业部门和横向的属地政府，这在边界较为清晰的社会治理领域具有显著治理成效。然而，平台企业作为一个高度整合的经济社会系统，它通过算法统一管理着跨地域、跨行业的庞大劳动力队伍，自成一体地形成了一个“治理飞地”。党建工作作为一项跨领域、综合性的治理议题，其管辖权却分散于多个“条块”部门，必然导致治理缝隙。更深层次看，这是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冲突，党组织追求的是凝聚人心、巩固执政的政治目标，而平台企业追求的是资本增殖与市场扩张的经济目标。当这两种逻辑在平台场域相遇时，若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利益协调机制，政治任务便极易在经济理性面前被边缘化。
（三）政治功能的认同建构与群体诉求的工具理性
新就业群体党建面临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张力不仅存在于党组织与平台企业之间，同样也存在于党组织与劳动者个体之间。“新就业群体大多以个体形式开展工作，与其他从业者之间缺乏稳定的合作关系，难以形成统一的群体意识”。因此，如何在一个“弱关系”的社会交往场域中构建一个“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则是新就业群体党建的又一内在矛盾。平台经济的社会交往模式以“弱关系”为主导。从业者与平台、从业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大多是工具性的、短暂的，甚至是匿名的，而从业者之间又往往是竞争而非合作或交换关系，缺乏形成稳定社会联系的土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支部在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强关系”组织。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稳定的成员、清晰的科层、定期的面对面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培养的集体认同与政治忠诚。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而这一切都高度依赖于成员之间长期、稳定、可信赖的强关系网络，“在‘熟人社会’特质越强的情况下，党的正式治理体系（党组织体系、考核、督查制度）才越能够发挥作用”。显然，在一个由算法驱动且社会关系高度个体化的环境中，培育这种强关系的基础几乎不复存在。此外，传统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和管理性的，即上传下达、贯彻上级精神、维护社会稳定。其认同性与吸引力主要源于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治地位。然而，新就业群体最迫切、最真实的需求，却是工具性的和权益性的，例如寻求更公平的平台抽成、获得可靠的社会保障、在劳动纠纷中得到法律援助、提升职业技能以增加收入等。当党组织提供的“产品”（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与该群体的核心“需求”（权益保障、服务支持）发生严重偏离时，党组织的吸引力和现实关联性便会大打折扣。
具体来说，党建功能上的供需失衡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服务供给上存在着程序性服务过剩与权益性诉求回应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当前，各地党组织普遍以建设实体服务阵地（如“暖心驿站”）为抓手，其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于满足该群体工作流程中的基础性、后勤式需求，如临时休憩、饮水充电等。这类服务虽具有即时性与可见性，但在本质上属于对劳动过程的辅助与修补，而非对劳动关系核心矛盾的介入。然而，新就业群体的核心焦虑与集体诉求，更多地指向了由平台资本与算法治理所引致的结构性困境，包括劳动权益的法律界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覆盖、职业晋升路径的制度性安排，以及算法权力的透明与制衡等深层次的权益与分配议题。当党组织的服务供给长期徘徊于浅表的生活便利，而对这些根本性的权益诉求缺乏有效的回应渠道与干预能力时，其服务的边际效用将迅速递减，无法触及群体的真实痛点。其二，上述供给错位直接引致了政治认同被悬置乃至弱化的风险，使得党建工作在新就业群体中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现象。政治认同的建构，本质上是一个基于价值共享与利益代表的持续互动过程，制度绩效和个人利益是影响个人政治认同形成的最主要因素。若党组织的服务始终无法切入群体的核心利益关切，其在成员心目中的角色定位就可能被“工具化”与“去政治化”，被窄化为一个提供边缘性福利的社会服务机构。这种角色形象的矮化，将严重侵蚀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发挥。
（四）党建工作的传统路径与赋能手段的数字鸿沟
面对以数字化、平台化为核心特征的新经济业态，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于新兴领域党建已成为未来的方向和发展趋势。传统党建工作的方法论呈现出深刻的“时代差”与适应性困境，其突出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迟滞与组织行为的“内卷化”趋向。首先，存在着治理手段与治理对象之间的“数字鸿沟”。新就业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其劳动过程、社会交往与身份建构已深度嵌入数字化场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党建工作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较为缓慢，技术应用多停留在浅层的“线上平移”，如功能单一的党建应用程序（APP）或信息单向发布平台，未能利用数字技术重塑组织逻辑与工作流程。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的运用缺位，导致党组织无法对该群体的行为模式、利益诉求与思想动态进行精准的数字画像与动态的趋势研判。工作决策依然依赖于传统经验而非数据驱动，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与政治引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数字技术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的巨大潜能被严重抑制。其次，在科层制的考核压力下，基层党建实践易于陷入形式主义与“内卷化”的恶性循环。面对上级对工作“亮点”与量化指标的追求，基层组织的行动逻辑可能发生目标置换，即工作的重心从追求凝聚服务、政治引领的实质效果，转向了营造可供展示、易于量化的政绩景观，如组织的挂牌数量、活动的举办频次、阵地建设的视觉呈现等。这种趋向进一步催生了“内卷化”，在缺乏实质性模式创新的前提下，组织行为陷入一种低水平的、自我循环的复杂化，造成行政资源的巨大耗散。
