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既是城市运行的重要力量，也是基层民主参与的鲜活主体。当前，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民主参与、权益保障、城市融入等诉求不断增长，但传统基层议事模式往往以地域和户籍为依托，难以适配其高流动、碎片化、线上化的从业特征。破解这一矛盾，要求搭建更为务实管用的协商平台，把分散性高、流动性强的新就业群体纳入制度化议事渠道，推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在新业态领域落地见效。这既是保障劳动者民主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现实路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涉新就业群体权益重要事项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协商结果通过适当形式向新就业群体公开”，“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村（社区）牵头的多方协商机制，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服务和尊重支持”。20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共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工作指引》进一步提出，“联合推动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协商，健全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上述政策文件从不同层面对新就业群体开展协商作出了要求。将这些制度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必然要求搭建多层次、常态化的基层民主协商平台，为协商机制的运行提供有效的载体和渠道。
分类构建协商平台，精准回应群体诉求。新就业群体的诉求涉及不同层面。涉及行业政策、劳动标准等共性问题的事项，通常需要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劳动者代表、行业组织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适宜在行业层面或区域层面开展协商。涉及工作条件、日常服务等具体事项的，参与主体相对集中，适宜通过更贴近工作生活场景的方式加以处理。因此，需要按照分级分类、精准适配的思路，构建多层级联动、跨部门协同的协商平台架构，使不同性质的事项都能找到适宜的协商渠道。具体而言，针对政策性、行业性等重大复杂事项，可建立专门的协商机制，着力破解社保参保、劳动定额、权益兜底、行业标准制定等政策和行业规范问题。比如，2025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多地政府积极为平台企业、政府部门、劳动者、商家、消费者等相关利益者搭建协商平台，围绕订单价格、抽成比例、时间预估、规划路线等规则展开“算法协商”，使各方逐步有序参与到平台算法规则的调整、优化过程，推动算法从暗箱模糊走向公开透明。针对日常工作和生活条件等具体事项的协商，可搭建“家门口”的协商阵地，打造一批可及化的协商平台。依托骑手驿站、快递网点、网约车司机之家、直播产业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新就业劳动者聚集地，打造微型协商点，围绕休息场所、饮水充电、纠纷调解、诉求反馈等问题开展即时协商。近年来，浙江杭州等地探索形成了“小哥圆桌会”“骑手议事厅”等一批基层协商平台，由骑手代表牵头，汇聚街道、社区、物业等多方主体，畅通了新就业群体与街道、社区、物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对话渠道，有效化解了大量日常矛盾纠纷。
推动协商平台常态化运行，着力提升协商实效。协商平台作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持续稳定的运行状态。平台的常态化运行，意味着协商活动有相对固定的安排、参与人员有相对稳定的构成、协商成果有持续跟踪的机制。一方面，建立相对固定的协商安排。新就业群体流动频繁，协商参与代表完全固定既不现实，也未必能够充分反映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如果每次协商都重新指定代表，同样难以保证协商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应当在参与代表的产生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程序，使参与协商的人员既有能力持续跟进相关议题，又能根据群体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确保协商平台能够持续反映群体诉求。同时，协商活动应当有相对固定的节奏，对涉及群体权益的共性问题定期开展协商，使参与各方对协商活动形成可预期的安排，也使协商成果的落实情况能够在后续协商中得到持续关注和检验。另一方面，落实协商平台的运行保障。平台的常态化运行需要必要的资源支撑，包括协商场地的提供、日常联络的人员、信息收集的渠道等。相关保障应当纳入基层治理的常规工作安排，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和人员配置，避免因资源不继导致平台运转中断。同时，还应当注重协商实践中有效做法的积累和运用，使各次协商中形成的成熟经验能够在同类事项中参照适用，逐步形成与本行业、本区域实际相适应的运行规范。
运用数字化手段拓展协商渠道，有效扩大民主参与覆盖面。新就业群体的劳动生产、服务供给主要依托互联网平台，他们普遍熟悉数字化终端工具，往往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与线上参与能力。协商渠道的建设应当与这一群体特征相适应，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协商的便捷性。一方面，持续优化线上协商平台。利用现有政务应用程序或开发简便的专用模块，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表达方式，使新就业群体能够在配送间隙、等待接单等碎片化时间参与议题讨论、表达意见建议。例如，有的地方建设了线上协商平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公平对话的数字窗口，实现了民意诉求实时收集、协商活动线上开展、协商过程全程公开、协商结果及时反馈；有的快递企业运用数字化工具，通过线上投票推选代表、云端征集议题、实时反馈进展，有效提升了参与的广泛性。另一方面，注重线上线下协商的相互配合。数字化手段的优势在于便捷和高效，但面对面的深入沟通在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时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线上协商适合议题征集、意见收集、进度查询等环节，线下协商适合需要充分讨论的复杂事项。二者各有侧重，应当根据协商事项的性质灵活选择、相互补充。同时，还应当关注部分劳动者不熟悉智能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其保留必要的线下参与渠道，确保协商平台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