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毛泽东在总结长征胜利原因时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在长征过程中，党对红军实施了坚强有力的领导，带领革命队伍战胜了凶恶的敌人和无数艰难险阻。而这种强大的领导力量来自党的强有力的自身建设。长征与党的建设紧密相连、相互促进。长征是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环境中加强自身建设，经受革命性锻造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又使党成为中国革命无可替代的坚强领导核心，从根本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在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面前，在史无前例的艰苦环境中，党通过创造性地加强各方面建设，实现了从幼年向成熟的伟大转变，为全面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加强政治建设，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科学制定和坚决贯彻党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路线，有力维护了党中央领导集体权威和全军团结统一。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居于统领地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长征中党的建设的重点和关键，也是红军创造奇迹和取得胜利最根本的原因。
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面临的极其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是纠正“左”倾路线错误，建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早就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逐渐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伤害，也使红军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从1934年12月12日至1935年1月1日，党中央在半个多月内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使“左”倾错误路线受到遏制，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4项历史性决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和扎西会议，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这是我们党在长征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具有彪炳史册的里程碑意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亲自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党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方略和新的军事路线，并带领全军坚决贯彻执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针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错误主张，党中央先后在两河口、沙窝、毛儿盖召开一系列会议，正确开展有原则、有策略的党内斗争，挫败了其分裂图谋，维护和增进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在这个过程中，红军各级党组织经常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大政方针，把党的意志变为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使红军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党的政治建设在重要历史关口发挥了关键作用、显示出巨大威力。
加强思想建设，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向全体党员和广大官兵开展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锻铸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是党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思想理论领域开展的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我们党高度重视加强思想建设，首次在全党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党和红军中开展了理想信念教育和其他教育，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官兵铸牢了政治灵魂、产生出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核心和精髓是实事求是。长征之前，由于党成立时间不长和理论准备不足，党内不少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看作一成不变和可以照抄照搬的教条，对共产国际存有盲从心态，因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本本”怎么说就怎么做、共产国际怎么指示就怎么办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使“左”倾教条主义有了市场并得以大行其道。被迫长征和长征初期遇到的严重危机，强烈地撼动了这种思维定势，为党拨乱反正、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和机会。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对推行过“左”倾错误路线的同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转变思维方式，同时在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上深刻阐述了从中国革命实际确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使全党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明显提升。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打开了新局面。正如1963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所说：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强化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长征中党下大力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红军将士的理想信念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长期坚持政治教育，启发阶级觉悟所积累的结果。长征中，红军各部队发布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命令和指示，强调以一切方法进行广泛深入的理想信念教育，最大限度地激发官兵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仅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政治工作指示和训令就有30多种，《红星报》出版了28期长征专号，确保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
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和培养干部骨干，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中枢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领导力量。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依托。党的领导和各项工作，归根到底都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这一传统优势在长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健全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受“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和肃反扩大化影响，红军长征前，各部队党组织普遍不够健全、党员数量也比较少。1935年2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中央红军向贵州挺进途中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建立模范党支部，发展党团员”，“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连队中的党支部工作”。同年5月，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强调各部队要迅速建立和完善党团组织，并对党团支部的人员组成、工作职责、活动内容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红二、红六军团及时吸收在行军作战中表现突出的战士入党入团，使党团员的比例明显上升。两军木黄会师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党团员增加了四倍。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各级党组织坚持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所有党员包括高级干部党员都编入普通党小组，无论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组织活动从未间断。
二是恢复和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左”倾教条主义取消了作为党对红军根本领导制度的党委制，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又作出实行政治委员个人全权代表制的决议，使党对红军的领导受到严重削弱。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迅即对此进行纠正。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瑞金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要求他们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讨论战略战术上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要求中央红军在军团一级率先建立党委，并在部队团以上单位采取多种形式，逐步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党的方针的讨论，把党的意志主张落实到连队和官兵中，从而坚持和加强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
三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作用。长征途中，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红军战士刘月生回忆：“在连队，党团员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行军中，前卫连当尖兵的是党团员，后卫连当后卫尖兵和做收容工作的是党团员。在本队，帮助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的也是党团员。”长征期间，先后有422名营以上干部牺牲，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名，军以上干部8名。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部队总伤亡人数的25%甚至50%，而当时红军官兵中的党团员远远低于这个比例。
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基层一线同官兵打成一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广大官兵的真心认同。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党组织和党员一贯态度和行为的建设体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途中，党把作风建设摆到重要位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为保证长征胜利和此后系统形成党的优良作风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中，党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积极开展独具特色的群众工作，与沿途群众建立了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党和红军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性质宗旨和政策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同时真诚关心帮助群众，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赠送物资等行动，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排忧解难。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3名女红军临行时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半条留给了老乡，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由衷赞誉。党在长征经过的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开展民族工作。1935年8月，党中央正式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这是我党历史上设置的第一个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工作机构。下发《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制定民族政策，倡导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和革命武装。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成为广为流传的民族团结佳话。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党群关系，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把红军看成自己的队伍，不仅积极参军参战，而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长征途中，红军共筹集了上万吨粮食，补充了约2万兵员。在皎平渡口，36名船工七天七夜奋力摆渡，使红军顺利渡过了金沙江。事实表明，长征的胜利，不仅是战略转移的胜利，而且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胜利。
坚持官兵一致，既是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显著标志，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内部的生动体现，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应有之义。长征途中，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都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危难时刻舍己为人。徐海东将细粮让给伤病员，贺龙将有盐的菜倒进大锅，彭德怀杀掉坐骑为战士充饥，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战士而自己冻死在路上，都是这种团结友爱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的真实写照。正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所指出的：“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加强纪律建设，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和红军的纪律规定，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和监督检查，塑造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文明之师形象。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通过制定和执行纪律来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的系统工程。我们党一贯重视纪律建设，在长征中更是把它摆到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从纪律制定、纪律整顿，到纪律教育、纪律执行，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有力提升了党的形象，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严格制定纪律规定和开展纪律整顿。长征途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形势任务变化，及时制定相关纪律，提出明确要求。1934年12月23日、24日两天，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连续发出三个有关“整顿纪律”的指示，对部队中出现的违纪现象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立即整改。针对部队纪律状况，动态组织整治整顿。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后，立即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红星报》还曾专门发出号外和刊登文章，指出少数人在行军、宿营时不注意自身形象和群众影响的问题，并向各连队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持续开展纪律教育。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强调，要“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本部另有政治课材料发下），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红星报》发表《消灭随意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找禾草火把不要侵犯群众》等多篇文章，号召党员干部和官兵“把遵守纪律提高到生活的最高位”。各部队坚持开展深入扎实的纪律教育，有效提高了广大官兵对遵规守纪的认识，使铁的纪律成为自觉的纪律。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讲，长征中“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
严格监督执行纪律。长征出发前，红军总政治部就明文规定，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长征期间，各部队都组织纪律检查队，在每天出发前检查纪律执行情况，并公开宣布，如发现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红军政治机关来控告。对违纪者一律根据情节轻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迁就。红军抵达遵义前，朱德、周恩来还亲自检查了红一、红三和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纯洁稳定和集中统一。
长征中加强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在我党建设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为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成为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作出了特殊贡献，对于我们奋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强国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中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