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九章“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首句，也是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一年多来耳熟能详的金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英文版将此句翻译为“This country is its people;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可谓得其要旨。从来没有什么固若金汤的城池，只有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
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万胜撰著的《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更好地从学理上把握和理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重要论断提供了重要参照。本书是作者二十年来行走一线、思考中国社会的结晶。书中认为，我们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社会放活、行政分权和政治强大”的总框架。因此，作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国家治理中与百姓有直接关联的方面，即“社会治理”，力图说明中国共产党如何直面群众诉求的个体差异，如何积极回应并有效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具象的社会需要直面差异性个体的人格化联结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特殊或具象的人是广受关注的方面。关注人的具象性，需要实现系统力量与群众之间的有效联结，而中国的治理体系发挥出了联结上下的优势。本书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框架下，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体察个体的需求和感受，构成了一种“体系化的联结模式”，具有更强的人格性，可称其为“人格化的社会整合模式”。
书中提到，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会对贫困户的具体情况进行详尽了解，做出非常有针对性的安排，而非按照一个标准发补助。对此，笔者深有同感。笔者曾作为挂职干部参与三年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实际上做的是点对点的有困必帮、有贫必扶，而不是大水漫灌、跑冒滴漏。每个贫困户门口的“明白卡”将其家庭的主要信息呈现出来，同时每一个干部对于贫困户之间“一对多”的“挂包帮”也将干部群众之间的链接直通到底。基于这样的信息收集与人格化联系而呈现出来的“画像”，才有助于现代国家机器精准到位地完成传统时代不可能完成的“数目字管理”。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表现为提升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期盼，更表现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多样化期盼。在“原子式个人”所构成的社会中致力于成为每一个体的大靠山，有求必应，扮演公仆的角色，这实际是一个伟大光荣又极其艰巨的任务。只有当每一项社会治理工作以这样的方式动员展开时，这种干群之间的链接，以及这种链接背后所体现的直面差异性个体的人格化联结，才是真实而有力的。
现代治理体系需要群众路线的实践技艺
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易，集中力量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更难。如何促使各级组织在对上负责的同时更多地对下负责，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办好而不办坏，是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大问题。
本书认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走群众路线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化”过程。一种是让个体意见整合起来通过代表机制输入政治系统的自下而上的实践，另一种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其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自上而下“讲政治”的实践。
本书着重对后一种实践作了阐释。自上而下“讲政治”的实践，指公权力在一种责任伦理或使命感的驱使下，主动积极地走近群众，善于从政治上看一切问题、算政治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姿态关切群众的安危冷暖。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作者聚焦“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亦即现代中国治理体系的称道之处，提出了共产党的组织传统、中国古代郡县制传统和西方公共政府传统这三大治理传统融合创新的重要性。实际上，即便今天发达的新技术新工具可以大大提升国家的治理水平，“因人而异”“区别对待”这两种个人化、类型化的人格化互动仍然不可或缺。时至今日，“送温暖”“做工作”“老娘舅”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仍然是工作中的常见场景。我们不能将此理解为一种社会治理中“名实分离”的常态化，而应该将其看作最难以割舍的群众路线实践技艺。如同农业现代化再发达，终有机械力有未逮的环节，需要仰赖农业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完成，那才是整个环节中决定性的一步。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合宜的系统教化与生活治理
本书作者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如果群众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一种完全消极被动的姿态——“你把国家治理好，让我好好过日子”，社会将会怎样？
显而易见，这将带来两个连锁问题：第一，这是否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状态？第二，如何在“长治久安”的秩序中激发持续涌流的“创造活力”？换言之，系统力量是否应当自满于现代科技所赋予的无所不能的“数目字管理”的能力，而完全以一种高冷的姿态一刀切地应对一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当系统力量高度介入个体生活时，它也需要保持一种适度温情的教化功能。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如果我们把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作为不同国家的一套“活法”，那么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或“活法”，正如冯友兰所讲的那样：“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本书的最后，回到了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式的经典追问，也就是如何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寻得意义、活出精神、感到幸福。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相较于政治教化更为重要的是生活教化。作者通过他多年来行走城乡过程中关注到的几桩“小事”，启发读者的进一步想象。比如，从未消亡甚至一直发挥着重要功能的村集体、城市街区的“社区折叠”与治理性团结、校园班集体认同感的弱化与重建，等等。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这个现代巨型系统应当成为与人为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好家园。我们应当努力设计和维护这个系统，查漏补缺，注意系统介入生活的分寸。此外，在重视社会治理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建设；时刻警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于群众路线的背离，时刻关注人心向背，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曹东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