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杭州大学历史系78级的学生，大学本科四年，我所学习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由历史系的老师开设的，接触并受教的范围其实并不很广。但是，这不等于自己与其他系科的老师没有交集。
接触其他系科的老师，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公共课”，例如：外语、政治、体育等等，这在我们这样的教育体制中，当然属于必有之义，数十年来一以贯之。
外语课
外语课，由外语系老师负责教授，语种主要是英语，也有少数的同学选修日语。我在初中阶段曾上过所谓的英语课，第一课，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毛主席万万岁！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第三课，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good teachers. 工农兵是我们的好老师。还记得看过英语动画片《半夜鸡叫》，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地主周剥皮的台词: Get up！You lazy bones！起来！你们这些懒骨头！后来也自学了一点，记了千把个英语单词，还搞清楚了at、in、on这类介词的用法。高考时，英语考试，成绩仅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我去试了一下，获得26分。
由于有这么一点基础，我就顺理成章选择了修读英语课。根据入学后摸底测试成绩，全年级选择学英语的同学分为A、B、C三个层级的教学班。我得以侥幸地进入“A”班。不过，在语言方面，我的确天生是个笨人，投入多，效果差，属于我平生学习中“性价比”最差的一门课程，在许国璋、今日英语、新概念英语、张道真、薄冰的教材和语法书籍上，我不知道曾投入过多少精力，可是结果还是很遗憾，七窍仅通了六窍，一窍不通。成了自己的“伤心太平洋”！ 好在冥冥之中似乎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每逢关键时刻，我总是能够侥幸蒙混过关，硕士生入学考试，我不多不少，考了60分。博士生入学考试，好像那年山东大学的最低分数线划在55分，我也正好扣着线通过。到了1997年在军事科学院晋升正高职称，谢天谢地，我运气依旧，得以低空掠过。
政治理论课
除英语课之外，“公共课”的另一个重头，是政治理论课，当时还没有“两课”的说法，学校也没有公共马列教研室的专职机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由政治系老师担纲。我们所学的政治理论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主要有两门，一门是辩证唯物主义，由政治系郑国平老师讲授，我学得比较用心，期末考试，两道论述题，我落笔如飞，一发而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满八大张16开的答卷纸，可能是我认真的态度感动了郑老师，他居然给出了98分的高分，这分数在全年级排序第一，大大满足了我的可笑虚荣心。哲学的另一门课，是历史唯物主义，由政治系薛克诚老师讲授，我一样投入，考试分数也不差。当年就是这么的稚气，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而总是眩惑于虚幻的考试成绩，这很显然是少不更事所要付出的代价。政治经济学(记得使用的是于光远、苏星编的教材)，科学社会主义(包括国际共运史)等课程，同样也是由政治系的老师负责讲授的。
当时学生人数很少，给我们授课的老师皆为所在系科的主力与骨干，后来也都成为学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是学校乃至全省所在学科的学术领军人物，例如，郑国平老师曾任哲学系系主任(1981年前后，为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杭州大学政治系一分为三，分别组建了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薛克诚老师曾担任过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领导，统筹并管理全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讲授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的王学启老师，也是省内该学科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显而易见，学校在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前几届学生的培养问题上是颇为用心的，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相当优渥的。对此，其他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妄作揣度，但是，就我而言，饮水思源，自己对此是始终心怀感激的。我认为，怀有是非之心、敬畏之心与感恩之心，这应该成为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文学》通识课
众所周知，在杭州大学人文学科的谱系中，实力最强，名气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中文系，而杭州大学中文系之所以最“牛”，在于它的师资队伍有强大的“气场”。换言之，一个系科厉害与否，衡量的标准，主要看其拥有一支什么样的师资队伍？所谓在高校中“大师”重于“大楼”，就是这个意思。看看杭大中文系的教师名录，可见它的辉煌不是自封的，这些名字，个个都是一时之选，是学校的亮丽名片：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蒋祖怡、蒋礼鸿、陆维钊、孙席珍、沈文倬、徐朔方、刘操南、吴熊和、蔡义江，郭在贻……据说，在学术圈里，一直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就国内中文学科的师资条件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地主”，杭州大学中文系是“富农”。