这一张力揭示了党建体系在数字时代转型中的适应性危机。新就业群体是“数字原住民”，其行为逻辑、社会交往和诉求表达都深度数据化。然而，党建工作的核心方法论仍带有深厚的传统烙印，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群体诉求的动态感知、精准画像和趋势研判。其背后的深层矛盾是，一个依赖于层级汇报、经验决策的传统组织体系，与一个需要扁平化、数据化、智能化响应的治理对象之间的不匹配。此外，科层体系的“压力型”体制与数字化治理所需的“效能型”体制发生冲突。上级对标准化、可视化政绩的追求，迫使基层在无法进行实质性创新时，转向形式主义的“内卷”以应对考核。这不仅抑制了党建工作真正的数字化转型，也进一步拉大了党组织与数字一代劳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这四大矛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棘手的负向反馈循环。群体的流动性使得传统组织难以立足，迫使党建工作不得不依赖平台企业这一关键节点。然而，平台角色的模糊性使得通过企业进行有效动员变得困难重重。为了绕过平台直接联系群众，党组织尝试提供服务，但由于缺乏对群体核心诉求（多由平台算法和用工模式造成）的深刻理解和干预能力，加之数字赋能不足，导致服务供给常常与需求错位。错位的服务难以建立真正的政治认同和组织归属感，这种成效的缺乏反过来又可能催生形式主义和“内卷化”。最终，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进一步加深了新就业群体与党组织之间的隔阂，使最初的组织覆盖难题变得更加难以破解。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必须采取系统性的、多维度协同的解决方案，“构建新的治理架构、治理平台与治理机制，并形成一套促使多方主体广泛参与、协商、合作、共荣的体制机制与制度体系”。
三、提升新就业群体党建质量的优化方略
习近平指出：“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未来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需“重新激活群众路线”“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有效政治整合”。推动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化，治理责任从模糊地带向权责清晰过渡，凝聚服务从单向供给向双向互动转型，工作方法从经验驱动向数字赋能升级。最终构建起一套适应新业态发展规律、契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将党建工作真正转化为凝聚人心的政治优势、促进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完善基层治理的强大动能。
（一）以敏捷化创新组织机制，构建“条块融合、以块为主、线上线下”的立体化组织覆盖体系
针对新就业群体高流动性与传统党组织追求稳定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破解组织有效覆盖难题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属地化、单位化的建制壁垒，构建一个动态、开放、多维的立体化组织覆盖网络。这一体系的核心是“条块融合、以块为主、线上线下”，旨在实现对新就业群体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的有效管理。首先，“条块融合”是组织覆盖的结构性策略，最大可能减少条块之间的摩擦，形成治理的最大合力。“条”指的是行业或产业链条，主要依托平台企业、头部企业及行业协会建立党组织。同时，应大力推动在快递物流园区、网约车租赁公司、直播MCN机构等产业链关键节点上建立联合党支部或行业党总支，形成纵向的行业党建链条。“块”则指街道、社区、楼宇、商圈等区域性党组织。这是稳定新就业群体党员的压舱石。通过提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能力，使其成为党员线下归属感的物理载体。“以块为主”是该策略的重心所在，因为无论从业者如何变换平台（“条”），其居住地或主要活动区域（“块”）相对固定。社区党组织应承担“兜底”责任，通过网格员走访、大数据比对等方式，主动发现辖区内的新就业群体党员，将其纳入社区管理，确保党员无论在哪个平台就业，都能找到一个稳固的组织。同时，社区工作者要创新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实践，其“有效作用的方式不是宣讲、复制或挪用既成的伦理教条，而是基于社会互动来执行国家的照管责任、教化角色和仲裁功能”。因此，采用富有情感的、面对面的、日常化的互动方式应当成为社区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党建工作的优势条件。此外，条块融合的关键在于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平台党组织（条）应定期将党员信息推送到其常住地或活动地的社区党组织（块），而社区党组织则可以为平台党组织开展线下活动提供场地和资源支持，形成良性互动格局。
其次，“线上线下”是组织覆盖的技术性与情感性保障。“线上”覆盖是适应群体流动性的必然选择。利用微信、钉钉等即时通讯工具或开发专用的“智慧党建”APP，建立“云端党支部”或“网络党小组”。线上组织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方便党员随时随地参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理论学习和交流讨论。通过线上平台，可以实现党员身份、组织关系、流动报到等一键办理，极大地降低了组织管理的制度性成本。更重要的是，线上平台可以成为思想引领的主阵地，通过推送定制化的学习内容、开展互动式的主题研讨，将党的理论声音精准传递给每一位流动党员。然而，纯线上的组织模式容易导致“虚拟化”和“空心化”，缺乏真实的人际互动和情感链接。“线下”覆盖则是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党员归属感的关键。目前，基层大力建设的“暖心驿站”便是线下覆盖的核心节点。在线下空间，组织不仅可以提供物质上的便利，更可以组织开展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困难帮扶、家庭关怀等有温度的服务。通过线下定期的集体活动，如座谈会、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等，让党员在真实的互动中建立情感认同和组织归属感。线上线下必须有机结合，既发挥线上的高效便捷，又弥补其情感链接的不足，从而构建起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温度的立体化组织网络，有效化解流动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张力。
