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26年第3期；当代美国评论

【内容提要】美国研究不仅要服务我国对美工作的政策需求，也应服务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需求。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收录的期刊论文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显示，政策性很强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这两个领域受到的关注最多，而学术性很强的美国内政相关话题则受关注较少。国内学者在英文国际顶级期刊上的发文则显示，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这两个领域的成果具有一定国际影响。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美国研究仍然缺乏原创性概念、理论和方法。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亟需着重加强内政研究，因为与政策性很强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相比，内政研究更有助于推动学术创新。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美国研究；美国；中美关系；美国政治

2026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即“5. 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也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能力和意愿对我国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因此在审视美国发展历程的同时，我们也亟需围绕美国研究这一主题考察反思其在中国的发展，以期推动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助力国内各界深入认识和研判美国，最终更好地服务我国对美工作大局。

早在21世纪初，国内学界已开始对中国的美国研究进行分阶段的系统回顾和梳理。也有学者呼吁以美国的社会科学为镜鉴，加强理论和方法上的开拓创新。近年来，在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更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不同角度就如何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诸多建议。

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本文将聚焦学术体系，这其中又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美国研究在研究什么？第二，中国的美国研究有多大国际影响？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讨论如何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并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估。然而就笔者所知，国内还少有学者基于统计数据，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数量、内容和质量进行严谨的分析。美国研究涉及的学科和话题极其广泛，成果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学术著作（包括专著、编著和译著）、智库报告等。考虑到本研究的可操作性以及成果的可比性，本文仅聚焦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以下简称知网）可检索到并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ttraction Power-Management Power-Impact Power，AMI）收录的期刊论文。截至2026年7月18日上午10点，以“美国”为篇名在知网搜索，共获得293,186篇论文，其中CSSCI和AMI收录论文共46,707篇。知网按照“主要主题”和“次要主题”对这些论文自动进行了归类（如图1和图2所示），并根据每个主题所包含的论文篇数进行了自动排序。基于这一基础数据，再加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美国研究项目以及发表在代表性英文期刊上的文章，本文试图给读者展示中国现有的美国研究。

一  聚焦中美关系的美国研究

从知网收录的论文来看，中国的美国研究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并且中美关系最受关注。图1中主要主题排第一的是“对我国的启示”（766篇），排第三的是“对中国的启示”（316篇）。这两个主题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一样，是国内政策分析类文章的标志性语言，在标题中经常出现；两者合计1082篇，约占总数的2.3%。换言之，几乎每50篇美国相关论文中就有1篇涉及政策分析。图2显示的是各次要主题的排序，“中美关系”以934篇排名第一，再加上“对华政策”145篇，至少有1079篇，远超其他任何次要主题。

从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各类美国研究项目来看，中国的美国研究也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并且中美关系也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以“美国”为关键词搜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并排除搜索结果中的不相关项目，共获得1381个项目。按照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类，立项最多的是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区域国别学），共346个，占所有立项项目的25%，这些项目的标题中包含“应对研究”的有47个、“影响研究”的有25个、“对策研究”的有45个、“策略研究”的有23个、“启示研究”的有13个，而包括“我国”“对华”“对中国”的分别为55个、43个、27个。总之，在政策性与聚焦中美关系这两点上，国家社科基金美国相关项目与知网收录的美国研究论文有着高度相似性。

国家社科基金美国相关项目还具有明显的“极化”特征：政策性很强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政策性很低的人文学科得到的资助最多，而居于两者之间、聚焦美国内政的社会科学得到的资助最少。紧接在国际问题研究之后的是外国文学（327个）和世界历史（301个），它们合计占所有美国相关项目的45%，再加上国际问题研究，这三个学科美国相关项目总计974个，约占所有美国相关项目的70%。相比之下，除经济学外，其他学科的立项数量都没有超过50，还有不少学科是个位数。这些被“冷落”的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新闻与传播学等，主要涉及美国内政诸多方面，如司法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政治思潮、种族与移民、宗教、新闻传播等。虽然这些研究领域的政策性和时效性相对较弱，但它们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下美国内政及其演变至关重要，是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  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美国研究

在回答了中国的美国研究在研究什么的问题之后，本文接下来将聚焦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美国研究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影响力。自主知识体系并非自我封闭、自说自话，而应当是与其他知识体系交流互鉴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知识体系。换言之，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产出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应是题中之义。

然而，要科学、全面地评估中国的美国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绝非易事，这背后涉及的不仅是海量文献的收集，还包括文献来源、评估指标设计等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希望以小见大，主要讨论在代表性英文期刊上发表的、本人比较熟悉的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这两个领域的部分成果。

中美关系研究具有高度政策性，而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政策性期刊无疑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于1922年创办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以发布SSCI，SCI, A&HCI引文索引而闻名）2026年6月发布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该双月刊的影响因子为4.7，属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的一区，在国际关系类期刊中排名前3.5%。这本期刊的网站还发表时效性很强但篇幅相对短小的政策性评论，它们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因此，在这本刊物或者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都可以被视为具有很高的国际影响力。