我虽然没有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深造的机会，但是对中文系的基本状况的了解程度，却也许不亚于中文系的一些同学，入大学前，我就知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陈企霞，曾经匿身于杭大中文系，而鲁迅文章中多次提及的“湖畔诗人”汪静之，也在那里工作与生活。杭州大学中文系许多老师的著作，如夏承焘(瞿禅)的《唐宋词选》、王焕镳(驾吾)先生的《韩非子选注》、徐步奎(朔方)先生的汤显祖戏曲“临川四梦”校注，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等等，我在1975年前后即已读过，尽管这只是囫囵吞枣式的浏览。1978年入学后，我又先后阅读了姜亮夫先生的《屈原赋校注》、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等著述，很显然，我学业上“客串”的状况是相当严重的，与此相应，对我自己的历史学主业倒是有点怠慢，投入严重不够。回想起来，甚感惭愧！
当时没有所谓全校性的选修课制度。学校内部系科之间基本上是隔绝的。历史系的学生无法选修中文系的课程，同样，中文系的学生也不可能有机会来选修历史系的课。缘此之故，我聆听杭州大学中文系老师的授课，从时间上说，已是相当睌了，在我的记忆中，这应该是在大三期间。
当时的历史系的主事者，秉持“文史不分家”的理念，认同开展通识博雅教育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必要性，商请中文系领导提供支持，组织和安排中文系的多位一线老师联袂登坛，共同为历史系1977级、1978级的学生开设一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时一年。于是，我们这些历史系的学生，就有了近距离感受杭州大学中文系诸多老师风格各异、异彩纷呈的学术风范与文化魅力。
杭州大学主体部分的前身是民国年间浙江大学的师范学院(当然也包括了之江大学的文、理两个学院)，历史系的这一举措，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老浙江大学优良学术文化传统的重生与回归，因为早在竺可桢校长主掌浙江大学期间，重视开展通识博雅教育，就业已成为了学校教学全局中的一项战略性决策。据我的硕士生导师黎子耀先生所言，他40年代初，在西迁贵州遵义与湄潭的浙大史地系任教，当时学校即有明确的规定，无论是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还是农学院、文学院，所有学生都必须修读两门全校通识课程，一门是“中国通史”，另一门是“中国文学”。他当年曾担任“中国通史”全校公选课的讲授，这样，才有了他与李政道之间的交集，并缔结了一段师生之谊。子耀先生曾经说过:他一辈子中，就只给一个学生的试卷打过100分的成绩，那个学生，就是李政道。李政道的大学一年级，就读于浙江大学(二年级时转入西南联大)理学院，故有机会修读“中国通史”这门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虽说是一门常识性的普及课，但中文系的领导与老师，仍是高度重视的。课程按先秦至清代的时间顺序，分段讲授，中文系派出各时段学有专长、造诣精深的一线教师分兵把守，各擅胜场。我记忆中，他们有朱宏达，刘操南、吴熊和、蔡义江、徐朔方、陆坚、平慧善等。每位老师分别讲授1次、2次或3次不等。虽然说，这些老师在学术上的名气有大有小，口才也有高下，风格更有差异，但是，他们认真敬业的态度却是完全一致的，其所投入与倾注的热忱是令人感佩的，在特定专业领域的造诣更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一句话，这一年的课程，对我们这些历史系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福报！
四十多年过去后，再来看当年历史系领导商请杭大中文系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事，我觉得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也是恒久的。它作为通识博雅教育的一个具体实践，是当年历史系执事者的一大“德政”，而其初衷，应该说，也是得以实现的，即：帮助学生拓展了眼界，增殖了知识，提升了境界，培植了涵养，陶冶了情操，激活了思维，可谓是泽惠学子，功德无量！
刘操南先生的执着
“别梦依稀咒逝川”，光阴荏苒，往事如烟，当年中文系老师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我的印象中早已淡漠了。但是，其中如刘操南、吴熊和、蔡义江诸位老师的风采，却通过这门课，依然鲜活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让人难以忘怀。
刘操南先生给我们讲授的专题，是宋代文学。他的课堂教学，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富有激情”。给我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古典诗词的吟唱。尝记得他老人家在外文楼235阶梯教室中吟诵陆游《书愤》一诗的鲜活情景，那真是一种古今融为一体、物我进入两忘的境界，我生平还是第一回见到这般情景，吟诗原来如此，不能不深受触动！