（二）以融合化重塑治理结构，健全“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平台负责”的联动责任机制
针对平台企业角色模糊与政府部门“条块分割”所导致的治理难题，必须重塑治理结构，“建立权责明晰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责任体系”以及协同高效的联动责任机制。这一体系机制的核心在于强化党委的统领地位，明确政府、平台以及社会各方的具体职责，形成党委牵头总揽、政府搭台整合、平台履职尽责、社会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首先，“党建引领”是确立责任体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这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最鲜明的特征。在党建引领下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实现治理网络全覆盖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具体到实践层面，市、区（县）层面可以成立由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的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将这项工作纳入地方党建工作的总体布局，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政治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框架，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打破部门壁垒，统筹协调组织、宣传、政法、人社、交通、市场监管、网信等相关部门的力量。通过党建引领，将过去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局面，转变为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一盘棋”格局。
其次，“政府主导”与“平台负责”是厘清核心责任的关键环节。就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建而言，政府与平台之间关系的实质在于如何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将新就业群体更好地组织起来。近十余年遍布全社会的数智化改革已经表明，信息技术能够为解决组织问题提供空前巨大的弹性，它可以在重组运行机制的同时却不打破既有结构，但这种弹性空间的生产只有在制度安排予以支持和合理配置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优化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一方面，“政府主导”体现在政策供给和环境营造上。政府需出台专门的指导意见，明确平台企业在党建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责任。同时，政府应主动作为，解决平台企业想做党建却力不从心的难题，如为主建党组织的平台提供党建经费补贴、活动场所支持、选派党建指导员等。另一方面，“平台负责”则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的核心。必须明确平台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更是重要的社会单元，对其从业人员的组织和引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推动平台企业设立专门的党群工作部门，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平台的责任不仅在于建组织，更在于发挥作用。平台党组织应深度融入企业治理，参与到涉及从业者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中，如算法规则、派单机制、薪酬体系、劳动保障等，代表从业党员发声，维护群体合法权益。将平台党建内嵌于企业治理结构、成为实质性发挥作用的战斗堡垒，从而化解其角色模糊的问题。
新就业群体的管理和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党政和平台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行业协会应在制定行业标准、开展职业培训、调解行业纠纷中融入党建元素，引导全行业健康发展。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应发挥其专业优势，针对新就业群体的不同需求，开展维权服务、青年发展、女性关怀等项目化、精准化的服务。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可以作为有益补充，承接政府或平台委托的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家庭支持等专业服务。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资源对接平台，让各类社会主体都能找到参与新就业群体党建与服务的切入点，“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破解“条块分割”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在这个意义上，新就业群体党建的推进将有助于在数字社会中更新对整体性社会生活秩序变迁的认识，探索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整合路径，在数字化时代中建立以公共性为核心价值纽带的社会共同体。
（三）以服务化凝聚思想共识，创新“精准滴灌、双向奔赴、价值引领”的精细化凝聚服务模式
针对党组织服务供给与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错位，必须转变工作理念，从“大水漫灌”式的单向输送，转向“精准滴灌”式的双向互动，“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通过高质量的服务有效传递党的关怀，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政治引领和价值认同。
首先，“精准滴灌”是提升服务有效性的前提。要改变以往“我认为你需要什么”的供给逻辑，建立“你最需要什么”的需求导向机制。一是建立常态化的需求调研机制。依托平台大数据分析、社区网格员走访、线上问卷调查、线下恳谈会等多种渠道，定期对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进行画像分析。区分不同亚群体（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的差异化需求。二是构建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的智能匹配平台。将收集到的需求进行分类、分级，形成动态更新的需求清单。同时，整合党政部门、平台企业、群团组织、社会机构的服务项目，形成资源清单。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需求与资源的“一键匹配”和派单式服务。