根据笔者统计，从1981年到2026年春季，《外交事务》期刊和网站共发表了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14名学者的26篇文章（包括访谈和辩论），其中16篇聚焦中美关系。这16篇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1年，此后24年内几乎没有新增，直到2005年才又发表了一篇，而最新一篇则发表在2026年第2期。从2021年开始，中国学者的发表频率明显增加（除2022年之外每年都有文章），至今已发表11篇，占所有中美关系文章总数的近70%（见表1）。

与中美关系相比，美国政治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其主要研究话题包括总统权力、国会立法制度、司法体系、选举行为、政党政治、种族和移民、民意、利益集团、宗教等等。自特朗普2016年第一次成功当选以来，全世界对美国政治的关注迅速上升，因此本文把搜索范围限定在2016年至今。

基于笔者所了解的国内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发文情况并结合大数据搜索结果，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成果集中在过去10年间，总数不超过20篇（不论作者排名顺序），并且高度集中在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两位青年学者身上。这些成果的质量都非常高，基本上都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的权威期刊或者各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上，包括《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2篇、《总统研究季刊》（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2篇、《政治行为》（Political Behavior）1篇、《州政治和政策季刊》（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1篇等。

除了发表在上述英文期刊上的成果，其他英文成果的影响力则非常小。中文发表的成果也可以被国内外机构翻译成英文（或其他外语）而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如被他国学者引用）。国内个别中文期刊也有对应的英文版，后者不仅包括英文原创文章，也包括中文期刊上已发表论文的英译版。笔者进行了尝试，这类英文论文在谷歌学术中的引用率基本上为零。此外，国家社科基金有一个单独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其选题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国际学术热点问题和全球性议题等方面的优秀成果。中美关系和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无疑符合选题标准，然而笔者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只搜索到两本与美国相关的著作，分别聚焦全球的“美国化”和中美关系，并且这两个项目距今均已有10多年了。虽然没有权威统计，国内每年出版的有关美国和中美关系的著作至少应该是两位数，然而这么多年却只有两本美国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被翻译成外语。既然被翻译为外文的美国相关著述很少，那么它们被国际社会关注的几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中美关系领域不仅成果多，并且近几年在全球最有政策影响力的《外交事务》期刊及其网站上“抛头露面”的频率也明显增加，国际影响力比以往有所提升。相比之下，美国政治领域的成果虽然少得多，但基本上都发表在国际权威政治学期刊上，也具有较高的国际显示度，而其他英文成果的影响力则非常小。

三  通往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之路

任何一个知识体系的核心和最重要标志就是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美国研究还任重道远。虽然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并且在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这两个领域英文成果也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但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可以说几乎为零。无论是中美关系领域广为人知的修昔底德陷阱、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小院高墙，抑或是美国政治领域的政治极化、情感极化、部落化、选举政治的“全国化”，都是美国学者的原创成果。在这方面，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可以说做出了极好的表率。他在近200年前出版并很快被翻译为英文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至今仍然是各国美国研究学者（包括美国学者）的必读书目。构建中国自主的美国研究知识体系，亟需类似的标志性人物和成果。

缺乏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研究过多而学术研究太少。众所周知，政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和解决某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例如特朗普政府限制中美人文交流），因此其内容以描述、预判、建议为主。学术研究则相反，其首要任务是生产知识，因此以概念辨析、理论构建、方法创新、批判对话为主。换言之，政策研究追求时效性，因此今天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可能到了明天就过时了；但学术研究恰恰相反，它追求的不是时效性，而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政策研究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机密性，而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公开性。公开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因为只有公开的研究成果才能被发现、批评和改进。公开也是研究成果获得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公开才能被别人引用和评价，进而产生影响力。事实上，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热火朝天的背景下，不少人误以为美国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撰写非公开的政策报告，这是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误读。区域国别学既要服务我国对外工作的政策需求，也要服务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需求，而要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大力加强公开的学术研究，以此推动原创性概念、理论、方法的产出。

在加强学术研究上，我们要认真借鉴美国的中国研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中国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质量高，无论概念还是观点、理论还是方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设置了全球（包括中国）的中国研究议程。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者要通过美国的中国研究认识中国。美国的中国研究之所以领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学术（以中国内政为主）而轻政策（以中国外交或中美关系为主）。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美国对华政策，这种独立性有其弊端（如学术和政策相隔较远），但整体上却有利于研究人员在学术上大胆开拓创新。

中国的美国研究还必须提升国际化程度。自主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应当在与其他知识体系的交流互鉴中提升自己并扩大国际影响力。由于英文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处于绝对“霸权”地位，因此必须积极鼓励和大力资助国内学者用英文发表高质量美国研究成果，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把中文发表的美国研究成果翻译为英文。虽然中国学者当前用英文发表的美国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有稳步上升的趋势，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通过适当渠道在海内外报道和推广相关英文成果，有助于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尤其是美国）人士了解甚至认可中国的美国研究。总之，要切实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社会发出美国研究的中国声音，要让国际社会听到美国研究的中国声音。

总之，展望未来，希望有更多国内美国研究同行从事更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在概念、理论和方法上积极开拓创新，助力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与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相比，美国内政的时效性和政策性相对较弱，因此也更有利于学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内政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政策价值，因为内政往往是外交的基础，外交则是内政的延续。用中医的话来说，外交是标，内政是本。无论是服务我国对美外交这个战略大局，还是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都应该牢牢抓住美国内政这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