少年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在具体的解读时，刘操南先生的一段话。我牢牢记住了：诗句中的文字一般是虚实相间，纯用实词，会显得比较的迟拙滞重。但是，陆游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一联却是例外，这里，楼船、铁马；夜雪、秋风；瓜州渡、大散关。三组实词，对偶十分工巧，气象至为壮阔，意境甚是高迈。诚为千古绝唱也！在刘操南先生的讲课中，我第一次听到诸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等诸多古典文学批评方面的专有名词与概念。应该说，刘操南先生的授课，那可真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其音容笑貌，依旧宛在眼前。刘操南先生的学问似乎很博杂，漫无际涯，古代天文历象、卦爻测算、数术方技，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还撰写并出版了《武松》等话本小说，颇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让我这样的初学者实在不胜诧异，也无任钦敬之至。当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太宽泛，也多少会模糊和弱化刘操南先生的专业特长，俗话说，“一招鲜，吃天下”，刘操南先生的“武库”里“十八般兵器”都有，究竟是使刀？还是操枪？不太容易让人留下固定与明确的印象，也导致他实际拥有的学术水平与生前身后享有的学术地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实已“至”，而名不完全“归”。由此可见，事情总是这么的利弊相杂。
刘操南先生还有一个特点，是比较较真，乐意在学术上与人辩论是非。业师黎子耀先生曾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刊发过有关讨论《周易》与阴阳五行关系的文章。其中的观点，刘操南先生认为无法苟同，于是殚精竭虑，写出洋洋洒洒的驳议文章，也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上，进行商榷。
以我的学识，直到今天，尚无法就两位先生的观点置喙，更何况是在当年。只是记得我曾在子耀先生面前提及过此事，并委婉表达了我的困惑感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刘操南先生是不是有点过于较真了，不大通达人情世故，毕竟子耀师的学术辈分上是要高于他的(刘操南先生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子耀师已是该校史地系副教授了)。子耀师倒是显得很淡定和很坦然，并没有多做什么解释（即便解释了，估计我也是听不懂的），只是说了一句，我讲我的，刘先生讲刘先生的，两说并存，这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老一辈学者的人生境界，刘操南先生并不因为黎子耀先生为多年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前辈，而在学术观点上有所回避，认为该辨正的，当仁不让，亦可矣，而子耀师也虚怀若谷，淡泊谦和，绝不因为人家提出批评商榷的意见而耿耿于怀，而是淡然处之，不萦于怀。2010年前后，我承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期间，主编有《国学学刊》刊物，曾向刘操南先生的高足陈飞教授约稿，承蒙陈飞兄的不弃，赐下《刘操南先生“绝学”述略》宏文（刊于《国学学刊》2010年第2期），该文全面系统地梳理与总结了刘操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杰出贡献，为后人了解和认知这位前辈的学术全才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它也为初创阶段的《国学学刊》增色无限。
吴熊和先生讲解清诗
吴熊和先生，是又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文系老师。亲炙他的教诲，近距离感受他的风采与魅力，也是拜《中国古代文学》这一课程之赐。
吴熊和先生治学的专业方向，是唐宋文学，尤其是对唐宋词学的研究有精湛绝伦的造诣，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其代表作《唐宋词通论》一书，在词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堪称是继夏承焘、龙榆生等大师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当时吴老师的职称还是副教授(他是1986年晋升教授的)，但学术水准与影响，其实早已超越了一般教授。
吴先生以治唐宋文学为主业，但是，在给我们历史系学生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中，他却是主讲清代文学。他的授课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一是不像通行的文学史讲授，一上来，先讲一大通该时期文学发展的时代条件、社会背景、主要成就、基本特色等等，诸凡这一切，吴先生统统略去，直奔主题。二是讲清代文学，也不是方方皆足，面面俱到，各种文学体裁的代表性作品都加以涉及，清代小说、散文、词作均未讲解，而是只讲“清代诗歌”。我至今仍认为，吴先生的讲授，是极其富有文化感染力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讲课艺术。因为这门课大多数老师的讲授，我早已印象模糊了，而吴先生的课，我迄今记忆犹新，鲜活浮现在眼前。
记得吴先生讲授清诗，开篇就别开生面，境界全出，让听者悠然神往，欲罢不能。记得吴先生的三节课，主题就是他开门见山界定的“清诗三分法”：大意是：所谓清诗，其实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即“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当这番天马行空、剑走偏锋的开场白，激发起同学们的兴趣之后，吴先生遂对这三大类诗，做出具体的诠释，所谓“学人之诗”，代表者钱谦益也，这些诗，是清诗的主体，中规合矩，功夫到家，它们篇什之巨，殊为可观。可以视为是清诗繁荣昌盛的一个标志。但其终竟缺乏真挚的诗情，并不能真正代表清诗的整体成就，体现清诗的重大价值。
才人之诗，代表者有吴伟业、王渔洋等人，其诗的水准，普遍在“学人之诗”以上，艺术手法之工巧，思想感情之细腻，颇有佳作传世，能令人激赏不已，反复回味，为此，吴先生以吴伟业《圆圆曲》为例，具体分析与阐释了“才人之诗”的特点，对其中“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等诗句赞誉有加。然而，吴先生认为：这些“才人之诗”，终究是技巧大于情感，格局还是有限，打个譬如，它们不是大家闺秀，而只是小家碧玉而已，一言以蔽之，“才人之诗”是清诗中的亮点，但仍非清诗的高峰。