其次，“双向奔赴”是激发组织内生动力的关键。凝聚服务不应是党组织对党员的单向“施予”，而应是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双向奔赴”和共同成长。一方面，党组织要服务党员，不仅体现在物质帮扶上，更体现在人格尊重和权益维护上。另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党员的“主人翁”意识，赋能他们从“被服务者”转变为“服务者”。可以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鼓励党员在日常工作中亮明身份、争当表率，让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和经验服务身边的人。这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模式，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服务供给的来源，更能让党员在奉献中找到价值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最后，“价值引领”是实现政治认同的最终目标。新就业群体党建要“以服务为媒介，建立起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稳定联系与情感认同，实现从‘功能联结’向‘价值共鸣’的跃迁”。政治认同的弱化，根源在于未能将党的崇高价值与新就业群体的现实关切有效结合。“如果公共组织和回应公共需要、利益诉求无关，不能成为公众的依靠和保护力量，人们就难以对其产生归属感”，价值引领绝非空洞的说教，而应注重在解决问题中彰显价值，在榜样选树中具象化价值。大力发掘和表彰在新就业群体中涌现出的“最美骑手”“最美司机”等先进典型，特别是其中的党员先锋，从而为广大从业者提供行为标杆和精神偶像。通过这种将“实”的服务与“虚”的引领相结合的方式，才能真正让新就业群体发自内心地认同党、拥护党、跟党走。
（四）以数字化再造运行方式，深化“数字赋能、模式重构、激励兼容”的智慧党建创新路径
新就业群体因网而兴，党的建设必定依网而建。新就业群体的组织难题根植于数字时代的技术逻辑，平台经济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劳动力的“去组织化”和“原子化”。因此，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深化党建工作的数字转型，利用数字技术重建组织链接，推动党建工作从传统模式向智慧化模式转型。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拥抱技术，更要重构工作模式和激励机制，确保创新能够真正提质增效，而非徒增负担。
首先，“数字赋能”是方法创新的核心引擎。数字技术的应用不能仅仅停留在“互联网+党建”的浅层层面，而应进一步“拓展网上网下双向耦合的平台功能”，推动“党建+数字”的深度融合。一是打造一体化的“智慧党建”云平台。这个平台应超越简单的通讯和学习功能，整合组织管理、党员教育、精准服务、数据分析、考核评价等多种功能。二是实现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智慧平台通过汇聚分析党员行为数据、服务需求数据和工作反馈数据，能够为新就业群体精准画像。这使得党组织能够从被动响应需求转变为主动预测需求，实现服务供给的精准化、个性化，并对党建工作的成效进行科学、量化的评估。
其次，“模式重构”是避免“内卷化”的根本出路。“内卷化”的根源在于用陈旧的模式应对全新的挑战，导致形式主义和效率递减。必须对传统党建活动模式进行创新。一是推动活动形态微型化、场景化。将党建活动融入从业者的工作和生活场景。设计线上学习闯关、志愿服务积分等活动，提高参与的积极性。二是重构考核评价体系。改变以“开了多少会、发展了多少党员”等过程性指标为主的考核方式，转向以结果性、效果性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和党员群众匿名评价机制，让考核指挥棒真正指向服务实效，从根源上杜绝为了完成指标而搞形式主义的“内卷”行为。
最后，“激励兼容”是确保创新可持续的关键保障。任何创新，如果不能与参与者的内在需求和利益相兼容都难以持久。智慧党建的推进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激励体系。“积分制”是重要抓手。党员参与线上学习、线下活动、志愿服务等均可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平台提供的物质奖励，也可以作为评优评先、晋升通道的重要依据。二是构建党员赋能成长体系。创新的方法不仅要服务党员，更要成就党员。党组织应成为新就业群体党员的职业发展加油站。通过智慧平台，为他们提供精准的职业规划建议、高端技能培训课程（如无人机驾驶、数据分析、直播运营）、创业孵化支持等。当党员真切地感受到，加入党组织、参与党建活动能为自己带来具体的能力提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时，他们的参与将不再是任务，而是一种自觉的投资和追求，从而形成党建工作与个人成长的良性循环，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结语
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动调适与重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对新生的、庞大的社会群体进行再组织、再赋能、再团结的社会工程。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是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对“数字劳动者”进行政治介入、组织赋权和权益捍卫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看，这是党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巩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战略举措。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必须实现一系列深刻的战略转型，党和政府需从直接管理者，迈向负责构建和协调整个治理生态系统的“元治理者”；从单纯的组织覆盖，迈向以政治认同为核心的人心凝聚；从普惠式的基础保障服务，迈向以能力提升和长远发展为导向的赋能支持。
作者张震，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报刊部助理研究员、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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