“柳暗花明又一村”，到了最后，吴先生才把自己对清诗的解读，推向了这一堂课的高潮。他说：“诗人之诗”是清诗中的最上乘者，其所体现的，才是清代诗歌的巅峰成就和永恒魅力，是清诗不朽价值之所在。这就是用平白如话的诗句，呈示真挚情感，展现鲜明意象，不加任何雕琢地直抒胸臆，这种来自灵魂的歌唱，生命力是永久的，它能让千百载之后的人们在读到它们时，没有任何的隔膜，依然能感同身受，引发起心灵上的同振共鸣。这是诗歌艺术的最美追求与最高境界。吴先生强调，有清一代，能写出这种“诗人之诗”的，唯黄仲则(黄景仁)一人而已。像“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等篇章，那才是真正的第一等好诗！就这样，吴先生的课，我今生今世永远记住了，成为我上这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最大收获。后来，我在一家专门经营文史哲古籍类的书店闲逛时，偶然看到有精装的黄仲则《两当轩集》出售，如获至宝，当即掏腰包购下，而早年读过的《郁达夫小说集》也被我从家中胡乱堆放的旧书中捡出，置为案头之书，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不时地能重温郁达夫刻画黄仲则人生瞬间的历史小说《采石矶》，感受这位旷代诗人的永恒魅力(当然，也顺便重读《迟桂花》，该篇是郁氏小说创作的艺术巅峰)。
我在杭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与吴熊和先生还有过一次接触，当时硕士生每月助学金50元，那是相当可观的金额，因为同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就是53元左右。日常开销后，常有积余，于是就用来购买图书。杭州延安路上有一家古籍书店，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一天下午，我在该家书店选购了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正在付款之际，吴熊和先生也进店来选购书籍，我趋前向他问好，并作自我介绍，他礼貌地予以回应，并问我选购了何书，我示以郭著。吴先生微笑颌首，说道：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当然是好书，但如果真要研读《庄子》，那最应该看的，就是刘文典的《庄子补正》。我敬受教益，唯唯而退。这仅仅是小小的花絮，但是，这种课堂外的学问点拨，同样是我受之于吴熊和先生的一个恩典。
大音希声：沈文倬先生
如果要说在杭州大学七年学习期间有什么遗憾，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文人习气太重，兴趣太宽泛，专业意识不强，犯有读书治学之大忌，经常流于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层面。其中没有机会聆听到中文系语言学、古文献以及近现代文学方面的课程，是最让我追悔莫及的憾事。尤其是语言学学科，当时老一辈的蒋礼鸿先生，中青年一代的郭在贻先生，都是驰名全国的真正学术大家，如果当时能够听一些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领域的基础课，那么，对提升个人的整体文化素质与科学研究能力，一定是受益无穷的。古文献的学习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样，要回归经典，回归文本，真正拥有学术上的后劲，把专业做大做强，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杭州大学中文系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学术大师，即沈文倬先生，老子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沈文倬先生足以当之，他应该称得上是深不可测的“学海”与“经神”。
我读本科期间，并不知道杭州大学有沈文倬这么一位先生，更没有意识到他在中国礼制史与礼学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与影响，可见，当时我是多么的“孤陋寡闻”、“抱残守阙”。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我成为硕士生后才有改变。当时，我曾在杭州大学的校园里见过沈文倬先生，当时他踯躅独行，我边上一位同学(已想不起是谁了)告诉我，那位貌不惊人，泯然众人的老先生，就是沈先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差不多每两个月到干面胡同拜望业师拱辰(杨向奎)先生，一次，在闲聊之中，涉及到礼制研究方面的问题。拱辰师对我说:你是从杭州大学出来的，那里真有研究礼学最厉害的先生，那就是沈文倬先生。并问我，你有听过沈先生的课吗？我说:没有。拱辰师说:那真的比较可惜了。又说起，当年沈文倬先生参评博士生导师，当时评议博导的权限还在教育部，没有下放到高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拱辰师是其中的评委之一。沈文倬先生当时还没有出版过专著，他送交评审的代表作，就是他刊发在《文史》杂志上的论文《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有的评委觉得没有专著，有点遗憾。拱辰师遂郑重地表态:中国是否需要有人来研究古代礼制？是否要培养礼制研究方面的博士？如果不需要，那可以不评沈文倬先生当博导。如果还需要，那么，能在这方面指导博士生的，非沈文倬先生莫属。拱辰师他接着又说，所幸绝大多数评委都持相似的看法，这次会议上，沈文倬先生的博导资格获得顺利通过。
我知道业师拱辰先生平时是不轻易称赞他人的，没有想到，他对沈文倬先生如此推崇！其实拱辰师这么做，也是很自然的，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曾赞誉沈文倬先生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太老师顾颉刚先生的看法，想来是会影响到拱辰师的认知的。
